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的歷史、冤曲的台灣、黑暗的政治——序李旺台《蕉王吳振瑞》－鏡文學

　　吳振瑞是我熟悉的人物。從高雄旗山出生，在屏東的小學、初中，到高雄的高中，一九六○年代正是我懂事之時。高屏地區的香蕉出口日本，蕉農的經濟傳奇被傳頌，香蕉大王吳振瑞更是傳奇中的傳奇。越戰在遠方，只一些美國軍人來台度假，在高雄港區街頭的酒吧街—七賢三路，異國的放蕩況味或說美國情調，襯托在鹽埕埔的大溝頂、賊仔市，形成某種舶來意味。高中生的我們看《文星》雜誌，但彭明敏和兩位台大學生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並不那麼被一般人關切。戰後台灣，像是從二二八事件的夢魘走過來，在美援、經濟成長的社會情境，走向另一個時代。香蕉經濟在高屏除了致富的農村傳奇，也引發一些紙醉金迷的鄉野景況，像是鄉土小說的情節—而吳振瑞無疑是焦點中的焦點。

　　流亡來台的國民黨中國蔣氏政權，拜韓戰之賜，已在冷戰時期鞏固了統治權力，更在越戰的共同防禦條約連帶中，形成反共體制，確保了政權的穩定。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似已在穩定的政權裡暫時停住。但蔣氏體制的蔣介石、宋美齡、蔣經國，形成三角構造，後蔣介石的權力角力在宋美齡、蔣經國之間拉扯，或明或暗的鬥爭從來不斷。一九六四年的彭明敏事件壓制了，以開放特許權籠絡台灣新興資本家，形成附庸財團，成為蔣氏政權的新統治手段。香蕉出口日本的暢旺形勢是台灣農業經濟的某種榮景，但背後的政治學錯綜複雜。

　　吳振瑞以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主導出口日本，既是台灣與日本的國際貿易，也在地方的政治權力、更在中央政治權力的體系，捲入政治經濟學的糾葛。吳振瑞的蕉王傳奇、金碗事件，本質上就是蔣氏政權、宋美齡與蔣經國權力鬥爭現象引發的效應。吳振瑞的故事，突顯二二八事件、五○年代白色恐怖之後，蔣氏政權黨國體制的內部權力鬥爭。這樣的鬥爭，阻礙了台灣香蕉出口日本的經濟榮景，蕉農受損自不待言。在香蕉產業一直無法再現奇蹟的現在，回顧已消失的時代傳奇，吳振瑞故事的歷史書寫在經過半世紀之後，出現在一些書冊。

　　小說的歷史書寫比一般歷史書寫，更引人興味。歷史小說將歷史虛構化，以小說的形式，更具大眾文化條件。歷史被失憶化的台灣，認同的形成必須經由記憶的恢復。新台灣和平基金會的台灣歷史小說獎興辦，具有這樣的旨意。李旺台以《播磨丸》這本終戰時台灣人日本兵從中國返台的故事，在首獎從缺時，與另一人作品，同獲佳作。《蕉王吳振瑞》也是李旺台在歷史小說獎、首獎出缺的佳作，在決選會議獲得許多佳評。

　　李旺台是我同世代，一樣成長於高屏，並是我短暫新聞記者工作的同僚。他有在地閱歷，熟悉吳振瑞，他也在一九六○年代，親身體會香蕉出口的蕉王傳奇。新聞工作的歷練，蘊藏在腦海、交織著經濟與政治、穿插蔣氏黨國體制權力鬥爭的台灣人悲情歷史，在他的作家之路、以歷史小說呈現，有其特具的條件。歷史小說既有歷史、也有小說，新聞之眼和文學之心必須兼備。李旺台透過吳振瑞的人生經歷和香蕉出口貿易，以及蔣氏政權統治台灣政治控制、權力鬥爭，彰顯活生生的台灣人被殖民的戰後史。

　　李旺台說他以自傳體寫成這本小說。他的孩童時代正是家中種植香蕉，父親也是吳振瑞以理事主席領導青果合作社時，社裡的代表，經歷香蕉而改善經濟的記憶，讓這本小說的作者性帶有特殊的感情。以一九七三年，在台北成立屏東同鄉會的一幕，揭開吳振瑞經歷牢獄之災的世態炎涼、穿插檯面地方人士的形色，小說的裝置以日本時代、島嶼的痛、中國國民黨時代，以他記者身分與同鄉旅行團在日本東京陋巷見到吳振瑞之面的引子，再回敘自己成長時期所見、所思，具有台灣人水牛精神的吳振瑞行止，意氣風發的時代、落難經驗、流亡遁世形影，交織蔣氏政權權力鬥爭禍及台灣精英的戰後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的社會群像。戰前被日本殖民，戰後國民黨中國殖民，特殊歷史構造下台灣人的歷史隱含各種故事，正是台灣歷史小說源源不絕的傷痕之土。台灣人的歷史意識，或要因此而覺醒、而深化。

　　從《播磨丸》而《蕉王吳振瑞》，李旺台的歷史小說家之路，逐漸印拓出形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