李旺台見過國王。  

那是江山成空，已經老得很平凡的香蕉大王吳振瑞。

吳振瑞1908年出生屏東，1993年於東京逝世。1960年代任高雄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將台灣香蕉大量外銷日本，一度占日本市場百分之九十，每年賺取六千萬美元外匯；開啟台灣香蕉出口傳奇，被稱為「香蕉大王」、「蕉神」，卻在1969年被指操控香蕉價格、舞弊官員，淪為蕉蟲入獄。吳振瑞案牽連眾多，喧騰一時，人稱「剝蕉案」。

蕉王隕落，當年卻有許多蕉農因吳振瑞懂得跟日本人做生意，連帶改善家計。本來沒種香蕉的，種了一兩期，也蓋起磚瓦房，有錢讓小孩讀大學。李旺台家就是其中之一，「那個年代種香蕉很幸運，長大才知道幸運不是憑空，來自高雄青果社，來自一個很會賣香蕉的吳振瑞。」

退休後寫作歷史小說

李旺台七十多歲，當過記者、編輯，2009年退休後開始寫小說。他說十六七歲時是文藝青年，常常投稿副刊，「不過都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東西。」為何重拾創作？李旺台說，「不是沒事做寫好玩，是因為心底有文學夢。」

文學夢來自他從小會編故事。以前在鄉下因為有小孩在河裡溺死，李旺台母親因而嚴格禁止他跟兄弟去河裡游泳，他母親每天從田裡回來都會檢查小孩子的手臂，看有無晒痕。「可是去河邊玩是我們的最大樂趣。」

因此，小孩子常常要編個理由或故事騙過大人，李旺台從那時就知道自己有個能力，兄弟裡只有他編的故事有伏筆、合情合理的情節，不會穿幫，「雖然這能力不會讓我考試一百分或升官發財，但我在心裡一直很自豪。」退休後，寫長篇小說成為發揮這本事的最好方式。因此，「碰到好題材，都會努力抓住。」

怎樣的題材好？李旺台的體悟頗值得參考，「不只是要寫得好看，還要寫來輕鬆愉悅。一個故事能大量用到自己的生活經驗，寫起來就會輕鬆愉悅；也比較能『鑽進去』，鑽到書中人物的靈魂裡面去書寫，還跟書中人物一起笑一起哭。」李旺台的小說因此不只是虛構故事，還帶有活過那個時代的況味。

「寫小說我只一心將故事說好。寫作中不時回頭重讀，自問：『這樣寫，讀者會看得津津有味嗎？會一路看下去嗎？會被感動嗎？會對我創造的人物印象深刻嗎？』我沒有什麼主義、學說、文學流派。我相信作者的思想、情感、人生觀、人品都會隨他講的故事流淌出來。」

《蕉王吳振瑞》在歷史迷霧與政治疑雲中重現曾經叱吒的國王，獲第四屆台灣歷史小說獎佳作。小說自日本時代寫起，以二二八事件為轉捩點，前半部追憶吳振瑞與日本農業技術官員結下不解之緣，為日後香蕉事業立下基礎。

後半部眼看吳振瑞樓起樓塌，有香蕉盛世的熱錢，也有戒嚴年代的肅殺。從與日本人周旋到應付情治單位，《蕉王》補足了轉型正義喊得震天價響下卻少有人知的剝蕉案始末。

▲2019年李旺台憑《蕉王吳振瑞》獲台灣歷史小說獎佳作。 圖片來源／新台灣和平基金會

曾在東京訪問吳振瑞

耳順之年才開始寫作，李旺台一出手就是大手筆。2016年出版《播磨丸》，取材自二戰後從海南島漂流回台的日本人與台灣人事蹟。他們是一群想回家的人，但家已改弦易轍，哪裡又是真正的家？有人在歷史迷航，有人則莫名消失在歷史舞台。例如吳振瑞。

創作《蕉王》，檯面上是從2017年末寫到2019年，但李旺台說這題材在他心底醞釀了二十多年。四分之一世紀前，四十多歲的李旺台在東京窄巷間的旅館跟吳振瑞訪談，兩人斷斷續續聊了三天兩夜。

當時他在《台灣時報》當副總編輯，某天有位已是建商老闆的好友跟他說：「我們當年寫的吳振瑞在東京，我很想知道他的近況，你幫我跑一趟去看看他好不好？回來還可以寫點東西。」那位建商老闆是《聯合報》退休的記者，1970年代剝蕉案發生時在採訪線上，寫過冤枉吳振瑞的報導和特稿。

「當時工作不忙，還有人出錢，加上從小聽父親說過非常多吳振瑞的故事，就答應對方，飛到東京。」就這樣，出身屏東，父親也是蕉農，自稱是當年香蕉盛世中「一個小小的參與者」的李旺台見著了他心目中的蕉王。可是蕉王垂垂老矣。

「從小，大人們都說吳振瑞是大人物，我在東京初見他時卻沒這種感覺。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老人家嘛！一家小旅館的經理，只把我當成普通的旅客。」

李旺台回憶，後來，吳振瑞聽說他是某某地方來的蕉農子弟，又隱約認識他父親，才有興趣坐下來跟他聊天。談起當年的香蕉盛世，「吳振瑞言語中不見熱情，沒有特別激動，講話的口氣也平平靜靜。可能年歲大了，對當年的榮辱已經放下了，看淡了，忘了那個曾是蕉王的自已。」

「交談中，我會故意刺激他，提起當時某某報有一篇文章曾經怎樣批評他，他才有激昂的反應。」此時，李旺台才能在老人的表情中捕捉當年叱吒風雲的香蕉大王，聽他侃侃述說一整串香蕉故事。

二十多年後，李旺台將這段時移事往卻仍深埋他心底的會晤發為小說，「寫完像了卻一樁心願。」

李旺台父親有一本報紙剪貼簿，上頭貼滿吳振瑞剝蕉案的相關新聞，還會用日文寫眉批。蕉王失勢後，日本人因同情吳振瑞，加上商業條件「回不去」，便不再大量進口台灣香蕉。當時香蕉賣不出去，李旺台家也受波及，香蕉堆滿晒穀場，最後統統煮了拿去餵豬。

　

▲▼剝蕉案時的報導，讓吳振瑞從蕉神跌落蕉蟲。 圖片來源／林語堂，在台灣的故事粉絲專頁

鄉土的滋味在語言裡

國王與他的子民，因為政治命運折疊在一塊。誰會想到多年後在蕉王傳奇裡渡過童年的人，成為延續蕉王故事的小說家。然而，《蕉王》不只是吳振瑞的傳奇人生，也有蕉農子弟李旺台回望那個年代的視野。

《蕉王》有李旺台對當時政治的批判，最銳利的段落，令人想起1980年代拔尖的鄉土小說——寓政治諷刺於插科打諢，「那雙看不見的手」讓純樸民風變瘴鄉惡土。

例如李旺台透過典型農村甘草人物阿壯伯說道：「這是一個充滿快樂的時代。世間充滿了樂捐，快樂的捐獻；被捐獻的人更快樂，怹快樂收錢，又閣給人快樂。」指的便是當年婦聯會等威權機構插手青果社，要求香蕉外銷一籠就要捐一元；國民黨更常以各種名目要求「自由樂捐」，從與匪鬥爭到興建總統騎馬銅像，不一而足。

小說更虛設了似神人又癲狂的「阿煥叔公」。小鎮無奇，惟阿煥叔公會相牛，能從牛中看得天機。這號人物既是指引吳振瑞前半生的角色，也是台灣鄉土魔幻又在地的象徵。在阿煥叔公的告別式上，吳振瑞誦唸弔祭文，道出阿煥叔公面對豬來狗去的「不變」，也濃縮了台灣人百年來的命運：

「世事變來變去，但是你只有活在自己的世界內底，活在牛的世界內底。清朝來統治你，你阿無去學滿州話；日本人來統治你半世紀，你嘛無去學日本話；最近這幾年，中華民國來統治你，你也無去學國語，你只有用父母的話過一生，嘛過得輕鬆自在。你在生時，四界走闖，穿著簡單，吃食清彩，你並嘸知影自己是那麼重要的人物。」

語言是《蕉王》非常重要的元素。李旺台成長在講方言（母語）會被罰錢掛牌的時代。儘管他的母語其實是客家話，卻用小說道盡了當時人物講福佬台語的神采。努力讓對話有「氣口」，是因為李旺台面對許多群族的母語因國語運動消失有感。「語言消失，我很傷心；不是憤怒，是傷心。台語、客家話或華語都有其豐富的生命、特殊的文化背景，有的卻因政治的壓制而快要消失，這很缺德呀！」

李旺台1980年代參與黨外雜誌，回首那個年代，「那時沒什麼藍色綠色紅色等政治立場，全社會都是藍軍，只有大藍小藍或正藍偏藍的差別。各路社會精英比賽誰比較乖順，向當權者比賽拍馬屁。」

在此，李旺台把《蕉王》裡的微言大義說分明了，「我希望透過書中吳振瑞等人的生命故事，讀者能了解那個時代；了解那個時代，對了解現今台灣很重要。只是很抱歉，讀到後半段時你可能會感到難過、痛心，但我相信閱讀這本書的過程是享受。」

 

蕉王失勢也未曾後悔

我問李旺台，當年吳振瑞是否跟他說過剝蕉案的真相，到底是誰出手「整治」他？「吳振瑞只淡然的說，很清楚，就跟唐傳宗一樣。」唐傳宗和他父親唐榮當年是台灣鋼鐵大王，然因站隊陳誠，多次遭到磨難。

唐傳宗亦是《蕉王》書中的重要角色。小說裡，李旺台透過吳振瑞之口向唐傳宗說：「做關係，要捧，就是要行姓蔣的路線，『皇后』或者『太子』攏可以，只要是蔣家的就可以。」皇后是蔣宋美齡，太子便是正積極準備接班的蔣經國。

李旺台回憶，他那時故意向吳振瑞說，如果你當時照「上面」的話去做，談好條件，讓蔣經國收編，不但蕉農大眾依然有錢賺，你吳振瑞還可以在政壇占一席之地。李旺台說，吳振瑞一聽這話，眼睛一瞪，罵了一句「馬鹿野郎」，正色對他說，「少年啊，你不能這樣想，那些都是不平等條約。」

不願被摸頭，從蕉神到蕉蟲，李旺台說吳振瑞不後悔。政治讓蕉王與他的子民同起同落，文學則讓他的子民賦予蕉王新生命，李旺台透露，「吳振瑞的兒子看完這本小說，說：『你好像比我更了解我爸。』」

多年前，李旺台當記者時遇見小說家李喬。李喬跟他說寫小說，進入自己虛構的故事時，筆下人物會牽你的手去寫。「以前我笑笑沒當真，現在才知道是真的。小說是你跑到人物的靈魂裡，虛構出很真實的東西。」

吳振瑞大起大落的故事伴隨台灣香蕉外銷奇蹟，像真實的南國幻夢，一代人曾經活在裡頭。蕉風椰雨過去了，在幻夢裡長大的孩子打開龍宮寶盒，說起傳奇，自己也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