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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卿專欄】書大賣的好日子
作者/徐淑卿決定出版李佳穎《進烤箱的好日子》全球英文版時,英國企鵝藍燈書屋出版集團旗下雙日(Doubleday)出版總監JaneLawson給自轉星球文化寫了一封信:「我們很自豪能出版台灣大無畏的新女性聲音,她的作品不僅有普世書寫的深厚傳統,更展現台灣自身的歷史特殊性。···我們會打造一本經典。」這封令人熱血沸騰的信,背景卻是台灣荒涼的出版現實。現在台灣文學作品,包含各通路(不計電子書與有聲書),1年銷售1千本,已經算是不錯成績。新書上市的賞味期也許只剩兩個星期。從被國際認可,到作家多年心血被書市惡浪吞沒,似乎命懸一線。所以,也許該討論的是,如何讓台灣文學作品,有機會站穩第一步,不至於被寒磣的銷售數字擊潰,而能支撐到被看見的瞬間。環伺的挑戰,只有加劇,不可能回頭。所以無需強調影視、電玩等娛樂的競爭,使小說讀者日漸減少。甚至應該化敵為友,將創作視為九命怪貓,除了書籍形式外,也可以用不同載體來延長一本書的生命。就像現流冊店店長洪沛澤所說的,「文學性」不是只存在書裡,也可以在不同載體獲得體驗。不過,如果不能在一開始創造話題,證明自己有被討論與銷售的潛力,不論是外譯授權或影視改編都是奢談。所以問題依舊回到原點,也就是如何能讓讀者願意閱讀一本文學作品,購買一本書?許多同樣的努力不見得有同樣的效果,但成功的案例,都有「口耳相傳」和「破圈」兩個因素。而後在國內外得獎,以及外譯授權的表現,還可以再引爆一波銷量。澳洲曾在2021年進行購書與借書普查。結果發現,在針對特定書籍的行銷活動中,最能影響讀者購書決定的是口耳相傳,其次是媒體宣傳,其次是廣告,最後是書目型錄。「口耳相傳」被視為最具神奇效果。讀者購書的三個重要原因是:喜愛該作者的其他作品;家人和朋友的推薦;書籍折口/或封底的內容簡介。(不含封面書評引言或名人推薦,其影響力最低。)這份普查說明「口耳相傳」雖然行之久遠,但依然有效。李佳穎《進烤箱的好日子》就是好例子。她在自轉星球推出這部小說,首印2千本,過了將近5個月,也就是在獲得Openbook好書獎前,才決定再版。這幾個月的時間,自轉星球社長黃俊隆,採取的就是「挨家挨戶」製造口碑的方式。他先請資深文學出版人陳雨航寫推薦序,請著名作詞人李焯雄掛名推薦,希望可以突破不同群體。也將書寄給各個媒體、KOL等有影響力的人,並隨時跟通路回報獲得的訊息。不過即使如此,還是有段低迷時間。黃俊隆說,李佳穎原本書名是《寫東西的好日子》,後來他們商量改成《進烤箱的好日子》。在銷售比較緩慢的初期,他一度反省,改書名用了詩人普拉絲的典故,是不是反而提升讀者的門檻?甚至討論,之後再出的《小碎肉末》等是不是首印只要1千本就好?但隨著口碑不斷發酵,之前挨家挨戶如同火種,在社群媒體點燃。加以年底獲得Openbook好書獎、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類首獎,接下來確定英國企鵝藍燈出版集團買下小說的全球英文版權,隨後又售出多國外譯版權,如今這本小說已經銷售1萬多本。回顧之前極盡可能的日子,黃俊隆說,編輯會選擇出一本書,一定是喜歡這本書,怎麼會因為開始的銷售數字而卻步?在《進烤箱的好日子》獲得如此佳績後,黃俊隆更有信心。他認為,非但不要分純文學或大眾文學,甚至也不要去分文學或非文學,這就是一本好看的小說。「我們要有信心,我們是站在平等的狀態下,和世界溝通競爭。我們跟外國出版社討論的基礎點是去國界及語言化的。」不過,因為黃俊隆就是自轉星球的老闆,這也是他休息多年後重新出發的第一本書,不論是投入資源與行銷波段都可以做到非常細緻。但一般出版社每個月都有出書進度,一本書若沒有突出表現,出版社投入的資源就會減少,這也是難以避免的現實。洪沛澤之前在出版社擔任多年行銷。他說,《進烤箱的好日子》和楊双子《臺灣漫遊錄》類似,都是在獲獎或外譯授權肯定後,在台灣爆發的例子。這兩個例子讓人思考,行銷的漏斗是不是可能倒過來,在積累一段時間後,再投入更多行銷資源?黃俊隆就是在《進烤箱的好日子》獲得肯定後,反而持續加碼,舉行多場讀者見面會。但因為新書上市,前一個月的銷售是關鍵,各出版社幾乎在這段時間精銳盡出。除了要有口碑,還要破圈,現在熱門的破圈方式就是上Podcast或請YouTuber推薦。尤其就文學類型來說,幾乎每個人都可能是讀者,所以破圈格外重要。作家李金蓮推出自己的小說時,就跟出版社討論,希望推薦者可以來自不同領域。她出版《浮水錄》時,遇到一位工廠工作的女性讀者。她在工廠下班後,最快樂的事就是到租書店租一本小說,回家躺在棉被裡看。現在讀《浮水錄》,讓她回想起當年租書店讀小說的快樂,所以也把這本書推薦給她女兒。但通常出版社在設想小說讀者輪廓時,未必會想到工廠工作的人。洪沛澤因為很喜歡獨立音樂,所以當「裝咖人」主唱張嘉祥出版第一本小說《夜官巡場》時,他就企劃推出小說和CD套組。因為張嘉祥的創作靈感以小說和音樂兩種媒介展現,所以套組的行銷方式對創造表達更為完整,也可以觸及到喜歡音樂的人。後來他主辦「獨書祭.改」活動,也將獨立書店和獨立音樂串聯在一起。關於文學書籍銷售下滑,他認為有時候也無關書價,而是你閱讀一本書的時間成本,與跨越閱讀門檻的體驗成本,都會造成阻礙。但也有許多人,比如音樂人,可能也喜歡閱讀但不知道入口。所以在活動中,他設法製造許多入口,讓他們知道後面有不同的世界。為了知道現在年輕人喜歡什麼,他甚至加入朋友設計的交友軟體,設定年齡層和興趣,來觀察他們的喜好。今年台灣最受注目的文學書,當數楊双子《臺灣漫遊錄》。這本2020年出版的書,因為去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翻譯文學獎肯定,不但賣出更多國家版權,台灣的銷量也節節上升。書業人士說,這是繼《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來,台灣近年少有的文學書熱銷現象。但是能夠在海外得獎的書畢竟少數。出版《臺灣漫遊錄》的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說,從英譯到選擇出版社到獲獎的過程,其實充滿著意外,如果要靠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那表示台灣的書市是不健康的。所以,「作為一個出版編輯,我個人比較關注的是,我們這個社會與讀者,如何能對文學持續保持興趣跟熱度?因為這才是目前市場上最困難的。」在英文版之前,《臺灣漫遊錄》先出日文版,市場一開始反應就很好,很快就超過台灣銷售的5000本。國外的反應,讓她心裡納悶:如果沒有國外的獎項,僅靠台灣自己,是不是可以撐起這個市場?是不是即使沒有在國外得獎,大家依然可以多關心圖書,多關心文學市場?她期待的是一個有益於文學生長的文化專業領域之形成。她說,現在推外譯的時候,外國出版社可能會問幾個問題。首先有沒有足夠有說服力的排行榜,其次是獎項,第三是「好的」評論。莊瑞琳所說的「好的評論」與「好的意見」,並非是對書籍的肯定,而是有公信力的,可為大家所信任的標準。目前除了Openbook閱讀誌、博客來OKAPI閱讀生活誌,以及中央社文化組外,傳統媒體在文化新聞形同失落的一角。有時出版成為話題,也是討論產值或者市場衰退,很少討論文化現象,以及對作家進行深入訪談等,現在的文化新聞應該有更多元的作法,來豐富這個創作土壤。回到之前提到「口耳相傳」的效應,現在很多關於書籍的見解或推薦,是由愛書人或網紅在社群媒體上發文,其中也不乏成功例子。但莊瑞琳認為,在讀者產生口碑之前,文化產業應該有機制產生出「正式的評論」,建立長期的具有公信力的標準。短期意見在社群媒體野生傳播固然重要,但畢竟這是充滿隨機性的。由於目前媒體生態如此,所以她現在會反其道而行。在推一個作家或某本書的時候,先企劃深度的訪談或者書評。不論希望銷售外譯版權或是獲得國際肯定,都是立基於台灣有醞釀創作的土壤,可以讓作家生存下來。政府補助固然不無小補,但產業環境的健康,才能行之久遠。在台灣作品逐漸被國際出版業者看見之時,如何讓台灣的讀者也能看見並以購買來支持台灣的創作,其實更為重要,因為沒有足夠多的台灣讀者來支持台灣的出版業,此時的絢爛,未必不是煙花。不是只有生日時才可以吃蛋糕,也不是只有在海外獲獎時才開始閱讀。在台灣作品逐漸被國際看見之時,如何讓台灣的讀者也能看見並以購買來支持,其實更為重要。圖/陳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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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必看】本週人氣選書 8/7-8/13
鏡文學本週人氣選書♕TOP1《獻祭的羔羊》TOP2《全糖必修課》TOP3《帶到地獄裡的愛殺不死》TOP4《神與畜II:HellofMemories》TOP5《你擱淺了我的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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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卿專欄】從粉絲到經濟,泰國BL劇成功之道
作者/徐淑卿在泰國影視中,BL(也稱「耽美」)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類型。它們多從小說或漫畫等原著改編,演示了從文本到影視的發展路徑,以及如何藉由粉絲效應,創造更多價值。BL雖然描繪男男之愛,但卻不同於同志作品,而有更多元的商業可能,泰國經營BL劇種的手法,值得借鏡。在泰國對外的文化軟實力中,BL就像K-POP之於韓國一樣,是具有競爭力的,讓世界認識泰國的入口。BL雖然是商業類型,但是它在泰國受歡迎的程度,似乎泯除了嚴肅與大眾的界線。兩位曾參加台北國際書展的泰國作家威拉蓬.尼迪巴帕(VeerapornNitiprapha)與Prapt都曾在BL劇中客串演出。Prapt不奇怪,他本身就寫BL小說,也是他客串演出的《TheECLIPSE日蝕》原著作者。但兩度獲得東南亞文學獎的威拉蓬,與BL似無關連,她客串演出,也許是基於有趣好玩的心態,但至少顯示BL在泰國沒有不登大雅之堂的偏見。更重要的是,BL所創造的產值逐年增加。根據泰國暹羅商業銀行經濟情報中心(SCBEIC)預測,2025年BL影視的收益是49億泰銖(泰銖與台幣匯率大約是1:0.92),占娛樂媒體製作市場約3.9%,年均成長超過17%,而這還沒有涵蓋出版、週邊商品,粉絲見面會、會場出租等其他收入。嚴格說來,占比不算太大。但這收益的成長與泰國BL影視在海外日益流行趨勢一致,顯示BL已經是泰國娛樂業成長的重要驅動力。有鑑於此,SCBEIC建議政府應該提升對泰國BL的扶持力度,增強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為什麼泰國BL影視發展如此迅速,堪稱亞洲之最?也許可以回顧幾個里程碑。一般認為2007年電影《愛在暹羅》是開端;2014年《LoveSickTheSeries》是第一部校園BL劇;2016年泰國GMMTV推出第一部BL劇《SOTUSTheSeries》,確立經典的「學長-學弟」設定,也使得GMMTV日後成為最主要的BL製作公司。重要的轉折點是2020年GMMTV在疫情期間推出的《2getherTheSeries》。這部作品是泰國BL劇代表作,不但在全球受到歡迎,也確立泰國BL劇的商業模式。首先是有原著作品。《2getherTheSeries》(中文翻譯《只因我們天生一對》),是由JittiRain原著小說改編。泰國BL影視幾乎都從小說或漫畫等改編而來,甚至作者會有習慣合作的製作公司。其次,經營演員CP。BL演員通常來自不見得有演戲經驗的可愛男孩素人演員,如《2getherTheSeries》的演員Win。這些演員多有不錯的學歷或職業,演出BL劇是他們進入這個行業的敲門磚,或是因為演出BL劇而爆紅。如演出《金孫爆富攻略》的Billkin,就以BL劇《以你的心詮釋我的愛》,廣受歡迎。演員CP為了提高收視率,需要出席各種活動,戲稱「營業」。但與日、韓相比,泰國CP「營業」週期比較長。他們會一起上綜藝節目,舉行粉絲見面會,藉由影視花絮等各種蛛絲馬跡,粉絲二創,延續劇中的化學反應,凝聚粉絲的熱度,發行週邊等。之後,演員會各自品牌代言,或者創立自己的品牌,以及分別舉行國際巡演粉絲見面會。這些影視之外藉由粉絲經濟所創造的收益,更是驚人。第三,在影視發行通路上,不像以往主力是傳統電視或OTT平台,而採取更開放的策略。在疫情期間,《2getherTheSeries》先在電視頻道GMM25與OTT平台LineTV首播,而後配上多種語言字幕,在YouTube上架,使得這部影集在海外迅速走紅,也加速泰國BL在全球的流行。目前GMMTV在YouTube已經有1千9百40萬訂閱。簡單來說,泰國BL影視的收入來源,不僅是影視授權、訂閱收看和廣告,還有面對全球的粉絲經濟。那麼BL劇的粉絲哪裡來?或者說,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喜歡BL?尤其是泰國的BL?BL源自1970年代日本少女漫畫出現「少年愛」,屬於女性作者為女性讀者所創作的作品。日後在海外各地如台灣、韓國、泰國、中國等,都有不同地域特色的BL同人創作,以及相關影視。需要區分的是,BL雖然以男男之愛為主題,但不是同志文學或電影。因為它是架構在幻想中的純愛,不太觸碰同志在現實中遭遇的熱戀傷痕,與社會壓力。這種脫離現實,一方面曾遭受批評,認為BL無法反映同志的真實狀態,但也正因為它與現實脫節,反而是有些人喜歡BL的原因。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莊慧秋,因為喜歡日本BL劇《如果30歲還是處男,似乎就能成為魔法師》,所以這部劇改編為電影《櫻桃魔法》在台北上映時,她看了14遍。她是赤楚衛二的粉絲,聽說日本電影在台灣賣座一向不是很好,所以她不斷重看,希望可以支持這部電影。莊慧秋是同志,也是早期寫作同志主題的研究者,她在1991年就在張老師文化出版《中國人的同性戀》。她說,關於同志所遭遇的種種問題,實在太過熟悉。過去的影視作品也多以呈現傷害與痛苦為主,雖然這都是事實,但是她也會想,難道就沒有表現同志快樂一面的影視嗎?BL劇因為架空現實,所以片中大家對同性之愛顯得理所當然,也會呈現同志生活中甜美的部分,這不同於過去同志電影給她的印象。她和喜歡這部影集的朋友們有一個群組,彼此分享各種訊息。一開始可能是嗑CP,關注兩人是否真的在一起,CP翻船後,有的人喜歡赤楚衛二,有的喜歡另一位男主角。莊慧秋說,她們就是所謂的姨母心態,希望他們各自有幸福的生活。在泰國曾對收看BL劇的觀眾做過調查。結論是,大多數的觀眾是異性戀女性,但在重度收看者中,雙性戀或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比例更高。對同志來說,BL劇是甜美的寄託,但是對異性戀女生來說,則是一種更為安全的情感投射。莊慧秋說,BL從少女漫畫而來,超過某一個年齡層後,異性戀女性將自己投射到少女漫畫已經難以共鳴,所以BL成為新的選擇。尤其對異性戀女性來說,兩個可愛男生的戀情,比女生的戀情更讓自己感覺不受威脅。不過,她也認為,BL影視的大受歡迎,對鬆動過去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是有幫助的。不同地區的BL劇,帶有不同地區的特性。泰國是繼台灣,尼泊爾之後,第三個通過同性婚姻的亞洲國家。泰國本來對性別就相對寬容,社會也呈現輕鬆與易於同理的氛圍,泰國BL劇也具有這種特質。日本媒體《TheJapanTimes》今年7月曾刊出一篇文章〈Boys’lovedramasfromThailandmakewavesinJapan〉,訪問居住在日本的泰國BL粉絲。來自英國的Nyx,十幾歲時因為觀看《LoveSick》,首次接觸泰國BL。他認為泰國BL與他在心理層面產生連結:「(BL的主角)幫助我樹立自信,改變了我的人生觀。我經常對自己說,如果他能克服一切,繼續向明天前進,那麼我也可以。」他也積極參加粉絲活動。自2023年底,他在日本參加5場粉絲活動,以及曼谷的「LoveOutLoud」音樂會,這是由GMMTV主辦的年度慶祝活動,最近一次有22名演員11對銀幕情侶出場。還有一位是五十多歲的日本上班族。她先是被《2gether》演員Bright的銀幕角色所吸引。後來她的興趣從演員轉變為探索更廣泛的文化主題。她發現泰國BL語氣比其他國家更輕鬆、更具親和力。BL劇也激發了她對性別問題的興趣。改變她作為異性戀女性的觀點,引起了她對同性戀社群當前面臨的社會現實的關注。這與韓國K-POP類似。藉由流行文化,帶動世界對韓國產生興趣。這也是SCBEIC認為泰國政府應該對BL影視到世界各地發展,投注更多支持的原因。泰國BL劇可以引領亞洲,一方面是產量。日本、韓國社會對BL影視還是處於逐漸開放的狀態,中國的耽美劇則根本受到壓制。但最值得我們參考的還是從原著開始的產業鏈,以及粉絲經濟。要發展粉絲,演員非常重要。必須要有吸引人的外型,彼此有強烈的化學作用,以及「CP」經營週期需時更長。日、韓演員的「營業」通常僅限影視開播宣傳期,粉絲效益較難長尾,而這也可供我們參考。在泰國對外的文化軟實力中,BL影視就像K-POP之於韓國一樣,是具有競爭力的,讓世界認識泰國的入口。圖∕陳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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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卿專欄】苦於無米之炊,海外台灣文化的教學難題
作者/徐淑卿在海外大學的東亞研究裡,中國文學與文化是顯學,台灣在相對邊緣的位置。但這幾年因爲地緣政治的關係,以及過去許多人努力推動的積累,使得現在台灣文化更受關注,也有更多學生希望了解。這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在海外推廣台灣文化,除了在書展影展等展會、多國版權銷售捷報,或在海外得獎大放異彩的時刻外,是否應該正視海外大學這個教學現場的重要性?這是偶然得知在美國教授台灣相關內容,經常遇到教材搜尋不易與不足的窘境時,產生的疑問。海外大學的重要性是,一般讀者可以選擇讀或不讀,買或不買台灣文學外譯本,但是學生只要上課就必須閱讀和了解。這些學生可能來自世界各地,他們未來的身份可能是有傳播能量的學者、文化工作者,即使是從事其他行業,至少他們有這個契機認識台灣文學與電影,這如同一個種子,可以形成他們未來對台灣感到興趣的連結,換言之,這是一個珍貴的土壤。海外學者需要的教材與搜尋資料庫,台灣也有非常豐富的館藏和整理,現在就是如何連結最後一哩路:海外學者是否知道有此資源,以及如何為他們所用?比如,臺灣文學館在2012年成立「臺灣文學外譯中心」之後,推動各種外譯規劃。不論是譯者的培訓,建置「臺灣文學外譯房」外譯資料網站平台,以及LiFT(LiteraturefromTaiwan)翻譯出版計劃等。過去我們可能認為這是針對學術研究,影響與受惠者較為「小眾」。但是當我們意識到海外大學是讓更多人了解台灣文化的重要前哨基地,但可能遇到教材搜尋不易的問題時,也許就明白,臺文館的外譯計劃,是知道並嘗試解決這個問題的。而且臺文館與學術的關聯,本來就比較密切。臺文館的定位是博物館,本就具有研究、典藏、推廣和教育的核心任務。館長陳瑩芳說,博物館的角色是以研究典藏來支撐,所以臺文館有研究員做史料搜集與爬梳,建立台灣文學發展系譜。建立系譜會定錨在哪些是建構台灣文學史的作家和文學作品,然後透過策展等推廣方法,不論是實體、線上、外譯、改編或跨域,讓大眾知道。簡單的說,臺文館的外譯計劃,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礎上,與學術和產業連結。和必須以商業銷售為考量的台灣外譯出版品相比,可以兼顧較少被關注,卻有重要地位的文學作品。比如說,文化部的翻譯獎助因為顧及海外商業市場需求,所以多為長篇小說,臺文館的LiFT計畫,則以短篇小說、散文、詩歌為主。陳瑩芳說,這樣既可以形成台灣文學海外輸出的完整圖像,在商業上和文化部產業思考也有所交集。LiFT翻譯出版計畫,本來就是因應外國大學授課需要,編輯委員會也多由各國大學教授組成,且經由海外商業出版社出版,一般讀者也可以購買。從2019年至2024年,在世界各地出版了《臺灣文學讀本》、《臺灣文學史綱》、《記憶與夢幻:臺灣短篇小說選集》、《臺灣同志文學讀本》、《卜算子與科技人妻:臺灣當代女性作家小說選》等近三十部出版品,涵蓋英法德日捷克波蘭等語種。陳瑩芳說,每一主題從成立編輯委員會開始,通過企劃、編選、翻譯與出版,都會捲動許多人才投入,使得更多人接觸台灣文學。比如《卜算子與科技人妻:臺灣當代女性作家小說選》所組成的編輯委員會,是由政大歐語系教授徐安妮,連結到德國梅茵茲大學、波昂大學、慕尼黑科技大學出版社等學術資源,也推動這些學校對台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但是,臺文館有這麼多外譯成果,購買也很方便,有些在亞馬遜就可以買到;「臺灣文學外譯房」目前也登錄了一千多筆資料,供海內外研究者查詢。這樣有用的資源,如何透過管道讓更多海外學者知道?這是未來可以著力的地方。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任教的柏蘭芝說,在海外教學時,授課主題和是否有外譯本經常互有影響。有時你想教某位小說家的作品,比如呂赫若,但你想選的小說沒有英譯本,只好改選他其他有英譯的作品。而在查詢是否有英譯本時,他們經常使用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學中國文學與文化中心建立的搜尋網站,臺文館的「臺灣文學外譯房」其實更契合學者對台灣文學外譯內容搜尋的需求,值得廣為宣傳。除了英譯本之外,也不能忽略外國學生對中文教材的需求。臺文館LiFT的讀本,很多是短篇小說與詩歌,這或許是因應海外教學的需要,但是中文的短篇選集,不僅是文學也包含非虛構作品,對外國學生也同等重要。如果有實體或電子書可以推薦學生購買也罷,但不是所有教材都仍在市面上流通。柏蘭芝形容,每個學期開始,都會出現一個的景觀,就是老師們開始動手掃描,在版權許可範圍內,將教材發給學生。不過,相較台灣文學外譯作品,雖說不足但其實也不少,台灣電影教材取得就更為困難。台灣經典電影,有些老的CD大多絕版,畫質差,且英文翻譯有問題。在電影資料館時期,曾出過台灣電影的全集,但無法單集購買,且學生現在也少用CD播放機。柏蘭芝說,在海外若要以台灣電影為教材時,需要的是有英譯,以及最好有串流。國家電影及視聽中心有很多修復的老電影,但沒有在海外串流平台上架,也無法推薦給學生。像她授課想使用《兒子的大玩偶》、《香蕉天堂》作為教材,因為找不到可使用的來源,也只好放棄。但是像屏東市政府拍攝的紀錄片《社頂的孩子:羅妹號事件紀錄片》,因為放在YouTube,又有英譯,就可以推薦學生觀賞,也很受學生歡迎。因為涉及到版權,所以不論是國影中心的館藏,或是許多研究台灣可以作為教材的紀錄片,都未必能在海外串流平台上架,或在海外播映。國影中心的館藏可以銷售給海外圖書館做公播之用,但也不是每部電影都可以授權。不過為了在海外推廣台灣電影,國影中心有「臺灣電影工具箱」計劃,提供給海外非營利映演活動。申請者與策展單位,每年可以有五部電影申請額度。而這些電影是國影中心挑選過,符合版權規範的,缺點是品項也有限。即使如此也勝於無,但「臺灣電影工具箱」的美意,海外學者是否知道呢?國影中心未來會透過駐外使館發送電子報,讓當地學校或文化中心等單位知道。駐外使館應該也是台灣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節點,因為他們除了可以在當地舉行文化活動外,也知道如何連結各種資源。影視製作人陳昱俐最近到國影中心看了勞勃·阿特曼電影展。她說,以前的老電影,現在看還是覺得很驚人。關於海外大學難以取得台灣經典電影作為教材的困擾,她說,這是雙向的,其實台灣的電影系所學生,要看西方的老電影也不是那麼容易。像他的老師易智言,在學校與工作室上課時,甚至必須自己翻譯電影字幕,如《馬爾他之鷹》,來作為教材。未來是否可以透過大學圖書館或研究單位典藏,來互相交換資源,更有系統的收藏、整理海外的經典電影呢?學術交流應該是無國界的。她也提到線上觀影的方便性與影響。今年她購買了「2025金穗入圍影片影展通行證」,她說,可以先從線上觀賞入圍影片,是重要的過程,因為看過影片之後,參加頒獎典禮時會更有感。而且2022年就是因為看了金穗獎入圍影片,因此找到她日後製作《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的導演。她認為,國影中心在館藏等建置上都做得非常好,可以感受到是一群對台灣電影發展脈絡非常了解的人在推動其事。那麼是不是可以在館藏的基礎上,設置線上平台,讓海外的影迷可以更容易觀賞?國影中心應該是最有能力做這件事的。不論是台灣文學或電影,海外推廣都是政府努力的目標。如此,正視海外大學校園的重要性,提供學者可使用的教材資源,也許是一個具體且未來會影響深遠的方向。台灣文化在海外大學越來越受關注,但搜尋與準備適合的教材,卻是一個難題。圖/顏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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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卿專欄】畫家與模特兒讀《藍圍巾的男人》及其他
作者/徐淑卿1965年美國作家詹姆斯·洛德(JamesLord)出版了《AGiacomettiPortrait》,描述自己在巴黎擔任賈科梅蒂(AlbertoGiacometti)模特兒18天的過程。這是首部作家以模特兒視角所寫的書,後來拍成電影《寂寞大師》。電影許多場景在賈科梅蒂工作室,所以我們看到周圍散布他創作中的如〈行走的人〉那樣人體頎長的塑像。賈科梅蒂想為洛德畫肖像,他說,你正面看起來像惡棍,警察看到一定很感興趣。「但還好,我看到的跟我畫的不會一樣。」在這本書裡,洛德描述賈科梅蒂不斷塗抹修改,自我懷疑,認為自己永遠無法忠實呈現他所見之物。也許「忠實呈現」注定就是無法抵達的徒勞,因為人始終在變動中。就像英國當代最重要肖像畫家盧西安·佛洛伊德(LucianMichaelFreud)也曾對他的模特兒,英國藝評家馬丁·蓋福特(MartinGayford)說:「你每天看起來都不一樣。」既然不可能所畫如所見,重要的也許是藝術家賦予人物的生命氣息。賈科梅蒂的作法是:「要讓頭像看起來真正逼真是不可能的。你越努力讓他像真的,反而會越不像真的。但既然藝術作品本來就是一種幻象,那麼你若強化這種幻象,就能更接近生命的效果。」馬丁·蓋福特在2003年擔任佛洛伊德模特兒近兩年,完成一幅油畫〈藍圍巾的男人〉和一幅版畫〈頭像〉。在佛洛伊德去世前一年,2010年他出版《藍圍巾的男人》,這是繼《AGiacomettiPortrait》之後,第二部作家以模特兒親身經歷所寫的書。這部以日記體書寫的作品,不僅是畫家對模特兒的觀察,也是模特兒兼藝評家對這位著名肖像畫家的觀察,還有對於模特兒這個身份與畫作之間關係的思考。就像延續半世紀前賈科梅蒂與洛德的對話。在這本書裡,肖像畫是否要寫實,一開始就被否定。佛洛伊德早年就說過:「與真人完全相像,不是、也不能是創作肖像畫的目的。試圖把自然的東西畫出來的畫家,只是依樣畫葫蘆的畫家。」雖然「像」模特兒不可行也沒必要,但畫家在「變動不居」的模特兒身上想看到什麼?卻是始終縈繞在畫家與模特兒之間的問題。畫家有其想要趨近的「真實」,這與像不像未必有關;而模特兒也必然會在畫家的凝視中,忐忑不安,出現自我的縫隙。蓋福特說,對於畫家的凝視,與其說不安,更像是疏離感。「它帶出了一個我們每個人在童年時期想到過,後來也不斷重複想到過的問題,就是這個叫作『我』的東西究竟是什麼?當然,這也就是肖像畫的核心之謎。」還有,是否如「格雷畫像」那樣,揭示他不想為人所知的秘密?「不管是好是壞,我原來想隱藏的那些部分也許會就此展現在人前。」「佛洛伊德身上兼具一個小說家的敏感和一個畫家兼容並蓄的觀察力。」蓋福特所感知的特質,他日後用了另一個形容「巫師」。這是這本書非常有趣的地方。佛洛伊德與蓋福特不像一般畫家與模特兒那樣權力失衡,佛洛伊德在凝視蓋福特,蓋福特也在凝視他,佛洛伊德描繪蓋福特時,蓋福特也在書寫他,只是一個用畫一個用文字。但是看這本書時,你會覺得佛洛伊德掌握全局。蓋福特所描寫的佛洛伊德非常有趣,他對佛洛伊德的個性、特質觀察入微,而且基於佛洛伊德對模特兒所喜歡的互動交流,蓋福特也記錄了許多佛洛伊德的故事。但這更像福爾摩斯身邊的華生,佛洛伊德是唯一的創造者,是那個吹一口氣讓人物活過來的人。為什麼會讓人有這種感覺?也許是因為佛洛伊德強大的自我,使他的存在感格外分明。也許佛洛伊德以非凡的天賦,讓我們看到他如何「造就一個模特兒」的過程。蓋福特說:「對於佛洛伊德來說,他畫的所有作品都是肖像畫。他在藝術史上留下的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他對一切事物的個性的認識。」但更有可能的是,蓋福特臣服於佛洛伊德的凝視之中。一方面欣然體驗作為模特兒這種「介於超覺靜坐和髮廊理髮之間」的過程,一方面也身歷其境思考「肖像畫」為何物?畫家如何創造出一個連模特兒自身也未能察覺的自己?這的確有如面對巫師的神力。蓋福特說:「〈藍圍巾的男人〉有部分可以說是一幅畫出我為整個創作過程著迷的作品。我能從照片裡看出那種強烈充滿著興趣的神情。我看見畫裡的他正在看我。正如一幅好的作品可以同時表達多層意義,佛洛伊德本人的視角也在裡面。」畫家與模特兒,常被視作凝視與被凝視的主、客體(蓋福特的用語是「被動的主體」),模特兒有時像是「物品」一般。但如果畫家與模特兒之間,有著多重的關係,這樣的位置就會複雜且多變。2019年英國畫家西莉亞·保羅(CeliaPaul)出版一本傳記《自畫像》(Self-Portrait),她是佛洛伊德畫作〈裸體女孩與蛋〉的模特兒,也是他眾多情人之一,和佛洛伊德生有一子。西莉亞·保羅說,她想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是,「透過用我自己的話寫我自己,我把我的生活變成了自己的故事。特別是盧西安是我故事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像通常那樣,我被描繪成他的一部分。」不論是在傳記或者是後來的畫作,你可以感覺在畫家保羅心裡,佛洛伊德的凝視永遠都在。甚至,她用幾十年的時間來準備回應。她描寫第一次當佛洛伊德模特兒時,哭個不停。「裸體的經歷讓我失去防備。」她形容那是一場折磨。佛洛伊德的凝視讓人難以承受。「我覺得自己像是在醫生面前、在醫院裡,甚至是在停屍房裡。」但是,保羅本身就兼具畫家與被畫者兩種身份,她有大部分作品都是肖像畫,模特兒多是與她親近的家人。《自畫像》這本書也被解讀成是一連串與「坐畫」(Sitting,指擔任模特兒)相關的生命歷程。她曾多次擔任佛洛伊德的模特兒,佛洛伊德也曾擔任他的模特兒,她更多的坐畫是她的家人,如她的母親和姊妹。她母親第一次擔任模特兒時也曾哭泣,因為她覺得女兒將她當成物品。保羅和佛洛伊德的關係維持了十年。佛洛伊德為保羅畫的最後一幅畫是〈畫家與模特兒〉,在畫中她正在畫一個裸體男人,她手持畫筆腳踩著顏料,這既是在畫中逆轉傳統的性別角色,也逆轉了〈裸體女孩與蛋〉觀看與被觀看者的位置。只是畫外的佛洛伊德看著她看著裸體男人,這似乎也預示了,保羅始終難以脫離佛洛伊德的注視。關於這幅畫,保羅說,「盧西安願意以藝術家這個強大的位置來描繪我,令我感到榮幸,他的認可對我意義重大。」但她也感到一絲惆悵,因為她已經不再被描繪為慾望的對象。夾雜著情人、孩子的父親母親等多重角色,保羅與佛洛伊德的關係,遠比畫家與模特兒更複雜。對保羅來說,這裡纏繞太多必須經過時間才能言說的情緒。她後來不斷以自己的作品來回應那種被凝視的處境,或說這段回憶。她在2012年也就是佛洛伊德去世後一年畫了同名的〈畫家與模特兒〉,裡面只有一位略有年紀,衣服滿布顏料顯示其畫家身份的模特兒。2022年她畫了〈幽靈女孩與蛋〉來呼應佛洛伊德1980年為她所畫的〈裸體女孩與蛋〉。今年,在西莉亞·保羅於倫敦舉行「鬼魂的殖民地(ColonyofGhosts)」畫展前,挪威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OveKnausgaard)發表一篇文章,他在2023、24年兩次採訪她。克瑙斯高談到〈幽靈女孩與蛋〉這幅姿勢和構圖一樣,但意涵遠超過「致敬」的重製之作。他說,最令人著迷的差異,在於身體的存在感。「在保羅的畫中,肉體正逐漸消退,好像畫的不是現實,而是對那現實的記憶。」「我們看到的是保羅的凝視,在看著佛洛伊德的凝視——凝視被雙重化了,角色也被反轉,從模特兒變成畫家。而保羅在此畫中,也在以佛洛伊德的筆法作畫——她正沿著他曾走過的筆觸,重走他的路。她成為了他:她是幽靈模特兒,他是幽靈畫家。」也是在這篇精彩的文章中,克瑙斯高提出或許可以當作「畫家與模特兒」關係的洞見。模特兒當然是一種「物」,但在保羅的畫裡,坐在椅子上、躺在沙發上的人,(與畫家)進入了一段關係,那段關係本身,往往才是畫作真正的主題。在《藍圍巾的男人》,蓋福特也有類似看法:「一幅肖像畫的真正主題也許就是畫家與創作對象之間的交流。」而在這樣的交流中,畫家捕捉到模特兒突出的特徵與情緒,而這或許就是肖像畫中成為永恆的一刻。雖然「像」模特兒不可行也沒必要,但畫家在「變動不居」的模特兒身上想看到什麼?卻是始終縈繞在畫家與模特兒之間的問題。圖/顏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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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圍巾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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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卿專欄】AI,不能說的秘密?
作者/徐淑卿看到六月底公布的《文策院2025年第一季臺灣出版市場動態》,中文電子書目比上一季增加1219種。出版量排名前十的出版社,有些應是來自對岸簡中轉繁體出版,但不管來自哪裡,都讓人不免好奇:這裡有多少書是AI生成的?我想像一種出版旅程。若有人在亞馬遜的自助出版(KDP)上架以AI生成的英文書籍,作者可能假借真實人物或虛構,再以AI翻譯成幾種語言,製作成電子書、有聲書,上架到不同語種的大型圖書銷售平台。這應該輕而易舉。當然,在台灣出中文電子書,毋須繞道亞馬遜,我只是以此假設AI生成書籍來源包含但不限本地製造。尤其若有英文版,有基本訊息的作者資料,有譯者,看起來就像正規的翻譯書了。這種作法可以為出版品的可信度「加值」。假若AI生成書籍確實充斥銷售通路,但這是台灣目前需要在意的問題嗎?不論電子書或有聲書,現在台灣大平台上都有看似出自AI的出版品,但銷售未必佳。既然賣得不好,就讓它們放著墊底,充實書量,又有什麼關係?但是,既然AI生成的出版品已經出現在銷售通路,這就是遲早必須面對的問題。有些國家今年已經開始進行規範,像是中國。現在網路稍作搜尋,就可見教人如何用AI製作電子書的影片。根據《商業內幕》報導,今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對一家公司展開調查。這家公司教客戶如何用AI生成書籍和電子書,在2022年賺了5千萬美元。被調查的原因是,他們對亞馬遜氾濫大量AI生成書籍推波助瀾,而且顧客投訴,這2千美元的課程,若退訂,難以取得退款。這麼多人趨之若鶩,意味這不是無利可圖,即使銷售不佳,但它以低成本大量生產,一旦上架,就可能被不知情的讀者購買,從而獲得收入。正因為讀者可能購買,就產生許多問題。一,讀者可能從書中獲得錯誤訊息;二,當讀者發現內容有問題時,受騙的感覺使他們對平台與其他出版品失去信任;三,AI大量生成的書籍與人類的創作,價值可以等同嗎?如果沒有清楚標示,價值就會被混淆。最後,AI生成的書籍更容易造假與侵權。最為人所知且影響深遠的例子就是,美國出版評論家JaneFriedman在2023年8月發表的文章〈IWouldRatherSeeMyBooksGetPiratedThanThis(Or:WhyGoodreadsandAmazonAreBecomingDumpsterFires)〉。有人使用她的名字用AI生成「垃圾書」在亞馬遜出售。這些書名包括:《從零開始打造吸引人的電子書、建立作者平台,並實現利潤最大化》、《如何快速撰寫與出版電子書並賺錢》等。JaneFriedman憤怒的是,這些人利用讀者對她的信任,誤導他們以為這是她的著作,但一旦讀者買了讀了這些書,「卻可能永遠失去對真正作者的信任」。荒謬的是,要把這些假書從作者資訊中刪除或下架,必須由作者申請,但是誰會有空花這麼多時間監控以你為名的假書上架?JaneFriedman說,當她在推特說這件事時,有位作家跟她說,過去一週,她就申報了29本不實書籍。JaneFriedman的文章促成一些改變。當年9月,亞馬遜發布新規定,區分AI生成與用AI輔助書籍,若是用AI生成必須告知,但這訊息僅供後台管理,讀者閱覽的前台是看不到的。亞馬遜的態度說明電商平台的被動。有更多內容上架是首要之務,至於是否有責任或必要性,將AI生成的出版品予以標識,讓讀者作為購買判準,則是另一件事。平台態度如此,但改變仍在發生。美國作家協會於2023年10月宣布將進行「HumanAuthored」方案,這是一個表明「非AI創作」的作者身份認證系統,可以讓讀者有所識別。2025年美國作家協會開始實施這個方案,並提供官方標誌,證明作者的身份是人類,而不是AI。作家協會執行長MaryRasenberger說,這項認證不是拒絕人工智慧技術,而是幫助讀者信任人類作者的情感和原創性。即使使用人工智慧的拼寫檢查或研究工具,但確保創造本質來自人類智力也很重要。今年1月韓國文體部發布2025年工作計畫,表示將對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和普及預作準備。今年上半年將修訂《版權法》和頒布《宣傳權法》。首先是推動《版權法》的修訂,包括披露用於人工智慧學習的資料列表的要求。今年3月中國發布《人工智慧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9月起實施。該辦法提出AI生成合成內容,包含文字、圖片、音訊、視頻、虛擬場景等,必須標識,且從生成階段到平台發布均涵蓋在內。這些行動與其說是抗拒AI,反而是更清楚認知,未來AI會更大量出現在人們的工作中,因此訂立標識辦法是當務之急。這既可以減少濫竽充數,讓人類的創意和AI生成的產品有所區別。而且,若以AI生成來造假,更應該有法律規範。尤其最近在美國幾個判例裡,允許一些科技巨頭可以不經擁有版權的作者同意,抓取他們的作品來訓練大型語言模型系統。因為法官認為,如此產生的結果,不是重複或抄襲,而是新事物的變革。但結果是否如此無害,還需觀察後效。尤其不難想像,未來如果有人使用AI生成內容,卻與某些作家作品高度相似,依然會產生法律問題。AI不僅改變出版生態,而且也在根本上改變寫作的價值。在巴德學院英文系任教的作家徐華,最近在《紐約客》發表文章〈WhatHappensAfterA.I.DestroysCollegeWriting?〉,他提到學生大量使用AI如ChatGPT之後,在大學教授寫作的意義和教育的評量標準都在改變。他說:「教育,特別是在人文領域,建立在一種信念之上:除了學生可能記住的實用知識外,某個課堂上隨口提及的深奧想法,也許會在他們心中扎根,並在多年後開花結果。人工智慧讓我們每個人都能感覺自己像個專家,但真正讓我們成為人類的是,冒險、懷疑與失敗。我經常告訴學生,這可能是你們人生中最後一次,有人必須閱讀你們寫的東西。所以就不如老實告訴我,你們真正的想法。」我們之所以珍視創作,正是因為它無比艱難,猶如穿鑿洞穴,費時良久才能有一絲創見。而且寫作的過程本身就是作家思考的過程,而這麼珍貴的內在旅程,不但在AI的生成中被省略,而且在銷售通路上一視同仁,毫不甄別。倒不是認為人類的創作必屬佳作,也不是否定AI對人類工作的幫助。AI的確是很好的研究工具,現在新聞寫作應用AI技術獲獎的作品也很多。但是,就像過去人們買書,除了書的主題,也會按照對出版社、作者的了解,來判斷是否值得購買,這本身有其「品牌」信任度。因此是否是AI生成的書籍,也應該有清楚透明的標誌,來保障消費者的權益。現在,有越來越多國家正視這個問題,台灣的作法又是什麼?尤其,當今年9月中國施行人工智慧內容必須標識時,直接將中國AI生成書籍,拿到台灣上架的出版品,尤其是有聲書,會保留還是設法免除標識呢?當AI使用越來越普及,區別並標明「人類創作」或「AI生成合成」,更屬必要。(圖/顏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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