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著漂亮的險棋──臥斧評《八尺門的辯護人》－鏡文學

倘若有個出現「謀殺」情節的故事，「誰做的」、「怎麼做的」常會是故事裡的主要謎團，尤其是傳統推理故事，解開這兩個謎團就可以滿足閱聽者，結束故事。這兩者會成為主要謎團的原因，在於謀殺事件發生的當下，很可能只有凶手與被害者在場，事發之後凶手不坦承、被害者無法言語，它們就會成為偵破案件的關鍵。

現實當中的謀殺大抵也是如此，只是或許不像虛構故事那麼複雜──特別是「怎麼做的」這部分，極少牽涉到精巧華麗的機關或天衣無縫的計劃。但是現實當中解開謎團並不會結束故事，還得進入司法程序，而刑罰裁量其實是更複雜的環節──除了確認凶手是誰、如何犯案，還得探詢犯案意圖、案發經過等等，才能進行裁罰，凶手與被害者的關係、社經階級，甚至是社會觀感與政治氛圍，都會或多或少影響審判，更別提有時進入庭審程序之前，凶手身分根本還沒完全確認。

由此看來，《八尺門的辯護人》走了一著險棋。

《八尺門的辯護人》

唐福睿 著

出版日期：2021/12/10

故事描述父親曾因殺人入獄的原住民公設辯護人佟寶駒，在預備轉職到薪資條件更優渥的律師事務所前夕，因故參與一樁移工殺害船長全家的滅門血案；佟寶駒原本並未太過投入、打算應付了事，卻在熱心於廢死議題的替代役男連晉平從旁推動，以及獲得來台幫傭的印尼女孩Leena協助下，開始發現案情似乎並不單純。

假若將《八尺門的辯護人》視為推理小說，讀者的確可以從情節裡頭獲得推理樂趣──蒐集線索、拼湊證據，逐步重建案發現場；書中法庭攻防的橋段描寫詳細、手法巧妙，在國內的作品相當少見，作者唐福睿的律師實務經驗想來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不過，唐福睿並未將焦點完全放在營造推理趣味上頭。

事件發生與當事人的個人本質有關，也與當事人之間的情感或金錢之類連結有關；放大點兒看，當事人的狀況會與成長經歷、生活樣態、家庭環境、社經位階等等有關，而這些東西又與時代背景、社會發展、經濟局勢、政治意識，甚至國際關係有關。大多數的故事情節都依附著角色前進，隨著情節開展，閱聽者會逐漸明白上述種種如何與角色的個人特質結合，並且在角色決定如何面對事件時產生催化或嚇阻作用；也就是說，雖然情節依附著角色前進，但閱聽者或多或少可以從角色的遭遇裡明瞭故事當中包括時代與社會等等情況，倘若創作者處理得當，那麼閱聽者就能獲知更全面的社會樣貌。

《八尺門的辯護人》中角色分屬不同族群與社經背景：佟寶駒是一心想脫離傳統聚落與階級的原住民，連晉平是來自法學世家、也準備從事法律工作的司法新鮮人，Leena是受過高等教育但來台從事勞務工作的弱勢移工；遇害的船長一家是與佟寶駒相同聚落的原住民，受僱於漁業公司，漁業公司的勢力除了掌控原住民船員及教育程度更差的移民漁工之外，也藉由政治獻金等等管道與政府產生關聯。而政府單位就是國內的權力機構，與司法系統直接相關，加上選舉考量及輿情風向，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左右審判過程。

是故，《八尺門的辯護人》主軸雖是以移工為凶嫌的滅門血案，但唐福睿描寫的不只是對一樁案件抽絲剝繭的調程經過，而是整個社會的概略全貌──因為如此社會結構產生的種種利害關係及族群之間的相互傾壓，才會釀成這樣的一樁案件；讀者應當注意的，也就不只是「誰做的」、「怎麼做的」而已，還有從角色一層層向外擴延的牽扯，甚至是來自不同國家或過往歷史的遠因。

罪案常是時代與社會現象的縮影。罪行本身（例如殺人）並沒有因為時空不同而產生本質上的變化，但「怎麼做的」會與時代有關（例如得要到發明火槍之後才能用槍殺人），而「為什麼做」就更可能扣接時代與社會，反應出那個時空的特色。

什麼樣的時空背景才會有什麼樣的罪案，而生活在那個時空背景當中的所有人，面對罪案時的態度或許都不該只有「把真凶找出來」這麼簡單；光是這麼做，遠遠不足以「伸張正義」。因為那個時空背景催生了罪案，所以罪案其實與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關聯；思索罪案反應的各個層面，忖度不同的改善方式，釐清種種相關資訊，或者，至少不要成為將事件朝錯誤方向推擠的輿論之一──假若希望自己生活在一個制度更完善、更能維護正義的社會，這些才是面對罪案時該有的態度。

這是《八尺門的辯護人》值得一讀的原因。

讀者將在小說結尾得知真相，但也會因此對書中角色的應對手段是否合宜產生疑惑──這是好故事具備的特質之一，不是提出答案，而是透過故事呈現創作者觀察到的問題，提供閱聽者思考的方向。以《八尺門的辯護人》而言，還有另一層更值得讀者思考的意義──因為這個故事的背景，就發生在現在的台灣。

保持了閱讀的趣味，描繪出社會樣態並刺激思索──《八尺門的辯護人》是著險棋，但唐福睿這招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