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樂皆短暫，唯有記憶和感受留下——訪《天道循環，出來混是要還的》作者Olivia芳

客家委員會與鏡文學合作「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邀請七位知名創作者參與，以一年為期，創作客語小說、散文與詩歌，包含小說家李旺台、甘耀明、高翊峰，散文家吳鳴、張郅忻，詩人羅思容、張芳慈。期待客語成為當代的文學語言，激發客家文化的生命力，讓客語延續綿長。七部作品將於2026年（民115年）發表，鏡文學特別在創作中期採訪這七位作家，談及客語在作家的生命歷程中的意義，以及客語創作為作家們帶來的思考與啟發。 詩人張芳慈是來自臺中東勢山林裡的孩子，說著當地獨有的大埔腔客語。那是她從小跟家人說的母語，但與其他客家話迥異的腔調和用字，讓她也曾經在後來的都市生活中，被其他地方的客家人說「好奇怪的腔調」，甚至得到「妳在說閩南語吧」的質疑。「為什麼我說的客家話，別的客家人卻有所質疑？」這讓她備受打擊，忍不住回家問媽媽：「妳教我的，真的是客家話嗎？」參與客家母語運動後，她明白，那是客家話沒錯，是只有來自臺中東勢等五個村莊的客家人講的大埔腔——根據客委會發布的「110年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約5.9％的臺灣客家人會講大埔腔，相較57.7％的四縣腔和44.4％的海陸腔，算是少數。她學會辨識客語的其他腔調，像是較常見的四縣和海陸，她都聽得懂，在客語之外，閩南語她也略懂。她常常聽人說，客家人很自卑，在社會上是隱形的，但她雖然說著與眾不同的大埔腔客家話，卻不想隱形。「某次參與客語的研討會，要報告一篇論文。那篇論文，我本來就全篇用客語寫，在報告的時候，我也決定用大埔腔客家話講。」張芳慈露出頑皮的笑容。「我不管其他人聽不聽得懂，我只覺得，既然你們很少聽到大埔腔，那我就要多講。我要給你一個機會，讓你們聽聽我們的語言。」後來她讀了德希達的一些論述，更加深讓自己的語言不被抹平的意志，讓那些音義成為有皺摺態度的客家。這段經驗寫成客語詩〈出席〉，描述自己說話時喉嚨彷彿有炭火燒、諸多感受翻滾當下顫抖到難以站好；大埔腔有些人聽不懂，有些人從未聽過。「毋過／我決定分厥等一個機會」（不過，我決定給他們一個機會）。畢竟自始至終，張芳慈從來不因為自己講的語言很少人懂，就覺得需要「融入主流」。「存在就是一種自信。」就像她自己寫過的另一首詩：「毋管你歡喜也毋歡喜／我等都企在這位」（不管你高興還是不高興／我們都站在這裡）。而因為參與公共事務，對其他客家腔調也學習了解。 ▲ 詩人張芳慈住處離新竹青草湖不遠，有許多詩來自散步途中得到的靈感。 從小叛逆的客家少女出生於1960年代中段的張芳慈，在臺中東勢的客家庄度過童年，雖然全家人隨著父親的教職幾經遷徙，但多半還是在客家庄的範圍內。在她的記憶中，也曾經有一段自然認為所有人都講客家話的日子。童年時，魯班先師廟節慶或地方性「打醮」（做醮，da^ ziauˋ）的時候，祖母帶著一起去廟埕看客家大戲，看著眼前戲台樸拙也華麗繽紛的螢光桃紅色、鮮綠色戲服，用客家話演出的《三國演義》、《封神榜》或教忠教孝等等故事，當然現場還有祭祀的客家飲食，圍繞著拜拜習俗而生的各種的客家文化樣貌，從小就帶給她深刻的印象。然而，那也是說母語會被懲罰，要「掛牌子」的年代。無論是客家人、閩南人，無論來自哪裡、習慣說什麼樣的語言，只要進到學校或公共場合，一律只能講「國語」。「在學校，上課下課都不能說客語，但一放學，離開學校，就會自動切換成客語。」讀初中時，張芳慈的母親開始做早餐店生意，一家人離開客家庄，搬到臺中豐原，在閩南人為主的環境裡生活，在初中當歷史老師的父親，甚至學會怎麼做油條。每天早上五點，張芳慈就要負責騎腳踏車去市場，跟一位外省伯伯買熱騰騰剛烤好的燒餅，買回來之後，再跟做好油條的爸爸一起去學校。因為經營早餐店，張芳慈的父母也學了一口流利的閩南語。「我大概在搬到豐原的時候，才驚覺到原來世界上有不一樣的話。畢竟小學的時候，除了國語，大家都會講客家話，我就覺得全世界其實都會講客語，只有到學校要學東西的時候才會學國語。那時根本沒聽過閩南語。」張芳慈從小個性叛逆、有主見，對於別人說的話、訂下的規矩，不會輕易照單全收。像是學校的教官規定她一定要參與校慶日，不能請假去聽詩人瘂弦演講，不然要記過。她很乾脆地說「好」，答應被記過，就出發去聽演講了。又例如，總有些人會拿族群當原因，說「那個客家人如何如何⋯⋯」，以前也會聽到家人說「閩南人都這樣」，或「原住民都那樣」，聽到這些話，她會直接反駁，跟人辯論。「總有人說原住民愛喝酒，但客家人明明也是啊！這樣講太侷限了，有很多都是偏見，而且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一不能等於全部。」帶著疑問，她探究這些族群偏見背後的原因，發現有的跟歷史有關，有時是對多元文化不夠認識。「有時甚至是覺得，那些心態只要把別人壓下去，自己就好像會變成巨人。」在她的認知裡，這背後的原因其實是自卑，「如果我們不需要去打擊別人，而只是展現自己的樣貌就好，那何來的自卑感呢？」 ▲ 詩人張芳慈從小個性有主見、叛逆，對別人的規矩不會照單全收。 「做客家」是閉著眼都能走的回家路張芳慈寫的第一首客語詩，跟她學生時代時發生的一件事有關。由於生性叛逆，母親擔心她容易生事，寫了一封信寄到學校給她。不過張芳慈的母親雖然上過小學，卻不知道要怎麼寫客語字，只好試著用華語的注音系統把客語「拼」出來，連信封上的收件資訊，寫的都是注音符號。年輕時的張芳慈，收到同學轉交的信，同學看到注音還說「是小朋友寫來的」，她一看地址知道是媽媽，當下覺得好丟臉。「後來覺得丟臉的是我啊！媽媽只會講客家話，所以很努力地想用注音符號把客家話拼出來，跟我表達她對我的愛。」自己和家人嫻熟的語言，卻難以化為文字寫下來。張芳慈懷著複雜的心情把這段記憶寫成一首詩，後來更寫成客語版〈阿姆个信〉（母親的信），收錄在客語詩集《天光日》裡。另一個讓她開始用母語創作的原因，則是1999年的921大地震。921大地震，東勢當時也受地震影響，雖然張芳慈的家人都安全，但地震已經使得一些客家庄、客家社區在地震中倒塌消亡，客語流利的長輩們也有些人在地震中喪生，使用客語的環境大不如前。她心中有危機感，覺得客家的文化和精神應該要用什辦法留住，延續下去。那些年大埔腔的語言和文化，多虧有徐登志老師收集與發聲，挽救山城的語言危機。在此同時，康軒文教找她編寫客語教科書，她欣然同意，跟著其他客語研究者、語言學者一起討論和學習，「雖然有些客語字還有爭議，但那時候，我發現無論我說什麼客家話，都可以找得到字，能把它寫出來，這讓我很開心。」她也受到笠詩社的前輩詩人杜潘芳格的影響。杜潘芳格是經歷政權轉換而「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後來也是母語文學「我手寫我口」的實踐者。在這些機緣下，在迫切希望延續客語生命的時刻，張芳慈提筆創作客語詩集《天光日》，描述童年的客家記憶裡，那些「充滿泥味的客家人」。「我沒在意別人怎麼看，也沒在管市場性，當時只覺得這是一條值得走的路。」就像她的詩〈頭擺个路〉（從前的路）：「目珠瞇瞇也使得／看得到心肝肚一條路」（眼睛閉著也可以看得到心裡那條路）。「回家的路，眼睛閉著也知道怎麼走，完全不用思索。做客家，對我來說就是像走一條回家的路那樣地自然。」她也會儘量用東勢當地的大埔腔客語用法，例如相較於其他地方的客語，大埔腔沒有「仔尾詞」，也常會把兩個字連音呈現，像是「這裡」，新竹的客家人多半講「這位」（lia vui），但臺中東勢的客家人會用連音「liongˇ」，「那裡」就會連音成「gongˇ」。從2019年末開始的COVID-19疫情，又喚起了張芳慈的危機感。在一篇紐約時報的報導中，張芳慈讀到一個位於巴西亞馬遜雨林裡的故事：在疫情前，朱馬部落僅剩一位能嫻熟使用部落語言的人阿魯卡，他染疫去世後，世界上再也沒有人能說朱馬部落的語言。消逝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個語言、一整個文化。這讓她思考，作為一個疫情後時代的倖存者，她還要帶著她的語言和文化，往哪裡去？ ▲ 對張芳慈而言，「做客語」是回家的路，也可以連結到更遙遠更廣的世界。 不單調的風景裡活躍的生機在客委會與鏡文學合作「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的七位作家中，張芳慈有著豐富的客語創作經驗。她寫了40年的詩，其中除了前述在2004年出版的客語詩集《天光日》，2018年推出客語的《望天公》詩與樂專輯，近年也在2021年出版客華對譯詩集《在妳青春該時節》。多年來，在國內外大大小小的詩歌節，以客語朗誦詩，彷彿也是自身生命的自信表述，而成為獨有的風格。無論是客語或是華語的新詩創作，她的作品多與女性的生命經驗、客家的記憶有關，也觸及社會關懷以及臺灣這塊土地的歷史與傷痕。如今，在客委會邀請下，她再度以客語寫全新的創作，不過這次選擇了與以往都不同的方向。詩集《𥍉爧》（閃電，大埔腔 ngiab^ nenˋ）是一首主題連貫的長詩，整首詩宛如古老的傳說神話和寓言，講述一個寓言體的故事。張芳慈運用太極陰陽黑白、一生為二的概念，描繪兩個主要勢力「青脊蛇」與「赤殼蛇」水與火、正與邪、福與禍的相生相剋，「赤蛇精」野心勃勃，想吞掉太陽，「青水蛇」努力維持生態與環境的平衡，兩方每一次大戰，地球就像被大鍋翻炒，天搖地動。她還設計出一眾角色：有取自莊子的「鯤」與「大鵬鳥」，有承受天地使命、寫詩的「寫字人」，有跟著赤蛇精作惡的「山狗太」（蜥蜴），負責向寫字人捎來宇宙靈性智慧消息的「壁蛇」（壁虎），也有被山狗太豢養的一池「蛤蟆」，還有覺醒之後奮力一搏對抗邪惡的「竹莢𧊅」。每一次「𥍉爧」捎來宇宙天地萬物的訊息，「壁蛇」就把訊息傳遞給「寫字人」，陪伴詩人也完成前世一份善的因緣。《𥍉爧》或說部分起念來自卡夫卡的《變形記》。「他在20世紀初就用一種非常有表現性的方式創作。我意識到我也可以把一些符號異化，藉由不同於現實的荒誕去談很嚴肅的事，讓這些問題在讀者的心理發酵。」而屈原的《九歌》，乃至1966年諾貝爾文學獎詩人Nelly  Sachs的詩和詩劇的創作，也啟迪了她。談到這些以前沒有嘗試過的新構想，張芳慈視為機會，也是挑戰。創作者通常會先把自己最熟悉、生命中最底層也最貼近的經驗先創作出來，她過去的創作軌跡也是，但這不是她現在想做的事。「我現在想追求的是鬆動，去鬆動和解構自己已經僵化、慣性的思維和語法。」她想用詩的符號和隱喻講一個大的故事，用更遠更廣的視角來呈現客語詩更豐富的可能性。「做客家」可以是一條回家的路，也可以帶她走去更遠的地方，與更多人產生新的連結。張芳慈笑說，她從小就常有奇怪的想法，「國中時，某次睡覺前，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這輩子不要過得太平順，我想要一些挑戰。後來回想，只覺得我神經病啊，大家都想要一帆風順。不過雖然當時還沒有『人生』的概念，但用現在的講法，就是我不想做一個在框架裡的人。」文學已是小眾，詩更不是其中的主流，但張芳慈從不在意什麼是主流。「我講客家話，用自己的語言創作和寫詩，完全就是因為這樣最能表達我自己。」「森林如果全部是種一種樹，多單調無聊啊！不單調的風景裡，才能容有多元成長空間的生機，於是，在這土地上我努力活出自己的樣子。」 ▲ 在客委會與鏡文學合作的「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中，張芳慈將創作客語詩集《𥍉爧》。 撰文  許文貞  ◆  攝影  桑杉學  ◆  責編  林潔珊 

翻閱歷史，關於「黃阿祿嫂」的紀錄，基本上一片空白。即便，她曾經是個堂堂艋舺首富，然在清末的台灣，充其量就是個「嫂」爾爾。雖說如此，小說家陳瑤華見狀，卻興奮了起來——特別是她進一步了解，所謂黃阿祿嫂，還是個三房之妾，上有正宮與二房，而此三房共育有七子，七子都是黃阿祿嫂一人所生。雖然如此，黃阿祿嫂最終也沒在黃家族譜留名。 「可是啊，黃家的人都記得這號人物。這很奇怪，所有文獻資料都找不到，可是她卻活在後代每個人的記憶裡。」陳瑤華說。此人此事，越是爬梳，越像傳說。陳瑤華動心起念，決定抓著僅僅兩成的事實，自行補上八成的空白，甚至給這黃阿祿嫂起了三個名字：她是漂洋過海抵達台灣的吳帆、她是走入妓院的杏芳、她是擔起一家重業的黃阿祿嫂，這三個她都是同一個人。此書名為《破浪：艋舺女首富黃阿祿嫂傳奇》（以下簡稱《破浪》），主角於書中一再自陳：「我不會被忘記的。」 是啊，只要這世界上還有小說，她就不會被忘記。 ▲ 陳瑤華面對的第一道浪，恐怕就是自己童年以來的成長經驗。 年少寫熱辣的性，到了《破浪》反把衣服穿上作家陳瑤華寫作長篇小說《破浪》，故事指向艋舺女首富黃阿祿嫂，清末時的台灣，對單打獨鬥的女子來說固然是場大浪。 然而，陳瑤華面對的第一道浪，恐怕就是自己童年以來的成長經驗。她形容自己幼時叛逆，對於所有「理應如此」的規則都覺得「不應如此」，小事例如女孩子應懂事有禮，大事例如成家立業。她回憶：「她們覺得應該要做的那些事情，我都覺得我做不到。」 關於女性經驗，有段記憶陳瑤華特別深刻，「小學五年級的時候，高雄文化中心圖書館剛剛開幕，有段時間人潮很多，某日我去那裡借書的時候，發現自己被摸了一下屁股，那種感覺我至今還是揮之不去。」陳瑤華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也會給女孩子諸多規定，例如太晚不能出門，太危險的地方不能前往，但是「我去的地方是圖書館欸？如果去圖書館都會碰到這種事情，那女生還可以去哪裡？」她問。 說起這些，不是因為她怕，更多是因為她不以為然。她甚至沒有被年幼偶發的性騷擾嚇到，反而更像衝破那道大浪，勇往直「寫」，又說：「可能是因為這個樣子，我唯一覺得自由的時候就是寫小說吧？我小學的時候就在寫，寫的小說也是各種公主故事，卻不是那種傳統的公主樣貌，而是她們想盡辦法用自己的外在去吸引人，包含各式各樣的性吸引力的描述……。」 別人覺得的禁忌，她越要衝撞。日後包含她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藍色玩具店〉，或者入選九歌年度小說選的作品〈橡皮靈魂〉，內容皆大膽如斯。陳瑤華說：「不管主題怎麼變，我的小說都會有個共通點：主角身在傳統中，明明受到框架的限制，又渴望做她自己。」 正因如此，到了《破浪》，她什麼腥羶色都不寫，甚至連感情愛慕之羈絆，都是輕輕帶過。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該意外——這個世代，情色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各種性的探索已然綻放，那麼「不寫性」，反而成為陳瑤華所面對的全新大浪。 這一次，陳瑤華的小說不淫不亂、甚至不挑逗，卻還是能激起讀者的爽感與激動。 不只是慾望，寫出另一種情感羈絆要繞過性與愛來寫《破浪》，這其實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一家之主黃阿祿其實發跡於妓院、擔任保鑣，接著才輾轉與主角吳帆相遇。吳帆一路從妓院丫環升格到黃阿祿之妾，還一口氣生了七子，其中的慾望之筆，其實大有陳瑤華能夠發揮之處。可是她不要。「吳帆跟黃阿祿的感情，我覺得是滿理想化的狀態。」陳瑤華說，在小說中，她刻意安排吳帆出入聲色場所，卻做一個寧可做勞力活，也懶於經營自己性魅力的女子。這樣的女孩子，經常為人所嫌棄，她粗枝大葉，卻早早就展現商業頭腦與仁者之心。而追根究柢，真正不帶著有色眼光、能與之平起平坐之人，竟也是她的丈夫黃阿祿。在陳瑤華筆下，黃阿祿好為人師，且不因吳帆的性別而有所嘲諷，他兩人在討論帳本的時候，正宮或者二房完全搭不上腔，陳瑤華解釋：「這時候，才真正是他們的兩人世界。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最理想的夫妻狀態，兩人之間的交流不只是兩性議題，也可以是朋友，是夥伴，是革命情感的關係。我認為這兩人之間不只有愛情，還是一種知己的關係。」陳瑤華賦予角色這樣的信念，其實也是把一點點的自己給寫進去。無論性是否介入，她的女性角色總是生猛有力，「我覺得女生是可以勇敢面對各種挑釁的，你看吳帆，在丈夫過世以後知道自己要承擔家業才養得起孩子，當時所有長輩都瞧不起她，我在寫那段落的時候其實頭皮發麻，覺得自己太殘忍。如果是我碰到這種狀況的話，大概會縮回去吧？」她說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也會生出各式各樣的恐懼與膽怯，但創作小說的勇敢好像在停筆以後，也會回游進她的性格裡。因此創作之餘，她嘗試獨旅，嘗試走向不同的小說題材，嘗試與世界展開更多的交流與對話。 在成為小說家以前，她只有自己一個人，但在創作故事以後，她心中的每一個角色，都像是為她的心增添更多的重量。 ▲ 陳瑤華認為，一個沒有人看的文體，對她來說就是死掉的文體，不希望自己的小說變成那樣。 光禿禿的敘事，原來行得通所以說，陳瑤華一直都是想要當作家的。只是有段時間，她不曉得自己能夠成為哪一種作家。 迷惘時刻，她依循的是體制內的路徑，念過台大中文系、清華中文研究所，似乎是走在一條穩穩的道路上，反覆尋思創作的方法，只是尚未得到清楚的解答。一直到朋友的一句話讓她重新思考創作的可能性。 「我因為生小孩的關係，身邊有很多『媽媽友』，其中一個朋友知道我在寫小說，就買了一本書來讀，讀完以後告訴我：『裡面每一個字我都認識，但是完全不知道在寫什麼。』」 陳瑤華說，過去學院的創作思路，多半是以綿密、偏門的生字為要，如此形塑出「純文學」的質地，「那個年代，總是會覺得這樣的文字才是文學，我們要脫俗，要跟現實保持距離。可是，一個沒有人看的文體，對我來說就是死掉的文體，我不希望小說變成那樣。」 她的文風就在那之後開始逐漸轉換，盡可能省去修辭與形容，陳瑤華在實驗一種「光禿禿」的寫作方式。她形容：「很像是女生的妝一樣，最高明的妝就是偽素顏，看起來非常乾淨好像沒有上妝一樣，沒有人知道你為此下了多少功夫。我希望文字也是這樣，很多句子看起來好像是不經意處理，卻非常耐看。」 《破浪》就是如此。 一本根據歷史人物為原型的作品，聽起來意義深遠、厚重華麗，卻不知翻讀開來，更清新得像是陽光之下的溪流，潺潺爬過石頭顯得晶瑩剔透，易讀性極高，處理對話的功力了得，陳瑤華在對話之間藏著細密的針，也藏著更細緻的情感，讓人讀了時而刺痛、時而心動，她說：「如果沒有辦法讀小說得到最單純的快樂與滿足，我會不知道小說是做什麼用的？所謂的藝術，難道就是一般人無法看的東西嗎？我相信小說是能夠承載高度的娛樂性，充滿想像的色彩的！」 既然如此，那麼寫作者的風格也不必侷限於文字的雕琢了。這幾年的陳瑤華像是過著減法生活，先是減去修辭，接著減去用字的力氣，她說：「像是我在看瑪格莉特．愛特伍或者是艾莉絲．孟若的作品，她們的文字都是簡簡單單，但故事本身就很有力量。」 黃阿祿嫂的「真名」在多年前已被埋藏在歷史的浪花之中，此刻，重新於《破浪》裡誕生。陳瑤華在一路的減法拼湊出黃阿祿嫂的故事，也將部分的自己融合其中，與之一同生，一同死，一同讓一個女子發出自己的聲音。 那是她留下的足跡，也是她活過的證據。 ▲ 左為《破浪：艋舺女首富黃阿祿嫂傳奇》作者陳瑤華，右為本文撰稿人、作家郝妮爾。 撰文  郝妮爾  ◆  攝影  桑杉學  ◆  場地  郭怡美書店  ◆  責編  林潔珊  

客家委員會與鏡文學合作「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邀請七位知名創作者參與，以一年為期，創作客語小說、散文與詩歌，包含小說家李旺台、甘耀明、高翊峰，散文家吳鳴、張郅忻，詩人羅思容、張芳慈。期待客語成為當代的文學語言，激發客家文化的生命力，讓客語延續綿長。七部作品將於2026年（民115年）發表，鏡文學特別在創作中期採訪這七位作家，談及客語在作家的生命歷程中的意義，以及客語創作為作家們帶來的思考與啟發。 許多年前，有一位讀中文系的年輕女學生，知道她酷愛閱讀的父親年輕時寫詩，是位詩人。她開始好奇：爸爸的詩，為什麼這樣寫？在符號的隱喻背後，藏著什麼樣她不曉得的故事？到2002年，女子著手整理老父親的詩文，準備出版詩文集。看到父親的華語詩〈吊橋〉：「古老的吊橋，像挑著擔子叫賣的老人。有穿著紅裙讓風打滾的，少女騎著單車踏過了。橋寂寞地在咳嗽⋯⋯。」出於偶然，她用熟悉的四縣客家話唸出來：「古老个吊橋，像㧡等擔仔喊賣个老人家。有穿等紅裙分風打滾个，細妹仔騎等自行車踏過了。橋寂寞个在該咳……。」「我覺得自己跟世界都安靜下來。那一刻對我來說像是天啟，像被靈光籠罩，我淚流滿面。為什麼以前從來沒有覺得母語與自己的生命有這麼深的嵌合和連結？」女子後來用客語朗讀詩給父親聽，父親恍然大悟。原來，父親生長在二戰前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使用日語和客語為主，即使在戰後學會華語，用「國語」寫詩，但原本在腦中構思用的語言，正是客家話。以客語讀詩，再自然也不過。對詩人羅思容而言，整理父親羅浪的詩，是她以母語創作的起點。把父親從前的故事寫成詩羅思容的工作室位於新北市郊一處老公寓頂樓。隨著樓梯向上，牆邊擺著古舊雅緻的小木櫃，頂樓的工作室門口是一座小花園，用盆栽種著有季節感的花草植物。室內陳列著更多有年代感的老器物，像是鑄鐵的茶壺、早年父執輩理髮剃鬍用的豬鬃刷、用象牙和鉛錘製的秤、客家花布的桌巾，和一只阿公傳下來有200年歷史的小陶盤。小陶盤來自沒有機器的時代，裝飾的線條完全手繪，樸實，但不簡單。每一個器物，每一道創作和使用的痕跡，對羅思容而言，都是符號，都有故事。器物在前人手中累積的點滴，經過時間的長河來到此刻，又將帶著此時她的故事，往未來流動。 ▲ 羅思容展示從阿公傳給父親羅浪，再從父親傳給她的小陶盤，算起來已經有200年歷史。 器物是，語言也是，創作也是，都是經過時間的積累，詩人再從中萃出精華，凝煉文字，乘載著豐富的意涵，傳遞給讀者。由於大學讀中文系，羅思容開始對父親羅浪的作品有興趣：「我知道父親年輕時也寫詩，對自己的根源也自然想進一步瞭解，就開始跟爸爸聊他以前的經歷，包含他作品中投射出來，關於他那個時代的、家裡的事。」羅浪的詩作不多，多數集中在35歲之前。在羅思容的記憶裡，從小只覺得父親寡言，不太參與家裡的事情，但酷愛閱讀，家中因此收藏許多如《台灣文藝》、《南北笛》、吳濁流、李喬、錦連等台灣作家的作品與書籍。父親告訴她，她阿公是堪輿師，他也是自小看著他的父親讀書，因此愛上閱讀。羅浪跟女兒說過一個從前的故事。羅浪的成長過程家境清貧，牆壁是用土抹的，泥土崩落就會有縫隙，風會透過縫隙吹進房子裡，雨也會打進來。愛讀書的羅浪，到晚上也還想看書，但油燈的油很貴，只好趁著母親（羅思容的阿婆）晚上在家縫補衣服的時候，共用油燈看書。母親補完衣服就先去睡了，睡醒之後，卻發現羅浪還在看書，油燈還亮著，問了一句：「還沒睡喔？」羅思容笑說：「我爸爸還以為阿婆是擔心他讀書讀到太晚，阿婆又補一句：『油要被點完囉！』原來是心疼燈油很貴！」再怎麼喜愛讀書，功課再怎麼好，羅浪後來還是因為家裡沒有錢，讀到高等科的時候放棄學業，告訴他父親他不讀書了，「因為家裡需要錢，要過日子。」羅思容一直想把羅浪這段故事寫下來，但不是為了懷舊，不是為了留下記憶的切片。「我每次想到這個故事，都能感受到生命和時代傳遞的連結力量，卻一直沒有動筆。」直到這次參與客委會與鏡文學合作的「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創作客語詩〈暗夜降臨〉，描寫入夜時分，婦人手持針線靜靜縫補衣褲，整間屋內只有一盞燈火，「還想讀書个後生人，愐想未來」（還想讀書的年輕人，思索未來）：「我覺得自己與這段生命故事終於連在一起了。」 ▲ 羅思容的工作室展示許多有年代感的器物，這些器物在前人手中累積的點滴，經過時間的長河來到此刻，又將帶著此時她的故事，往未來流動。 客語過渡到華語的童年如同羅浪是戰後因語言轉換成為「跨越語言的一代」，羅思容這一代則是在戒嚴時期的語言政策下，紛紛從「母語人」規訓成「國語人」。羅思容出生於1960年代的苗栗，小學讀的是苗栗市區裡的學校。家族都是客家人，母語自然是客家話，街坊鄰里也都是客家人，在她上小學之前，也曾以為「所有人都會講客語」。「小學一二年級的老師跟我們一樣是客家人，國語也講得很彆腳，上課有時候為了解釋清楚，還是會偷用客家話。三四年級之後，老師換成外省人，聽不懂客語。像是我阿太（曾祖父）過世的時候，表哥要跟老師請假，因為不知道華語要怎麼說，說成『我太太過世了』，把學校裡的外省老師嚇了一跳。」縱使家裡從小都說客語，但進到學校體制，在「請說國語」的時代，羅思容還是很快地學會華語。「因為在學校不能說母語，大家也會有一個印象：說母語是低人一等的，說華語、國語才是好的。」尤其她有語言天份，跟著外省老師習得一口字正腔圓的標準國語，總是被派去參加朗讀、演講比賽，客語漸漸成為「回家才說」的語言，在外就是「國語人」，「以前也不會覺得失去母語對我有很大的影響，畢竟今天如果我不說客語，大家也不會知道我是哪裡人。」2002年羅思容以客語朗讀父親的詩，客語終於從在家講的語言，變成她的創作語言，更開啟她後續的客語詩歌創作之路。2007年首張專輯《每日》全是客語詩歌，一發行就驚豔四座，隔年便入圍第19屆金曲獎最佳新人獎。之後每一張專輯《攬花去》、《多一個》、《落腳》、《今本日係馬》，都融合豐富的客家、客語創作元素，累積了「最佳客語專輯獎」、「最佳客語歌手獎」等三座金曲獎。由羅浪詩作改編的〈白雲之歌〉，也收錄在專輯《落腳》裡。《國家語言發展法》2018年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後，隔年正式施行，將客語、台語、原住民語以及台灣手語等「母語」納入國家語言。這在文學領域也成為轉捩點，華語主流的文壇中，近年也開始有創作者以母語發表文學作品，在出版市場逐漸成為顯學。為了讓當代的文學作品也呈現豐富的客家文化與客語元素，這次在客委會邀請下，羅思容也接下新的挑戰，著手創作全客語詩集《月光歸路》。她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但把華語詩轉成客語呈現，跟從頭開始就用客語構思客語詩，是兩回事。「用自己的母語寫作是不同的狀態，包含語言的情感、身體的記憶要怎麼穿越到當代，有很多是我寫中文詩的時候不用考慮的。」 ▲ 對羅思容這一代人而言，客語曾經是「家裡講的語言」，會感覺「母語低人一等」。 用文字推敲「客家的質地」用客語寫詩，與用華語寫詩，最大的差異與挑戰，在於如何傳遞「客家的質地」。例如詩集書名《月光歸路》，即是以「月光」和「歸」的客語意義來思考。在華語裡，「月光」指的是月亮的光，但在客語裡，月光可以指月亮本身，也可以指月亮的光茫，有雙重意義。「歸路」若用華語思考，乍看會以為是「回家的路」，但其實在客語還有另一層意思，是「整條路」。所以「月光歸路」可以指月光遍照之路，也可以指月亮臨照的歸家之路。藉由客語與華語不同的意涵，讓「月光歸路」四個字對於懂客語也懂華語的讀者來說，就像是有了多重的意義。這也是羅思容面對藝術的態度，既隨性又精準，能展現自我，又能與他人互相理解與連結。「我希望其中的意義，不管是象徵或隱喻，都不是單一的，希望能夠挖掘客語中具有多層面豐富意涵的語言和語境。」另一個挑戰，則是要如何用客語描述當代的情境。羅思容解釋，無論是客語或台語，都很難像民初經過新文學運動的華語一樣，能夠描述當代的新事物，「有很多學科，用華語說明無礙，用台語或客語解釋就很辛苦，很多詞彙須要重構，或尋找得宜的語言表達。但如果希望在當代持續使用這個語言，我們一定要面對這個問題，這次藉由詩的創作，也想挑戰文字和意象的豐富性，讓客語不是只能描述日常的情境。」例如「像打被骨个師傅／對日透夜／彈詩為被」，「天在河壩項／歌在山頭頂／情在心肝肚／人   睡忒了」、「暗夜个記憶／不斷个斷尾／閃走」。她說：「我很希望在我的詩之中可以把客語豐富的音樂性凸顯出來，讓詩情、詩意、詩聲多元交響。」此外，羅思容也希望透過一些有趣的客語字，把以前熟悉的用法和生活的印象，帶入到當代來。像是〈暗夜降臨〉的第一句「目麻个光脈」。客語說黃昏是「臨暗」（limˇ am），在臨暗之後更晚一點，就是「目麻」（mugˋ maˇ，南四縣腔）。「就是光要暗下去、即將完全天黑的時刻，眼睛好像就要看不到了，就叫『目麻』，這個說法多有趣？」有些時下的流行語也源自於客語。像是年輕人常說的「很 kiang 」其實是客家話，但客語的「慶（kiang）」其實是很厲害的意思。新竹一帶也有「很錐」（錐，zoi）的說法，意思是說人很呆很傻，同樣來自客語。「我很希望在客語裡能多找到這樣的文字，去挑戰語言的邊界，能夠有一點衝撞和實驗性。」 ▲ 用客語寫詩，更需要花時間推敲如何呈現「客語的質地」，挖掘其中有多層意涵的語言和語境。 感受客家的存在從父親的詩開啟她的客語音樂創作，出過五張詩歌專輯的羅思容，這次除了寫客語詩，也延續詩歌傳統，計畫陸續為詩集中的作品譜曲。「詩雖然是平面的文字，但我會希望有另一個版本是用聲音，或是用歌，因為語言是文化密碼，透過唸或唱，足以讓我們感受一個族群語言的思維、情感、生活情態的美感。」有幾首詩已經譜好曲，像是〈春天个目珠〉，描寫頂樓小花園裡一窩春天孵出來的「青丟仔」（綠繡眼）的眼睛，就像「春天的眼睛」。她一寫完詩，腦中就有了音樂，甚至跟做鳥笛的朋友合作，用鳥笛吹出綠繡眼的叫聲。不過，即使她過去有用華語、客語、台灣台語（福佬話）甚至原住民語入詩、創作歌曲的經驗，要完全以客語出一本書，也是很大的挑戰。「尤其因為是詩，不像散文或小說可以用較口語化的句子呈現，詩本身就是一個有密度的語言，在象徵意象上要怎麼處理，的確要花比較多時間。」就像以「月光」作為貫穿整本詩集的中心意象，一個原因是「月光」在客語上的多義性，另一個原因，則是希望探究月光在文化意義上與自我記憶的連結。「我在寫的過程中，會去思考一個符號的意象如何轉折，如何在時空裡行走。」。同名詩〈月光歸路〉的最後一句，羅思容寫著：月光歸路，紅塵落泥；月光歸路，吞吐大荒。「我知道客語沒有這樣的用法，但我想要這樣寫，唸出來有一種深沉的、往土地接近的力量。」「重點是我們能在一個作品裡感受創作者真實的情感以及對事物凝看的方式，真實、虛構或想像，透過語言之翼，自由飛行。無論是描繪時間空間裡的人事物，總感覺詩意在空氣中繼續生長繁衍。」像那只阿公傳下來200年的手製小陶盤。「不必刻意思考它是屬於什麼樣的美學，也不用思考它存在的意義，它的存在就是一切。我要追求的就是這個。」羅思容解釋：「我不是要去尋找客家美學、客家文化是什麼。只要感受到客家，它就存在。」 ▲ 在客委會與鏡文學合作的「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中，羅思容將創作客語詩集《月光歸路》。 撰文  許文貞  ◆  攝影  桑杉學  ◆  責編  林潔珊 

第一次看《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時，我共分成三段才勉強完食。年幼感受不到家人愛的松子，遭遇學生和同事誣陷、騷擾，被迫離職，遇到一個又一個渣男，被掏空、毆打、拋棄，甚至自己因此殺人入獄；後來成為繭居族，好不容易鼓起勇氣邁出家門、想開啟人生新章，卻被陌生的少年們毆打致死。每當電影中松子埋在不同泥淖，我會按下暫停鍵深呼吸，暗自祈禱「這就是谷底，不可能更糟了」；然而播放啟動時，松子總能再往下掉一層，進入更慘、更難的境地。這才是真實，生命是無法暫停、讓人喘口氣的。而在沒有緩衝的狀態下，許多人就是這樣一路滑落，來到外界無法想像的底層。擔任專題記者多年的苡榕，在真實世界中以報導文字追隨的人們，多與松子有相似命運：他們遭遇失業、流浪、身心負傷、進出監獄與醫院等生命的坎；另一面，他們同時也被多數人誤解、輕視，於是一步步在老去時，埋入社會邊緣過活。傅柯在《聲名狼藉者的生活》文中曾形容這樣的生命是「黯淡無光、平庸無常的」，然而卻在與權力的強光偶然相遇下，將他們從陰影中拖曳出來：「如果我們要想觸及這些事，就必須要有一束光，至少曾有片刻照亮過他們。」▲ 左為《老窮奇幻紀事》作者呂苡榕，右為「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朱剛勇。苡榕撰寫這本書時，曾於人生百味擔任實習生、進行田調。 我們所認識的松子苡榕第一個認識的「松子」恰巧正來自於監獄。加入鏡傳媒文化組的第一個題目，苡榕做的便是和監獄有關的內容，2015年高雄大寮監獄狹持人質事件一直讓她心中有疑惑，這使苡榕開始進行獄所相關報導，進而認識了女性受刑人阿桃。阿桃年少時為了養家進入酒店工作，後來結識了吸毒且會施暴的男友，她只能靠毒品短暫忘卻痛苦。反覆進出勒戒所的阿桃，後來在裡頭認識了一位好姐妹，兩人相互扶持，甚至復歸社會後還一同租屋生活。「她們批了些首飾、水晶，做起小生意。阿桃受訪時還說，她覺得自己現在很幸福。也太棒了吧！」苡榕和我談到這段時，眼神發亮。在龐大的結構之下，人仍是有能動性的，且不必然只能悲劇收尾。這樣的想法在進行下一篇老年貧窮專題採訪時也得到呼應。苡榕走入雲林鄉村，在地方籌辦的長青共餐食堂裡認識一大群歐巴桑，在這裡，她們不只是受助對象，還是食堂的志工，一起做菜、共餐過程，充滿關心彼此近況、交流資訊的對話。服務老年弱勢戶的社工告訴她，女性通常願意主動求助、找尋資源，甚至樂於互助，她們搭建起的支持網絡，使自己與他人都不容易墜落，「相較之下，男性反而容易在老後陷入極端困境。」因著這句話，苡榕將好奇的光，轉向燈火與資源比鄉村豐厚數倍，雖在城市中心卻活在陰暗之中的群體——無家者。 聲名狼藉的男人們露宿街頭、生活高度不穩定，照理來說應十分符合社會對於「貧窮」與「被救濟者」的印象，甚至網路上也常有「遊民每天躺著，領的補助比你一個月賺的還多」的都市傳說。然而台北七百多位的無家者中，有中低與低收入戶身份的人數不到6％，就算計入身心障礙等社會福利，拿得到社福資源的無家者仍只不到三成。超過七成的無家者因年齡未滿65歲、有兒女、戶籍非在台北等因素而無法得到社會救助，他們絕大多數為生理男性，年齡與性別帶來的既定印象，使他們在制度與大眾眼中，被認定為「該靠自己的努力站起來」的一群人 [1]。被排除在制度之外的人們匯聚在車站，因為這裡的公共資源：廁所、飲水機、充電座使用不會被拒絕，以及固定有社工夜訪、駐衛警巡視，生活相對安全保障。另外，這裡也有著貧窮者最後能緊抓的資源——社群。台北車站是全台無家者聚集最密集的地方之一，其次為艋舺公園。這些社群裡，時常聽見有人互稱夫妻、兄妹、乾媽乾兒子，然而彼此不一定真有法定關係或血緣，甚至連對方的本名都不知道。「不過問太多」是街頭生存的潛規則，尊重對方，也保護自己。有時和A大哥黏在一起的B大姐消失了，問起去向，A聲稱從不認識B也是常見的事。如此緊密卻難以捉模的人際，台大社會系黃克先老師認為，這是在不穩定環境中發展出的特殊危殆關係。要進入充滿未知與變數的田野，找到場域中掌握最多資訊、可信任的引路者是重要的第一步，而帶領苡榕進入車站神秘網絡的老張哥，完全符合人類學中「守門人」的定義：他曾在經歷人生的大起大落，掉落街頭後遇到社工協助，最後憑著努力租到房子。後來，他卻時常回到車站幫忙，擔任起為這裡的無家者媒合社工、NGO和醫療資源的重要角色。在苡榕的作品《老窮奇幻紀事》中，充滿老張哥東奔西跑的身影：一下看到新來的無家者便上前詢問狀況，一下帶領義診醫生去找受傷的人清創傷口，一下又督促熟識的老人家要找社工協助申請補助。以老張哥為首，車站也形成了小團體，一群阿伯常主動協助NGO跟民眾分送物資、便當給無家者。我好奇問苡榕：在她的觀察裡，台北車站的阿伯守衛隊跟她在鄉村認識的歐巴桑志工有沒有差異呢？苡榕說，她覺得台北車站的幫助方式，確實流露濃厚的家父長制。掌握多方資訊並與資源接口的男性們，確實也擁有決定資源如何分配的權力，他們判斷誰需要、別給誰，有時也會以此作為獎懲，「像是會對人說『你再不去看醫生我就餓你三天！』這樣有點恐嚇意味的話，但你也知道，他其實是在擔心對方的健康。」和車站陽剛氣息搭配的，是比有些無家者出入街頭更資深、掌握情報與快速判斷能力的社福中心社工，以及組成多為年輕生理女性、強調同理與對話的NGO。苡榕觀察到，正是三者間彼此協調、支援，為車站撐出城市難得對無家者友善的空間，並使更多不同狀態的人得以被接住。她形容這樣的網絡關係是共振的，無家者在其中並非只是單薄的受助者，他們有力量組織團體，說出這裡的需要，並守望相助。▲ 呂苡榕說： 「我寫這些報導不只是為了賺眼淚；有些人哭完後，或許會開始探究眼淚從何而來。」 身為一個記者，能做、不能做，與做不到的。多年累積的採訪內容，最後堆疊成了這本《老窮奇幻紀事》。這幾年，苡榕隨著書中年歲雖長，卻充滿韌性的人們為生存走傱（tsáu-tsông，奔走），有時是深入他們的工作現場，一同打掃有囤積症的弱勢家戶；有時是前往鄉村，擔任共食食堂的志工。不只是口頭問答，苡榕也動用身體感，盡可能貼近貧窮長者的活與話，探究其中的結構與真實。真實，多麽令工作者嚮往但又不安的詞。我曾經見證苡榕鍥而不捨地查證一位無家者宣稱自己哥哥是某縣市議員。當時一些工作者笑著建議她別在意車站人們千奇百怪的宣稱。然而她打了無數通電話，最後真的找到這位議員哥哥，然後被對方掛了電話。然而，這樣就算真實嗎？街上還有千百則待查證、或明顯有出入的故事。即便是真實的故事，也存在複雜的層次。例如一位總是控訴孩子無情、不與他聯繫的大哥，經過好多年的相處，有天他願意信任與交付時，才說出曾經對家人施暴；然而施暴的原因，是當時他一人擔負全家經濟重擔，又遇到投資被惡性倒閉，無力負荷指責之下，選擇用暴力鞏固自己在家中的地位。真實層層疊疊、千迴百轉，有些社工最後乾脆全盤接收，「因為這是他們面向的真實。」有些工作者則選擇抱持懷疑、不斷蒐證。那對一個記者來說，如何確認真實呢？在截稿日明確，且得不斷切換進入不同題目的時間壓力下，苡榕說：「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呈現多一點的視角。」多一點的視角包含訪談相關關係人，以及對照時代背景。在流量當道的媒體風氣下，做這些麻煩事是為何呢？苡榕當然知道煽情能為媒體帶來的聲勢：「但我寫這些報導不只是為了賺眼淚；有些人哭完後，或許會開始探究眼淚從何而來。」人確實有運好運壞之分，但厄運背後往往不只個人的陰德與資本累積，也包含了整場時代背景、制度系統、社會風氣。貧窮過往被認知為普遍現象，歷經經濟起飛、黑手變頭家的年代，人們堅信能憑藉努力翻轉階級，「貧窮」成為「不夠努力」的後果，即便產業轉型、社福制度未隨時代演進與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等真實現況也難以撼動此信念。直到近年全球性的疫情、戰爭的影響連動，人們才稍微被提醒：生活並非自己所能掌握，許多時候甚至是牽繫在完全陌生、遠方的他者身上。意即：我們都處在危殆，貧窮者只是先於多數人驗證了這個事實。在龐大、紊亂的世界中，記者擔負了什麼責任？苡榕分享了一個小故事。她剛入行時收到愛鳥協會在每年幼鳥學飛季節都發的新聞稿，內容是宣導民眾別隨意撿起摔在地上的幼鳥，因為會使父母找不到孩子，小鳥也喪失學飛機會。苡榕隨手順過內容後就上稿，並沒有多想。多年後，有次她在社區大學教報導寫作，一位媽媽上前攀談：「我的兒子好久以前讀過你的文章。那時我們剛好在公園看到幼鳥掉在地上，他還提醒我千萬別撿。」再小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某個人深深記住。現在的苡榕處理著比幼鳥學飛更複雜、糾結的專題，但戒慎恐懼是相同的。貧窮者的生命在許多記錄中，都是不光彩、不體面的樣貌，難得能鑽入狹縫、看見他們真實生命，使人更拚命想找到方法，去如實抓住那些人生。 ▲ 「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朱剛勇。 你願意相信松子最後是幸福的嗎？對談尾聲，我們又聊到《令人討厭松子的一生》。長大重看電影，我發現松子是個充滿活力的人。她看似將生命的主導交給一個又一個傷害自己的男人，於是導致不斷跌落。然而她每一次都用力在愛（或用力投射）、用力付出行動，並且還能笑，還有動力重新爬起。爬起，是跌落後珍貴的重啟，卻在電影與真實世界都被人們忽略。「很多人常告訴我，他們看我的報導會哭，但我心裡常想：有什麼好哭？很慘嗎？」苡榕笑著說。但她也強調自己絕沒有因職業麻痺而變得冷血，「有次我看到一篇法院判決，是一個精神疾病的女兒長年照顧中風的母親，最後受不了，於是點火燒死了媽媽。」苡榕形容當時讀完後她爆哭到不能自己，回想原因，或許是她覺得還有方法，例如求助社群、社福資源。「我感覺到希望其實在這個人旁邊，但她沒搆到。」帶領苡榕進入無家者網絡的老張哥，後來動了場大手術。但術後幾天，又跑回車站擔任那雙看照著大家的眼睛。另一位我們都認識的文叔，在書裡是個充滿動力、熱愛工作的歐吉桑，卻在近期因癌症而體力驟降。「書太重了，先放你們這裡。」文叔把苡榕送他的書寄在我們據點 [2]。雖然連書都拿不動，但他仍堅持每週坐著捷運從新北來找這裡，和他的老同學們一起開會討論公共事務、或跟駐點工作人員閒聊，「我就想來這裡看看大家，不然活著幹嘛？」有次被社工勸說要多休息的文叔大聲反駁。《老窮奇幻紀事》書中的人們，即便有些身體已老弱纏病外加經濟貧困、居住不穩定，但仍說得出「我想活下去」，苡榕說，能動性的存在是相當正向的事：「意味著，我們可以再努力看看。」 撰文  朱剛勇  ◆  攝影  桑杉學  ◆  場地  HAVEN by nest  ◆  責編  林潔珊   [1]《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黃克先，春山出版，2021。[2] 苡榕撰寫報導時，曾「人生百味」擔任實習生。「重修舊好」是人生百味在台北車站旁的友善據點，提供無家者洗衣洗澡、休息以及從事團體活動。來這裡的人們被暱稱為「同學」，一起在這裡修復自己、再次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