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淑卿2023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孤獨」為全球公共衛生緊急議題。2024年10月，首爾市政府首次將「孤獨」列為城市治理項目。預計以5年的時間，投入4513億韓元（約100億台幣），推動「沒有孤獨的首爾（Seoul Without Loneliness）」計畫。首爾市長吳世勳認為，孤獨與孤立並非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與解決的課題。這個政策的背景是，首爾單人家庭數量持續增加，2023年已占首爾全部家庭的40%，其中有62.1%的居民表示感到孤獨。其次，首爾約有13萬孤立或隱居的年輕人；同時，人口高齡化使獨居長者的人數持續上升，進一步加深孤獨與社會隔離的問題。過去，英國、日本等國都已針對「孤獨」提出因應對策。「沒有孤獨的首爾」從過去以福利為中心的模式，轉向跨部門整合合作，依照不同生命階段與領域，建立全面性的支持體系。這個龐大的計畫，預防更重於治療。不但設法使長久隱匿家中的人有出門的誘因，也透過各種活動讓人與外界有不具壓迫性的低度連結。像是在首爾設立4個可以檢測孤獨指數、吃碗泡麵和工作人員聊天的「心靈便利店」；以及學習英國的連線處方箋，不是透過藥物，而是經由藝文等各種活動，突破個體繭居的孤立狀態。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孤獨的首爾」許多作法並非疊床架屋另起爐灶，而是將之前已有的活動賦予新意和目標，整合到新計畫之中。如實行數年在首爾廣場、光化門、清溪川等地舉行的戶外圖書館。原本是推廣閱讀的文化項目，但在廣大戶外空間中，每個人可以坐在一個懶骨頭沙發上看書，或聽作家分享，既不必與他人多做溝通，也達到個人走出孤立而共同參與的目的，因此也成了「沒有孤獨的首爾」活動項目之一。還有與9家民間企業合作。比如在「365首爾挑戰」中，其中一項就是和教保文庫合作的「心靈之旅閱讀挑戰」。只要在教保文庫ReadLog App提出申請，之後定期打卡分享自己喜歡的句子、閱讀感想，就可以獲得分數，累積足夠的分數可以獲得市政府提供的獎品，而在你分享句子時，也會隨機獲得另一個人所提供的句子。這樣的合作可以透過民間企業帶入更具吸引力的活動形式，將社會流行的脈動與政府推行的政策合流。教保文庫「心靈之旅閱讀挑戰」的作法，明顯取經於韓國年輕族群中流行的「Text Hip」（將閱讀視為一種時髦生活風格的文化現象）。Text Hip 是先從社群媒體產生的現象。閱讀紙本書，在書上畫線，手寫心得，拍攝書店或是書封，上傳到社交媒體。根據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術語解說，「Text Hip」這個新造語意指「閱讀行為被認知為一種時尚且精緻的活動現象」。這在MZ世代（千禧世代和Z世代合稱，年齡約在20至40之間）中尤為明顯。閱讀不再只是單純的嗜好活動，而被運用為自我表達與溝通的手段。嚴格說來，這並非韓國獨有的現象。韓國中央圖書館在背景說明時，也提到2024年英國《衛報》報導英國青少年與20多歲族群之間興起的「閱讀紙本書熱潮」，以及模特兒Kaia Jordan Gerber成立讀書俱樂部時說：「閱讀真的很性感（Reading is so sexy）」，雖未直接使用「Text Hip」一詞，但以相似脈絡說明此一現象。而隨著2024年韓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回歸文學回歸紙本，以手寫傳達心情溫度，以閱讀展現自我的方式，在韓國年輕世代更有推波助瀾之勢。韓國許多媒體都曾報導，首爾大學圖書館過去借閱的書籍前面排名都是學術或專業書，但在2024年這個傳統被打破。前8名借閱的書都是文學，第1名是韓江的《永不告別》。不僅首爾大學，高麗大學、梨花女子大學、西江大學也有類似現象。《朝鮮日報》因為這個現象而訪問幾位大學生，有人說一開始的確帶有做樣子的成分，但與以短篇內容為主的社群媒體不同，在細細品味具有深度的文本後，逐漸體會到閱讀的樂趣。也有人提到看到韓江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下定決心重新閱讀文學，不但重讀了中學時看過的《素食者》，也久違地走進書店，如今沉浸在文學之中。也因為Text Hip對年輕世代的確有影響力，所以不僅是教保文庫，戶外圖書館也推出「Hip Dok Club」閱讀計畫。1萬個會員名額，不到2小時就額滿，81.5%是MZ世代。這個閱讀計畫獎勵各種與書籍相關的活動，從紀錄標題到釋出引文到分享手寫摘錄。會員可以賺取積分、升級，獲得閱讀燈和限量版商品。韓國媒體形容，它的功能不像讀書俱樂部，而更像文學社交平台。所謂「文學社交平台」不一定是否定用語，而是一個新的提問：現在的「閱讀」是什麼？還與過去一樣嗎？《韓國先驅報》去年7月有篇文章〈韓國「Text Hip」閱讀熱潮，能否超越社群標籤而持續下去？〉（Can Korea's 'text-hip' reading craze outlive the hashtag?）就探討這個問題。比較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2015和2023年的全國閱讀調查數據，韓國的閱讀相較過去是衰退的。在2015年，20多歲年齡層有91.1%至少讀過一本書（不包含教科書），2023年為74.5％，購買實體書籍也從每人平均11.4本下降到2.5本，但購買電子書數量則有所增加。調查還顯示，20多歲年齡層是韓國閱讀人口最多的群體，而後隨著年齡層上升遞減。2023年，50多歲的人讀過一本書的比例是36.9%，60歲以上的人則是15.7％。雖然2023年的調查報告，與2024年流行的Text Hip無涉，但Text Hip卻讓人重新思考什麼是閱讀行為，只有完整讀完一本書，才是閱讀嗎？文化體育觀光部全國閱讀調查小組成員Kim Nam-young就指出，這個閱讀調查只能呈現部分情況。她說，在統計閱讀率時，我們只計算完整閱讀的書籍。但我們忽略的是，人們如今與書籍互動的各種新方式。 這種情況並非韓國獨有，但也意味著，我們可能低估了實際積極參與閱讀文化的人數。「或許在某個時刻，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究竟該如何定義閱讀。」《韓國日報》在討論Text Hip是不是僅是一種知性虛榮的文化展示時，也引述專家的看法，認為即使這含有某種程度的虛榮，也未必是壞事。小說家黃皙暎在孫石熙的節目「Questions」中，回應一位觀眾提問，是否可以僅僅因為名人閱讀經典就盲目跟著閱讀？他說：「很好啊。 總比買迪奧包來得好。」文學評論家Kang Dong-ho說：「在人們試圖確認並表達自我，或展現自己能欣賞精緻事物的慾望中，本來就包含某種虛榮。然而這種虛榮也在文化的擴大、推進與轉變中扮演了角色。」他強調，相較於奢侈品消費，閱讀是一種更具益處，也更為平等的行為。現在Text Hip不僅與閱讀有關連，而且成為可以幫助孤獨者與外界連結的通道。更重要的是，這類活動既吸引潛在隱居者參與，而且不必擔心像其他社會救助那樣，可能有污名化的標籤。協助社會退縮青年的民間組織Dudug創辦人Lee Eun-ae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人們隱居的原因有很多，但在韓國，我們都受到狹隘成功定義的塑造。如果年輕人覺得未能達到標準，例如學業成績表現不理想，或無法進入好公司，他們就會開始把自己視為失敗者。「反覆經歷失敗會留下深刻的情感創傷，使一些人選擇退縮，作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她認為，有些社會退縮的年輕人整天待在圖書館準備求職，卻不與任何人交談。若要接觸到他們，就必須提供更多元的方案，例如文化活動和輕鬆的聚會，創造低壓力的連結機會。Text Hip 將自己喜歡的句子或手寫心得上傳，既可以表達自己的感受，也與外界產生互動。同時，這也必然有著親近書籍的效果。而這或許是「沒有孤獨的首爾」給予的啟發之一。某一部門的業務也許對其他部門也有助益，而這必須在跨部門整合的視野下，才能看得更清楚。比如戶外圖書館，比如和教保文庫的合作，除了具有推廣閱讀的文化意義，也有打破孤獨的社會意義。而如何善用民間資源，整合到政府希望推動的政策中，政府不僅提出願景，還形同策展將所有資源整編，彼此互惠，更是這個計畫的特色。如9家合作的民間企業，深入生活的各種層面。像是原為韓國養樂多的hy，這些昔日稱為養樂多阿姨的配送網路，不但可以配送健康食品給孤獨者，而且也成為觀察與通報協助的網路。韓國作家尹成姬的小說《在那裡的，是你嗎？》，可說是匯集孤獨者的蜉蝣群像。但虛構的小說，往往寫出更真實的人生。就如韓國文學評論家蘇英賢所言，「透過尹成姬的文筆，在經驗喪失的年代裡，個體的孤獨被修復為群體性事件。」而現今的孤獨，也的確成為韓國普遍存在的群體性現象。 Text Hip是近年韓國年輕世代將閱讀視為時髦生活方式的文化現象，但它的意義不僅止於閱讀。在「沒有孤獨的首爾」計畫中，這類活動也讓孤獨者得以沒有壓力的與社會重新連結，同時不必擔心被污名化的風險。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泰國電影《金孫爆富攻略》裡，孫子對來自華裔潮州人家庭，仍恪守華人傳統習俗的阿嬤說，雖然我有華人血統，但我是泰國人喔。這段台詞輕盈拆解血脈與國家認同之間，並非絕對。既有其偶然性，也非一成不變。比如，1949年左右離開中國的人，有些到台灣，有些到韓國，有些到泰國等，即使是同一家族，也可能分散不同國家，雖然血脈依舊相連，傳統習俗也隨身遷徙，甚至鄉音未改，但國籍與認同各有不同，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同樣可以理解的，是故土之思不是說拋就可以拋棄的情感。泰國華裔小說家威拉蓬．尼迪巴帕第二部小說《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在「曾祖父忠」這個角色，就處理了移動在兩個國家，既屬於又不屬於的身分困惑。他覺得自己寄居在別人的地方，希望有天可以將在泰國繁衍的家族帶回潮汕家鄉。他還在家鄉另娶一妻，以便有人打理家鄉財產。但是隨著中國的戰爭與政局變動，不但他的母親在1938年武漢會戰前夕的花園口決堤事件被大水吞沒，他在家鄉的財產在1949年後也收歸國有，妻兒遭受迫害，返鄉願望終成空，他最後體認到他將埋骨於泰國這個土地上。但是這部小說要處理的不僅是返鄉的不可能，而是即使安身於此，家族也可能消解於諸種變故，最後徒留零碎不堪的記憶的記憶。在今年台北國際書展，威拉蓬與吳明益的對談中，威拉蓬說，她想藉由小說提出疑問，像是：身分認同是什麼？2025年泰國法政大學教授孔帕娜（Kornphanat Tungkeunkunt）發表一篇文章〈當代泰國文學中的華裔泰國人身分：世代差異與延續〉（Sino-Thai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Thai Literature: Generational Divides and Continuity）。她以三部文學作品：《泰國來鴻》（Letters from Thailand）、《穿越龍紋》（Through the Dragon Pattern）與《家人第一》（Family Comes First），討論不同世代華裔泰國人，各有不同的歸屬與文化記憶課題。作者指出，華裔泰國人的研究取徑，從早期「同化理論」，到近年更強調混雜性、協商性與族群身分流動性。她的看法是，華裔泰國人身分並非靜態，而是在歷史脈絡與世代更迭中不斷演變，呈現融合華人與泰國元素的動態混合體。《泰國來鴻》對應嬰兒潮世代經驗（約1946-1964年出生），核心問題的是國家壓力下的同化與文化流失。《穿越龍紋》描繪的 X–Y 世代（約1965-1996年出生），則是在對族群多樣性更為包容的社會中成長，並藉由經濟成就，在蓬勃發展的都市中產階級框架裡，重新界定兼容華人傳統與融入泰國社會的混合身分。《家人第一》所代表的 Z 世代（約1997-2012年出生），也就是《金孫爆富攻略》孫子的世代，則是一個重要轉折。他們一方面遭遇經濟挑戰，一方面承襲祖輩文化遺產，另一面又受跨國青年文化影響，強調個體性、全球連結與自我表達。他們對傳統與身分展開批判性的再詮釋，挑戰既有規範的權威，並重新界定日常生活中的「華人性」意涵。這部作品獲得 2024 年東南亞文學獎，評審之一塔涅（Thanet Vespada）指出，《家人第一》對長久以來的華人價值、習俗與信念提出批判性反思。那些曾為家庭制度奠定道德基礎的文化規範，已愈發與現實社會脫節；這些承襲而來的期待非但未能維繫家庭和諧，反而可能對家庭成員造成情感創傷，導向令人心痛、甚至帶有悲劇性的後果。《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譯者梁震牧在〈譯後記〉中，也引述幾位學者關於華裔泰國人研究的論點。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在冷戰時期提出的同化理論，認為華裔泰國人展現的同化模式，會讓移民後裔在三至四代之內，完全融入泰國社會，在文化與認同上成為完整泰國人。泰國學者瓦莎娜（Wassana Wongsurawat）則認為所謂的同化，某種程度是為了在冷戰地緣政治中生存的華裔資本家與泰國統治階層（王室與軍方），共謀建構出的政治結盟與神話。為了不被視為共產主義滲透的潛在威脅，華裔泰國人必須抹去自身的記憶，展現出對「民族、宗教、國王」的絕對忠誠。另一位泰國歷史學者洪文發（Sittithep Eaksittipong）則提出「情感體制」，認為華裔泰國人的經驗是一部在「恥辱」與「自豪」之間擺盪的歷史，最終發展出既不完全是泰人，亦非中國人的華裔泰國人身分。但是，《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似乎自外於世代與理論的演變，而將終局停止在一切不留痕跡的荒蕪。在荒蕪之前，徬徨於故土與他國的身分之謎是虛妄；對於血緣的執著，將能幹的養子視為局外人，認為親生兒子方能繼承家業，更是反諷的導致家族的覆滅。曾祖父忠的母親被決堤的大水淹沒，象徵著無數個為了某些目的可以被犧牲的人，也象徵著所由來的「根」，早已被沖散。她化為濕漉漉的幽魂歸來，從此溺水而亡成為她在泰國幾位男性子孫的宿命，她的命運就是後人的命運，「根」若不存，遺緒緣何而生？只有旁支別裔從這個宿命中逃脫，就是曾祖父忠留在中國的兒子阿弘。當有一天，他終於抵達看了無數遍的地圖所想望的泰國家族宅第時，只看到一個有著悲傷憂鬱顏色的廢墟。這部小說將華人帶著一蓆一枕靠著勤奮就可以在泰國大地枝繁葉茂的神話，變成一切努力終將徒勞的南柯一夢。這些人活著的故事，所有在這片土地上的痕跡都被消除，只剩下黑玫瑰貓與鬼聲啾啾，由女性訴說著那些無法如正統歷史敘事那樣建構完整，而只剩下飄散在幽靈空間的聲響與遲疑破損的記憶。在這裡，記憶有著多重意味。一方面記憶的消失，就是家族的消失，當記憶被抹除，家族也就如同不曾存在。這或許對應著泰國實施嚴厲同化政策時期，華人必須抹除自身記憶顯示對泰國的忠誠。但不僅於此，記憶的消失也可能是被刻意抹除的歷史，以及淹沒於歷史的不被記憶的無名者。一旦被抹除與被遺忘，曾經的存在就如同從來沒有發生過。威拉蓬曾在小說中形容，泰國是失去記憶的國度。也曾在訪談中說，許多事件已被抹除，無法尋得任何相關資訊；華人社群的祖輩為了徹底同化並成為泰國人，不願將所有故事告訴後代。2025年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教授帕蘇麗（PASUREE LUESAKUL）發表文章〈《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佩德羅‧巴拉莫》與《百年孤寂》：泰國、墨西哥與哥倫比亞的幽魅敘事與魔幻寫實〉（Memories of the Memories of the Black Rose Cat, Pedro Páramo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 Haunting Narratives and Magical Realism in Thailand, Mexico and Colombia）。這篇文章討論了威拉蓬這部小說魔幻寫實的寫作手法，以及受到拉丁美洲兩部作品的影響。作者於2021年對威拉蓬做了深度訪談，威拉蓬談及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特別契合泰國讀者，因為對超自然尤其是鬼魂與靈體的信仰，深植於泰國祖先文化中。而且電影產業中電腦生成影像（CGI）日益普及，也促成一種當代「被經驗的」魔幻寫實。更重要的是，帕蘇麗指出，魔幻寫實的敘事模式，成為威拉蓬描繪海外華人「外來者」經驗的創新載體。他們被迫「遺忘」自身身分，並經歷一種「魔幻」轉化為「他者」的過程，方能被泰國社會接納。此一痛苦旅程，難以透過嚴格寫實的敘事手法充分呈現。為捕捉這些人物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雙重性，作者自幽魅屋宅的空間出發，虛構陳氏家族的故事，屋內僅存依泰國與華人地方信仰塑造的幽靈家族成員，並結合拉丁美洲魔幻寫實的標誌性概念。這種敘事方式，使威拉蓬得以揭示「外來者」那種處於邊界的存在狀態，以及文化被抹除與同化所留下的長久陰影。必須分辨的是，這不是選擇的問題，不是如曾祖父忠那樣希望有一天返回家鄉。而是在作為華裔泰國人的前提下，去探索華人的文化根源在這身分中的意義。嘗試理解曾祖父忠心裡為何依然有返鄉的渴盼，並以被收養的兒子宗沙罔，來形容那種華裔泰國人必須隱藏心事的格格不入。威拉蓬在小說中斷絕了曾祖父忠返鄉的希望，但是他留在中國的兒子阿弘，日後將自己的孩子命名為「忠」，來取代那個離家遠去在家族系譜消失的「忠」。而在泰國落地生根的後人，他們其實已經是局內人。他們的一生將被泰國的歷史攪動，無法置身事外，而在這樣歷史的大洪水裡，個人與家族的存在，如同被沖刷的飄零落花，旋即淹沒。為什麼中國的後裔仍然持續，泰國的家族卻會消失？我們也許可以假設，離家就是走向遺忘的路程，移植而來的記憶最後必定會成為廢墟。不僅是因為被迫同化以及父祖不言讓記憶殘缺，而且經過時間流逝，華裔泰國人祖輩情感之所繫的價值，也會在融合中變化。就如孔帕娜所言，這個身分並非靜態，而是在歷史脈絡與世代更迭中不斷演變。《金孫爆富攻略》中孫子隨口回應，「但是我是泰國人喔」。不管來自哪裡，幾代之後，此地早已是家鄉，那些過去的記憶將隨逝者而去，活著的人只記得斷簡殘篇，就像小說中浮浮沉沉的破碎記憶，以及不知從何而來發出的聲響。 泰國作家威拉蓬在小說《佛曆西沉與黑玫瑰貓的記憶的記憶》中，建構一個漂浮著破碎記憶的幽靈空間。不僅因為有些華裔為融入泰國社會而隱匿自己的故事，也意味著泰國是一個失去記憶的國度。圖／陳克宇

作者／徐淑卿 除非刻意尋死，否則每個人出發之時，都希望活著且平安回來。既然有生之欲望，為什麼又有這麼多人渴望置身險境？1999年在登山界，死亡與活著的繩索反覆交叉。或者不僅是這一年，而是每一年都如此，任何一種運動都可能在死亡邊界滑行，差別在於你會不會被機率命中。這年5月，登山家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在聖母峰北坡發現英國登山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遺體，馬洛里1924年與安德魯．歐文（Andrew Comyn Irvine）嘗試攀登聖母峰，卻消失在風雪裡。直到75年後，安克終於找到他。同年10月，安克與好友也是世界頂尖的高山攀登者亞歷克斯‧洛（Alex Lowe）、攝影師大衛‧布里吉斯（David Bridges），一起攀登喜馬拉雅山脈希夏邦馬峰（Shishapangma），遭遇雪崩，洛與布里吉斯被埋在冰雪下，安克則往另一方向逃離，等到大雪散去，他發現自己在已經改變的地貌中孤身一人。後來，安克娶了洛的遺孀珍妮佛，撫養他留下的孩子。2016年被稱為「瑞士機器」的登山家烏里·斯特克（Ueli Steck），與夥伴在希夏邦馬峰訓練時，在冰川中尋獲洛與布里吉斯的遺體。第二年差不多同一時間，斯特克在喜馬拉雅山脈努子峰壁（Nuptse Face）獨攀時墜落離世。曾在《紐約客》撰寫多篇登山與登山者文章的撰稿人尼克‧鮑姆加滕（Nick Paumgarten）在追悼斯特克的文章中說，如今斯特克和洛在登山者的死亡之環中，永遠連結在一起。「斯特克的死再次提醒我們（彷彿還需要提醒似的），登山是一項極度危險的活動，即便是其中最強壯、最有天賦的實踐者，即便是那些因職業所需而精通風險評估的人，也仍然需要極大的運氣，才能活到老年。」登山者可以活到老年並不容易，即使可以存活下來，也可能被倖存的負疚擊潰。2021年洛的長子Max Lowe在父親遺體被尋獲後，拍了一部紀錄片《撕心之痛：世紀山難》（Torn）。尼克‧鮑姆加滕說，遺體發現對珍妮佛與孩子們來說，是某種程度的告別與了解，但是安克再度與長年潛伏的倖存者愧疚感與冒牌者症候群交戰，他曾出現自殺的念頭。2020年《紐約客》，尼克‧鮑姆加滕以此為題發表一篇長文《山難倖存者的內疚》（Survivor’s Guilt in the Mountains）。文章中提到一位年輕的登山者海登．甘迺迪（Hayden Kennedy），曾因首攀巴基斯坦「食人魔峰」（Ogre）南壁，而獲得年度登山大獎「金冰鎬獎」（Piolet d’Or）。2017年他與女友攀登「小惡魔峰」（Imp Peak）時，發生雪崩，女友不見蹤影。他知道被雪掩埋的人，不可能在20分鐘後還能存活，搜尋幾小時後他放棄了，當晚他在住處，寫了一封15頁長信後自殺。而在這件事發生前一週，海登曾發表一篇文章，談到幾位攀登夥伴喪生事件。他提到一個長久困擾倖存者的問題：「為什麼有些人活了下來，而有些人沒有？」活著與死亡，這是一個問題。但就如尼克‧鮑姆加滕在哀悼斯特克的文章所言，不管你的專業技能如何使你精通風險評估，輕盈的生命依然可能被風險擊中。在他幾年前遇見斯特克時，斯特克還跟他說自己新的座右銘：「慢下來，活下去。」最重要的是，對登山者來說，山就在那裡，你必須要去。安克的心理治療師提姆．泰特（Tim Tate）說，「運動員有一種必須被正視的召喚。那不是一種證明自我的神話，而是一種他們無法拒絕的呼喚。那聲音像擴音器一樣在他們腦中響起。他們無法不去做他們所做的事。」尼克‧鮑姆加滕說，這些看起來或許瘋狂、愚蠢，甚至毫無意義，但對許多人來說，它象徵人類努力的必要的極端。「他們為自己製造危險。在遠離戰爭、飢荒、大規模暴力與壓迫之後，這些人長途跋涉，付出巨大代價，只為了測試身體與心智，與美相遇，體驗存在的脆弱與恐懼，以及由此可能浮現的啟示，無論那啟示多麼短暫。」記者胡慕情近期出版的《河人：一場山難，自由、暴水與生命的流向》，是以2023年5月，10名到屏東飛龍峽谷的溪降者，因為突然的急降雨與暴漲溪水，而導致其中5名溪降者罹難所寫的非虛構作品。但這本書不只是敘述這場災難，而是以此事件，梳理了部分台灣登山史、氣象與環境問題導致天候變化的極端與更不可測，以及這些罹難者不同生命軌跡的流動，最後推動他們匯集走向飛龍峽谷。這是逝者家屬期待捕捉的他們所未知的空白，而作者顯然不會視此為偶發或孤例，而會探討牽涉其中的結構性問題。以及，除去氣候、機率等，還有哪些個別因素使得災難發生？作者提到寫作過程遇到的挫折之一是，存活者的噤聲。因為沈默，所以任何猜測推論都顯得過於粗率。但的確在事件發生後，網路上有些不友善的批評，質疑為什麼要在天氣變化如此劇烈的時間去？這些或許也阻礙活下來的人，在處理自己的心理創傷時，還能有發聲的勇氣。這本書的〈後記〉，胡慕情曾請教台灣登山家張元植，關於飛龍巨瀑事故可能的視角，理解沈默的發生，也談及風險。張元植的回答是：「其實滿矛盾的。客觀上，風險的確無法掌控。就是你不可能真的完全掌控一切外在的因素，但是我們會以為可以掌控。儘管如此，那不是玩命。那個當下，我們的心理狀態，並不是對生命的不珍惜。而是我們永遠都會覺得，我們是知道，確定能夠做得到，我們才去做。」在這段對話之後，作者希望可以創造社會大眾理解「活著」與「選擇」之間的關聯。當然，有些「活著」的方式，必然比其他活著的方式更容易遭致危險。這些活著的方式，會矛盾的減少活著的機率。但選擇這樣活著，是一種追尋自我實現的途徑，如泰特所說的永恆召喚，逝者則是渴望自我完成的殉道者。2024年6月張元植在阿爾卑斯山訓練時，在南針峰北壁「佛蘭多尖塔」意外失足去世。2015年11月，55歲的英國退役軍人亨利·沃斯利（Henry Worsley）從南極洲海岸出發，希望做到歐內斯特·沙克爾頓（Ernest Shackleton）一百年前沒有做到的事情，橫越南極洲，而且這次他是獨自穿越，沒有支援，沿路沒有存糧，必須自己用雪橇拖帶所有物資。他在中學時讀了沙克爾頓所寫的《南極之心》（The Heart of the Antarctic），以及其他極地探險家所有書籍，發現沙克爾頓探險隊的成員法蘭克·沃斯利是自己的遠房親戚。而後他就讀皇家軍事學院，與自己的父親一樣從軍。畢業後他重溫沙克爾頓的故事，「被這些人甘願承受的非凡苦難深深震懾」，他曾寫道，沙克爾頓對他而言不僅是英雄，也是導師。之後每當他面臨危險時，都會自問：「沙克爾頓會怎麼做？」在進行2015年獨自橫越南極洲計畫之前，2008年沃斯利就有一次向沙克爾頓致敬的冒險。三位沙克爾頓探險隊成員後代，Will Gow、Henry Adams和沃斯利，決定重走沙克爾頓1908年帶領遠征隊到南極點的路線，當時沙克爾頓在距離南極點只有97英里時，因為糧食耗盡決定撤退，對於放棄的決定，他對太太說了一句名言：「活著的驢子總是比死去的獅子好。」2008年這三位抵達沙克爾頓撤退的地點拍了和當年一樣的照片，而後成功到達南極點。2015年沃斯利獨自橫越南極洲，幸運之神卻沒有再度降臨。他在走了71天約1469公里後，在只剩下最後48公里的地方，因為體力耗盡而按了求救按鈕。他在廣播中說：「我的英雄歐內斯特．沙克爾頓在1909年1月9日的早晨，距離南極點97英里時，曾說他已經『射盡最後一支箭』。那麼今天，我也必須帶著些許遺憾告訴各位，我同樣已經射盡最後一支箭…我的旅程已經結束。我耗盡了時間與體力，簡單說，就是再也無法把一隻滑雪板滑到另一隻前面…我的頂峰就在觸手可及之外。」跟他的英雄一樣，目標幾乎觸手可及，卻必須放棄。但是，雖然他也像沙克爾頓那樣曾對自己的妻子說：「活著的驢總是比死去的獅子好」，但是沃斯利在兩天後因為細菌性腹膜炎於醫院去世。在拚盡全力與死亡與目標之間，有個永遠無法探測的三角未知地，不知何時會越過界線。以沃斯利的例子，既然最終無法達到目標，及早放棄似乎才是明智之舉，但是如果沒有竭盡全力，又如何彰顯「活著」的意義，與觸手可及的目標對峙的尊嚴？即使知道只要按下按鈕，活著的機率就會大增，但是在追尋活著的意義時，這個按鈕卻可能在太遲的時候，才會或者永遠不會按下。 極限運動者有著無法拒絕的召喚，他們必須走向那裡，即使因此置身險境。圖／陳克宇

報導／顏一立 鏡文學年度代表作《蕉葉與樹的約定》，繼日前獲得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博客來華文創作類年度選書後，昨日在臺北國際書展中又因同時入選總統賴清德、副總統蕭美琴的書單，且是正副總統共同選書裡唯一一本小說，再次成了出版界焦點。而小說中那個日本時代客死他鄉的阿美族青年鬼魂「樹」，從令和穿越了百年時空想回到的大正故鄉花蓮馬太鞍部落，正是去年發生嚴重堰塞湖潰壩事件的光復鄉二大部落之一 ⋯⋯。 Nakao Eki Pacidal《蕉葉與樹的約定》鏡文學出版 馬太鞍(Fata'an)，又名阿美族的首都、阿美族運動員的搖籃，常住人口不到五千人，卻出過臺灣首位美國職棒大聯盟投手曹錦輝、九次進軍甲子園紀錄保持人岡村俊昭(葉天 送)等球星。至於馬太鞍一名的由來，是傳說遙遠的天上住著日神與月神夫妻及一對兒女，一家子過著零煩惱的神仙生活，卻被大海中一個珠子般的美麗小島所吸引，下凡後發現，這小島滿地都是食物「樹豆(阿美族語:Fata'an)」，因而得名「馬太鞍」。 《蕉葉與樹的約定》便來自在荷蘭主攻歷史學博士研究的阿美族作家Nakao Eki Pacidal 這樣一個原民式的浪漫史觀。 阿美族作家Nakao Eki Pacidal 「蕉葉」與「樹」二個名詞，寫人更寫意，在臺灣萬物命名皆我大華人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還光復的前提下，二位主角的名字就像馬太鞍的樹豆傳說般，完全是部落的大自然元素。小說始於令和時代一名從花蓮到京都打棒球的選手「其朗(Kilang)」，無意中在西本願寺的石頭上召喚出百年前赴京打球而因病逝世的鬼魂「樹(阿美族語:Kilang)」，相隔了百年同名的人與鬼，就此踏上了阿美族習俗裡走一次亡者生前路、帶一個靈魂回家的鎮魂之旅。 從部落到花蓮，從花蓮到京都;追尋棒球與愛情，歷經溫柔與殘酷。他們能否守住約定，帶彼此回家? 作者Nakao在Okapi的專訪上提過，《蕉葉與樹的約定》雖然皮相上是日本時代「高砂棒球隊」(後名為能高團)的歷史，但骨子裡是用這些角色去抒某個情，因為Nakao自己就是做歷史研究的，她認為，歷史這個東西，有強烈的殖民性，所以她最想抒的那個情，是蕉葉和樹說好要一起回家的約定。 「因為在那個文化背景，他們應該沒有想過可以打破自己的承諾。」Nakao說。 再打開一次總統和副總統的書單，有人說連續二年選入BL和GL作品的賴清德總統，是聞到了蕉葉與樹之間微微的腐味，還有人說，蕭美琴副總統選了這個馬太鞍的故事，是放不下花蓮，但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推理，在這個滿地都是食物的美麗小島上，選了六十三本書的總統賴清德、選了二十五本書的副總統蕭美琴，卻神仙打架似地共同選入了《蕉葉與樹的約定》這本穿越百年的承諾之書，彷彿他們與小島一個百年後的約定。 賴清德總統書單、蕭美琴副總統書單 同場加映的是，賴清德總統也選了一本鏡文學與客委會合作「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之中張郅忻的《覓蜆仔》客語散文集(鏡文學副品牌——鏡萬象出版)，該書靈魂扣問當客庄的傳統生活在時間裡淡去，「何以為客？何處為家？」，如果把《覓蜆仔》和同樣講述「家」的《蕉葉與樹的約定》放在一起看，臺灣大家長的總統書單就變得更多隱喻了。 張郅忻《覓蜆仔》鏡萬象出版

作者／徐淑卿有時回想小時候的畫面，猶如默片一般。因為那是完全客語的環境，但是因為太少講，以及本來就講不好，所以隨著年歲增長，小時候的回憶越來越常湧現時，我卻幾乎想不起當時對話的字句，而且奇怪的，當無法用語言記憶時，畫面也好像是黑白的了。但是，在翻開甘耀明絕大部分以客語書寫的小說《我的鴉鵲公主》時，用客家話讀著那些音，就彷彿語言是可以逆回的河流，帶我回到小時候的情景。我又想起，黑白的，從南苗走到將軍山的那一段路。阿公帶著我出門散步，那時是冬天，天氣很冷，還沒上小學我用客家話問阿公，今天是幾度？他也用客家話回答說，應該是18度吧？從此18度就變成我心裡關於冷的溫度指標，只要低於18度，就是寒冷的要多添衣物的天氣。從這個角度看，我可能不是標準讀者。既不是完全不懂客家話，也不是非常嫻熟客家話，所以有些非客語族群讀者以華文閱讀的感受，我可能不能體會，而嫻熟客語者的順暢無礙，對我也是另一級別。我需要不斷停下來，試著發出聲音，一路敲碎那些被封存的字句，練習我小時候應該聽過或說過的語音。而這就是一場時間的魔術，讓我回到一生記憶最開始的那一灣深潭，黑白的，藏著懊悔和想念，就像小說人物那樣，想念我逝去的阿公。也或許我才是標準讀者。有多少客家人在成長的過程裡，漸漸減少使用母語，漸漸遠離成長的客家區域，漸漸隱沒自己的客家身分。這些不是有意為之，而更像是一種習焉不察的荒廢，客家人的身分與客家話停留在少數回家或與家人溝通的時候。但這或許不是真正意義的回家，當我邊讀小說，邊隨著字詞發音，往日浮現，才想到或許這才是我半吊子客家子弟回家的路。「鴉鵲」是台灣藍鵲，客語發音就像女主角的偏名「阿惜」。客語的「惜」，有惹人憐愛討人喜歡的意思。「鴉鵲公主」雖然從小就聽不見，卻是家族裡最得人惜的小女孩，不論是60歲才生下她的爸爸、哥哥，還是晚她幾天出生的姪子「餅仔」。爸爸三不五時上山幫她尋找草藥，希望有一天她的聽力可以恢復。哥哥到法雲寺捧著佛主「目汁」（眼淚）走上1820道石階，許下每個人一生只能許一次的願望，希望她可以順利升學。而姪子從小就在「阿公」也是鴉鵲公主爸爸的囑咐下，知道這輩子要像保鑣一樣保護她。這是一個看似充滿楚河漢界的故事。小說一開始屋梁藏著鬼叫的異時空，和底下的人間；公主與保鑣，姑姑與姪子，聽得見和聽不見；如同書中不斷出現夜空的星子，小說結尾美麗而奪人心魄的銀河，兩人在河的兩岸，只能遙遙相對。如果沒有此岸和彼岸，河流就不能存在，而存在的此岸和彼岸，卻有著不能跨越的距離。但是這部小說卻不是在說邊界的限制，而是如何不斷的試圖穿越、翻譯心中的情感。也許命運讓「鴉鵲公主」因為無法聽見所以也無法說出，但是她可以糅雜不同系統的手語、文字，還有舞蹈，言說她自己。我覺得「阿惜」的「惜」這個字，是這部小說最重要的命脈。或許對客家人來說，惜比愛還複雜，比愛還難以解釋。「惜」就像河壩裡的大水，從心裡最深處流出，浩瀚汪洋不知所止。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綿綿的情意，像是從自己的生命中長出一個注定往外延展的生物，你無法知道最後會到哪裡，你也終究無法完全的保護，你只能透過這種往外生長，感受到不斷被拉扯的空缺，惜伴隨著疼，而這空缺是，父親未必能對女兒說出口，或者如姪子希望能永遠保護「鴉鵲公主」，但時候到了，也只能放手的惘然。這也是一部成長的故事。鴉鵲公主因為聽不見，所以小學時讀了啟智班，保鑣餅仔也一起。但是讀啟智班的人不見得是弱智者。有人因為聽不見，有人因為身體不好，被歧視偏見分發到不被視為「正常」的畸零地。在這樣的「異時空」裡，生命有著特殊的樣貌，也有著不同尺度的衡量。就像因為身體不好而讀啟智班的「軟管細倈仔」，他說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三年，他的形容是「是我的時鐘壞忒，著著一種行較快遽的病，無幾久會恬忒。」（是我的時鐘壞掉，得到一種走比較快的病，沒多久就會停止。）鴉鵲公主在國中的「異時空」，則是自習的圖書室。自習的時候，她讀了很多莎士比亞，寫了很多書介，也做了很多書籤。書籤上的文字是從莎士比亞抄下來的，像是「脆弱，你的名仔安到細妹人。」「挨生挨死抑是奮命抵擋，這是一隻問題。」因為不能跟同學一起上只針對「聽人」設計的教材與課程，鴉鵲公主在圖書室裡讀著莎士比亞。這未必是有意要突顯的反差，但卻說明隔離也可以獲得自由，因為心智可以突圍。而這種突圍，或許也可以形容作者使用客語書寫。不但挑戰了大家慣習的語詞，讓我們感受到邊界與障礙，但也在這種撞擊而需要調整步伐更緩慢的閱讀裡，看到不同字詞的組合宛延直刺事件與情態，最終抵達讓你感同身受的核心。而這樣情節的行進，必然伴隨著人物，這也是極為精采的部分，就像出場不多，但無法忽略她強大氣場的「婆太」。在鴉鵲公主可能跟新加坡軍人結婚時，「婆太」要餅仔去打聽家門。餅仔看到的是正面，但他還請朋友側面觀察，發現這人會大力摔電話，用石頭丟水鳥，抽煙若沒有煙灰缸，會用手去承接煙灰。餅仔擔心這人家教太嚴正，說不定會有暴力傾向。婆太一方面覺得餅仔說話誇大不實，但在「定婚」的場合中，果真刻意試探了真假，讓已經進行中的事情當場改變方向。這種不動聲色的精明，是我經常感受到的客家女性特質之一。不論是用客語拓展文字使用的可能，或者描繪苗栗若干鄉鎮80年代前後的故事。文字與故事的深處，暗藏著如鴉鵲公主般想被聽見，也想用自己的語言表達的族群的盼望。這就像小說中，通往法雲寺山頂有兩條路，前面有石階容易走，後面泥路雜草多，挑戰你熟悉的閱讀，也叩問你的信念。但在這橫生的障礙裡，有奇花異草，也有如星斗般絕美的意象，你因而可以看到無法預期的「花啦嗶啵」（顏色繽紛）的風景。 「鴉鵲」是台灣藍鵲，客語發音就像女主角的偏名「阿惜」。客語的「惜」，有惹人憐愛討人喜歡的意思。「鴉鵲公主」雖然從小就聽不見，卻是家族中最得人惜的女孩。這是一部將客語「惜」的情感詮釋得淋漓盡致的作品。圖／陳克宇

客家委員會為推廣客語文學寫作，113年起與鏡文學合作辦理「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邀請7位當代客籍作家甘耀明、高翊峰、李旺台、吳鳴、張郅忻、張芳慈與羅思容，以客語文學書寫創作，歷經1年半創作出版客語小說、散文、詩歌等7本作品，讓母語以現代文學形式進入主流視野，並同步製作發行有聲書、電子書，展現客語文學的獨特魅力，為台灣文壇注入新活水。 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古秀妃今（28）日前往台北萬華的西本願寺樹心會館，出席「《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新書發表記者會」，古主委表示，創作者的作品渴望被看見、被閱讀，儘管閱讀客語字需要花費一些心力，但由衷鼓勵大眾走入這些作品之中，親自領略客語用字的深邃奧妙及其文化生命力。 客委會主委古秀妃致詞。 古主委致詞時首先向參與計畫的7位作家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同時也感謝發起這個計劃的前任主委楊長鎮，亦感謝鏡文學編輯團隊克服困難，完成這項艱鉅的出版任務。她強調，創作本身已屬不易，而選擇使用「客語字」書寫，更需要極大的勇氣，正因為有這些創作者的勇氣與投入，客家文化才能跨越時空藩籬，將客語傳承給下一代。 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新書發表合照（左至右：作家張郅忻、詩人羅思容、詩人張芳慈、作家吳鳴、客委會主委古秀妃、作家李旺台、作家甘耀明、作家高翊峰）。 談及客語文字的重要性，古主委指出，過去在缺乏客語字的時代，即使閱讀華語文字，腦中也能自動轉譯成客語思考；但隨著客語使用率下降，推動「客語字」刻不容緩。這7部作品正是重要的基礎，當文學以客語形式呈現，讀者便能練習切換至客語邏輯來思考與理解。唯有真正以客語字進行閱讀與思考，才能穩固並推展客家語言和文化。 今日盛會貴賓雲集，包括參與計畫的7位客籍作家李旺台、甘耀明、高翊峰、張郅忻、吳鳴、羅思容、張芳慈，以及鏡文學執行總編輯張惠菁、詩人向陽、學者陳萬益、詩人邱湘雲等各界文壇人士，共同見證客語文學的嶄新篇章。現場更邀請獲得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最佳客語歌手的詩人羅思容，演唱以詩集中兩首詩〈春天个目珠〉、〈月光歸路〉製作的同名歌曲，展現客家詩歌的文學與音樂性。 詩人羅思容於新書發表記者會中演唱以詩創作的歌曲。 這七部作品展現了客語書寫的遼闊邊界，包含甘耀明長篇小說《我的鴉鵲公主》、高翊峰長篇小說《跳童》、李旺台短篇小說集《𠊎屋下个番檨樹》、吳鳴散文集《豐田歲時記》、張郅忻散文集《覓蜆仔》、羅思容詩集《月光歸路》、張芳慈詩集《爧》，作品題材從傳統客庄到近未來賽博龐克末世，從日常書寫到神話寓言，展現客語的豐富與多元。 甘耀明長篇小說《我的鴉鵲公主》以海陸腔客語書寫，藉由70年代聾人少女與姪子青梅竹馬的成長故事，寫出親情、自由與記憶；高翊峰長篇小說《跳童》以四縣腔客語書寫，藉由「台北海」的近未來末世賽博龐克科幻，描述客語的消失與重生；李旺台短篇小說集《𠊎屋下个番檨樹》以南四縣腔客語書寫，從農村寫到都市，從傳統寫到現代，生動活跳地寫出童年記憶和當代社會觀察。 吳鳴散文集《豐田歲時記》以海陸腔客語書寫，將家族史與村史結合，描寫父輩在二戰後自新竹湖口移居後山花蓮豐田的故事，從一開始的艱辛拓墾，到後來他鄉變故鄉；張郅忻散文集《覓蜆仔》以海陸腔客語書寫，有如在沙粒中摸到珍貴的蜆，以文字將日常碎片的珍貴情感與記憶留下，展現當代年輕客家人的所思所想。 羅思容詩集《月光歸路》以四縣腔客語創作，更是金曲客家歌手的第一本詩集，書寫誕生、愛情、親情、家園、離散、記憶與愛，探索生命、文化與創造的根源，優美又有音樂性。張芳慈詩集《爧》以大埔腔客語創作，是詩人的第三本客語詩集，將近年對於生態與人文、宇宙奧秘的思考與感受，創作神話寓言般的長詩。 本計畫由詩人利玉芳擔任計畫主持人，陳萬益、彭瑞金、范文芳三位文學專家擔任計畫顧問。為兼顧作品中語言和文學的專業性，鏡文學也依照作家各自的客語聲腔，請客語編輯王興寶、邱于芳、羅盛滿、張簡敏希、張睿紘、黃婠瑈協助客字註釋整理及校對，再由審定專家鍾屏蘭、黃菊芳、邱湘雲、劉宏釗、徐敏莉協助客語審定。 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新書發表會，客委會主委與作家、計畫顧問、講師合影。 七部作品更製作有聲版本，散文及詩集製作全本有聲書，小說則由作家自選部分段落錄製有聲摘錄。鏡文學依作家聲腔籌組工作團隊，由彭瑋玉、劉惠月、徐敏莉、賴維凱擔任有聲內容審聽，並由作家甘耀明、羅思容、張芳慈與客語配音員張春泉、彭月春、宋菁玲、黃紹彬錄製。 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新書發表會，客委會主委與客語編輯、客語審定專家與有聲書工作團隊合影。 客委會表示，在年輕世代逐漸失去客語能力的情況下，透過7部當代客語書寫作品問世，為臺灣文學種下了新的種子，期待成為客家後生閱讀的起點，鼓舞更多創作者投入客語書寫，也藉由文學作品讓更多人親近認識客家。 ★ 客委會「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七位強檔作家聯袂創作 ★ 全書以超過 60%的客語文字書寫，並附上詳盡華語註解，讓讀者輕鬆閱讀客家文學 實體書購書＆有聲書免費聽 ▶ https://www.mirrorfiction.com/news/1237

作者／徐淑卿記者鄭進耀即將出版的《臺北聞人蔡金塗》，是一部鑲嵌在複雜時代背景的傳記。「聞人」言雖敬重實則語義多重，以色彩形容宛若黑白兩道皆有往來的灰色。他出身戲班，直到相當年歲仍有可以上台亮相的身手，也是大稻埕傳統戲曲軒社的重要人物，在地方宮廟也有其影響力。在他的葬禮，出席者有日本政界人士與山口組，二兒子早年過繼給日本右翼政治世家，也顯示他與日本關係密切。出生於1914年的蔡金塗，年輕時仍在日治時期，他曾到中國福州、廈門等地，身涉兩岸江湖，可能與福建浪人組織有關。經由這本書，可以了解的不僅是多元身分的聞人蔡金塗，而是與之相連的行業和組織。比如一個從過去到現在始終存在的群體，他們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名稱，但相同的是，他們或者替白道做暴力犯罪等事，或者扮演白手套，或者管轄約束地方流氓，雖然隱身幕後，卻可能改變歷史進程。蔡金塗在福建可能接觸的「大陸浪人」（鄭進耀書中稱為「日本浪人」），就是明顯的例子。不論是朝鮮明成皇后在景福宮被刺殺，軍閥張作霖於皇姑屯被炸身亡，都有「大陸浪人」身影。以現代來說，就像竹聯幫在「江南案」中扮演的角色。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Danny Orbach，他曾在以色列軍方體系擔任情報分析工作，也在哈佛大學受教於外交史權威入江昭，則將大陸浪人形容為「權力外包」的代理人。可以利用他們執行特殊任務，試探外界反應，同時避免承擔責任，在政治上保留「可否認性」。而這幾乎是各種不同型態代理人的功能。以明成皇后與張作霖案件為例，駐朝鮮公使三浦梧樓和日本軍人河本大作可能是基於自己的獨斷，希望測試日本進一步擴張勢力的可能性，但又要顧及與政府的微妙關係，以及外交上的審慎考量，於是和大陸浪人合作，發動這兩起事件。那麼，什麼是「大陸浪人」？學者趙軍在《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書中曾經定義：「大陸浪人，亦稱支那浪人，日本近代史上以所謂『經營大陸』（主要指中國、朝鮮）為志的民間及一部分政界、軍界人物的統稱。其成員大部分為軍國主義、擴張主義者，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亞洲地區的尖兵和特別行動隊（突擊隊）。」他們的活動約始於1870年代，結束於1940年代。Danny Orbach將這些在亞洲大陸追求「愛國冒險人生」的人，又稱為「大陸冒險者」。他認為，這些大陸冒險者是明治維新後快速現代化過程中，感到被邊緣化的多個群體之一。他們不願或無法在工業化社會中發展平凡的職業，於是拋下家庭與責任，前往日本海外不斷擴張的帝國邊疆尋找機會。從趙軍的定義中，可以知道「大陸浪人」的身分非常多元，既不同於失去領地主君和俸祿的流浪武士，也未必是底層無賴。他曾按照《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的998位日本人，將「志士」或廣義的「大陸浪人」分成幾個類別，雖然有些官員、貴族、學者，嚴格說來未必屬於「大陸浪人」，但可以讓我們更完整掌握這個群體的面貌。趙軍的分類有：政府官員、貴族、國會議員等；現役軍人（不包含已退役或與軍隊有關係者）；博士、教授、漢學家、詩人、畫家等學術界人士；新聞、出版界人士；經濟界人士（包括「滿鐵」、對外拓殖會社工作人員等）；僧侶、回教徒、天主教徒等；軍事偵探、隨軍翻譯及「特別行動班」成員；玄洋社、黑龍會、東亞同文會成員及其他浪人團體成員或浪人界主要對外活動參加者。Danny Orbach的大陸冒險者，範圍則更為縮小。他認為，這些人有一種獨特的身分認同，雖然與同樣活動於中國與滿洲的日本移民、軍人與官僚彼此關聯，卻又有所區別。與定居者不同，他們通常沒有固定居所，而是在各地遊走，尋求刺激與賺錢的機會。許多人從事需要不斷移動的工作。例如成衣與書籍的販售、皮條客、婦女販運、鴉片交易、新聞採訪、公路搶劫，以及自由身分的間諜活動。有些人兼職為日本效力，但與軍人、官僚或外交人員不同的是，他們是獨立或半獨立的行動者，行事動機來自各自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個人目的。他在〈軍事—冒險複合體：軍官、冒險家與日本在東亞的擴張，1884-1937〉（The military-adventurous complex：Officers, adventurers and Japanese expansion in East Asia, 1884-1937）論文中，將大陸浪人與日本軍方或政治人物合作的機制稱為「軍事—冒險複合體」。這是由軍官、大陸冒險家、商人、政治人物、犯罪分子，以及中國、滿洲與蒙古的革命者組成的遊說網絡。這些群體的利益各不相同，卻彼此交織。儘管其運作並非由單一指揮中心主導，軍事—冒險複合體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日本的對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而在這個複合體的最底層，大陸冒險者還與形形色色的中日犯罪組織保持聯繫。這個複合體早期的例子是日本軍人荒尾精在漢口「樂善堂」建立的間諜網。荒尾精1884 年抵達中國，與經營藥房的商人暨新聞工作者岸田吟香（畫家岸田劉生的父親）合作，在漢口設立「樂善堂」分店，招募了數十名大陸浪人，讓他們以流動藥販的身分活動。這家店鋪，實際上是間諜活動的掩護所。這些間諜，全數由大陸浪人構成，被要求自行負擔開銷，並被派往中國各省蒐集情報，同時與土匪、部族首領及地方士紳建立聯繫，以備日後之用。間諜獲得的情報，由荒尾精彙整成長篇報告，按時送交參謀本部，並在第一次中日戰爭（1894–1895）期間為日軍所用。軍官、冒險者與商業利益三者的結合，日後成為「軍事—冒險複合體」的典型特徵。而在刺殺明成皇后的「乙未事變」，權力外包的對象則是《漢城新報》的記者和職員，他們中有些人是真正衝進景福宮的暗殺者。《漢城新報》是由日本外務省資助在漢城發行的日文報紙，社長安達謙藏本身就是出身熊本的政治活動家，也是當時在漢城組織大陸浪人的首腦人物。在事變之前，公使三浦梧樓多次與報社成員會晤。他們利用記者身分，在漢城各處收集王宮情報，暗殺成功後，則製造輿論將責任推給高宗的父親大院君和若干朝鮮人，宣稱日本人只是受邀維護秩序。這個事件引起國際譴責，日本將這些人遣送回國接受審判。其中被分類為民間人士的有32人，基本上屬於熊本國權黨右翼團體和玄洋社。這些人中除了記者、主編，也有政府官員和學者。他們不但被判無罪，有些人如安達謙藏後來還進入內閣。在《臺北聞人蔡金塗》中，鄭進耀描述的是台灣籍民成為「日本浪人」的李爐己，以及他所策畫的「水戶案」。李爐己是台灣芝蘭二堡（今北投一帶）人，原任公學校訓導，因賭博被革職，偷渡到中國，他曾任福建報社記者，離職後無固定職業。日本軍方與他接觸，希望他效法滿洲的日本浪人，為日本做出「貢獻」。滿洲模式就是在當地製造動亂，讓日本有出兵藉口。李爐己在福建的配合者則是台灣籍民黑幫。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福建各地掀起反日浪潮，日本商店被砸，日本官員及住民遭到毆打。於是日台居民召開會議，要求日本領事館對中國提出抗議，並保護他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李爐己也是這場會議發起人之一。但反日運動沒有因此止息。甚至在福州日本人學校擔任訓導主任與老師的水戶參雄夫妻，在動亂中遭到殺害。原本以為這是反日分子所為。調查後卻發現，是兩名台灣人前往水戶住所，水戶妻子開門時，慘遭殺害，水戶身受數刀，逃離住宅，最後送醫不治身亡。而逃亡的凶手最後竟被李爐己收留。於是整個案件方向逆轉，被認為是台灣籍民借台灣黑幫力量殺人，讓日本軍方能師出有名。日本領事發現後，將李爐己等人送回台灣受審。他們回台後全部獲釋。李爐己之後還參與天津的日本特務機關，活躍華北、上海。到1943年被政敵毒死時，已是滿洲國中將。1930年，當時只有16歲的蔡金塗到福州討債，他非常有可能是台灣籍民所屬的日本浪人組織成員。這也是《臺北聞人蔡金塗》的特色。一個人，既可以呈現其人生的特寫，也可以將鏡頭拉遠，觀照一個時代的斑斕圖卷。而這個圖卷，可能是曾經在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大陸浪人，也可以是台灣傳統戲曲，或是戰後涉足政治的台灣幫派與日本政界及黑道組織的往來。不論往哪個方向，這本書都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臺北聞人蔡金塗》可以讓我們了解的不僅是這個人，也有與之相連的行業和組織。比如一個從過去到現在始終存在的群體，他們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名稱，遊走於情報、暴力犯罪與灰色地帶之間，雖然隱身幕後，卻可能改變歷史進程。圖／陳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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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淑卿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曾有段懷孕中的金智英坐地鐵的描述。一位太太用大家可以聽到的聲音說，這樣很累吧？要是有誰讓座給你就好了。在大家的不自在中，一位女大學生站起來讓座，但是她撞了金智英的肩膀說：「肚子都大成這樣了，竟然還搭地鐵出來賺錢，真不知道在想什麼？」另一部韓國小說《破果》，是題材少見的65歲女性殺手的故事。小說開始的場景也是在地鐵上，坐著的孕婦，被強迫她讓座的男子數落：「最近的年輕人連結婚這種事都自動放棄，也不生孩子，懶得履行義務，只有在想要舒舒服服的時候才會說懷孕。...講白一點，這世上就你一個人懷孕嗎？就你一個人要生孩子？」地鐵如社會的觀景窗，讓讀者看到韓國女性，即使是最能激起大家善意的孕婦，在擁擠的必須爭奪的空間，也成為讓人產生敵意的「特權」。2016年5月，江南地鐵站附近甚至變成祭壇。一位年輕女子在公廁遭到殺害，兇手和被害人毫不相識， 行兇動機是，他長期遭到女性無視，已經再也無法忍受。曾經翻譯《臺灣漫遊錄》的韓國翻譯家也是類型小說作家金依莎說，這件事引起許多女性的危機感。過去大家可能以為韓國治安良好，現在則驚覺這種暴力可能發生在每個女性身上，「她的故事可能也是我的故事，她的結局可能也是我的結局。」「江南站殺人事件」被認為是韓國女性主義再次覺醒的起點。幾個月後，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這本狂銷超過百萬冊的小說，不但社會學式的呈現韓國女性生命群像，也讓女性過去有所感但未必察覺也未必能言說的痛苦，經由主角之口率直說出。根據統計調查，韓國1982年出生的女性，名字最多的就是「金智英」。這部小說，藉由一位女性，顯影所有韓國女性共同的處境。就像「江南站殺人事件」，顯影的是女性共同面對的「厭女」威脅。揭露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其實2007年韓江《素食者》更為尖銳。韓江接受韓國《東亞日報》採訪時曾說，她在大學時曾被韓國詩人李箱的這句文字吸引：「我相信人類應該成為植物。」她想像這位處於日本殖民時代的詩人，被迫生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也許正是如此而渴望人類成為植物。所有與暴力相關的詞彙，如攻擊、戰鬥等都是指向動物性的存在，《素食者》是嘗試抵抗這種動物性的本質。韓江說：「我想呈現一個弱肉強食世界最極端的核心。」不過韓江的尖銳，一個在暴力下希望像植物那樣活著的女子，也很容易被「病理化」或代換成一種只會出現在小說的「奇觀」。這種「虛構的孤例」，也許不像「我們都是金智英」那樣，意味著韓國女性共同的呼聲，以及成為對有些韓國男性來說共同的挑釁。2018年韓國Me Too事件已經不再只是隱流，而成為公開的抗議運動時，檢察官徐智賢（Seo Ji-hyeon，暫譯）在電視訪談指控上司性騷擾，就引用《82年生的金智英》。2016年「江南站殺人事件」、《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與2018年MeToo運動，意味著女性覺醒擴大到更多群體的同時，不意外的也面臨反噬。不但涉及女性的書寫與言論，更容易被敵視，而且可能進一步被貼上「厭男」標籤，女性主義甚至被視為一種「精神病」。2018年歌手 Irene 在粉絲簽名會說最近在讀《82年生的金智英》，隨即引來男性粉絲強烈不滿，甚至在社群上燒燬她的照片，剪碎她的海報。一名男性留言說：「她等於公開成為女性主義者，我不再是她的粉絲了。」同一年，饒舌歌手 San E 發表歌曲〈Feminist〉，歌詞被認為有厭女意味。他也在一場演唱會反擊抗議他的聽眾：「Womad是毒藥。女性主義？不，你們是精神病。」Womad是2016年從另一個以強調「鏡像反擊」聞名的論壇Megalia分裂出來的社群，強烈反父權，公開使用仇男語言與主張對男性全面拒斥。但是，這種較為激進的立場，其實不能代表韓國所有女性主義者，甚至她們也不見得自認是女性主義者。不過，對於反對女性主義的人，他們未必想釐清其中的區別，甚至刻意模糊其中的區別，將Womad的主張變成女性主義共同的標籤，也賦予自己仇視女性主義的正當性。2021年《The Diplomat》曾刊登一篇文章〈女性主義如何在韓國成為貶義詞〉（How Feminism Became a Dirty Word in South Korea），分析女性主義在韓國被妖魔化的複雜原因。這不僅是男性擔心女性將動搖其過去優勢的反彈，也不僅是自以為被無差別「厭男」所感受到的被歧視的憤怒。文章中引述律師S. Nathan Park 的看法，一種相信成敗全憑個人努力的菁英績效主義（meritocratic ideology），構成韓國年輕男性反對女性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們在嚴苛而競爭激烈的教育與就業環境中，受個人主義追求與資本主義壓力所形塑，因而形成一種「扭曲的道德感」。在這樣的觀點之下，系統性的性別不平等被削弱甚至否認。S. Nathan Park認為，當前這股厭女浪潮的動機，源自韓國年輕男性將女性視為「持續獲得優惠待遇的威脅」，而將自己視為女性主義的受害者。在《82年生的金智英》與《破果》中描繪的孕婦在地鐵上的被歧視，何嘗不是將她們視為獲得優惠待遇而讓自己受害的威脅？充滿貶義的網路流行用語「媽蟲」，又何嘗不是刻意忽略母親在家庭中承擔更多育兒的辛勞，而將她們扭曲成依靠丈夫和小孩得以悠哉度日的人？文章還引述一位韓國女性主義者的說法：「女性主義者正被描繪成仇男者，以便被噤聲，並使她們為性別平等所做的努力遭到污名化。」一些受訪者認為，現在韓國公開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仍是危險的。而對名人展現女性主義立場的仇視，也助長一種文化氛圍，女性主義意識形態遭到排斥，當事人必須為此不斷辯解或道歉。這種對女性主義的憤怒情緒，也被政治人物收割。2024年愛丁堡大學韓國研究資深講師Youngmi Kim，有一篇文章〈4B：韓國女性如何領導一場對抗厭女的激進運動〉（4B: how South Korean women are leading a radical movement against misogyny）便指出，韓國政治人物已將這股日益增長的怨懟情緒武器化，並利用性別歧視與厭女情緒來獲取選舉利益。她認為，韓國前總統尹錫悅2022年贏得總統大選，部分原因正是他成功鞏固心懷不滿的年輕男性選民支持。在競選期間，他承諾要廢除性別平等與家庭部，並指控該部會將男性視為「潛在的性犯罪者」。不過，在部分男性妖魔化女性主義者，試圖否認韓國性別不平等的事實，以及抹煞女性爭取平等的努力時，作為韓國文化消費主力的年輕女性，對於現在仍有政治不正確的厭女等文字也格外醒覺。金依莎說，其實韓國文學界對於性別的看法已經達成共識，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擴散到更多讀者群，讓他們可以接受？她選擇寫類型小說，也有著希望觸及更多讀者的想法。金依莎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漢城府，明月夜》是一部以朝鮮時代「產婆」為主角的推理小說，因為這個時代男性仵作無法檢驗女性屍體，民間產婆就有機會代為驗屍，而從這樣的職業設定中，讓女性成為可以觀察推理的「偵探」。這部小說獲得相當不錯的評價，被視為是「成功將性別議題植入類型框架」的佳作，目前已有法文與俄文版，也售出電視版權。在讀者的反應中，金依莎也發現對於女性角色更為敏感的現象。有些人對女性身份產生質疑，比如說朝鮮時代女性不能出門，產婆可以去驗屍或追查案件嗎？金依莎說，女性不能自由拋頭露面是朝鮮時代晚期的規定，但小說背景是較早時代，還沒有禁止女性出門。不過小說中的確有個角色和史實有出入，也就是世宗大王的弟弟，這個人物其實很早就去世了，但這點反而沒有人提出質疑。《洛杉磯書評》撰稿人Colin Marshall曾說，即使在韓國，《82年生的金智英》一度也帶有社會政治「高壓線」的性質：讚美它，你就是女性主義陰謀的一分子；批評它，你就是父權體制的一員。...這使得要讓文本從藝術性的優缺點來進行批判性討論，面臨的可能不是反駁，而是一道石牆。石牆意味著在對立的情況下，有意義的溝通幾乎不可能。但是這樣固體的形容，反而讓人有種石牆或許有一天可以打破的樂觀。而爭取性別平等的努力，可能更像液體，在政治動員的情緒挑動下，如逆水行舟，退步往往比進步還快。這不僅是政治人物以厭女言論吸引同樣厭女的支持者來鞏固選票，而且也顯示女性議題的脆弱性，在政治對立之前，我們曾經以為的進步，或許只是幻覺。 韓江《素食者》，承襲韓國詩人李箱「人類應該成為植物」的想像，尖銳描繪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圖／陳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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