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機器人講客語，把母語帶到近未來——小說家高翊峰的客語科幻未來式

客家委員會與鏡文學合作「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邀請七位知名創作者參與，以一年為期，創作客語小說、散文與詩歌，包括小說家李旺台、甘耀明、高翊峰，散文家吳鳴、張郅忻，詩人羅思容、張芳慈。期待客語成為當代的文學語言，激發客家文化的生命力，讓客語延續綿長。七部作品將於2026年（民115年）發表，鏡文學特別在創作中期採訪這七位作家，談及客語在作家的生命歷程中的意義，以及客語創作為作家們帶來的思考與啟發。 作家甘耀明向來擅長以台灣的鄉土題材創作魔幻寫實的作品，但若非客家人，在閱讀《殺鬼》、《邦查女孩》時，可能不會發現其中蘊含許多客語。有研究論文統計，他的七本小說，除了2021年出版的《成為真正的人》因為題材與客家無關，沒有使用客語，從《神秘列車》到《冬將軍來的夏天》，六本小說一共包含1,150個客語詞彙（註一）。雖然作品以華語為主，但由於寫作題材、角色特性的選擇，他有意識地在作品中放入客語，有的藉由對話呈現，有的則使用客語名詞代換，不讓母語消失在目前仍以華語為主的台灣文學作品裡。對甘耀明而言，在創作中融入客語不是難事，但要大部分以客語書寫，不只是用客語寫客家人之間的對話，甚至連非客家人之間的對話都用客語書寫，也是新的挑戰。在客委會與鏡文學合作的「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中，甘耀明的長篇小說《𠊎个阿鵲公主》（我的藍鵲公主），不只使用近乎八成比例的客語書寫，因為主要角色「阿惜」是聾人，他也將台灣手語融合在故事裡。「阿惜」是主角男孩的姑姑，由於兩人年紀相仿，兩小無猜，在故事背景的1970年代，一起在客家村莊中度過童年，用客語和手語溝通。不過，甘耀明認為鄉土小說只是他創作的其中一個面向，「我想做一個純粹的小說家。」對於文學，他有更大的企圖。 甘耀明希望做一個純粹的小說家，創作各種不同類型風格的作品。 四縣中的海陸客降生於客家環境的作家，在創作題材選擇寫客家的事物是很自然的事。甘耀明坦言： 「其實我小時候不曉得什麼叫客家人。是當長大之後，離開出生成長的地方，發現你其實跟別人不太一樣，跟外面的世界有落差的時候，才能夠分別那個身分。」甘耀明來自苗栗獅潭，村落沿著台三線散佈，被山林田野環繞，間隔個百來公尺才是另一戶人家。他的父親是客家人，阿公阿婆也都是客家人，講的是當地少數的海豐客語（海陸腔包含海豐話和陸豐話）；母親則是閩客混血，外公是客家人，外婆是閩南人，但母親娘家主要使用的語言是台語。跟父親這邊的家族長輩溝通，就是用海陸客家話，「我們家族是從北往南遷，從桃園一路移居到苗栗獅潭。」由於獅潭主要講四縣腔，兩者重音幾乎相反，他小時候對於語言並不敏感，知道好像不同，但不清楚原因，出門在外就自動轉調，「回到家，阿婆聽到我講四縣，就會一直說這樣不行，規定在家一定要講海陸，不能講四縣。」生活在四縣客環境裡的海陸客，也能感覺到自己語言的轉變。「海陸客有翹舌音（捲舌音），但四縣客沒有，例如「食飯」的食，海陸是「shidˋ」，四縣是「siid」，我們家應該原本講客語也有翹舌音，但到後來就被同化了。」至於台語，他聽得懂，但不會說。母親娘家講台語，他的阿婆也看電視上的台語歌仔戲，愛看楊麗花。「我知道電視裡的聲音，跟我平時聽的不一樣。我也問阿婆：她聽得懂嗎？她說聽不懂，但還是很愛看。」那是公共場合禁說方言的年代，在學校裡不能講客家話，不然會被糾察隊登記，離開學校才能講。甘耀明回憶，「我們會開始意識到，這個語言在哪裡可以講，哪裡不能講。」去郵局去辦事情要講華語，在市場可以講客家話，在學校在課堂要講華語，放學後才能講客家話。在家中，除了跟長輩講客語，父母與他的溝通也漸漸以華語居多。客語、台語等母語被政治區隔，賦予了與華語不同的意義。 甘耀明的家族是苗栗獅潭少數的海陸客，他因此四縣和海陸客語都會說。 地方電視台當記者，磨練客語在台中讀大學時，甘耀明進到以學老人（閩南人）為主的環境，客家人不多，主要都用華語溝通。直到退伍後找工作，適逢90年代中期新聞媒體解禁，報紙、電視台大爆發，百花齊放，誕生許多媒體職缺，他因為希望增加社會歷練，去應徵地方電視台的記者工作，主要報導家鄉苗栗獅潭一帶的新聞。雖然新聞主要使用華語報導，但除了華語版，還會為了服務鄉親製作客語版，因此甘耀明在寫完華語稿之後，要以客語再寫一次稿、再錄一次新聞帶。這段經歷讓他對客語的了解和運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客語以前對我來說是生活化、熟常的語言，但如果要進到新聞的場域，我需要再學習和訓練，去找更多的詞彙，才能使用正式且地道的用語。」為了能寫正式的客語稿，講客語新聞，甘耀明也上客語課，例如學習用客語讀「增廣昔時賢文」（古訓、民諺集）。客語老師不是用羅馬拼音或注音符號，而是使用「切韻」來教發音——聲母、韻母切開，分別用一個華語字替代。容易含混待過的字，老師也會細細挑出，幫這些記者們糾正發音，看詞彙用得夠不夠「烏」（黑，地道的意思），有沒有「落鉸」（吻合。南四縣腔：labˋ gau）。「記者講錯的時候，觀眾也會打電話來反應。」例如甘耀明曾被民眾指出，如果要說廟會拜拜時盛裝白飯的「飯桶」，不能說「飯桶」（四縣腔：fan tungˋ），應該要用「飯甑」（四縣腔：fan zen），因為「飯桶」也有罵人的意思，不夠文雅。又例如「便當」（四縣腔：pien dongˊ），因為來自日本，在新聞裡會被要求講「飯篼仔」（四縣腔：fan deuˊ eˋ）。例如「收集」，在客語可以直接用比較接近華語的「收集」（四縣腔：suˊ xib），但也有「撿揫」（四縣腔：giamˋ qiuˊ）或「收揫」（四縣腔：suˊ qiuˊ）的不同講法。記者不能只是華語版硬翻成客語版，而是要以客語的角度思考用詞有沒有「落鉸」，找到適合的講法。「採訪現場其實很困難，工作時客語老師也不在身邊，要自己處理，在短時間內判斷。」1997年到1999年，兩年的地方記者工作經驗，讓甘耀明學到如何使用地道、文雅的客語。訓練到後來，他甚至可以隨意從報紙中挑出任何一篇文章，直接用客語讀出來。 在地方電視台當記者的時期，為了寫客語版的新聞，甘耀明下了許多苦工，訓練自己寫出地道文雅的客語。 用客語為鄉土故事「菣香」離開記者工作後，甘耀明受同為「小說家8P」的好友李崇建邀請，到一所體制外的中學教書。在那三年期間，雖然工作中用不到客家話，但有時間寫小說時，因為以客家庄的習俗文化為小說題材，他便試著把客語放進創作裡。那時候客委會剛成立 還沒有太多客家文化、客家文學的推廣，「我寫的是自己的村莊，就一定要有客家的語言，我必須使用他們的語言和腔調，我不可能去寫一個沒有客家語言的客家庄。」過去地方記者寫客語新聞的經歷，讓他對客語字如何運用已經有初步的底子。只是在2000年前後，客委會才剛剛成立，客語該用什麼文字來表示，尚未有現在教育部部編台灣客語辭典的共識，而是出於各方的研究，提出不同的用字選擇，連在辭典裡都是百花齊放。 甘耀明有數本2000年初期買的客語辭典，裡面夾著許多思考客語用字的筆記。 當時他以兩種方式嘗試在作品中加入客語，一是有如為食物「菣香」（增加香味，四縣腔：kien hiongˊ），少數字詞代換用客語點綴，二是用客語寫對白，但為了顧及可讀性，他還是寫得相當節制。「運用母語，我必須考量讀者的耐受性。讀詩、歌詞還可以，但長篇小說，讀者真的很難讀得下去。所以我就是抓到一些有客家味道的詞彙，把這些詞彙放進小說。」例如2002年獲得聯合報文學獎的〈伯公討妾〉，講述「土地公討小老婆」的故事，以及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聖旨嘴〉，客語的意思就是「烏鴉嘴」的相反，話說出口，事就能成。這幾篇小說，甘耀明甚至沒有用註釋，「我相信讀者乍看一定不懂，但只要認真看，其實還是能理解，用小說的方式，讓讀者讀懂客語。」有些當時不確定客語用字的詞彙，如果台語發音相近，他也會借用台文的習慣用字來表達，「畢竟客語和台語很多用法其實相通，加上台語比較強勢，客語多少有受到影響。」在客家味兼顧可讀性的策略下，當時所有的評審果然都能看得懂小說裡的客家話，作家李昂也是評審之一，讀完甚至誤會，大讚：這個台語寫得真好！ 甘耀明認為，既然寫客家庄的故事，就要融入客語呈現。 融合客語和手語，描寫聽不見的客家女孩新作《𠊎个阿鵲公主》，源自甘耀明十年前就構思的故事設定：一位沒有聲音的女孩子，覺得自己家中有鬼。她只能用比手畫腳的方式跟家人溝通，溝通的語言落差，讓孩子們的童年冒險變得格外有趣。女孩長大之後，雖然非常有異性緣，卻因為阿婆認定她這樣的聾人，婚姻一定不會幸福，竟然擋下她的婚約。聽不見的女孩很悲傷，人生第一次開口說話，不斷地重複抗議：「我會講話。」甘耀明在很多場合都講過這個故事原型的不同版本，想像這個聽不見的女孩子，她的人生會發生什麼事，也醞釀著如何寫下來。這次受客委會和鏡文學邀請，參與計畫，便決定把這個構思了十年的故事寫成客語小說。小說中，聽不見的小女孩「阿惜」（客語音近「阿鵲」），在家族的輩分裡是主角的姑姑，但兩人年紀相同，一起上學，一起冒險。家人請老師來家中教小女孩手語，主角也跟著一起學，在外充當姑姑的手語翻譯。阿惜雖然聽不見，在學校讀的是特殊教育班，成績卻很好，聰明伶俐，主角有如姑姑的小跟班，對姑姑也漸生情愫。甘耀明在小說裡特別描述了兩個小朋友用手語對話的狀況。雖然家人找過手語老師來，依據台灣使用最久的手語教材《手能生橋》來教阿惜台灣手語，但教材還是很難涵蓋所有溝通用的詞彙。兩個小朋友於是自己發明新的手語，用著不太合乎手語文法的句型跟彼此溝通。 甘耀明正在說明「菜」的台灣手語手型。為了描寫「阿惜」這個聾人女孩的角色，甘耀明從網路資料研究台灣手語，也學會一點，呈現在阿惜的故事裡。 例如「聽收音機」，小朋友自己發明的手語，是用鉛筆轉錄音帶的動作。例如「洋芋片」，客語裡用「錢」來表達切成小圓片狀的東西，像是「蘿蔔錢」，阿惜於是用手語打「洋蕃薯錢」代表「洋芋片」，還被同學向學校檢舉，說她用手語的「錢」代表客家話的「錢」的意思，比的是「方言手語」。小說裡有客語和手語，客語比例更高達八成，考量易讀性，甘耀明思考許久，還是根據讀者的習慣，降低客語的主詞、虛詞出現的比例，改使用好理解的華語用字，不影響對客語的理解，也讓讀者更好讀懂故事內容。「中文的口語跟書面語也不一樣，粵語也可以依據使用者的溝通需求，調整偏向口語或偏向書面語言的用字。所以我希望藉由這次的創作，試著讓原本習慣以聲音流動的客家話，也成為閱讀介面的語言。」「我希望客家話除了口語的對話，也能夠是寫得很漂亮的語言。」甘耀明表示，他很期待其中可以讓文學發揮的空間。 甘耀明新作《𠊎个阿鵲公主》，以高達八成客語的比例，寫一個客家聾人女孩的故事。 註一：李美慧（2022）。甘耀明小說中的客家元素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bxktg3 撰文  許文貞  ◆  攝影  桑杉學  ◆  責編  林潔珊  

客家委員會與鏡文學合作「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邀請七位知名創作者參與，以一年為期，創作客語小說、散文與詩歌，包括小說家李旺台、甘耀明、高翊峰，散文家吳鳴、張郅忻，詩人羅思容、張芳慈。期待客語成為當代的文學語言，激發客家文化的生命力，讓客語延續綿長。七部作品將於2026年（民115年）發表，鏡文學特別在創作中期採訪這七位作家，談及客語在作家的生命歷程中的意義，以及客語創作為作家們帶來的思考與啟發。 張郅忻是少數能流利「講客話」的七年級客家作家。生長在客家大家庭，又來自新竹這個海陸腔大本營，縱使父母輩經歷「禁說方言」的時代，客語依然是當地流通的重要語言。她又是長孫女，因為父親與她的生母在她年紀很小的時候就離異，她從小被阿婆帶大，也跟在阿太、阿公這些家族身邊轉，每次阿太和阿婆婆媳倆吵架，都用客家話抱怨給這個小女孩聽，要「毋識客話」也不容易。不過，用客字寫客語，對張郅忻來說，是對母語、對家族故事的重新認識。「一開始寫的時候，我沒有刻意查客語字典，直接以發音和印象去猜大概可以用什麼字。我不會特別講究，有些客語字我自己知道，有些則是習慣的諧音字，覺得用諧音去表達，好像就差不多。」後來，張郅忻在大學的客家系短暫工作半年，學校老師研究客語字、編客語辭典，她便跟著學，寫專欄文章時，也就開始在意客語正字，回頭找自己曾經聽過、卻不一定知道怎麼寫的客家詞彙，這才發現有些詞跟她原本的印象很不一樣。 ▲張郅忻將過去熟悉的客家詞彙用客語正字書寫，有許多新奇的發現。 例如「logˋ sienˇ」（海陸腔）這個詞，張郅忻從小聽阿婆用這個詞形容她的父親，像是在說父親因為過度天真，行事不夠謹慎，久而久之覺得這個詞應該帶有負面的意思，一開始猜測應該是寫作「落險」。沒想到客語正字竟然寫作「樂線」，就是生性樂觀的意思。張郅忻笑說：「我知道在什麼情境可以用這個詞，但我不知道要怎麼連結到它的文字，這次看才嚇一跳，文字看起來好正面喔。」內心的疑惑也隨之解開：原來阿婆可能不是在數落父親過度天真啊。她把這份感觸化做客語散文〈樂線〉，收錄在這次受客委會與鏡文學邀請參與的「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的散文集《覓蜆仔》裡。感覺陌生，又很熟悉，一個個存在於張郅忻記憶中、有聲音卻沒有形狀的客語詞，從抽象到具體，終於找到屬於它們的文字。 長大才發現客家人是少數由於客家庄很多人跟原住民、新移民等族群通婚，在張郅忻成長的過程中，家族有許多不同語言；有主要講的海陸腔客語，也有太公（阿公的父親）和來自印尼的客家人阿妗（嬸嬸，海陸腔：a+ zim）講的四縣腔；另一位阿妗是越南人，父親第三段婚姻的對象是阿美族人，妹妹的婆婆，則是與客家人結婚的泰雅族人。學老話（台灣台語）主要存在於童年記憶中電視節目或廣播的流行娛樂裡，多少會跟著學到一點點。尤其家中曾經在湖口經營西餐廳，當時流行餐廳裡要有卡拉ok，家人常常會跟著唱〈雪中紅〉、〈針線情〉等台語情歌，看電視播的台語八點檔。長大後離家，到高雄念書、工作，張郅忻才驚訝地發現客家人其實是少數，學老人其實比較多。張郅忻之前在高雄的工作，需要接民眾打來的電話，「偏偏打來的民眾幾乎都講台語，我只好用很破的台語講，同事聽不下去，就會說：你把電話拿過來好了。」後來全家族也只有她是跟學老人結婚，公婆的家族也幾乎都是學老人。 ▲張郅忻長大後才發現客家人是少數，感受到客家的獨特。 例如，過年期間，阿婆通常會準備她愛吃的糟嫲肉（海陸腔：zoˋ ma ngiug）。「糟嫲」是將釀酒所剩的糟粕，與肉類攪拌調和而成。張郅忻的阿婆做的是糟嫲雞，「結婚後，阿婆每逢過年還是會寄一整隻糟嫲肉給我，看起來就是整隻紅通通的雞，但我過年在公婆家過，全家族除了我沒人敢吃。我就跟阿婆說，寄一點點就好，只有我一個人吃，很孤單。」還好，張郅忻的兩個小孩出生、成長後，她驚喜發現大兒子跟她一樣喜歡糟嫲肉的滋味，「我很開心終於有人跟我一起吃，有伴了！」另一個差異是「了少話」（髒話，海陸腔：liauˊ shauˇ voiˋ）。無論是哪個族群，都有很多人習慣講髒話，也常被當作「發語詞」使用。張郅忻在創作裡描寫客家長輩的互動時，也會視情境將客語「了少話」寫進對話中，呈現地道的客家感覺。但相較於台語的髒話，客語的髒話比較少人聽懂，「如果跟非客家人講一句客語髒話，對他來說是沒有感覺的。」不管是「糟嫲肉」或是「了少話」，飲食、語言這些客家文化的符號，對張郅忻來說，隨著年歲漸長，逐漸成為一種特別的象徵。「當你發現自己跟別人好像有一點不一樣的時候，就會突然感受到自己是客家的；是從一個客家小鎮長大的人。」 在阿婆忘記之前，把回憶寫下來在客委會與鏡文學邀請參與「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的七位作家中，張郅忻是最年輕的一位，但創作力豐沛，已經累積許多作品，類型更囊括小說與散文。她在散文集《孩子的我》記錄大兒子的嬰兒時期，也追憶自己童年的故事，長篇小說「客途三部曲」《織》、《海市》、《山鏡》中，則融入阿公、媽媽、爸爸的人生經歷作為靈感，《山鏡》更獲得2024年台灣文學金典獎肯定。2024年出版的《秀梅》，則是一本寫給阿婆的情書，她將從小帶著自己長大的阿婆做的21道菜，寫成客家女性堅毅的生命故事。在寫《秀梅》的同時，張郅忻的大姑姑和父親接連過世，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傷痛，讓阿婆出現了失智的徵兆，讓張郅忻忍不住焦急，想在阿婆還記得的時候，完成這部作品。從《秀梅》開始，張郅忻就刻意將「客語字」放入創作中，不只對話，連描述的情節都用客語字，幾乎有六成內容用客語呈現。她也刻意只放少量註釋，希望讀者透過閱讀自然理解客語詞彙的意涵。「我其實也很掙扎要不要用這麼多客語，但《秀梅》是以我阿婆為原型的角色，她就是用客語思考、用客語對話，如果都換成用華語寫，這個角色就好像不是她了。」 ▲對張郅忻而言，寫客語散文就像在泥地裡摸蜆，找尋珍貴的客家記憶。 接到客委會與鏡文學邀請，參與「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時，她一邊學習寫客語字、構思創作，一邊想到的是童年「覓蜆仔」的經驗。對她而言，寫散文就像是在泥地裡摸蜆，可能要摸索很久，才會找到一顆珍貴的蜆，「透過寫散文，我在打撈過去的經驗和語言的記憶。」 「如果沒有記錄下來，就會忘記原本怎麼說。因為講了就過去了，也不會記得這個詞是怎麼來的。」例如張郅忻童年常聽阿婆稱計程車作「嗨呀」（發音近似：haiˋ yaˇ），一直以為是客家話，長大後才發現是日語「ハイヤ」（haiya），也跟英語「hire」有關。一個常見的詞彙，背後竟然有這麼多層文化轉譯。「阿公那一輩人，還能用客語讀漢文，能隨口就說出有典故、韻腳的客家諺語，但到爸爸、叔叔這一代就不會了，再到我，雖然日常會話沒有問題，但像是有些植物、動物的名稱，我就不熟悉。」張郅忻看著客語從阿公阿婆那一代，到爸爸媽媽、叔叔阿妗這一代，能嫻熟運用的範圍愈來愈小，再到她，若非從小被阿公阿婆帶大，她這一輩已經不太講客語，都講華語了。 從童年練拳回憶，理解族群衝突張郅忻的第一篇全客語創作是短篇小說〈打拳頭〉，曾獲2023年台灣文學獎「客語文學創作獎」，描述從前芝芭里的客家庄為了防範福佬人來搶水，決定重金禮聘師傅，從芎林翻山越嶺來教大家練客家拳。兩個喜歡打拳較勁的童年玩伴，長大後一個繼續練拳，一個決定升學，人生道路漸行漸遠，卻還是記得童年練拳的夥伴情誼。張郅忻先用華語試寫，但怎麼寫都寫不好，於是改用客語寫，直接描述角色的對白、動作，發現很適合短篇小說的節奏。為了全篇用客語，不知道怎麼描述的詞彙，就回去問叔叔，也不能直接把華語翻成客語，她要先敘述情境和狀態，交代前因後果，再問叔叔會怎麼用客語描述，這樣才會得到自然的結果。面對陌生又熟悉的語言，反而能用更直接貼切的方式敘述。「因為太熟悉華語，每一個說法，都可以找到一個形容詞、找到比較漂亮的用法，但對這篇短篇小說來說卻不夠生動。用客語寫，我反而可以自在地丟掉那些字，從頭來過，用客語的語感思考。」 ▲藉由童年學客家拳的記憶，張郅忻追溯客家人與其他各族群在不同時代的紛爭與互動。 〈打拳頭〉的靈感來自張郅忻的家族記憶。當時張郅忻剛剛搬家到桃園青埔一帶，叔叔從新竹來拜訪，聊起家族長輩故事。叔叔告訴她，以前窮人家會租田來耕種，她的阿太租的田地，就位於以前的芝芭里，離她住的地方很近。芝芭里有很多閩南、客家勢力交錯的地段，不同族群之間為了灌溉農地，彼此搶水，但因為閩南人多，客家人常常會輸，於是張家的長輩就去很遠的地方聘請師傅，讓全家族男女老少都來學客家拳。這勾起張郅忻的童年記憶，她小時候也曾跟著家族親戚短暫學過客家拳。「那時候正在推廣社區營造，希望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叔公本來就在開國術館教客家拳，就去公廳（祠堂，海陸腔：gungˋ tangˋ）教大家。阿公覺得練客家拳對身體好，又可以防身，就帶我和妹妹去學。」客家庄練客家拳，表面上是強身健體，背後卻呈現出客家人與各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正好張郅忻因為工作，接觸到客家古宅「李騰芳古宅」和「金廣福公館」的歷史。其中「金廣福公館」更是閩南人和粵籍客家人合作的墾首，在新竹北埔半山處一帶掌握很大的權力，不只客家人與原住民爭奪資源，清政府又不安墾首勢力過大，想裁撤各地墾首隘首，「金廣福」斡旋於原住民與清政府之間，發生許多流血鬥爭的故事。張郅忻將這些族群歷史虛構成短短的故事，也加入自己的心得，一同收錄在散文集裡，希望將客家前輩的事寫下來。「不同時代的客家人與各族群的衝突，好像是以前學校課本比較沒有教的。我想藉寫作的機會，去理解過去的客家人建立自己家園的過程，也試著從女性的視角敘述。這些族群相爭的故事，也都是廣義的〈打拳頭〉。」 傳承客家記憶，與兒子「慢慢行」除了寫過去，張郅忻在散文集《覓蜆仔》也寫現在，寫自己與先生和兩個倈仔（兒子，海陸腔：laiˇ er）一起生活、一起「慢慢行」的日常。 ▲提到同樣有個客家味蕾的大兒子，張郅忻笑得開懷。 出身閩南家庭的先生，就算聽不懂客語，需要她當翻譯，也還是能與她一起欣賞動人的客語歌。張郅忻的大倈仔，出生在客語、台語各半的家庭，也從她身上傳承許多客家特性，例如同樣愛吃糟嫲肉的客家味道。甚至客家「雞酒」拌飯，大倈仔可以狠狠吃掉兩碗公，被親戚戲稱是「飯囤」（punˊ tun，張家習慣形容「大食客」的說法）。小學有母語課，班上只有她大倈仔和另一位同學選客語，某天老師請張郅忻勸兒子代表班級參加客語演講比賽，他害羞，不願意參加，跟媽媽抱怨：「我覺得我好可憐，生在一個客語家庭。」張郅忻描述到這裡，自己也笑岔了氣：「沒辦法，全班就只有兩個會客語，要參加客語比賽，當然只有他們兩個可以輪著去啊！我就跟他說：你現在一定要好好學，我們客語已經快要沒有了……」對張郅忻而言，客語不只是從過去回憶中掏洗的蜆仔，她也希望能用客語記錄自己與下一代的客家故事。「以前寫《孩子的我》，就算是孩子長牙之類的日常瑣事我也寫，當時也懷疑這麼小的事值得寫出來嗎？十年過去，現在回頭看，發現有這樣的紀錄非常重要。」「我也想把此時此刻的事用客語寫下來。未來回頭再看，也是『覓蜆仔』的蜆仔，是很珍貴的事吧？」 ▲張郅忻創作全客語散文集《覓蜆仔》，希望將客語傳承到下一代。 撰文  許文貞  ◆  攝影  桑杉學  ◆  責編  林潔珊  

客家委員會與鏡文學合作「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邀請七位知名創作者參與，以一年為期，創作客語小說、散文與詩歌，包括小說家李旺台、甘耀明、高翊峰，散文家吳鳴、張郅忻，詩人羅思容、張芳慈。期待客語成為當代的文學語言，激發客家文化的生命力，讓客語延續綿長。七部作品將於2026年（民115年）發表，鏡文學特別在創作中期採訪這七位作家，談及客語在作家的生命歷程中的意義，以及客語創作為作家們帶來的思考與啟發。 許多剛退休的人，日子突然閒下來，容易找不到重心，但這對散文家吳鳴而言完全不成問題。吳鳴去年剛卸下在學術界多年的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身分，離開校園，回到自宅，同樣一刻也沒閒下來。畢竟屋裡早已被他擺佈成喜歡的樣子：偌大的客廳沒有沙發，放了一張兩公尺長書案和一公尺四方的邊桌，筆架懸掛數排毛筆，桌邊層層疊疊著宣紙，每天寫書法；桌子前方擺著兩台黑膠唱盤、兩台盤帶機和兩套音響，方便聽古典樂寫樂評。屋子裡有擺滿書和音樂磁帶的書櫃，有咖啡烘豆機，有一整排菸斗收藏與一罐罐菸草，有親自開車從烏來山區提回來飲用的山泉水。吳鳴本來就興趣廣泛，又講究生活細節，為了方便，平日所需，就直接擺在眼前。 ▲ 吳鳴興趣多元，從音樂、書法、品茶、到飲食文化，樣樣專精。 「有些人會用櫃子把東西收起來，但我把喜歡的、生活常用到的東西直接裸露陳列出來。」吳鳴漸漸發現自己很像阿爸，「就像以前客家農家放工具的『寮仔』，通常放牛車、鐮刀、肥料等東西，我爸爸的寮仔也是把工具全部擺出來，一眼就能看到東西在哪裡。」客廳邊的小餐桌上擺著茶具。吳鳴泡茶有一定的流程，就算是輕鬆的生活茶，也精確地彷彿化學實驗：先將慣用的茶壺放在秤上，放入茶葉，注入剛剛煮滾的熱水，計算時間，倒出茶湯，確認茶葉吸收的水量，再計算下一注水要倒多少。如此反覆幾注水後，再把沖好的茶倒入茶杯裡。茶杯裡黃澄的茶湯顏色，是口感溫潤醇厚的烏龍，條理分明的工序，為的就是希望泡的茶能維持穩定萃取品質。這也很客家。吳鳴說：「客家人就是每件事都做得條理分明。」擅長下廚的他，用熟悉的客家飲食舉例，例如客家重要的米食文化「粄」。「學老人的粽子都用麻竹葉包，整串都是麻竹葉粽，打開來才知道裡面到底是鹹是甜還是什麼口味。客家粽會用不同的葉子，粄粽用月桃葉，鹹粽用桂竹箬，鹼粽用麻竹葉，整串掛起來清清楚楚，想吃什麼口味就拿哪一顆。」吳鳴細細講解，客語、華語、學老話三聲道齊發，流利地交替使用，解釋客家作法的獨特之處，語氣帶著自豪。畢竟對他而言，客家人的確有很多值得自豪的特質。 ▲ 吳鳴家中擺著專業音響、黑膠唱盤和盤帶機，常常播放聆賞。 移民村成長，自通語言多聲帶吳鳴本名彭明輝，來自花蓮豐田，但父母親兩邊家族其實都來自新竹竹北，是到了他父親這一輩，父親與屘叔才帶著阿公阿婆，在二戰剛結束的1946年，舉家從新竹湖口翻山越嶺，搬到花蓮拓墾。那時已經是花蓮豐田（如今的豐裡、豐山、豐坪三個村落）的第三波客家移民，只能買到種植環境不佳的「濫仔地」，經歷一段艱辛的拓墾，經濟狀況漸漸穩定後，吳鳴的屘叔和阿公阿婆留在原本的房子住，阿爸阿姆帶著二姊遷出，另外在附近蓋一間屋子，隨後三姊、長子吳鳴和小妹才接著誕生。豐田有好幾處客家聚落，吳鳴的家族因為來自新竹湖口，說的是海陸腔，但生長在移民村裡，人們來自四面八方，自然是各種語言都會接觸；住隔壁的淵姨丈家講四縣腔，附近的外省家庭又講外省口音的華語，再遠一點，還有不少說著學老話的學老人。在移民村裡的客家人，各自從不同的家鄉移居到豐田，很自然地彼此協助和交流，村子裡要辦桌，各種喪葬和喜事，會有許多客家班的人來「𢯭手」（幫忙，海陸腔：tenˇ shiuˊ），吳鳴自然就熟悉各種語言腔調，切換自如。就算是政府要求「禁說方言」的年代，東邊的花蓮天高皇帝遠，不太會嚴格管，也形成吳鳴無師自通的多語環境。例如海陸腔轉四縣腔，主要是重音位置不同，像是「讀書」，四縣腔說「tug suˊ」，海陸腔說「tugˋ shuˋ」。「四縣腔重音擺在後面，海陸腔重音擺前面。只要願意講，久了就會掌握住，其實不難。海陸客碰到四縣客，通常都會自己轉腔。」像是他流利到可以上課和演講的台灣台語，客家人習慣稱「學老話」（海陸腔：hogˋ loˊ faˇ）。「小學時我們班上的『大的』（台灣台語：tuā—ê），正好是學老人，雖然班上客家人比較多，但因為『大的』比較強勢，所以我們都會講學老話。」最有趣的，是他其實操著一口字正腔圓、毫無客家腔，也不「台灣國語」的華語。「我如果假裝自己是外省人，看到我的外貌和我說話的樣子，還真的沒有人會懷疑。」甚至，很多人初次見面時，第一時間不會想到他是客家人，反而會問他：「是不是外省人？」 ▲ 吳鳴的爽朗個性和字正腔圓的華語，甚至會被誤以為是外省人。 客家記憶，寫入國中教科書縱使有著能在不同環境、面對不同對象都切換自如的語言天份，吳鳴也沒有刻意隱藏自身的客家身份，對於客家的記憶和文化上的細節，更是如數家珍。畢竟在一個多文化、多元族群的環境裡，語言、飲食和民俗祭祀最容易彰顯身份認同。例如，吳鳴在花蓮豐田的小學，真的沒怎麼嚴格「禁說方言」。班上的客家人多，小學生們私下常講客語，彼此更會互相幫忙掩護。被老師抓到講方言的人也不是掛牌子，是回家讓媽媽在制服口袋上縫釦子，講一次就縫一個，守規矩之後，老師再用剪刀把扣子剪掉。例如，記憶裡，花蓮沒有客家戲班，客家戲班主要來自苗栗，也可能因為這樣，客家大戲、客家山歌，用的客語都是四縣腔。久久一次在村子廣場能看到四處巡迴演出的三腳採茶戲、撮把戲等，也是以四縣腔客語為基礎。偏偏只有「做司公」（台灣台語：tsò-sai-kong），客語說「做齋仔」（海陸腔：zoˇ zaiˋ er），要喪葬祭祀的時候，才會講海陸腔，也讓吳鳴百思不解。還有，在客家人的經驗、以及在客語中，實際上沒有現在稱作台灣台語的「台灣話」概念，向來只有「學老話」的稱呼。不同的身份認同、成長經驗，以及作為大環境裡的多數或少數族群，「台灣話」這個名詞，帶給客家人與學老人不太一樣的感受。1997年時，吳鳴便在與中研院研究員林富士合力編撰的國立編譯館版本「認識臺灣（社會篇）」國中教科書當中，提到客家「三腳採茶戲」，把台灣的客家文化寫進課本裡。這套「認識臺灣」教材問世後，曾在當時的政壇掀起一陣統獨爭論的政治風暴，用不過五年左右，又很快地在教育改革「九年一貫課程」施行後併入新課程，完成階段性任務。但從2025年的此刻回頭看，當時那套官方教材，卻是台灣自戒嚴時期禁說方言以降，終於重新正視社會存在多元文化的濫觴。 ▲ 吳鳴對於客家文化如數家珍，在散文中細細刻畫。 客家大家族的離散與悲歡吳鳴之前在散文集《秋光侘寂》、飲食隨筆《歡喜來煮食》中，都用華語為主、混雜少許客語的方式，寫過不少自己家族遷徙的歷史，描寫拓墾與「蒔田」（在客語有名詞「田裡種稻子」和動詞「插秧」兩個意思）的艱辛。在這次受邀參與客委會與鏡文學合作的「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吳鳴將在全新的散文集《豐田歲時記》，細細描寫半世紀前的久遠記憶中，帶著離散經驗的客家家族故事。繁茂的大家族故事中，必然有著許多枝節，在關鍵時刻的選擇，可能帶來原先沒有預料的結果。但人世間的事，有時太難講得很清楚。例如吳鳴的父母，在戰後舉家帶著長輩和剛出生的下一代移居花蓮時，卻沒有帶上因為傳統「抽豬母稅」習俗、被送到母親娘家生活的大女兒，造成吳鳴的大姊對生父生母之不諒解。例如吳鳴國中畢業後自己回到新竹竹北，第一次去姐婆（外婆）家，才終於見著母親娘家的其他親戚。母親更是在移居花蓮後，晚年因病不良於行，少有機會長途跋涉「轉妹家」（回娘家）。「對拓荒者第二代的𠊎來講，同原鄉親友个疏離，乜係沒奈何。」（對拓荒者第二代的我來說，跟原鄉親友的疏離，也是無可奈何。）再往上追溯一輩，也還有更多送養、收養等等，說不清的故事。家族很大，卻為了生計，各自散落在不同的地方。 ▲ 吳鳴在散文集《豐田歲時記》，紀錄父母輩從新竹移居花蓮拓墾的艱辛。 書寫家族、客家記憶，對吳鳴而言並非難事，但要用客語為主來書寫，卻很困難。雖然客語、學老話、華語都能流利運用，但書寫的文字畢竟長期以華語為主，若要寫客語，又還是要顧及非客家讀者的閱讀感受。一方面希望「我手寫我口」，忠實呈現客語的說法，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有散文書面文字的典雅。「變成要處理好幾遍，第一遍要先把文章寫好，第二遍把客語字處理好，再來第三遍，則是思考要怎麼調整，讓讀者能看得懂，也要用客語念出來一次。全部處理好，要花比寫華語多上三到五倍的時間。」由於使用的電腦對客語字的輸入法支援不足，吳鳴於是一邊寫，一邊先將運用到的客語詞彙做成表格，方便寫到的時候直接複製貼上。或是先用其他字取代，之後再一次全部置換。連創作也是，跟生活一樣，把需要的工具整理出來，客語詞彙一一陳列，條理分明。吳鳴在稿紙上畫出豐田的地理位置。他使用的稿紙，源自他在27歲時設計的規格，再請人印製而成，一用數十年：採用80磅模造紙，能用鋼筆墨水書寫，一行固定20個字，提醒自己不要寫長句；每行中間保留同樣間隔，方便增補細節。後來變成他固定印製使用的稿紙，甚至做成筆記本，能攤平書寫，更方便隨身攜帶。出版界好友初安民也跟他學，照著規格，印製使用。吳鳴笑說，他已故的老友康樂曾說他「除了歷史，其他都是專家」。他覺得老友說得很對。 ▲ 吳鳴做事講究細節，連使用的稿紙，規格都是自己設計印製。 ▲ 吳鳴自政大退休後，專注創作，過著充實的退休生活。 撰文  許文貞  ◆  攝影  桑杉學  ◆  責編  林潔珊 

客家委員會與鏡文學合作「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邀請七位知名創作者參與，以一年為期，創作客語小說、散文與詩歌，包括小說家李旺台、甘耀明、高翊峰，散文家吳鳴、張郅忻，詩人羅思容、張芳慈。期待客語成為當代的文學語言，激發客家文化的生命力，讓客語延續綿長。七部作品將於2026年（民115年）發表，鏡文學特別在創作中期採訪這七位作家，談及客語在作家的生命歷程中的意義，以及客語創作為作家們帶來的思考與啟發。 李旺台前半生是資深媒體人，還是少數見證高雄美麗島事件的新聞工作者。在解嚴前的政治環境下，他當時身為《台灣時報》的採訪組副主任，不只看著美麗島事件在眼前發生，當晚更擋下原先記者以「暴徒」為事件定調的新聞，臨時換稿，親自寫下現場「先鎮後暴」的過程，成為當時唯一沒有刻意誤導輿論的新聞報導（註一）。經歷前半生的媒體與政治風浪，後半生的李旺台是小說家，將早期的人物和事件寫成歷史小說，以1969年「高雄青果社舞弊案」主角生平為藍本的《蕉王吳振瑞》，以客家醫師徐傍興生平創作的《小說徐傍興》、描寫二戰結束後日人與台人如何從海南島歷經劫難返鄉的《播磨丸》等，都是他的作品。如今，77歲的李旺台，回頭用自己童年的母語——南部四縣腔客家話——寫小說。為什麼接受客委會與鏡文學的邀請，參與「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挑戰幾乎用全客語寫小說？李旺台笑說自己原本不想寫：「我的寫作計畫裡面原本沒有客語，而且心裡其實還蠻排斥。」李旺台苦笑：「客語寫作，對我來說是很辛苦的。」 對李旺台而言，用客語創作小說，是很辛苦的事。 被逐漸遺忘的母語對李旺台而言，客語原是個在童年環境中自然習得、也在社會環境中被逐漸遺忘的語言。在他的前半生中，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從他舌頭捲出來的語言都是福佬台語。「在我的職場上，是福佬人的世界。我的福佬話（台灣台語）跟客家話一樣輪轉（說話流利暢達，台灣台語：liàn-tńg），因而，以前我常優先講福佬。」李旺台來自屏東竹田，雖然是客家村莊，但隔壁就是福佬人居多的萬丹，田地相鄰，福客相處大體上相當融洽。「我們家田地旁就是福佬人的田，有一次在田裡隔鄰的農民過來跟我母親說一大串的話，全用福佬話，我母親不是全部聽懂，像是要協商什麼要事，我母親急忙回家把我叫去當翻譯。記得那時我還在讀初中，已經開始與聞大人之間的農事。」他的老家也開雜貨店，有些生意來往的是福佬人，自然要練習用福佬話溝通；念初中的時候，李旺台到屏東市讀書，有很多福佬同學，使用福佬的機會更多了，久而久之，在心裡把福佬話也認同是自己的母語，客家話之外的第二母語。進入職場後，由於長年深耕高雄地方新聞，要跑好政治新聞，除了通用的華語，多數人使用的台語也是採訪必備的溝通工具。「畢竟這是福佬人為多數的社會。生而為客家人，但客家話不是主流，周遭很多客家人也多不主動張揚自己的族群身分和語言。早年確是如此，直到1980年代的『還我母語運動』，才漸漸感覺有客家人在許多場合自在的講客家話，不再刻意壓低聲音。」但他也明白，無論福佬話、客家話孰強孰弱，都因為曾經被政府視作「方言」被禁，早已不敵「華語」的普及。在華語隨著時代進步、吸納現代詞彙，儼然成為正式場合使用的語言時，台灣台語和客家話，卻彷彿被困在舊時代裡，跟不上世界的變化。 李旺台曾經有一段時期認為客語已經來不及挽救。 作為客家資深媒體人，在千禧年初，葉菊蘭擔任客委會主委，曾經找李旺台去當顧問，一週要開兩三次會，討論客家事務、客家文化與客語的發展。明明有客委會傾力投注預算和資源，但李旺台心裡當時其實非常悲觀。「我當時常在心裡想，客家話可能已經救不起來，因為它在生活中消失了。」即使客委會推客語認證，將客語帶入學校課堂，「客語如果從家庭裡消失，這個語言就已非常接近死亡了。」懷著複雜的心情，李旺台還是努力參加會議。「我心裡想著：台灣所有本土語言，原住民各族語都幾乎消失了，客語在垂死邊緣，現在還能救的，只剩下福佬台語，我們應該先救福佬台語，還必須急救；但這種話我又不能講出口，參加會議的都是客家人，我怎麼講得出這種話呢？」不過，客語雖然從李旺台生活中漸漸消退，沒有影響到他的客家身分意識。「那些年，即使我的皮膚肌肉已經是台灣人，客家意識一點一點退縮，卻沒有消失，不可能消失的，只是縮到骨髓裡去了。」然而，葉菊蘭的一句話，又讓李旺台有了不同的想法。 講客家話，就要用客語思考2006年，「世界客屬總會」在台北召開，在十幾位致詞人之中，李旺台是其中一位。「我上台的時候，突然覺得想表達的東西用客家話講不出來，會『脫箠』（出差錯。台灣台語：thut-tshuê），像水管阻塞一樣。」加上看到台下出席官員不只客家人，還有不少福佬人、外省人，李旺台講了兩三句客家話，自動轉成華語。會議結束後，葉菊蘭坐到李旺台身旁，「她眼睛看了我一眼，說：你是忘記客家話了嗎？」因為其他致詞人幾乎都講客家話，只有李旺台講一點點就切換成華語。他為此內疚幾個月，「我想著，不行啊，難道我客家話忘了嗎？我沒有忘啊！我明明就能講得很好啊！」 習慣用台語之後，客語逐漸生疏，但李旺台之前沒有察覺。 在生活中久未使用的語言，即使是母語，也會生疏。也是那幾年，客家電視台開播之後，作家吳錦發找李旺台合作，開一個客語政論節目「非常短評」，兩位主持人專門用客家話談政治時事話題，節目維持了兩年半左右。第一次錄節目時，李旺台真的發現自己講得沒有很順，「之後，我邀求節目助理把當天要談的內容寫成大綱給我，上節目前一兩個小時，我把自己就關在辦公室裡，先演練幾遍，才有辦法上節目。」但即使如此，偶爾還是會有卡住的地方。他也納悶，共同主持的吳錦發，一樣是以客語為母語，在職場主要也長年用華語、台語，為什麼客語卻講得比他好？後來才發現訣竅：在上節目前的演練，要練習用客語思考，「我原本還是一直用華語在想事情。」李旺台決定改成直接用客語思考節目話題後，連帶把自己兒時從客家村莊中自然學到的客語詞彙，那些傳統四個字、六個字的俗諺，藉由對話，放入現代的節目內容裡，反覆演練，才終於愈講愈順。廣大的客家觀眾群也是督促練習的動力。「很多觀眾都會盯著我們的咬字、發音，講錯都會有人打電話來糾正我。」例如某次講到「紅標米酒」的「標頭」，發音應該是「peuˊ teuˇ」不是「beuˊ teuˇ」，就被觀眾指出微小錯誤。還有一次，李旺台接到來電，要求他講到「台積電」時，應該要用客語講「toiˇ jidˋ tien」，不要直接講華語。「在主持節目之後，我感覺到我的客話有回來了。」經過客屬總會的致詞，和主持客語政論節目這兩件事，從20幾歲到50歲都以華語、台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李旺台，終於把骨髓裡的客家意識找回來。「現在可以直接完全用客家話演講，沒有問題！」 在客家電視台主持政論節目，讓李旺台重拾用客家話流暢溝通的能力。 嘗試母語寫作，兼顧可讀性然而，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因為被長期禁止使用，而沒有跟著一起現代化的語言，要怎麼重新成為溝通和創作的工具？李旺台和這次七位受客委會和鏡文學邀請，參與「客語文學作家創作計畫」的作家們一樣，雖然知道這是個很難找到答案的艱鉅挑戰，還是決定放手嘗試。李旺台坦言，一開始對母語寫作有些排斥，「有朋友送我用台語文寫的文學書籍，但因為我沒有辦法閱讀，我通常都只看個一頁就先收起來。大家生活都很忙碌，難道我還要辛苦地慢慢看、慢慢猜嗎？」直到李旺台某天重讀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我突然意識到，書裡寫的情境，不應該用華語溝通的，用華語表達感覺很奇怪。」「我第一次讀的時候是60多年代，當時沒有這種感覺，但幾十年後，我再讀第二遍，卻覺得這裡用華語讀起來『尷尬』（南四縣腔：gamˊ gie）」，感覺不對。如果能用故事發生當時的語言情境來寫，就會很符合這個故事。」後來創作小說《蕉王吳振瑞》時，吳振瑞是福佬人，李旺台就用福佬台語寫故事裡的對話，寫《小說徐傍興》時，因為徐傍興是屏東內埔的客家人，他也依照情境，用一些客語寫對話。 李旺台認為，小說的語言可以配合故事情境，開始嘗試以客家話和台語文融入寫作。 這次創作短篇小說集《𠊎屋下个番檨樹》（我家裡的芒果樹），李旺台先構思好故事架構，試寫了其中一個短篇故事，但寫完一看，最多也只有40％的客語字，其他都是華語。他把小說傳給熱中客語復興和推廣、也有客語書寫經驗的六堆客語薪傳師好友曾秋梅看，請她協助修改，對方直接告訴他，這是華語不是客語，得全篇重寫。然而，當曾秋梅以客家話嘗試重寫過，回傳給李旺台時，他打開檔案，卻發現真的看不懂。太多難字、罕見字，讀起來很深奧，這樣的小說沒有辦法閱讀。李旺台把艱澀的難字、罕見字都改掉，回傳給對方，對方又再次傳來修改檔案，說明哪些字詞不能刪改的原因。兩人這樣針對客語字一來一往爭論，最後折衷，彼此讓步，也同意一些艱澀詞要加註釋。「我很謝謝她，她的觀點是，既然是客語文學，就要寫成標準的『客家的作品』，但我是一個文學工作者，我寫的的終究是『文學的作品』，而不只為了復興和傳播客家話。文學要能乘載更多意涵，例如運用象徵，例如刻意的誇示或隱藏，去傳達我想寫的真、善和美。我希望我的客語小說，讓愈多人看得懂、也愛看愈好，這是我的初衷。」曾秋梅也告訴李旺台，要用客語寫作，就要用客語思考，不會的字再問她怎麼寫就好。李旺台笑說，就跟之前主持客語政論節目一樣，「不能用華語想，一定要先用客語思考，才能講得道地、精彩。」 李旺台與朋友來回討論客語字如何運用在小說裡，也希望能顧及文學性和可讀性。 客語應走入現代，才能永續語言是雙面刃，能藉由溝通帶來連結，形成認同感，鞏固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能成為排他的工具。李旺台回憶，在解嚴前，曾有一位南部的客家大老，原本非常支持黨外運動，卻在組黨成功一次會議之後，決定要退出政黨。原因是，他發現黨員在開會時都講福佬話，這讓他忿忿不平，認為這個以福佬人為主的政黨，並不尊重客家人的存在。這位大老其實也聽得懂福佬話，李旺台還為這件事跟對方起了一點爭執。「我告訴他，福佬話也是被害語言，福佬人也應該要挽救他們的福佬話，就像我們的客家話也是被害者。客家人本來就比較少，現場也幾乎是福佬人，自然就會多講福佬話，你不能因為他們不講你的語言，就要求人家都要講華語，他們也要復興他們的福佬話啊！」如今，客語和台灣台語、原住民各族語言以及台灣手語等，已納入國家語言，根據2022年的「全國客家人口語言調查」統計，全國客家人口約466.9萬人，約占全國人口19.8%。雖然總人口數增加，但聽和說客家話的能力卻下滑。李旺台對於客語的未來發展無法太樂觀以對，但還是希望有更多人能看懂客語字，讓客語走入現代，才有機會永續。「就像現在通用的日文，除了傳統、古老的語言部分，他大量吸收金融的、科技的各種來自英語、華語等現代用語。所以客語要現代化，就要先接納外來的用詞，久而久之，就會有一個現代化的通用客語出現。」李旺台認為，台灣的語言環境本來就是混雜的。「現在很多人，華語講一講，也會落（炫耀語言能力，台灣台語：làu）幾句台語。這在台灣一直都很正常，就像我小時候，很多大人也是客家話講一講，突然落一兩句日本話。」語言與族群要相互認同差異，要能彼此包容，「台灣的語言就是很多元的。」 李旺台的客語短篇小說集《𠊎屋下个番檨樹》，以客語寫童年記憶，也寫現代的故事。 註一：詳見《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一書（時報出版，2008），〈二、李旺台──對抗威權體制的南部記者〉。 撰文  許文貞  ◆  攝影  桑杉學  ◆  責編  林潔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