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顏一立鏡文學年度代表作《蕉葉與樹的約定》，繼日前獲得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博客來華文創作類年度選書後，昨日在臺北國際書展中又因同時入選總統賴清德、副總統蕭美琴的書單，且是正副總統共同選書裡唯一一本小說，再次成了出版界焦點。而小說中那個日本時代客死他鄉的阿美族青年鬼魂「樹」，從令和穿越了百年時空想回到的大正故鄉花蓮馬太鞍部落，正是去年發生嚴重堰塞湖潰壩事件的光復鄉二大部落之一⋯⋯。NakaoEkiPacidal《蕉葉與樹的約定》鏡文學出版馬太鞍(Fata'an)，又名阿美族的首都、阿美族運動員的搖籃，常住人口不到五千人，卻出過臺灣首位美國職棒大聯盟投手曹錦輝、九次進軍甲子園紀錄保持人岡村俊昭(葉天送)等球星。至於馬太鞍一名的由來，是傳說遙遠的天上住著日神與月神夫妻及一對兒女，一家子過著零煩惱的神仙生活，卻被大海中一個珠子般的美麗小島所吸引，下凡後發現，這小島滿地都是食物「樹豆(阿美族語:Fata'an)」，因而得名「馬太鞍」。《蕉葉與樹的約定》便來自在荷蘭主攻歷史學博士研究的阿美族作家NakaoEkiPacidal這樣一個原民式的浪漫史觀。阿美族作家NakaoEkiPacidal「蕉葉」與「樹」二個名詞，寫人更寫意，在臺灣萬物命名皆我大華人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還光復的前提下，二位主角的名字就像馬太鞍的樹豆傳說般，完全是部落的大自然元素。小說始於令和時代一名從花蓮到京都打棒球的選手「其朗(Kilang)」，無意中在西本願寺的石頭上召喚出百年前赴京打球而因病逝世的鬼魂「樹(阿美族語:Kilang)」，相隔了百年同名的人與鬼，就此踏上了阿美族習俗裡走一次亡者生前路、帶一個靈魂回家的鎮魂之旅。從部落到花蓮，從花蓮到京都;追尋棒球與愛情，歷經溫柔與殘酷。他們能否守住約定，帶彼此回家?作者Nakao在Okapi的專訪上提過，《蕉葉與樹的約定》雖然皮相上是日本時代「高砂棒球隊」(後名為能高團)的歷史，但骨子裡是用這些角色去抒某個情，因為Nakao自己就是做歷史研究的，她認為，歷史這個東西，有強烈的殖民性，所以她最想抒的那個情，是蕉葉和樹說好要一起回家的約定。「因為在那個文化背景，他們應該沒有想過可以打破自己的承諾。」Nakao說。再打開一次總統和副總統的書單，有人說連續二年選入BL和GL作品的賴清德總統，是聞到了蕉葉與樹之間微微的腐味，還有人說，蕭美琴副總統選了這個馬太鞍的故事，是放不下花蓮，但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推理，在這個滿地都是食物的美麗小島上，選了六十三本書的總統賴清德、選了二十五本書的副總統蕭美琴，卻神仙打架似地共同選入了《蕉葉與樹的約定》這本穿越百年的承諾之書，彷彿他們與小島一個百年後的約定。賴清德總統書單、蕭美琴副總統書單同場加映的是，賴清德總統也選了一本鏡文學與客委會合作「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之中張郅忻的《覓蜆仔》客語散文集(鏡文學副品牌——鏡萬象出版)，該書靈魂扣問當客庄的傳統生活在時間裡淡去，「何以為客？何處為家？」，如果把《覓蜆仔》和同樣講述「家」的《蕉葉與樹的約定》放在一起看，臺灣大家長的總統書單就變得更多隱喻了。張郅忻《覓蜆仔》鏡萬象出版

作者／徐淑卿有時回想小時候的畫面，猶如默片一般。因為那是完全客語的環境，但是因為太少講，以及本來就講不好，所以隨著年歲增長，小時候的回憶越來越常湧現時，我卻幾乎想不起當時對話的字句，而且奇怪的，當無法用語言記憶時，畫面也好像是黑白的了。但是，在翻開甘耀明絕大部分以客語書寫的小說《我的鴉鵲公主》時，用客家話讀著那些音，就彷彿語言是可以逆回的河流，帶我回到小時候的情景。我又想起，黑白的，從南苗走到將軍山的那一段路。阿公帶著我出門散步，那時是冬天，天氣很冷，還沒上小學我用客家話問阿公，今天是幾度？他也用客家話回答說，應該是18度吧？從此18度就變成我心裡關於冷的溫度指標，只要低於18度，就是寒冷的要多添衣物的天氣。從這個角度看，我可能不是標準讀者。既不是完全不懂客家話，也不是非常嫻熟客家話，所以有些非客語族群讀者以華文閱讀的感受，我可能不能體會，而嫻熟客語者的順暢無礙，對我也是另一級別。我需要不斷停下來，試著發出聲音，一路敲碎那些被封存的字句，練習我小時候應該聽過或說過的語音。而這就是一場時間的魔術，讓我回到一生記憶最開始的那一灣深潭，黑白的，藏著懊悔和想念，就像小說人物那樣，想念我逝去的阿公。也或許我才是標準讀者。有多少客家人在成長的過程裡，漸漸減少使用母語，漸漸遠離成長的客家區域，漸漸隱沒自己的客家身分。這些不是有意為之，而更像是一種習焉不察的荒廢，客家人的身分與客家話停留在少數回家或與家人溝通的時候。但這或許不是真正意義的回家，當我邊讀小說，邊隨著字詞發音，往日浮現，才想到或許這才是我半吊子客家子弟回家的路。「鴉鵲」是台灣藍鵲，客語發音就像女主角的偏名「阿惜」。客語的「惜」，有惹人憐愛討人喜歡的意思。「鴉鵲公主」雖然從小就聽不見，卻是家族裡最得人惜的小女孩，不論是60歲才生下她的爸爸、哥哥，還是晚她幾天出生的姪子「餅仔」。爸爸三不五時上山幫她尋找草藥，希望有一天她的聽力可以恢復。哥哥到法雲寺捧著佛主「目汁」（眼淚）走上1820道石階，許下每個人一生只能許一次的願望，希望她可以順利升學。而姪子從小就在「阿公」也是鴉鵲公主爸爸的囑咐下，知道這輩子要像保鑣一樣保護她。這是一個看似充滿楚河漢界的故事。小說一開始屋梁藏著鬼叫的異時空，和底下的人間；公主與保鑣，姑姑與姪子，聽得見和聽不見；如同書中不斷出現夜空的星子，小說結尾美麗而奪人心魄的銀河，兩人在河的兩岸，只能遙遙相對。如果沒有此岸和彼岸，河流就不能存在，而存在的此岸和彼岸，卻有著不能跨越的距離。但是這部小說卻不是在說邊界的限制，而是如何不斷的試圖穿越、翻譯心中的情感。也許命運讓「鴉鵲公主」因為無法聽見所以也無法說出，但是她可以糅雜不同系統的手語、文字，還有舞蹈，言說她自己。我覺得「阿惜」的「惜」這個字，是這部小說最重要的命脈。或許對客家人來說，惜比愛還複雜，比愛還難以解釋。「惜」就像河壩裡的大水，從心裡最深處流出，浩瀚汪洋不知所止。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綿綿的情意，像是從自己的生命中長出一個注定往外延展的生物，你無法知道最後會到哪裡，你也終究無法完全的保護，你只能透過這種往外生長，感受到不斷被拉扯的空缺，惜伴隨著疼，而這空缺是，父親未必能對女兒說出口，或者如姪子希望能永遠保護「鴉鵲公主」，但時候到了，也只能放手的惘然。這也是一部成長的故事。鴉鵲公主因為聽不見，所以小學時讀了啟智班，保鑣餅仔也一起。但是讀啟智班的人不見得是弱智者。有人因為聽不見，有人因為身體不好，被歧視偏見分發到不被視為「正常」的畸零地。在這樣的「異時空」裡，生命有著特殊的樣貌，也有著不同尺度的衡量。就像因為身體不好而讀啟智班的「軟管細倈仔」，他說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三年，他的形容是「是我的時鐘壞忒，著著一種行較快遽的病，無幾久會恬忒。」（是我的時鐘壞掉，得到一種走比較快的病，沒多久就會停止。）鴉鵲公主在國中的「異時空」，則是自習的圖書室。自習的時候，她讀了很多莎士比亞，寫了很多書介，也做了很多書籤。書籤上的文字是從莎士比亞抄下來的，像是「脆弱，你的名仔安到細妹人。」「挨生挨死抑是奮命抵擋，這是一隻問題。」因為不能跟同學一起上只針對「聽人」設計的教材與課程，鴉鵲公主在圖書室裡讀著莎士比亞。這未必是有意要突顯的反差，但卻說明隔離也可以獲得自由，因為心智可以突圍。而這種突圍，或許也可以形容作者使用客語書寫。不但挑戰了大家慣習的語詞，讓我們感受到邊界與障礙，但也在這種撞擊而需要調整步伐更緩慢的閱讀裡，看到不同字詞的組合宛延直刺事件與情態，最終抵達讓你感同身受的核心。而這樣情節的行進，必然伴隨著人物，這也是極為精采的部分，就像出場不多，但無法忽略她強大氣場的「婆太」。在鴉鵲公主可能跟新加坡軍人結婚時，「婆太」要餅仔去打聽家門。餅仔看到的是正面，但他還請朋友側面觀察，發現這人會大力摔電話，用石頭丟水鳥，抽煙若沒有煙灰缸，會用手去承接煙灰。餅仔擔心這人家教太嚴正，說不定會有暴力傾向。婆太一方面覺得餅仔說話誇大不實，但在「定婚」的場合中，果真刻意試探了真假，讓已經進行中的事情當場改變方向。這種不動聲色的精明，是我經常感受到的客家女性特質之一。不論是用客語拓展文字使用的可能，或者描繪苗栗若干鄉鎮80年代前後的故事。文字與故事的深處，暗藏著如鴉鵲公主般想被聽見，也想用自己的語言表達的族群的盼望。這就像小說中，通往法雲寺山頂有兩條路，前面有石階容易走，後面泥路雜草多，挑戰你熟悉的閱讀，也叩問你的信念。但在這橫生的障礙裡，有奇花異草，也有如星斗般絕美的意象，你因而可以看到無法預期的「花啦嗶啵」（顏色繽紛）的風景。「鴉鵲」是台灣藍鵲，客語發音就像女主角的偏名「阿惜」。客語的「惜」，有惹人憐愛討人喜歡的意思。「鴉鵲公主」雖然從小就聽不見，卻是家族中最得人惜的女孩。這是一部將客語「惜」的情感詮釋得淋漓盡致的作品。圖／陳克宇

客家委員會為推廣客語文學寫作，113年起與鏡文學合作辦理「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邀請7位當代客籍作家甘耀明、高翊峰、李旺台、吳鳴、張郅忻、張芳慈與羅思容，以客語文學書寫創作，歷經1年半創作出版客語小說、散文、詩歌等7本作品，讓母語以現代文學形式進入主流視野，並同步製作發行有聲書、電子書，展現客語文學的獨特魅力，為台灣文壇注入新活水。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古秀妃今（28）日前往台北萬華的西本願寺樹心會館，出席「《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新書發表記者會」，古主委表示，創作者的作品渴望被看見、被閱讀，儘管閱讀客語字需要花費一些心力，但由衷鼓勵大眾走入這些作品之中，親自領略客語用字的深邃奧妙及其文化生命力。客委會主委古秀妃致詞。古主委致詞時首先向參與計畫的7位作家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同時也感謝發起這個計劃的前任主委楊長鎮，亦感謝鏡文學編輯團隊克服困難，完成這項艱鉅的出版任務。她強調，創作本身已屬不易，而選擇使用「客語字」書寫，更需要極大的勇氣，正因為有這些創作者的勇氣與投入，客家文化才能跨越時空藩籬，將客語傳承給下一代。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新書發表合照（左至右：作家張郅忻、詩人羅思容、詩人張芳慈、作家吳鳴、客委會主委古秀妃、作家李旺台、作家甘耀明、作家高翊峰）。談及客語文字的重要性，古主委指出，過去在缺乏客語字的時代，即使閱讀華語文字，腦中也能自動轉譯成客語思考；但隨著客語使用率下降，推動「客語字」刻不容緩。這7部作品正是重要的基礎，當文學以客語形式呈現，讀者便能練習切換至客語邏輯來思考與理解。唯有真正以客語字進行閱讀與思考，才能穩固並推展客家語言和文化。今日盛會貴賓雲集，包括參與計畫的7位客籍作家李旺台、甘耀明、高翊峰、張郅忻、吳鳴、羅思容、張芳慈，以及鏡文學執行總編輯張惠菁、詩人向陽、學者陳萬益、詩人邱湘雲等各界文壇人士，共同見證客語文學的嶄新篇章。現場更邀請獲得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最佳客語歌手的詩人羅思容，演唱以詩集中兩首詩〈春天个目珠〉、〈月光歸路〉製作的同名歌曲，展現客家詩歌的文學與音樂性。詩人羅思容於新書發表記者會中演唱以詩創作的歌曲。這七部作品展現了客語書寫的遼闊邊界，包含甘耀明長篇小說《我的鴉鵲公主》、高翊峰長篇小說《跳童》、李旺台短篇小說集《𠊎屋下个番檨樹》、吳鳴散文集《豐田歲時記》、張郅忻散文集《覓蜆仔》、羅思容詩集《月光歸路》、張芳慈詩集《爧》，作品題材從傳統客庄到近未來賽博龐克末世，從日常書寫到神話寓言，展現客語的豐富與多元。甘耀明長篇小說《我的鴉鵲公主》以海陸腔客語書寫，藉由70年代聾人少女與姪子青梅竹馬的成長故事，寫出親情、自由與記憶；高翊峰長篇小說《跳童》以四縣腔客語書寫，藉由「台北海」的近未來末世賽博龐克科幻，描述客語的消失與重生；李旺台短篇小說集《𠊎屋下个番檨樹》以南四縣腔客語書寫，從農村寫到都市，從傳統寫到現代，生動活跳地寫出童年記憶和當代社會觀察。吳鳴散文集《豐田歲時記》以海陸腔客語書寫，將家族史與村史結合，描寫父輩在二戰後自新竹湖口移居後山花蓮豐田的故事，從一開始的艱辛拓墾，到後來他鄉變故鄉；張郅忻散文集《覓蜆仔》以海陸腔客語書寫，有如在沙粒中摸到珍貴的蜆，以文字將日常碎片的珍貴情感與記憶留下，展現當代年輕客家人的所思所想。羅思容詩集《月光歸路》以四縣腔客語創作，更是金曲客家歌手的第一本詩集，書寫誕生、愛情、親情、家園、離散、記憶與愛，探索生命、文化與創造的根源，優美又有音樂性。張芳慈詩集《爧》以大埔腔客語創作，是詩人的第三本客語詩集，將近年對於生態與人文、宇宙奧秘的思考與感受，創作神話寓言般的長詩。本計畫由詩人利玉芳擔任計畫主持人，陳萬益、彭瑞金、范文芳三位文學專家擔任計畫顧問。為兼顧作品中語言和文學的專業性，鏡文學也依照作家各自的客語聲腔，請客語編輯王興寶、邱于芳、羅盛滿、張簡敏希、張睿紘、黃婠瑈協助客字註釋整理及校對，再由審定專家鍾屏蘭、黃菊芳、邱湘雲、劉宏釗、徐敏莉協助客語審定。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新書發表會，客委會主委與作家、計畫顧問、講師合影。七部作品更製作有聲版本，散文及詩集製作全本有聲書，小說則由作家自選部分段落錄製有聲摘錄。鏡文學依作家聲腔籌組工作團隊，由彭瑋玉、劉惠月、徐敏莉、賴維凱擔任有聲內容審聽，並由作家甘耀明、羅思容、張芳慈與客語配音員張春泉、彭月春、宋菁玲、黃紹彬錄製。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新書發表會，客委會主委與客語編輯、客語審定專家與有聲書工作團隊合影。客委會表示，在年輕世代逐漸失去客語能力的情況下，透過7部當代客語書寫作品問世，為臺灣文學種下了新的種子，期待成為客家後生閱讀的起點，鼓舞更多創作者投入客語書寫，也藉由文學作品讓更多人親近認識客家。★客委會「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七位強檔作家聯袂創作★全書以超過60%的客語文字書寫，並附上詳盡華語註解，讓讀者輕鬆閱讀客家文學實體書購書＆有聲書免費聽▶https://www.mirrorfiction.com/news/1237

作者／徐淑卿記者鄭進耀即將出版的《臺北聞人蔡金塗》，是一部鑲嵌在複雜時代背景的傳記。「聞人」言雖敬重實則語義多重，以色彩形容宛若黑白兩道皆有往來的灰色。他出身戲班，直到相當年歲仍有可以上台亮相的身手，也是大稻埕傳統戲曲軒社的重要人物，在地方宮廟也有其影響力。在他的葬禮，出席者有日本政界人士與山口組，二兒子早年過繼給日本右翼政治世家，也顯示他與日本關係密切。出生於1914年的蔡金塗，年輕時仍在日治時期，他曾到中國福州、廈門等地，身涉兩岸江湖，可能與福建浪人組織有關。經由這本書，可以了解的不僅是多元身分的聞人蔡金塗，而是與之相連的行業和組織。比如一個從過去到現在始終存在的群體，他們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名稱，但相同的是，他們或者替白道做暴力犯罪等事，或者扮演白手套，或者管轄約束地方流氓，雖然隱身幕後，卻可能改變歷史進程。蔡金塗在福建可能接觸的「大陸浪人」（鄭進耀書中稱為「日本浪人」），就是明顯的例子。不論是朝鮮明成皇后在景福宮被刺殺，軍閥張作霖於皇姑屯被炸身亡，都有「大陸浪人」身影。以現代來說，就像竹聯幫在「江南案」中扮演的角色。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DannyOrbach，他曾在以色列軍方體系擔任情報分析工作，也在哈佛大學受教於外交史權威入江昭，則將大陸浪人形容為「權力外包」的代理人。可以利用他們執行特殊任務，試探外界反應，同時避免承擔責任，在政治上保留「可否認性」。而這幾乎是各種不同型態代理人的功能。以明成皇后與張作霖案件為例，駐朝鮮公使三浦梧樓和日本軍人河本大作可能是基於自己的獨斷，希望測試日本進一步擴張勢力的可能性，但又要顧及與政府的微妙關係，以及外交上的審慎考量，於是和大陸浪人合作，發動這兩起事件。那麼，什麼是「大陸浪人」？學者趙軍在《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書中曾經定義：「大陸浪人，亦稱支那浪人，日本近代史上以所謂『經營大陸』（主要指中國、朝鮮）為志的民間及一部分政界、軍界人物的統稱。其成員大部分為軍國主義、擴張主義者，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亞洲地區的尖兵和特別行動隊（突擊隊）。」他們的活動約始於1870年代，結束於1940年代。DannyOrbach將這些在亞洲大陸追求「愛國冒險人生」的人，又稱為「大陸冒險者」。他認為，這些大陸冒險者是明治維新後快速現代化過程中，感到被邊緣化的多個群體之一。他們不願或無法在工業化社會中發展平凡的職業，於是拋下家庭與責任，前往日本海外不斷擴張的帝國邊疆尋找機會。從趙軍的定義中，可以知道「大陸浪人」的身分非常多元，既不同於失去領地主君和俸祿的流浪武士，也未必是底層無賴。他曾按照《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的998位日本人，將「志士」或廣義的「大陸浪人」分成幾個類別，雖然有些官員、貴族、學者，嚴格說來未必屬於「大陸浪人」，但可以讓我們更完整掌握這個群體的面貌。趙軍的分類有：政府官員、貴族、國會議員等；現役軍人（不包含已退役或與軍隊有關係者）；博士、教授、漢學家、詩人、畫家等學術界人士；新聞、出版界人士；經濟界人士（包括「滿鐵」、對外拓殖會社工作人員等）；僧侶、回教徒、天主教徒等；軍事偵探、隨軍翻譯及「特別行動班」成員；玄洋社、黑龍會、東亞同文會成員及其他浪人團體成員或浪人界主要對外活動參加者。DannyOrbach的大陸冒險者，範圍則更為縮小。他認為，這些人有一種獨特的身分認同，雖然與同樣活動於中國與滿洲的日本移民、軍人與官僚彼此關聯，卻又有所區別。與定居者不同，他們通常沒有固定居所，而是在各地遊走，尋求刺激與賺錢的機會。許多人從事需要不斷移動的工作。例如成衣與書籍的販售、皮條客、婦女販運、鴉片交易、新聞採訪、公路搶劫，以及自由身分的間諜活動。有些人兼職為日本效力，但與軍人、官僚或外交人員不同的是，他們是獨立或半獨立的行動者，行事動機來自各自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個人目的。他在〈軍事—冒險複合體：軍官、冒險家與日本在東亞的擴張，1884-1937〉（Themilitary-adventurouscomplex：Officers,adventurersandJapaneseexpansioninEastAsia,1884-1937）論文中，將大陸浪人與日本軍方或政治人物合作的機制稱為「軍事—冒險複合體」。這是由軍官、大陸冒險家、商人、政治人物、犯罪分子，以及中國、滿洲與蒙古的革命者組成的遊說網絡。這些群體的利益各不相同，卻彼此交織。儘管其運作並非由單一指揮中心主導，軍事—冒險複合體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日本的對外政策產生重大影響。而在這個複合體的最底層，大陸冒險者還與形形色色的中日犯罪組織保持聯繫。這個複合體早期的例子是日本軍人荒尾精在漢口「樂善堂」建立的間諜網。荒尾精1884年抵達中國，與經營藥房的商人暨新聞工作者岸田吟香（畫家岸田劉生的父親）合作，在漢口設立「樂善堂」分店，招募了數十名大陸浪人，讓他們以流動藥販的身分活動。這家店鋪，實際上是間諜活動的掩護所。這些間諜，全數由大陸浪人構成，被要求自行負擔開銷，並被派往中國各省蒐集情報，同時與土匪、部族首領及地方士紳建立聯繫，以備日後之用。間諜獲得的情報，由荒尾精彙整成長篇報告，按時送交參謀本部，並在第一次中日戰爭（1894–1895）期間為日軍所用。軍官、冒險者與商業利益三者的結合，日後成為「軍事—冒險複合體」的典型特徵。而在刺殺明成皇后的「乙未事變」，權力外包的對象則是《漢城新報》的記者和職員，他們中有些人是真正衝進景福宮的暗殺者。《漢城新報》是由日本外務省資助在漢城發行的日文報紙，社長安達謙藏本身就是出身熊本的政治活動家，也是當時在漢城組織大陸浪人的首腦人物。在事變之前，公使三浦梧樓多次與報社成員會晤。他們利用記者身分，在漢城各處收集王宮情報，暗殺成功後，則製造輿論將責任推給高宗的父親大院君和若干朝鮮人，宣稱日本人只是受邀維護秩序。這個事件引起國際譴責，日本將這些人遣送回國接受審判。其中被分類為民間人士的有32人，基本上屬於熊本國權黨右翼團體和玄洋社。這些人中除了記者、主編，也有政府官員和學者。他們不但被判無罪，有些人如安達謙藏後來還進入內閣。在《臺北聞人蔡金塗》中，鄭進耀描述的是台灣籍民成為「日本浪人」的李爐己，以及他所策畫的「水戶案」。李爐己是台灣芝蘭二堡（今北投一帶）人，原任公學校訓導，因賭博被革職，偷渡到中國，他曾任福建報社記者，離職後無固定職業。日本軍方與他接觸，希望他效法滿洲的日本浪人，為日本做出「貢獻」。滿洲模式就是在當地製造動亂，讓日本有出兵藉口。李爐己在福建的配合者則是台灣籍民黑幫。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福建各地掀起反日浪潮，日本商店被砸，日本官員及住民遭到毆打。於是日台居民召開會議，要求日本領事館對中國提出抗議，並保護他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李爐己也是這場會議發起人之一。但反日運動沒有因此止息。甚至在福州日本人學校擔任訓導主任與老師的水戶參雄夫妻，在動亂中遭到殺害。原本以為這是反日分子所為。調查後卻發現，是兩名台灣人前往水戶住所，水戶妻子開門時，慘遭殺害，水戶身受數刀，逃離住宅，最後送醫不治身亡。而逃亡的凶手最後竟被李爐己收留。於是整個案件方向逆轉，被認為是台灣籍民借台灣黑幫力量殺人，讓日本軍方能師出有名。日本領事發現後，將李爐己等人送回台灣受審。他們回台後全部獲釋。李爐己之後還參與天津的日本特務機關，活躍華北、上海。到1943年被政敵毒死時，已是滿洲國中將。1930年，當時只有16歲的蔡金塗到福州討債，他非常有可能是台灣籍民所屬的日本浪人組織成員。這也是《臺北聞人蔡金塗》的特色。一個人，既可以呈現其人生的特寫，也可以將鏡頭拉遠，觀照一個時代的斑斕圖卷。而這個圖卷，可能是曾經在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大陸浪人，也可以是台灣傳統戲曲，或是戰後涉足政治的台灣幫派與日本政界及黑道組織的往來。不論往哪個方向，這本書都是一個很好的起點。《臺北聞人蔡金塗》可以讓我們了解的不僅是這個人，也有與之相連的行業和組織。比如一個從過去到現在始終存在的群體，他們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名稱，遊走於情報、暴力犯罪與灰色地帶之間，雖然隱身幕後，卻可能改變歷史進程。圖／陳克宇

鏡文學本週人氣選書♕TOP1《瘋狂媽咪日記》TOP2《完美人類》TOP3《PASSION》TOP4《頭號書迷：我比你危險》TOP5《送往待宰樂園的赦罪券》

作者／徐淑卿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曾有段懷孕中的金智英坐地鐵的描述。一位太太用大家可以聽到的聲音說，這樣很累吧？要是有誰讓座給你就好了。在大家的不自在中，一位女大學生站起來讓座，但是她撞了金智英的肩膀說：「肚子都大成這樣了，竟然還搭地鐵出來賺錢，真不知道在想什麼？」另一部韓國小說《破果》，是題材少見的65歲女性殺手的故事。小說開始的場景也是在地鐵上，坐著的孕婦，被強迫她讓座的男子數落：「最近的年輕人連結婚這種事都自動放棄，也不生孩子，懶得履行義務，只有在想要舒舒服服的時候才會說懷孕。...講白一點，這世上就你一個人懷孕嗎？就你一個人要生孩子？」地鐵如社會的觀景窗，讓讀者看到韓國女性，即使是最能激起大家善意的孕婦，在擁擠的必須爭奪的空間，也成為讓人產生敵意的「特權」。2016年5月，江南地鐵站附近甚至變成祭壇。一位年輕女子在公廁遭到殺害，兇手和被害人毫不相識，行兇動機是，他長期遭到女性無視，已經再也無法忍受。曾經翻譯《臺灣漫遊錄》的韓國翻譯家也是類型小說作家金依莎說，這件事引起許多女性的危機感。過去大家可能以為韓國治安良好，現在則驚覺這種暴力可能發生在每個女性身上，「她的故事可能也是我的故事，她的結局可能也是我的結局。」「江南站殺人事件」被認為是韓國女性主義再次覺醒的起點。幾個月後，趙南柱《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這本狂銷超過百萬冊的小說，不但社會學式的呈現韓國女性生命群像，也讓女性過去有所感但未必察覺也未必能言說的痛苦，經由主角之口率直說出。根據統計調查，韓國1982年出生的女性，名字最多的就是「金智英」。這部小說，藉由一位女性，顯影所有韓國女性共同的處境。就像「江南站殺人事件」，顯影的是女性共同面對的「厭女」威脅。揭露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其實2007年韓江《素食者》更為尖銳。韓江接受韓國《東亞日報》採訪時曾說，她在大學時曾被韓國詩人李箱的這句文字吸引：「我相信人類應該成為植物。」她想像這位處於日本殖民時代的詩人，被迫生活在一個充滿暴力的世界，也許正是如此而渴望人類成為植物。所有與暴力相關的詞彙，如攻擊、戰鬥等都是指向動物性的存在，《素食者》是嘗試抵抗這種動物性的本質。韓江說：「我想呈現一個弱肉強食世界最極端的核心。」不過韓江的尖銳，一個在暴力下希望像植物那樣活著的女子，也很容易被「病理化」或代換成一種只會出現在小說的「奇觀」。這種「虛構的孤例」，也許不像「我們都是金智英」那樣，意味著韓國女性共同的呼聲，以及成為對有些韓國男性來說共同的挑釁。2018年韓國MeToo事件已經不再只是隱流，而成為公開的抗議運動時，檢察官徐智賢（SeoJi-hyeon，暫譯）在電視訪談指控上司性騷擾，就引用《82年生的金智英》。2016年「江南站殺人事件」、《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與2018年MeToo運動，意味著女性覺醒擴大到更多群體的同時，不意外的也面臨反噬。不但涉及女性的書寫與言論，更容易被敵視，而且可能進一步被貼上「厭男」標籤，女性主義甚至被視為一種「精神病」。2018年歌手Irene在粉絲簽名會說最近在讀《82年生的金智英》，隨即引來男性粉絲強烈不滿，甚至在社群上燒燬她的照片，剪碎她的海報。一名男性留言說：「她等於公開成為女性主義者，我不再是她的粉絲了。」同一年，饒舌歌手SanE發表歌曲〈Feminist〉，歌詞被認為有厭女意味。他也在一場演唱會反擊抗議他的聽眾：「Womad是毒藥。女性主義？不，你們是精神病。」Womad是2016年從另一個以強調「鏡像反擊」聞名的論壇Megalia分裂出來的社群，強烈反父權，公開使用仇男語言與主張對男性全面拒斥。但是，這種較為激進的立場，其實不能代表韓國所有女性主義者，甚至她們也不見得自認是女性主義者。不過，對於反對女性主義的人，他們未必想釐清其中的區別，甚至刻意模糊其中的區別，將Womad的主張變成女性主義共同的標籤，也賦予自己仇視女性主義的正當性。2021年《TheDiplomat》曾刊登一篇文章〈女性主義如何在韓國成為貶義詞〉（HowFeminismBecameaDirtyWordinSouthKorea），分析女性主義在韓國被妖魔化的複雜原因。這不僅是男性擔心女性將動搖其過去優勢的反彈，也不僅是自以為被無差別「厭男」所感受到的被歧視的憤怒。文章中引述律師S.NathanPark的看法，一種相信成敗全憑個人努力的菁英績效主義（meritocraticideology），構成韓國年輕男性反對女性主義的思想基礎。他們在嚴苛而競爭激烈的教育與就業環境中，受個人主義追求與資本主義壓力所形塑，因而形成一種「扭曲的道德感」。在這樣的觀點之下，系統性的性別不平等被削弱甚至否認。S.NathanPark認為，當前這股厭女浪潮的動機，源自韓國年輕男性將女性視為「持續獲得優惠待遇的威脅」，而將自己視為女性主義的受害者。在《82年生的金智英》與《破果》中描繪的孕婦在地鐵上的被歧視，何嘗不是將她們視為獲得優惠待遇而讓自己受害的威脅？充滿貶義的網路流行用語「媽蟲」，又何嘗不是刻意忽略母親在家庭中承擔更多育兒的辛勞，而將她們扭曲成依靠丈夫和小孩得以悠哉度日的人？文章還引述一位韓國女性主義者的說法：「女性主義者正被描繪成仇男者，以便被噤聲，並使她們為性別平等所做的努力遭到污名化。」一些受訪者認為，現在韓國公開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仍是危險的。而對名人展現女性主義立場的仇視，也助長一種文化氛圍，女性主義意識形態遭到排斥，當事人必須為此不斷辯解或道歉。這種對女性主義的憤怒情緒，也被政治人物收割。2024年愛丁堡大學韓國研究資深講師YoungmiKim，有一篇文章〈4B：韓國女性如何領導一場對抗厭女的激進運動〉（4B:howSouthKoreanwomenareleadingaradicalmovementagainstmisogyny）便指出，韓國政治人物已將這股日益增長的怨懟情緒武器化，並利用性別歧視與厭女情緒來獲取選舉利益。她認為，韓國前總統尹錫悅2022年贏得總統大選，部分原因正是他成功鞏固心懷不滿的年輕男性選民支持。在競選期間，他承諾要廢除性別平等與家庭部，並指控該部會將男性視為「潛在的性犯罪者」。不過，在部分男性妖魔化女性主義者，試圖否認韓國性別不平等的事實，以及抹煞女性爭取平等的努力時，作為韓國文化消費主力的年輕女性，對於現在仍有政治不正確的厭女等文字也格外醒覺。金依莎說，其實韓國文學界對於性別的看法已經達成共識，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擴散到更多讀者群，讓他們可以接受？她選擇寫類型小說，也有著希望觸及更多讀者的想法。金依莎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漢城府，明月夜》是一部以朝鮮時代「產婆」為主角的推理小說，因為這個時代男性仵作無法檢驗女性屍體，民間產婆就有機會代為驗屍，而從這樣的職業設定中，讓女性成為可以觀察推理的「偵探」。這部小說獲得相當不錯的評價，被視為是「成功將性別議題植入類型框架」的佳作，目前已有法文與俄文版，也售出電視版權。在讀者的反應中，金依莎也發現對於女性角色更為敏感的現象。有些人對女性身份產生質疑，比如說朝鮮時代女性不能出門，產婆可以去驗屍或追查案件嗎？金依莎說，女性不能自由拋頭露面是朝鮮時代晚期的規定，但小說背景是較早時代，還沒有禁止女性出門。不過小說中的確有個角色和史實有出入，也就是世宗大王的弟弟，這個人物其實很早就去世了，但這點反而沒有人提出質疑。《洛杉磯書評》撰稿人ColinMarshall曾說，即使在韓國，《82年生的金智英》一度也帶有社會政治「高壓線」的性質：讚美它，你就是女性主義陰謀的一分子；批評它，你就是父權體制的一員。...這使得要讓文本從藝術性的優缺點來進行批判性討論，面臨的可能不是反駁，而是一道石牆。石牆意味著在對立的情況下，有意義的溝通幾乎不可能。但是這樣固體的形容，反而讓人有種石牆或許有一天可以打破的樂觀。而爭取性別平等的努力，可能更像液體，在政治動員的情緒挑動下，如逆水行舟，退步往往比進步還快。這不僅是政治人物以厭女言論吸引同樣厭女的支持者來鞏固選票，而且也顯示女性議題的脆弱性，在政治對立之前，我們曾經以為的進步，或許只是幻覺。韓江《素食者》，承襲韓國詩人李箱「人類應該成為植物」的想像，尖銳描繪韓國女性所受到的性別、父權與社會的暴力。圖／陳克宇

鏡文學本週人氣選書♕TOP1《偽童話》TOP2《我的槲寄人生》TOP3《薄荷玫瑰》TOP4《獻祭的羔羊》TOP5《似是故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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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淑卿2019年為了即將來臨的東京奧運，NHK製作由宮藤官九郎編劇的大河劇《韋馱天：東京奧運故事》，其中一位主角是代表日本參加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的馬拉松選手金栗四三。當時天氣酷熱，那場比賽68名選手，完賽者僅34位，其他未能完賽者，包括一位因熱衰竭去世的葡萄牙選手，以及金栗四三。他在路途中昏倒，幸被一戶農家照料，第二天醒來，比賽已經結束，在沒有告知主辦單位情況下，他回到日本。在數十年的時間裡，瑞典奧委會以為他下落不明，直到後來才知道他住在日本，且參加過其他奧運的馬拉松比賽。1966年瑞典提供他再次參加比賽的機會，1967年他跑完當年賽程，瑞典奧委會宣布金栗四三以54年8個月6天5小時32分20.379秒完成比賽，創下奧林匹克最慢的馬拉松比賽紀錄。除了這個故事，被稱為日本馬拉松之父的金栗四三，另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他是著名的箱根驛傳的推動者。為了培養日本的馬拉松選手，他與幾位朋友於1920年首度舉辦箱根驛傳，直至如今已經有一百多年歷史。路線從東京讀賣新聞社門口到箱根蘆之湖往返，共有10個區間，全程217.1公里，每年有21隊參加，參加者均為關東地區的大學生。現在每年1月2、3日舉行的箱根驛傳，已是日本開年盛事。不但比賽時兩旁有民眾聚集的啦啦隊，還有數以百萬計的觀眾收看全程轉播。作家三浦紫苑以此題材寫了一部小說《強風吹拂》，並改編成電影、動畫等。2014年《衛報》曾形容這堪稱是「地球上最偉大的賽跑」，該年比賽結束後，記者訪問一位落淚的女性觀眾，為什麼這麼喜歡箱根驛傳？她說，真的是太感人了，而後再也說不出話來。記者也認為，自己剛剛見證了史詩般的事情。箱根驛傳如同悲欣交織的人生縮影。既是青春燃燒的產物，也在每個區間重新排列成功或失敗的各種可能，讓選手必須全力以赴；每場賽事可能造就明星，但要勝出就需要集體成就，包括教練、10名上場選手，還有給水等其他隊友。如同今年冠軍青山學院大學，在第1區間是第16位，而後逐步往前，在第5區間的黑田朝日超越幾位選手後，已經來到第一。而感人的不僅是這種扭轉局面的激勵故事，黑田在腿上畫著星星和7的圖樣，表示去年因病去世的隊友皆渡星七與自己同行，在最後一個區間的折田壯太，則是右手伸出3指，左手伸出4指，似乎與皆渡星七一起衝向終點線。箱根驛傳的精神，展現了運動中的日本美學。除了不計勝負竭盡所能，每一區間的跑者將代表各校的斜肩揹帶（襷たすき），傳給下一區間跑者，是如同儀式般，將之前選手的努力背負在自己身上，努力往前獲取集體榮耀的象徵。如果斷帶，多少意味之前的努力在此中斷。箱根驛傳的規則是，每一個區間的跑者在第1位跑者開跑20分鐘後，即使上個區間的隊友還沒有抵達交付揹帶，也必須帶著另一個臨時布帶開跑。相較於獲勝等熱血場面，「斷帶」的悲傷同樣吸引民眾。今年立教大學和大東文化大學兩位大四學生只差幾百公尺而發生斷帶，不僅是只差一點的惋惜，也因為他們已經不可能再參加箱根驛傳，讓這種滋味更是苦澀。也一如人生，有時「斷帶」的發生，與自己跑多快沒有關係，而是要看對手，因為20分鐘的起點是跑最快的對手決定的。金栗四三沒有完成的比賽，轉變成世界最慢的奧運馬拉松紀錄；皆渡星七病逝以及他在治療時說：「能夠跑步並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大家在箱根驛傳要好好加油。」成為隊友強風吹拂拚命往前的動力。同樣，箱根驛傳的斷帶，也許是失敗，但喚起的哀惜之情，卻連結日本美學的根底。日本所說的「物哀」，強調的不僅是一種哀感，也是對失敗的不同度量，在無常面前，所有人都是失敗者。這不僅是對失敗以及落難英雄，他者的同情，而且感同身受的是，人有生老病死，自然有四季變化，櫻花有極盛，也有衰落時，人在時間之前，終究只有朽壞一途。日本有個詞彙「判官贔屓」，是指對弱者偏愛的心理。判官是「源義經」，他在源平之戰，尤其是壇之浦決戰打敗平家，但這榮耀的頂端也是悲劇的開始，他不見容於哥哥源賴朝，最後切腹而死。17世紀俳句詩人松江重賴，用「判官贔屓」形容櫻花吹落所顯示的失敗之美。研究日本的學者伊文·莫里斯（IvanMorris）寫過一部名著《高貴的失敗者：日本史上十個悲劇英雄的殞落》（TheNobilityofFailure:TragicHeroesintheHistoryofJapan），人物包括有間皇子、菅原道真、源義經、西鄉隆盛、神風特攻隊等。這本書推薦序作者茱麗葉·溫特斯·卡本特寫道，莫里斯認為日本偏愛悲劇或「失敗」的英雄，他們因真誠而純潔的目的奉獻生命，並且無法得到成功的冠冕。同時她也提醒，莫里斯寫這本書的另一個原因是，為其摯友三島由紀夫所作。閱讀這本書時，除了正文外，不能忽略莫里斯所寫的大量注釋，這裡延伸了更多他的想法。比如源義經切腹段落，他在注釋更多闡述切腹的意義，也引用三島由紀夫的看法，「真誠」藏於臟腑，若要展露真誠必得切開肚腹。切腹也顯示武士的意志。莫里斯認為，日本同情失敗者與英雄的墜落，與無常和物哀有關，也與真誠有關。他在〈有間皇子〉篇章中指出，儘管日本向來充滿活力地蓬勃發展，但是他們對自然懷抱著強烈的消極主義，深信不管我們多努力面對艱險，失敗的一日總是會來臨。總有一日，所有人將嘗到失敗的滋味；就算克服了險惡社會所設下的陷阱，仍會受到年齡、疾病與死亡等自然力量的羈絆。「然而儘管世間充滿了無常與苦痛，日本人仍舊擁有積極的特質。他們認識消逝、世間的不幸以及物哀之中所縈繞的美，以此取代西方信念中對於『幸福』的汲汲追求。」18世紀日本學者本居宣長將「哀」改造成「物哀」。他的貢獻是以此概括《源氏物語》的主題情感，將這本書從儒教的勸善懲惡與佛教的教訓意圖鬆綁，強調「物哀」是其創作宗旨與基本精神。本居宣長的物哀不僅是哀傷哀憐等情緒，還有更上一層的對事物之心的感知。而1930年後在東京大學擔任美學教職的大西克禮，則進一步將「物哀」分解其層次。他其中一個觀點是，平安朝的女性，與其說是通過對人生和世界的沉思，對「存在」產生了一種懷疑的虛無感，還不如說是將生活感受中最深處的漠然哀愁，直接投影到自然現象，從眼前不斷變化的大自然，看到人生的無常。之所以特別強調這個觀點，是從不變中感受短暫絢爛的物哀與無常，會將生命的意義定錨在生死或成敗之外的他處。莫里斯在注釋中引用了奧瑞根·海瑞格在《箭藝與禪心》的話：「武士選擇脆弱的櫻花作為他們的象徵不是沒有原因的。就像一片花瓣在朝陽中寧靜地飄落地面，那無畏者也如此超然於生命之外，寂靜無聲而內心不動。」在日本的跑者裡，有一種被稱為「比叡山的馬拉松僧侶」，這個名稱來自美國佛教僧侶約翰‧史蒂文斯（JohnStevens）的書名。他所寫的是比叡山延曆寺的嚴酷修行「千日回峰行」。參加者必須連續7年約1000天在山中行走，每天要拜超過250處的寺廟和神社。前3年每年走100天，每天30公里，第4、5年每年走200天。完成700天的行走後，要進行最困難的「入堂」，在不動堂內連續9天斷食斷水不睡不卧，誦念不動真言。完成後，第6年必須走百日，每天60公里，第7年的前100天，每天約84公里，後100天每天30公里。如此7年共約4萬公里。因延曆寺曾遭遇大火，從現有紀錄，1585年至2017年只有51人完成這個修行。2014年曾經將箱根驛傳形容為世界上最偉大賽跑的撰稿人AdharanandFinn，採訪了完成「千日回峰行」的僧侶，而於2015年在《衛報》發表一篇文章〈當我遇見那位跑過1000場馬拉松的僧侶，我學到了什麼〉（WhatIlearnedwhenImetthemonkwhoran1,000marathons），所謂1000場馬拉松，是因為即使最少的每天30公里，也超過半馬（約21公里）的距離。當記者問道：「你完成之後，是否找到那個答案：我們為什麼活著？」僧侶的回答應該並不意外。他說，不存在某一理解的瞬間，好像在那之後一切都停止，而你就成就了。學習會持續下去，「1000天的挑戰不是終點，真正的挑戰是繼續下去，享受生活，並學習新的事物。」在極盛時想到將逝的時間長流，在完成時想到生命仍在如常持續。如此不論勝負都以觀照之心品嚐其滋味，失敗也有其高貴的美。物哀是對失敗的不同度量。在自然生老病死中，人最終都是失敗者。然而儘管充滿無常苦痛，日本人仍具有積極特質，在消逝、不幸與物哀中，欣賞縈繞其中的美。圖／陳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