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金迷寫武俠立刻閱讀：光明行訪談進行前，一度在現場的駱以軍對我說：「這傢伙有點老派，但是個天才。你們好好聊，要對他溫柔一點。」問起樓蘭未對現時武俠小說的了解。直到2013年才開始寫作的他，並不清楚。「我們這樣的人，就是少一根筋。」反正他想寫，就寫了，而且一寫就是兩百五十多萬字，並成立自己的獨立出版社，「不過，出版社到現在都沒有出過書，零收入。」武俠的閱讀經驗呢？五年級的樓蘭未表示，年輕時看了很多武俠小說，但大部分都很爛，只有金庸讀得下去。他的眼神認真：「我非常佩服金庸的創造力。他的大長篇《射鵰三部曲》、《天龍八部》、《鹿鼎記》都好得沒話說。」自詡是標準金迷的樓蘭未，談起其他與金庸名字連在一起的同行，則語帶保留，他可以理解這種封號對書籍販賣的效力：「不過，我自己不太喜歡，好像是次等的，就一定小於金庸。」樓蘭未語氣裡有著挑戰的野望：「金庸創造了一種很高的水準，寫《光明行》的時候，就想一定不能低於它。」他顯然不甘於只是粉絲，眼光與心志都在更高的地方。而對武俠小說熱潮不再、即使是金庸魅力也大規模退燒的現況，樓蘭未並不憂慮，他就像還活在盛世裡。對他來說，寫武俠就是一股擋也擋不住的衝動，而且他深信好的東西，就一定會被看見。樓蘭未已經計畫好了，年底或明年初出版《光明行》，要採用網路直接銷售的方式，不用被通路或經銷商剝皮。他不相信好書會被埋沒，甚至斬釘截鐵地說：「像我們這樣的金迷，一定還很多。我的書賣這些人就夠了。」搶先定義武俠世界的起源「金庸創造了一種很高的水準，寫《光明行》的時候，就想一定不能低於它。」他顯然不甘於只是粉絲，眼光與心志都在更高的地方。樓蘭未寫武俠的最初動機是什麼？他回答：「因為讀多了金庸小說，發現裡面有bug。」比如，東邪西毒那類絕世高手，怎麼可能不找皇帝麻煩，怎麼可能安分於江湖？他寫《光明行》就是要補足沒有被講述過的東西。「先想先贏，而且，這是一種寫作的樂趣。」《光明行》開頭，就虛構江湖的起源：通過北方龍髓江、南方洗心湖者，就能成為江湖人。此外，內功、中醫、少林武功、丐幫等等的起源，他也有自己的解釋與定義，就連十二生肖，為何貓不在行列裡，他也要闡述，也因此有十三生肖島。寫漢朝也挺有意思，除黃易《尋秦記》，過往長篇武俠鮮少處理秦漢。樓蘭未表示，仍是因為金庸的緣故，其小說集中宋元明清，「我不想重複寫，往下寫。你寫這些，一定受金庸影響，也會被拿來做比較。」若往更早朝代寫，就不會有問題。他強調自己像在「佔金庸的便宜」。但從武俠史的角度去看，先不談金庸佔別人的便宜也沒客氣過，武俠的良好演化本就需要新角度切入與詮釋。另外，春秋戰國九流十家是很棒的武俠題材，樓蘭未講道：「有很多縫隙，可以安插自己的說法。」再加上，王莽篡漢立新朝，政權轉換居然沒有流血太匪夷所思了，讓他浮想聯翩，更想將小說時代安於西漢末，細寫武林組織、絕頂高手如何影響世間政權。關於《光明行》有何核心思想，他直接表態，就是政治。樓蘭未臉上一半是黑暗一半是火焰：「在台灣，你沒辦法閃躲政治，就算受不了也沒辦法。每天都有很多憂傷、憤怒，所以《光明行》裝了很多我對政治的看法。」金庸寫《俠客行》，談世間絕大多數人都不是俠客英雄，俠客不過講講好聽，實為俠客現形記。樓蘭未寫《光明行》也異曲同工，九部曲到最後，愈來愈慘烈灰暗，光明稀薄罕見。樓蘭未坦白書名：「跟光明一點關係都沒有。」想起陰暗暴力狂虐可怕的電影《黑暗騎士》──有時，就是得走進濃濃深深的黑暗，在滿目絕望中，仍不喪失光明仍在前方的信念，而這不就是武俠嗎？想要橫空降世的野望《光明行》的寫作歷程為何？樓蘭未回憶，2012年離開台積電，但有一些工作後續要處理，直到2013年七月才開筆，於2016年九月完稿。樓蘭未坦白書名：「跟光明一點關係都沒有。」令人想起陰暗暴力狂虐可怕的電影《黑暗騎士》──有時，就是得走進濃濃深深的黑暗，在滿目絕望中，仍不喪失光明仍在前方的信念，而這不就是武俠嗎？「我很幸運，」樓蘭未珍惜那段心無旁騖的時光：「很幸福的三年多，完全沒有別的事干擾。」不只是因為他有積蓄不用擔心生活，而是在他的年紀，身體、小孩、長輩等等，有問題也是常態。他感到很不可思議地：「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居然可以好好地寫完。」寫《光明行》，根本沒預料到會變成巨篇武俠，起初他的想法很簡單，只是想透過武俠體例，寫自己的愛情故事。於是，跑去清華大學圖書館寫，寫上癮、愈寫愈多一發不可收拾，後來就固定到竹北的星巴克寫──從下午一、兩點到晚上七、八點，每天都要寫滿3500字。但星巴克生意有時沒位子，就會跑到住家附近的麥當勞。樓蘭未分享當時趣事，星巴克剛開時，會有美女、長得漂亮可愛的小孩，如果有，他寫起來就特別順。不過呢，他乾笑道：「後來，每次去都是阿公阿婆，厭棄啦。」樓蘭未想想又補充：《光明行》幾乎都是在星巴克裡完成的，結尾時卻是在麥當勞完稿。他有點遺憾，應該要從一而終在星巴克寫完。樓蘭未本來不叫樓蘭未，他本姓徐，所以就以徐某為筆名。「但是被嫌棄了，說筆名很俗。」在鏡文學連載時，一直被逼交筆名，他走投無路了，從《光明行》取一角色名回覆。通過以後，他就變成樓蘭未。他的人物群，也有不少是取自生活周邊，比如同學友人或聽過的名字，例如主角郎平，以前是有名的排球運動員，他很久沒聽人提過，以為沒人記得，結果，「巴西奧運時，赫然發現她是活躍中的教練。」至於書名的用意？他很多年前就決定以後寫書一定要用《光明行》。他表示，那就像取孩子的姓名，預先想好的，跟孩子長大後的樣貌、個性，壓根沒相干。最喜歡《光明行》的那些部分呢？「幽默啊，中後段有很多胡扯瞎掰的部分，像荒謬笑話一樣的東西，很精彩。」對《光明行》的成績又有何期待？樓蘭未一邊乾笑，一邊展露野心：「我想成為從石頭裡蹦出來的，孫猴子。獨一無二，充滿原創性，不會跟誰牽連比對。」武俠或許已經去聖渺遠，那些曾經輝煌燦爛的神聖壯大早已消散。但也就是在這樣ILOVEYOU無望的時代，真正願意寫、願意堅持的人，才是對武俠有大熱情。而熱情正是讓石變為寶的最神奇元素。我這麼堅信。是的，這是武俠人最好的時代，這是最能證明武俠自其有價值的時代。或許樓蘭未就是武俠衰世所需要的、那位走穿黑暗與絕望的騎士呢。本文作者|沈默武俠人，多屆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得主，出版《天敵》、《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七大寇紀事》、《詩集》、《在地獄》四十餘本小說。目前在鏡文學連載作品《英雄熱》。《英雄熱》上卷：麒麟亂《英雄熱》下卷：英雄繚亂

立刻閱讀：異空間飛行放空思緒，試著把時空拉回高一新生入學那一天，新同學中有位男孩膚色與輪廓比他人深，說話帶著腔調，而且衛生習慣似乎不大好，經過他身旁總隱約能聞到一股汗酸味。似乎整個社會對原住民的負面刻板印象，都在他身上能找到一絲痕跡。你會帶著好奇心與他攀談，摸摸他的來歷？還是在心中默默畫下一道界線與他保持距離？或者，在那個青澀毛躁的年紀，你會脫口喊他一聲「番仔」，把他當成笑柄嘲弄一番，逞一時威風？或許當年你的班上就有這樣一個男孩，但你早已不記得與他相處的片段。唯一能肯定的是早在畢業沒幾年，這男孩的身影就在你腦海中失焦泛黃，最終徹底消失，再也憶不起。但你不知道的是，對男孩來說，當時的每個片段，無論是羞辱霸凌或冷眼旁觀，都是無論過了多久也難以卸下的情感包袱。一晃眼三十年過去，原住民在台灣社會是否已掙來真正的理解、尊嚴與平等仍有待商榷，但至少現下的社會氣氛已不容任何人再把「番仔」輕蔑地掛在嘴邊。而當年教室裡那個泰雅族男孩，在閱讀與寫作中找到了自己，靠著獨樹一格的原住民創作成了文學獎常勝軍，他的名字是多馬斯。有過這樣的生命歷程，想像中多馬斯的人跟作品應該是沉重而嚴肅，但訪談那天他是如此幽默從容，即便談起十五歲那年從山區遷往平地後遭遇的種種歧視，語氣也雲淡風輕不帶一絲控訴。談起十五歲那年從山區遷往平地後遭遇的種種歧視，多馬斯的語氣也雲淡風輕不帶一絲控訴。「小時候在山上只知道自己的生活環境比較窮困，但是一直到了十五歲那年下山讀書時才意識到自己被當成異類，被人罵『番仔』。我們說話的腔調不一樣，生活習慣也不一樣，像是洗澡、刷牙，小時候在山上沒有這種規律的習慣，所以難免會有體味，就連老師經過都會問我有沒有洗澡。」有趣的是少時因口音被嘲弄的多馬斯，此刻說起話來卻字正腔圓。他說是都市生活磨去了腔調，他笑稱如今每回前往山區部落探訪時，這口都市腔反倒成了族人調侃的話題。運用「穿越」手法增添故事趣味性在高中擔任國文老師的多馬斯，受訪時說起話來也像在教課，但不是那種說教式的權威語氣，而是有種一股腦兒想分享的熱誠。他沒有受訪老手那種幹練算計，問他什麼，常常說著說著話題就轉走，自顧自說起想說的。他就像悠遊在山林裡那陣自由自在的微風，天南地北遼遠開闊。這樣的性格也反映在他作品的多樣性當中。多馬斯的創作，不論是放在原住民文學甚或整個華文創作領域中都顯得自成一格。雖然他的創作幾乎全是以原住民文化為背景，但他靠著情節與敘事手法上的複雜多變，用相同養分開出不同的花。對原住民文學不遺餘力的他，曾參與山海文化雜誌社舉辦的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散文組評選，與同為評審的巴代(左起)、駱以軍、楊翠、簡齊儒合影。好比此刻正在鏡文學網站上連載中的《獨白》，故事由國中校園少男與少女間若有似無的曖昧展開，卻因為少女在畢業前夕慘遭訓導主任性侵而未能開花結果。成年後的兩人在故鄉再度碰頭，陷入回憶的兩人，緩緩道出當年的悲劇如何讓他們不得不提前成長面對現實。多馬斯以一段原住民青少年的酸甜愛戀為起頭，帶出部落少男少女從山林走入社會的哀愁。字裡行間彷彿能聞到山林裡的青草味，卻也嗅得出一絲與現實搏鬥的血腥味。而另外一部連載作品《異空間飛行》更是一部極具野心的史詩鉅作。他運用時下流行的「穿越」手法，描述一名飛行員在部隊演習時意外穿越時空，回到一九三零年的霧社山區。一頭霧水的飛官遇見了純真的賽德克族女孩，兩人跨越文化與時代的隔閡，產生奇妙的共鳴。多馬斯在《異空間飛行》中以虛實交錯的敘事手法，還原當年原住民族與日本帝國激烈交戰的悲壯。《異空間飛行》宏大的主題及歷史背景與魏德聖導演的電影《賽德克‧巴萊》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多馬斯貫穿古今的魔幻寫實手法，卻又替嚴肅的歷史故事增添了幾分驚喜。泰雅族的根本精神：永續經營多樣化的主題與創作手法，讓多馬斯的作品比起刻板印象中的原住民文學更為易讀，也多了些娛樂性，然而娛樂他人並非他寫作的初衷。寫了十幾年的多馬斯說，時至今日，他仍是為自己、為族群而寫。最近醉心於栽種有機作物的他笑稱，自己其實最嚮往的是在山林過著耕讀生活，但偏偏他是個有使命感的大叔，利用正職空檔日以繼夜地寫，無非就是希望能透過作品讓族群延續。儘管完全恢復傳統已是不切實際的奢望，但至少要能將傳統的核心價值留下。那麼對他而言，泰雅族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呢？多馬斯說是「gaga」。「gaga」為泰雅族語，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解釋，難以用漢字直接對應翻譯。多馬斯說，「gaga」的根本精神，其實就是永續經營。最近醉心於栽種有機作物的他笑稱，自己其實最嚮往的是在山林過著耕讀生活，但偏偏他是個有使命感的大叔，利用正職空檔日以繼夜地寫，無非就是希望能透過作品讓族群延續。「很多人對原住民有很多誤解，例如覺得我們狩獵是破壞生態的行為。但其實原住民有很嚴謹的規範，好比說春夏是動物交配的季節，因此嚴禁狩獵。如果我們把山裡的資源都用完了，明年怎麼辦呢？很多人批評原住民不儲蓄，但山裡的資源都已準備好了，我們為什麼要儲蓄？社會對原住民的誤解，其實是因為漢人與日本政府強行將他們的價值觀加入原住民族，導致如今成了四不像。」從開始訪談以來始終談笑風生的多馬斯，說起原住民議題時神情顯得嚴肅，語氣也略為激昂了起來。「全世界的少數族群都正在被強勢族群弱化消滅，從語言到傳統價值都在慢慢崩塌。年輕一代的原住民雖然還保有原住民的臉孔，但卻已經沒有原住民的靈魂。語言藏有一個族群的古老密碼，形成語言需要非常長的時間，但是要消滅卻很簡單，一個『說國語運動』就幾乎讓原住民母語滅絕。所以我希望至少透過文字，讓讀者了解原住民的歷史與傳統。」多馬斯說道。唯有新舊交融才能帶來生之氣息多馬斯罩身上的原住民傳統圖騰花樣，是他妻子揉合傳統自創的圖樣。而他的創作，就像這些圖騰一樣，用行動實踐傳統，也在傳統中尋找新生。正因為背負著這樣的使命感，多馬斯的創作不走老路，堅持以創新手法將原住民文學帶出新生命。但他也承認，寫了十幾年下來，雖然在文學界掙到了該有的地位，但作品卻只能在學術界流傳，成為研究生的論文題材，多少有些可惜。既然他的初衷是透過作品替原住民發聲，那麼想辦法提高作品能見度就成為最實際的課題。多馬斯直率地說：「我們都自爽啊，作品都只在這圈子裡轉來轉去。有些老人家甚至連電腦都不會用，該如何推銷自己的作品？我寫了這麼多年，也得過一些獎，不敢說自己寫得如何。但這次跟鏡文學合作，內心確實再度燃起一股念頭，心想或許可以試著行銷自己，把作品推出去。畢竟這是時代的趨勢。」二零零六年，多馬斯曾以《雪國再見》獲得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推薦獎，當時他在得獎感言中寫下這樣一段文字：「對我的族群來說，回顧近兩百年來的歷史，似乎與悲劇脫離不了關係，悲的因子來自侵略者與殖民者所延續百年來的不堪，凌辱了整個族群的完整的存在意識，時至今日我們已經是不折不扣的黃昏民族且血肉模糊，有無存在只消一念之間罷了。療傷止痛也許是我這一輩最大的使命，漸漸的慢慢的積極的走出歷史的陰霾，從強勢族群的夾縫中找尋一絲絲曙光，建構出族群的主體意識，說不定這個時代是原住民族再生的時代。」該篇感言距今已有十一年，問起多馬斯，十一年過去了，這段悲壯的文字依然能代表他對族群現況的想法嗎？多馬斯沉默地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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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閱讀最新作品：《鬼島故事集》貳・玩伴飲馬人平常的打扮總讓人忍不住多看兩眼：頭梳髮髻、手戴佛珠，寬鬆的袍子，像是要上哪收妖降魔的道士。然他又不喜直接露臉見人，遇見需要曝光的場合，他便像永遠戴著大鼻眼鏡的宅女小紅一樣，將馬首面具往自己頭上一套，再怎麼悶熱也耐得了。他說他一向如此，以一種形式上的高調，來維持現實的低調。現今多數讀者對飲馬人的認識來自他從2015年5月起的臉書粉絲專頁與ptt-marvel板的每日神異小說連載，殊不知他早在十多年前就以「飲馬」之名，浩浩蕩蕩地出過字數驚人的校園武俠小說。只是繆斯女神開他一個玩笑，在他初試啼聲不久後旋即離去，經過漫長的歲月之後才又回到他身邊，助他寫下《首部曲．靈異先生》、《湖濱大飯店》兩部「鬼島故事集」系列作品。雖然與過去的校園武俠類型有別，但節奏一樣明快，故事也俐落依然，「差別在於以前第一本書用的筆名是『飲馬』，還不是人。現在是人了。」他笑著說。飲馬人的寫作，與他的人也有著雷同的氣氛：以最易吸引讀者興趣的型態，佐以部分幽默搞怪的設定，將你我再熟悉不過的場景情節，說成一個新故事。「重新寫作，剛開始是先寫一部以歐洲吸血鬼為主題的作品，寫完之後意猶未盡，覺得創作的興奮好像回來了，很開心，想繼續寫點什麼，不知道為什麼，就想寫鬼故事。」他不喜歡直接露臉見人，遇見需要曝光的場合，他便將馬首面具往自己頭上一套，再怎麼悶熱也耐得了。「我以前是不敢寫鬼故事的。」飲馬人一臉嚴肅謹慎。「我相信有鬼，我覺得寫鬼故事就是在進行招喚。我不是怕，而是認為他們真的存在，所以不要輕易玩火自焚，不要招惹靈界。」畢竟開關一旦啟動會引來什麼，誰都不知道。然而一直有股莫名的動力驅使著他，讓他決定將筆往神異領域探去。「正式動筆之前，我腦子裡浮現的第一個畫面是我阿公過世時，我們在燒紙紮屋的景象，於是我就從這裡著手。」寫著寫著，「鬼島故事集」的主角阿弦就被他寫出來了。真實世界的英雄身為主角，阿弦其實鳥鳥的、弱弱的，一點都不像擔得起什麼大局的模樣。事實上把飲馬人創造的角色一字排開，要說沒有一個稱頭也不為過。「我不寫超級英雄，在我故事裡的這些人，往往不會什麼靈通神通，甚至還會被別人耍得團團轉。」他總是敘寫一個個平凡的更生人，經過挫折、低潮，慢慢改邪歸正。「他們是英雄，只不過是很失敗的英雄。」飲馬人說，這才是真實世界，也才更貼近一般大眾。但他又讓阿弦像那些名偵探一樣，老是遇到光怪陸離的事，日子過得不甚安寧。「你不覺得臺灣是個很適合寫鬼故事的地方嗎？我相信在這座島上的人，每個都有一缸子的鬼故事可以講。」──我的叔叔的阿姨的鄰居的朋友看得到、我學校在日本時代是墳場、我念的小學以前是刑場……諸如此類的吹噓或耳語，常常是人們在聚會時拿來熱場的起手式。「更直接一點，當我告訴你：『我跟你講一對母女的故事』，和『欸我跟你說個鬼故事』，哪一句更能引起興趣？」就像看恐怖片總是雙手摀臉又忍不住從指縫中偷看，多數人對靈異故事又愛又怕，神祕、詭異、八卦感，充滿十足的娛樂性。「對我來說，寫連載小說是自娛娛人，開心就好。」與其在意文壇地位或文學評價，飲馬人更希望寫出和其他人不一樣的鬼故事，在大眾領域得到更多共鳴。「他們是英雄，只不過是很失敗的英雄。」飲馬人說，這才是真實世界，也才更貼近一般大眾。於是他寫鬧鬼，寫招魂，寫魔神仔，還誤打誤撞地寫出一幢真實存在的靈異飯店。行文結合在地宮廟、王爺信仰、乩童背景、神將文化，從荒郊野外到都會豪宅，哪裡有鬼，他就往哪裡寫；神、鬼、在地、土味交融一氣，為臺灣神異小說打造出一片嶄新風貌。張牙舞爪下的苦衷說諧星不好笑是犯其大忌，但如果你對飲馬人說「你的鬼故事一點也不恐怖」，他倒不以為忤。「我的重點不是嚇人，恐怖的敘述都是看劇情所需才出現。」他慢條斯理地解釋，「而且我相信鬼之所以要嚇人多半有苦衷，與其單純賣弄嚇人情節，我更想探究這個鬼為什麼要嚇人。」脫去那些青面獠牙、腐臉亂髮，再駭人的鬼，懷著的也許是一顆飽受委屈的心、一段不被了解的過去。「當我們抽絲剝繭，瞭解那些背後的故事，你就不會害怕，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同情。」這是飲馬人最想塑造的溫暖，從來都不只是販賣恐怖而已。手拿著親筆揮毫的墨跡：「這是我的信念與目標！」何況有誰真的見過鬼嗎？總是在鬼故事創造出來的反差當中，才知道原來最恐怖、最險惡的都是人，不是鬼。「現實世界有太多不公平，太多不能說話的冤魂，太多正義無法伸張。」也許並沒有鬼，也許鬼不會替自己追討正義，但人們心中永遠都會渴求那股正義的存在。「假使天道不彰，那我就投射在一個鬼身上，讓鬼復自己的仇，來彌補人世間的缺憾。」這才是飲馬人撰寫「鬼島故事集」的初衷。「我還是比較偏傳統一點，會想把一些我們從小聽到大的傳說、老一輩對我們耳提面命的古早叮嚀、人生警示，融入小說當中。那都是很溫暖的智慧，也有著相當強大的力量，不只能和主角碰撞出新的情境，還能加強作品的說服力。」他總笑稱自己還是帶有一點講善勸惡的老派期望。或許在這凡事求新求快的時代，唯有老派才耐人深究咀嚼。

立刻閱讀：「叛之三部曲」《忤》聊到二二八事件，林剪雲先回憶起她還在念大學時，回到屏東老家的夏日某天。「那時放假，我返鄉回家，穿著短褲在床邊半坐半躺。躺著躺著也沒什麼事，突然我一個念頭，想到之前在圖書館某本書上看到二二八事件這個詞，但絲毫不知來龍去脈。我就隨口問了在旁邊的老爸：『阿爸，啥密是二二八事件？』我爸那時手上不知道在忙什麼，聽到這句話，像被什麼打到一樣，停下手上的事，一言不發地走過來。我本來以為他要拉一把椅子坐下好好告訴我什麼是二二八，沒想到他脫了腳上的木屐、直接往我大腿用力一揮，啪地一聲清脆響亮；然後丟下一句話：『拗蓋攏麥賽出企外靠供加！』（以後在外面不可以講到這個）」從小學三年級起總是名列前茅、不曾被父親痛打過的林剪雲，竟然在上了大學、成年之後，因為「二二八事件」這五個字，被老爸拿木屐招呼，痛到她當場飆淚。「你就知道在那個年代，這件事是禁忌到什麼程度了。」一段空白的歷史少女時期的林剪雲，對於台灣歷史的空白，早已燃起熾烈的好奇心。那約莫是1977年，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學校教科書一派歌舞昇平、讚頌領導英偉；黨外運動則在全台各地日漸風火蓬勃。校園高牆將屬於台灣的黑歷史隔絕在外，同年年底中壢事件拉起往後街頭運動的序幕，美麗島事件再隔兩年就要發生，空氣中則不時流動著白色恐怖的肅殺。一般人遭到長輩如此喝斥後應當退縮，但那一記痛擊讓反骨的林剪雲燃起更熾烈的好奇心。「我想知道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會這麼嚴重？」更有甚者，她開始意識到台灣史並不像學校教的那樣，而是有著好大一塊空白，或說黑幕。這讓她早早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台灣的近代史寫完。將近40年前埋下的種籽，到現在才結出第一顆果實。這段醞釀的期間，林剪雲從1989年第一部長篇作品《火浴鳳凰》出版以來，不只小說，還編劇本，如《火中蓮》、《斷掌順娘》、《路長情更長》等，從有線台到無線台都有她的成果。特別是無線台的編劇經驗，因為每部戲都是將真人實事搬上螢幕，林剪雲自此從閉門造車的小說家，變成到處與人聊天的採訪者，甚至有過寫一檔戲就訪上一百多個人。「我的採訪工夫，可以說是從編劇這邊所累積的。」而這些工夫，到了「叛之三部曲」要準備開花結果時，便紮紮實實地派上了用場。「叛之三部曲」首部《忤》是浩浩蕩蕩16萬字的鉅著，故事從1946年說起，圍繞在屏東萬丹首富鼎昌商號李仲義後代李其昌，與其子李子慶、李子毓家族，以及自泉州冒死渡過黑水溝來台打拚、輾轉落腳萬丹販售小食的林伯仲，兩條主線，一富一庶，細細勾勒起當年台灣南方的豐饒繁盛，呈現有錢人家和一般百姓在政局動亂之時，個別面臨的艱辛與危險。十多年來，林剪雲真正花在書寫的時間上並不多，很多時間是用來考據、用來傷心、用來難過。《忤》的事件主軸即是二二八。為了寫出最接近實際的情節，林剪雲字字句句詳加訪談、考證，從大戶人家使用的物品，到底層民眾的日常生計，一事一物都追查得上窮碧落下黃泉。民生瑣事即已用力如此，遑論那些牽動人心的歷史。回溯起來，《忤》最初始的電腦檔案，竟早在2003年就已存檔。十多年來，林剪雲真正花在書寫的時間上並不多，「很多時間是用來考據、用來傷心、用來難過。」林剪雲本身就是屏東萬丹在地人，對自己的考據成果也相當自信；但傷心難過，又是怎麼回事？真實比小說更令人傷心問題一拋，林剪雲略有停頓，再開口時竟語帶哽咽。「因為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原來在《忤》當中，主角子毓留下的遺腹子，是林剪雲的鄰居兼同學。「我從來沒見過像她這麼美，卻又這麼孤獨寂寞的女孩子。我從旁看著她，愈感受到這家人的孤苦伶仃。所以當我在寫李家的遭遇時，我自己都很崩潰。」雖然兩人早已失聯，但林剪雲對子毓之女的悲痛共感，至今仍相當深刻。小說中寫到的三棧西洋紅樓，現已拆除。然而《忤》的書寫還是面臨查證上的困難。「台灣近代史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事件無從查起，除了盡力挖掘史料，還要拜訪很多耆老。」先不說近代台史研究者基於立場不同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走訪地方耆老所得的內容也不完全正確，更多的是吞吞吐吐含糊其詞，或直接丟來一句「抹記啊啦」。即使解嚴業已30年，即使現代台灣號稱民主自由，許多走過那段黑歷史的人們，提起往事仍舊選擇三緘其口。畢竟在當年，就連沉默，都不見得是明哲保身的解藥。可能林剪雲比其他歷史小說創作者幸運的一點是，其他人必須消化諸多文獻，才寫得出一個故事，但她就成長於她筆下的大營裡。「我看過有錢人的生活，也看過底層人的生活。當我面對這一團各說各話的混亂時，我就看身邊人的遭遇是什麼，去回溯出哪種說法更接近真相。」她從真實的人物出發，撰寫他們的境遇，再往上與歷史層層相扣，渾然天成地造就了這部各項細節都能栩栩如生的作品。我只是呈現台灣人一路以來的尋覓與掙扎三部曲分別定名為《忤》、《逆》、《叛》，第二部預計以美麗島事件為主軸，第三部則落定在太陽花學運，都是顛覆政府當局的事件，用現在的話講，無非是著眼於「暴民們」，但也可看出在不同時期，叛亂者從「唯一死罪」，如今可站上公堂，爭取更多民主權益。這是時代的演變。然不少學者如李敏勇、戴寶春，都對林剪雲的規畫表示擔憂，認為無論美麗島或太陽花，都尚未真正入史，要寫成歷史小說言之過早，容易引起爭議。「但怎樣才算歷史？歷史小說又該怎麼定義？這也是我很想追問的。」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時間太接近，很多當事人或其家屬都還在，很多事情也尚未水落石出，弄得不好，林剪雲還可能因此鬧出官司。不少人建議她改寫已經蓋棺論定者，以免惹禍上身。「但我想寫的是事，不是人。而且從近代史到現代史，是真的和我們息息相關的。或許寫沒有人會跳出來指指點點的東西會比較安全，只是那樣的話，近的事情不就永遠沒人寫了嗎？」只要扯上政治，不免就萬般艱難，永遠都有人要你表態，要你選邊站。「的確有讀者說我在《忤》當中對日本的責難不夠深。但我該寫的都寫了。該有什麼感想、什麼結論，是讀者自己要去想的。」身為小說作者，最大的責任是把故事講好，而非藉文批判，甚至宣揚自己的立場。「如果我要批判，那我應該寫的是政論，不是小說。」「這些人、這些故事本來就存在，我只是確認史實之後，把它們寫出來。我沒有特別要去指責或說服什麼，我只是呈現當代的狀況，呈現各世代台灣人一路以來的尋尋覓覓、掙扎、犧牲。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短篇小說主題企劃！暑假到了，閒來無事的下午，打開電扇，讓徐徐的涼風吹來，七月，鏡文學準備了七種口味的小故事，從甜到酸，花一枝冰的時間，讀完一篇小說，讓你的夏天，就是比別人多了一絲文學氣息！https://event.mirrorfiction.com/2017/07_2/

【書評】現實一種，台灣警察小說的現形/翟翱「小弟是妳的，伊是恁張簡家的孤子，對志雄來說，伊小弟幾百個，不差這一個，阿瑞仔也不是會幫公司賺錢的幹部，講卡歹聽，恁小弟生雞蛋的無，放雞屎的有，減一個沒差，飼太多擱呷了米。若對我來說，偷偷放小瑞走，是犯法的，會害我嘸頭路，妳隨便到警政署檢舉，我就下課了，尚蓋好是恁小弟乎黑道的殺手打死，嘿嘿！攏無證據，我就安全了，但為何我要告訴你這些？因為人是有感情的，要講義氣，我陳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則，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氣魄，我嘛不輸他，阮攏是愛伊好、驚伊死」。他最後再補一記回馬槍：「阿妹仔，我今天跟你講的話，妳去跟志雄講嘛嘸要緊，但是，未來的代誌安怎變化，無人知道，我勸妳對任何人攏要有所保留，聽聽就好，對我、對志雄攏仝款（同樣），妳尚好連我嘛莫全部相信，妳自己判斷，但別忘了，如果妳覺得需要我這個老大的時陣，可以來找我，我是警察，有法律約束跟立場，我不是流氓，不需要靠殺手恐嚇擄肉（綁票）來賺錢」。短短兩段敘述，或可稍稍拼湊出故事的樣貌：對話者一男一女，女方的弟弟小瑞是黑道老大志雄的小弟；發話的男方是個刑警，在此無法判斷官階，主要目標是小瑞；而女方因弟弟的關係成了夾心餅，誰都信，也誰都不信。這只是林慶祥首部長篇小說《刑警教父》中的一個場景，但已足夠讓人嗅到這部小說當中的氣味：警察、黑道、江湖、義氣、勾心鬥角、爾虞我詐，與不得已。沒有英雄的世界林慶祥的小說裡沒有俊男美女。他筆下的警察們，沒有誰是可以一次打十個的不死英雄，也沒有出入槍林彈雨還能一臉痞樣談笑風生的最佳男主角。在《刑警教父》裡，無論是警界的刑事小隊長陳江、黑道大亨陳志雄，或是雙方因著不同目的共同鎖定的頭號槍擊要犯小瑞，沒有一個是英挺偉岸的角色（在聊到若作品改拍成影視劇該由誰來演出時，林慶祥針對小瑞一角還特別強調：不能是帥哥）。卻也因此，書中情節的種種描述，都不再是螢幕／銀幕那端的雲端想像，而是拳拳到肉、黑白兩道的血淋淋人生。在當代為數不多的台灣犯罪小說中，《刑警教父》的出現，無疑為社會寫實路數的類型作品添了一枚生力軍。警政線跑了十多年的林慶祥，說老還不至於，但早也累積了一大資料庫的故事等著倒出。「我想寫這部小說想了很多年。應該說，從我知道這些事，就一直想把它寫成小說。」搖筆桿的人，多半抱著寫小說的夢，何以拖沓到年近半百才以新人之姿出道？「年輕時有很多時間可以寫。那時還沒結婚，那個年代在日報工作，壓力也不像現在這麼大。但說真的，那個年紀，寫小說哪有比去酒店喝酒、比跟黑道、業者、警察混在一起好玩？怎麼可能下班乖乖回家寫小說？當然是朋友喊了就走啊。」林慶祥說話豪爽，直率且坦白，「尤其那時警紀風氣很差，我只要打三通電話，一定會有人正在酒店喝酒，叫你趕快過去。你還會回家寫小說嗎？時間就這樣蹉跎了。」在高雄市政府任職，每天與媒體打交道，與記者兄弟聚餐，那時喝酒也比寫小說重要。初入行的記者，人脈重於文筆，「剛開始忙著建立自己的名聲，擔心認識的人不夠多。」記者最計較自己的聯絡資源夠不夠廣，遇到刑案知不知道要問誰、能不能問到對的人？為什麼別人問得到自己問不到？為什麼這個分局的隊長會把訊息透露給誰，就是不告訴你？凡此種種，都關係著記者生涯的光明順暢與否。「所以你會把很多心力花在這裡，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也是自己愛玩。」畢竟沒有人就沒有線、沒有來源。「所以年輕時的確過得比較……紙醉金迷吧。」他乾笑，流露出一點尷尬。「但寫小說的念頭一直在，午夜夢迴時會很愧對，幹，自己怎麼這麼不認真、這麼鬼混。也想過要先寫點短篇小說，但都沒想到什麼好的idea……」講沒兩句他又大手一揮：「啊其實都只是想想而已啦，還不就是懶。」他放棄替自己洗白了。不看好也要完成2011年前後，林慶祥幫高雄市長陳菊打完選戰後離開市府。「當時在家連續糜爛了好多天，每天都跑出去喝酒。突然某天一個念頭闖進來：幹，我如果再不寫，這輩子永遠都不會動手了。於是電腦打開，想了開頭，就寫了。」他頓了一下，不無擔心地問了一句：「所以開頭很弱喔？」還來不及回答他弱或不弱，他又喃喃地自白，「寫到一半時無以為繼，不知道怎麼寫，中間停了好久。寫到後來甚至會覺得：它值得寫嗎？我寫得完嗎？這麼爛，值得再寫下去嗎？」每一章寫罷，林慶祥都沒有多邁進一步的喜悅，而是從自己的寫作能力到技巧，各種自我質疑反覆不斷。「一直到後半我才有點自信要把它寫完。」但不是終於認為自己寫得好，「那時想的是：即使真的很爛，總也要把一件事情完成。」是這樣的信念推著《刑警教父》走向結局。「我自己從頭到尾都沒有很看好它。」他說。每一個想動筆寫小說的人，心裡一定有你關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關心的。「會寫不下去的另一個原因是，最初我只有隱約的想法和人物，沒有先想好大綱，也沒有結局，那種『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的情況真的很痛苦。而且我太耽溺於自己對警界生態的瞭解，光是開頭的監聽我就寫了一大堆。這都不是好事。」對自己寫作上的缺失，林慶祥看得比誰都清楚；而「第二本一定要把大綱都弄好再動筆」這句話，在整場訪談中大概出現了八百次，足見這種「邊演邊生劇本」是多麼折磨。善惡無關黑白然也因為林慶祥對警界生態的瞭若指掌，讓《刑警教父》擁有難以摧折的堅實骨架。他在台灣警紀風氣由濁轉清的關鍵時期進入新聞圈，那段警察比黑道還囂張的年代，他雖未能躬逢其盛，卻也耳聞不少。警政新聞的長期磨練，讓他懂得什麼時候可以適當探究，什麼時候可以硬起來翻桌；什麼時候該放軟打聲招呼，而什麼時候該閉上嘴。這些都滲入了小說裡，成了血肉。「寫警察，這是我最熟悉的題材，我和這些人也是有感情的。」「我對警察很熟，一直想寫的也是警察的故事。每一個想動筆寫小說的人，心裡一定有你關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關心的。」在林慶祥的小說裡，無論是遊走黑白兩道的刑事小隊長陳江、試圖金盆洗手的黑道老大陳志雄，或亡命天涯的小瑞，都有雙手染血的時分，也有顯露人性光輝的瞬間。「這部小說裡幾乎沒有好人，也沒有誰是真正的壞人。只有三個想回家的人。」陳江想安全下莊退休養老，志雄想海撈一筆拍拍屁股走人，小瑞想回到故鄉侍奉雙親。他們各懷鬼胎，也各有心軟。黑道不全為惡，警察更不是永遠的正義代表。在林慶祥所認識的警察中，不乏陳江這樣一手犯著某些惡行，轉過身面對本業又兢兢業業者。「貪汙索賄、智勇雙全，都可能並存在同一個人身上。很多英勇殉職的警察也是很黑啊，平常違法的事情一件都沒少幹過，碰上要拚命的時候，熱血一沸騰也是往前衝。所以你要怎麼論定一個人？」所以又回到陳江對小瑞胞姊講的話：「……人是有感情的，要講義氣，我陳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則，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氣魄，我嘛不輸他，阮攏是愛伊好、驚伊死」。置身白道，卻與黑道相互比擬、爭一口氣，刑事教父比誰都要更懂得翻雲覆雨；善惡之間，或許連一線之隔，都稱不上。資深記者談記者：關於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年輕時的他，在馬祖服役留影，當年為了放假回台灣，寫違心之論的小說，還真的放了兩航次的返台假。在和林慶祥聊他的工作經歷時，他先講結論：「我這輩子只幹過兩個工作，一個就是記者，一個就是應付記者的人。」林慶祥是宜蘭孩子。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覺得在家鄉不好求職，就跑到台北找工作，找了兩個月還是沒著落。某天一個朋友邀他到台中家裡喝酒過夜，次日一早兩人買了份報紙坐到麥當勞看台中的地方徵才廣告，發現有家《震撼》雜誌在徵記者，就去了，自此踏上新聞路。「我從沒想過要當記者，一生隨波逐流。」他笑。從泡茶聊天到公事公辦在《震撼》雜誌待了一個多月，老闆跑了；1996年年底輾轉到彼時剛復刊的《台灣日報》，從環保、區里新聞開始跑，之後轉到警政線，一待近10年，累積了他絕大多數的資源與人脈。2006年《台灣日報》收山後，他到《民眾日報》沾了一下，隨後進入公部門任職，成為他口中的「應付記者的人」。過幾年撤出公部門，重新披上記者戰袍，回到新聞現場。20年前當記者，和現在幾乎是完全不同的生態。「小時候多可憐啊，（為了新聞）每天晚上都要去陪警察泡茶，還帶宵夜去請他們吃，坐到三更半夜。」警政線的記者與警察關係亦敵亦友，有親密換帖的時刻，也很容易因立場相對而起衝突。和警察日夜「搏諾」（台語，意指建立交情），不只是為了不知哪天會到來的大新聞做準備，更是彼此之間的信任感。「當然我們和警察還是會互譙：『幹，條子都靠不住』、『媽的，這些記者，說變臉就變臉』，但信任感都還是在。」然現在的年輕記者與警察，大家都成了行禮如儀的上班族，少了互動，也省了獨家。一切都由秘書室發新聞稿，或用LINE發群組。公事公辦，不需攀附談交情，但也缺了衝激的火花。「現在的記者，坦白說，比較沒有實力。想（用報導）修理人，也不知道從何下筆，修理不到痛處，人家也不會怕你。這個社會很現實，很多東西都是交換來的，你有實力人家就會尊重你。警察也是。」即時當道，技藝不再伏案桌前，以十五年來與警察朝夕相處的經驗，寫下精采絕倫的《刑警教父》所以現在記者比較好當嗎？「難。」林慶祥簡單吐出一個字。老鳥如他，也同樣面臨著即時新聞的壓力。「現在報社重視即時，比重視一般新聞更甚，很多新聞專業就這樣被犧牲掉了。」已經不是先求有再求好，而是有了就好。「你不能否認新聞它是一門技藝。從題目為何產生、怎麼寫、怎麼瞭解事情的輪廓、怎麼表現，都是技藝所在。」但現在這門技藝的原則和工法，為了搶時效、充版面，往往被迫省略。「就像做鞋。一雙好的鞋，該怎麼縫、該縫幾針，要做到才穿得耐久。假如隨便縫一縫，只求有個鞋樣，當然穿不到幾天就壞了。」林慶祥搖搖頭，噴出一口煙，不知是替年輕同業嘆息，還是替自己。說起鄉民最常嘲弄的那句話「少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林慶祥還是搖頭。「記者這個行業，入行門檻很低，而且是愈來愈低。但無論時代怎麼變，要當個好的記者，永遠是那麼難。」感覺上這個職業一直被貶低，「但你會發現，社會上有三種人，只要一提起，大家都沒好話，可是一出事，又很希望自己有這樣的朋友，就是民代、警察、記者。為什麼？因為這三種人有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簡單幾句，帶出記者令人又愛又恨的原罪。林慶祥把手上的菸彈熄，不再多說。再問他，那怎樣是好記者？他沉默好半晌。「沒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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