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历史、冤曲的台湾、黑暗的政治——序李旺台《蕉王吴振瑞》－鏡文學

　　吴振瑞是我熟悉的人物。从高雄旗山出生，在屏东的小学、初中，到高雄的高中，一九六○年代正是我懂事之时。高屏地区的香蕉出口日本，蕉农的经济传奇被传颂，香蕉大王吴振瑞更是传奇中的传奇。越战在远方，只一些美国军人来台度假，在高雄港区街头的酒吧街—七贤三路，异国的放荡况味或说美国情调，衬托在盐埕埔的大沟顶、贼仔市，形成某种舶来意味。高中生的我们看《文星》杂志，但彭明敏和两位台大学生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事件，并不那么被一般人关切。战后台湾，像是从二二八事件的梦魇走过来，在美援、经济成长的社会情境，走向另一个时代。香蕉经济在高屏除了致富的农村传奇，也引发一些纸醉金迷的乡野景况，像是乡土小说的情节—而吴振瑞无疑是焦点中的焦点。

　　流亡来台的国民党中国蒋氏政权，拜韩战之赐，已在冷战时期巩固了统治权力，更在越战的共同防御条约连带中，形成反共体制，确保了政权的稳定。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似已在稳定的政权里暂时停住。但蒋氏体制的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形成三角构造，后蒋介石的权力角力在宋美龄、蒋经国之间拉扯，或明或暗的斗争从来不断。一九六四年的彭明敏事件压制了，以开放特许权笼络台湾新兴资本家，形成附庸财团，成为蒋氏政权的新统治手段。香蕉出口日本的畅旺形势是台湾农业经济的某种荣景，但背后的政治学错综复杂。

　　吴振瑞以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主导出口日本，既是台湾与日本的国际贸易，也在地方的政治权力、更在中央政治权力的体系，卷入政治经济学的纠葛。吴振瑞的蕉王传奇、金碗事件，本质上就是蒋氏政权、宋美龄与蒋经国权力斗争现象引发的效应。吴振瑞的故事，突显二二八事件、五○年代白色恐怖之后，蒋氏政权党国体制的内部权力斗争。这样的斗争，阻碍了台湾香蕉出口日本的经济荣景，蕉农受损自不待言。在香蕉产业一直无法再现奇迹的现在，回顾已消失的时代传奇，吴振瑞故事的历史书写在经过半世纪之后，出现在一些书册。

　　小说的历史书写比一般历史书写，更引人兴味。历史小说将历史虚构化，以小说的形式，更具大众文化条件。历史被失忆化的台湾，认同的形成必须经由记忆的恢复。新台湾和平基金会的台湾历史小说奖兴办，具有这样的旨意。李旺台以《播磨丸》这本终战时台湾人日本兵从中国返台的故事，在首奖从缺时，与另一人作品，同获佳作。《蕉王吴振瑞》也是李旺台在历史小说奖、首奖出缺的佳作，在决选会议获得许多佳评。

　　李旺台是我同世代，一样成长于高屏，并是我短暂新闻记者工作的同僚。他有在地阅历，熟悉吴振瑞，他也在一九六○年代，亲身体会香蕉出口的蕉王传奇。新闻工作的历练，蕴藏在脑海、交织著经济与政治、穿插蒋氏党国体制权力斗争的台湾人悲情历史，在他的作家之路、以历史小说呈现，有其特具的条件。历史小说既有历史、也有小说，新闻之眼和文学之心必须兼备。李旺台透过吴振瑞的人生经历和香蕉出口贸易，以及蒋氏政权统治台湾政治控制、权力斗争，彰显活生生的台湾人被殖民的战后史。

　　李旺台说他以自传体写成这本小说。他的孩童时代正是家中种植香蕉，父亲也是吴振瑞以理事主席领导青果合作社时，社里的代表，经历香蕉而改善经济的记忆，让这本小说的作者性带有特殊的感情。以一九七三年，在台北成立屏东同乡会的一幕，揭开吴振瑞经历牢狱之灾的世态炎凉、穿插台面地方人士的形色，小说的装置以日本时代、岛屿的痛、中国国民党时代，以他记者身分与同乡旅行团在日本东京陋巷见到吴振瑞之面的引子，再回叙自己成长时期所见、所思，具有台湾人水牛精神的吴振瑞行止，意气风发的时代、落难经验、流亡遁世形影，交织蒋氏政权权力斗争祸及台湾精英的战后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群像。战前被日本殖民，战后国民党中国殖民，特殊历史构造下台湾人的历史隐含各种故事，正是台湾历史小说源源不绝的伤痕之土。台湾人的历史意识，或要因此而觉醒、而深化。

　　从《播磨丸》而《蕉王吴振瑞》，李旺台的历史小说家之路，逐渐印拓出形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