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寫】用小說帶我們抵達事物的核心——柯映安 Ｘ 舟動談事件改編小說－鏡文學

立即閱讀：《無恨意殺人法》

鼎鼎大名的佛斯特對小說曾有一個古典而永恆的定義：「它依傍於兩座峰巒起伏但並不高峻的山脈之間——一邊是詩，一邊是歷史。」說明小說依附歷史之真實，同時唱和詩的抒情與言志。

鏡文學即將出版的舟動《無恨意殺人法》與柯映安《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正是改編自真實事件的小說。前者以台灣的無差別殺人事件為架構，後者則以田調對象——娛樂女記者——的經歷為基底；若以佛斯特的譬喻來說明，《無恨意》或許更依傍歷史的山峰，而《女記者》則近於詩的那一端。

儘管如此，兩部作品都與現實世界拉扯，或對抗，或對話。因此，兩位作者談創作過程，以及它所帶來的「運動傷害」，有交集也有同中存異之處。

在既有主題中連結自己好奇的部分

立即閱讀：《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

一開始，我好奇兩人如何選擇所寫的事件，或者說，該事件之於他們有何可寫之處？在寫作《無恨意》之前，舟動已出版《慧能的柴刀》、《跛鶴的羽翼》等推理小說。在《無恨意》裡，他將社會事件與陰謀論牽連；讀到最後，我們才會發現這些看似隨機或說無差別的殺人案，背後其實有更大的惡意存在。

「鏡文學找上我時，給我很多案件，其中之一正是我很想挑戰的。」何以言挑戰？舟動表示，「凶手為何如此」是他看待犯罪時最感興趣的。鄭捷事件之後，他開始關注無差別殺人（他習慣用「無差別」而非「隨機」這個詞），而凶手動機正是這類案件中失落的一環。再者，他自《跛鶴的羽翼》開始將社會議題（家暴）放入推理小說中，因此，想藉由《無恨意》處理看似無以名之的惡。惡是否真無以名之？小說最後，舟動給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

柯映安《女記者》以一樁娛樂女記者死於毒趴的聳動事件開頭，帶出女記者是為錢還是為新聞而死的疑問。正當讀者以為這是一部女記者奉獻己身、追求新聞的熱血之作，小說又一下掉入「蕩婦羞辱」的泥淖中；女性在其中動彈不得，包括在她們拋頭顱、灑熱血的職場上。

柯映安大學念的是歷史，此前多寫劇本，《女記者》是她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最初，她接受鏡文學邀請，為的是根據受訪者經歷，寫一本女記者職場故事，「但實際訪問後，我發現我需要幫助受訪者思考：『外界到底好奇我們什麼？』因為她可能覺得娛樂記者是很平常的工作。掌握這個脈絡後，我發現女記者不只要面對辦公室，還要對付經紀人、藝人，雙方互利共生，甚至相互討厭還得合作。」

至於在這之間讓女性無所遁逃的，則是凝視的眼光。

柯映安與舟動都用事件改編小說來回應他們對台灣現下此刻的觀察。

「女性在社會觀感下，常常因被凝視而做出被迫的反應，但有時這又是很幽微的。例如我在一個男性較多的宴會中，下意識的幫大家倒茶。倒完茶後，我問自己：『為何這樣做？』卻沒有答案。這可能是很多女性會有的習慣，而男性也習慣了接受。女性隨時都感覺凝視的眼光，又置於如此複雜的職場，讓我覺得可與小說談的性議題結合。」

性，在此成為權力的展演，也是女性遭受凝視的體現——每次有性愛自拍或影片外洩，在PTT或各大論壇就會有鄉民求上車、喊加一。柯映安不諱言，同為女性，那些推文對她而言，已是一種傷害。然而，若與之認真，對方可能會覺得自己只是在開玩笑，「但這如同許多網路上看似玩笑的厭女言論，其實更嚴重，因為他沒意識到自己的價值觀很恐怖。」反過來說，鄉民何以覺得可以在中性的網路空間裡，肆無忌憚的開女性玩笑？是否預設了網路是男性的場所，女性在此僅是被凝視的客體。

田調資料有了，取捨才是關鍵

舟動透過《無恨意》探問人性，柯映安則由《女記者》之死檢視這個社會。他倆經由小說丟出同一個問題：「台灣，何以至此？」不同的是，舟動著眼於階級，柯映安則關注性別。小說之於這兩人，看似是理所當然的面對社會的方式。然而，兩人也經歷了相當的田調，才讓小說信而可徵，尤其是舟動。

「我讀了無數的判決書來分析案情，以及各式精神鑑定報告，將律師會遇到的法律問題與精神鑑定如何進行，都融入了小說。寫作時，最重要的是時間軸，例如故事要放在一審二審還是最高法院，這些都得釐清流程，再抓出時間點。」舟動說，他寫到每天睡覺都還要想事件始末，寫完了才能走出來。

同時，他實際走過小說裡每一個場景，並將之拍下；寫作時，一個視窗開照片，一個開WORD，藉此「感覺那裡有一具屍體，有人在逃亡。」這些便是為了「將小說在地化」的一部分。因為舟動認為，「推理小說本身是舶來品，如果只依循歐美那一套，跟外國作品有什麼不同？」

不過材料蒐集到了，如何取捨又是一大學問，「例如判決書，你不可能完全放入小說，所以要思考把哪一段放入。還有我用場景描寫呈現法醫鑑定的凶案現場，也是轉化資料的方法。」對舟動而言，很多材料其實「過硬」，卻是必須的，他選擇將之保留在小說——因為唯有釐清事實，我們才有客觀看待案件的可能。

「其實很多資料搜尋就有，但大家不去看，那我就透過小說讓大家看。我希望讀者踏出同溫層，看看不同的東西。」舟動如是作結。

柯映安比較常讀歷史科普與人類學書籍，接觸較多的敘事文本，反倒是電影。訪談中，她也不經意的引用《一一》裡的那句：「電影的發明使我們的人生延長了三倍。」來說明小說之於我們的意義。

相較於舟動得與大量文獻資料搏鬥，柯映安的田調看似簡單，受訪者的態度也很開放，不過她仍面臨困難的取捨，「《女記者》雖是根據真實事件，但故事在寫人物，所以我選擇的是『我的人物有辦法做到，或他們在這個狀態下可能做出的行為』，再依據人物內在邏輯與目標來挑選素材。」

「當田調資訊太多，我就必須一再釐清：『主人翁走到這裡，她的困境夠了嗎？足夠推動她去做下一件事情嗎？』之後再問受訪者，便常常獲得想不到的答案。」同時，柯映安必須確保田調資料不偏離小說主軸，在天女散花般的資訊中，擷取故事前進該有的樣子。

給出觀點，是改編的意義所在

小說處理如此現實的題材，如何與之保持距離，又不歪曲，成為改編事件小說的難題。舟動費心的想呈現小說的在地性，其實正是為小說最後給出的驚人謎底鋪路；柯映安則緊抓人物內在邏輯為鋼骨，藉真實事件為其添加血肉。我由是好奇，真實事件會不會讓他們綁手綁腳？

舟動認為，「重點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觀察來切入該事件。」他並以普悠瑪出軌為例，「一開始我們可能責怪駕駛，後來才看到結構面的問題，這樣的事件應該由代議士處理，而小說家也可由龐雜的事件中搓出一條線、一個主軸、一個觀點，讓人們看到其中的過去與未來。當然，作者不可能呈現全部的觀點，他永遠都是主觀的，只能儘量達到多重觀點。」

柯映安則以她自己過去改編的一個新聞事件為例，說明事件與小說間的關係。「有一則新聞是爸爸把老婆打跑了，之後獨力扶養兩個小孩。有一天，他中了兩千萬發票，於是忽然從很糟糕的爸爸，變得努力規畫人生，重新振作。結果最後他得了癌症。」

就新聞讀者而言，這則曲折又帶有黑色幽默的事件已說完了，但柯映安的觀察是：「這個爸爸在中產階級眼中，是一個好吃懶做的人。可是他如此糟糕，或許是因為覺得自己永無翻身的機會。」因此，她想知道「這個爸爸有了希望，會做些什麼？他和兒子之間有沒有和解？」

「我在意的是小說有沒有給出一個觀點。」柯映安說。這也唱和舟動認為作者能理出一條線，藉此映照事件的說法。

離開同溫層，但讀者都在同溫層

訪問最後，我好奇他倆從寫之前到之後，對議題的理解有沒有發生變化？舟動說，「一開始只知道受害者，讀了判決書才認識加害者。」因此，更不要說那些只看新聞了解案情的人——鄉民的正義可能不是正義。柯映安則藉寫《女記者》確認了她對女性處境的觀察。至於多理解的，是記者生態。

舟動是英語教學者，寫推理小說之餘，也評推理小說。在他身上，可以看見創作者對作品的要求與自我砥礪。

「其實記者是很孤獨的，他們很少收到回饋。新聞寫得很好，但主管不會稱讚你，閱聽人更不會，因而陷入『我用什麼東西證明自己』的糾結。小說裡，主角跟配角辯證新聞在他們心中究竟是什麼？這背後要說的，其實是如果記者把新聞當作自己的作品，會過得很痛苦。」

呈現社會輿論或說鄉民反應，是處理新聞事件小說不可避免的環節，《無恨意》與《女記者》也不例外。在此，他們既是作者也是小說的一部分，因為在網路中，他們與讀者——廣大的鄉民——無異。然而，柯映安坦言她已漸漸避開那些看了會受傷的留言，「或許這代表退縮到同溫層了吧。」

訪談過程中，我們一再提到同溫層，也希望眾人離開各自的同溫層。這顯然並非易事。小說，作為提供異質觀點的手段，當下的處境或許更為艱困。處理跟主流意見相左的小說，就像在逆風處寫作，有著不小的運動傷害。

寫作是孤獨的，更孤獨的是小說家想藉此呈現他心中本該是如此的世界；正因他們不認同這個版本的世界，所以創造了一個更良善的。因此，廣袤之中注定了一開始只有小說家踽踽獨行。我想起舟動說的，「寫作初衷是好的，那就去做吧。」

原因很簡單，因為沒有理由不做。

因此，小說家會繼續在事物的核心處，所有線索指向真相之地，等待讀者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