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寫】在現實的廢墟中製造天堂 議題派小說家甘弟－鏡文學

立即閱讀：《千紙鶴：秘密》

甘弟本名邱宗翰，寫有《百工之人》、《千紙鶴》等社會議題強烈的長篇小說。身為小說家，他積極介入現實，用文字直逼各種議題，包括核安、廢死、長照等。然而，如此入世的寫作姿態，其實來自他出世般的苦行生活。

過分認真的甘弟，使他的寫作與生活都成了修行。

他曾閉關四年，斷絕與外界所有聯繫，每天只寫小說，用腦過度，患上頭痛毛病；他奉行永續和諧理念，吃全素，還有全套環保器具，環保吸管、環保筷，以及三組環保袋交替使用。待人接物他也一貫決絕。朋友酒駕，他送對方一組佛教樂器——磬，希望友人振聾發聵。豈料對方再犯，他便與之決裂。

甘弟在補習班教國文，他說自己是「說書人冒充國文老師」，透過講述一個個故事讓學生對知識與世界充滿好奇。

對此，甘弟只說：「我寧願孤獨也不能違背自己的理念。」結果是他的朋友少到結婚時只發了四張男方親友喜帖。孤獨的時候，他用寫作頂住大而殘破的世界。其實，他身殉文學的態度，從筆名就看得出來。

小說是自我追尋之路

訪問一開始，我便好奇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筆名從何而來。聊著聊著，我們岔題了，甘弟復主動提起這個問題。他說來源有三，首先是他的精神導師──甘地。他用這個名字寫作，希望每次見報都像在宣揚甘地的精神。此外，「甘」也來自《阿甘正傳》男主角──阿甘母親要阿甘遇到問題時就往前跑，他便跑了一生的長度，「很多人覺得阿甘很笨，但我覺得這是堅持，不是笨。」就連筆名也是他自我砥礪的工具。至於最後的弟字，則是因為他是家裡的老么。

甘弟現於台中教補習班。之所以選擇補教業，也是因著寫作，「這是花最少時間可以獲得最多金錢來支持我寫作的行業。」甘弟總是這樣描述自己的工作：「說書人冒充國文老師」。然而，說書人想說的是自己的故事，「在課堂上我說故事，但不是我想說的故事。既然我教書已為了迎合市場，寫作時我只想寫自己想寫的。」

正因如此，甘弟筆下的故事儘管千迴百轉，仍往往是自我追尋與辯證的過程。長篇《百工之人》講童年悲慘的撿骨師意外尋得生父遺骨，既尋回自己的前半生，也為作惡多端的父親贖罪；《千紙鶴》藉一樁老人院命案帶出母女和解的故事。命案不是重點，案件周圍的情理才是小說家著力之處；愛與孤寂與失落，放在罪與罰的天秤上，該如何衡量？《千紙鶴》裡看似難解的習題，卻成為甘弟目前最滿意的作品。此外，還有短篇〈地下的教堂〉、〈凱達格蘭的獨舞〉、〈有福〉等，分別聚焦勞工、蘭嶼核廢料、核安議題。

寫出蒙塵角落的故事

甘弟的小說總可見若干社會議題，他說自己最崇拜托爾斯泰，寫作是「用文學記錄社會運動，把很嚴肅的議題說得很精采。」他住在圖書館附近，不是在埋頭寫作，就是在圖書館翻文獻找資料，或在前往圖書館的路上。

我提到他的若干小說讓我想起黃春明，同樣聚焦底層，也往往讓他筆下的小人物在黑暗中一步步通向有光的所在，「上層的成功故事天天都在流傳，底層發生什麼事卻沒人看見。如果我不去寫，可能就沒有人在乎了。我甚至想寫動物的故事，為動保說話。」

「我寧願孤獨也不能違背自己的理念。」甘弟把自己的生活與寫作都變成了修行。

是否透過小說向讀者灌輸自己的價值觀？甘弟說，「我想呈現真相，寫完後我自己會有答案，至於讀者，就讓他們自己領會。在我的小說裡，沒有主要的聲音，每個角色都有發言權。」好比《千紙鶴》裡的法庭攻防涉及死刑議題，甘弟承認自己支持廢死，「我不怕讓人看見自己的觀點。做一個負責任的作家，必須有勇氣提出你認為對的答案。」

於是，我們談到文學如何與現實重疊，小說太貼近現實，是否便成新聞照抄，以及小說會不會與非虛構文學沒有了區別？「當現實與戲劇性衝突時，我會選擇後者。對我來說，報章雜誌仍有破口，得透過小說去探索。」我想起佛斯特在《小說面面觀》裡申明的：「小說比歷史更真實，因為它超越了可見的事實。」相較於真實，甘弟同樣追求說故事的力量，「故事只要存在，世世代代的人都會讀，藉此回到那個時空。」甘弟說，他的小說與非虛構文學分進合擊。

甘弟用小說發聲，但小說的力量在當代恐怕已式微。我們聊到台灣近期以文學改變社會的例子，兩人腦中頓時一片空白。不過，甘弟舉了一個反例。幾年前加拉巴哥象龜亞種之一，平塔島象龜僅存的「孤獨喬治」死亡，該物種遂宣告滅絕。許多人以此為創作主題，看起來是悼念一個物種的消亡，然而更多是因為「孤獨喬治」帶來的孤寂感太過強烈，讓人浮想聯翩。甘弟說，文學處理議題不免走向抒情，最後往往也只能抒情式結束，他自己則儘量避免讓小說流於濫情的同情。

或因如此，寫作路上的甘弟是孤寂的，他說自己寫小說沒有市場考量，冷門也沒關係，「我是我自己最忠實的讀者，因為我寫的都是我自己想知道的事。」

創作是歡愉也是贖罪

甘弟的創作之路有自我質疑，也有至高無上的成就感。他說寫小說可以給他極大的快樂，「我只是在抄腦中跑出的文字，彷彿我身在其中，聽到小說人物的對話。寫作讓我上癮，非常痛快。」他形容寫小說寫入神是「上帝親吻的時刻。」他的小說癮頭多重呢？甘弟當兵時在野地出任務，因為想寫小說，跑到連長的指揮所，戴著鋼盔，用NOKIA手機3310當光線就開始寫，同袍看到還嚇了一跳。

甘弟關注時事，除了寫作，也上街頭；對他而言，兩者有同樣振聾發聵的效果。

不過，創作不是全然幸福的一件事。甘弟把生活過得像是修行，寫作對他而言，也是修行的一部分，「寫作對我是贖罪，既然苟延無恥的活著，就要靠寫作救贖。」

創作之於他的矛盾，或許從他筆下的女性可窺見一二，「我小說中的母親常常是妓女或癱瘓者，因為我的家庭非常複雜，我媽在酒店上班，我爸是警察，我有兩個姊姊，一個同母異父，一個同父異母，後來才發現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我媽還有很多『叔叔』，我爸也有很多『阿姨』。我媽上班時間很晚，小時候看到她，她幾乎都在床上睡覺。」母親對甘弟來說，是難解的存在。他說母親有躁鬱症，全家不知該如何面對，便逐漸瓦解；獻給媽媽的小說寫完，想給她看，「但想起她帶來的痛苦，我猶豫了。」

小說家瑞蒙卡佛談人生，說：「對大多數人而言，人生不是什麼冒險，而是一股莫之能禦的洪流。」甘弟投身洪流，透過書寫，讓自己也變成洪流的一部分。談及他計畫中的大長篇小說《人造天堂》，是以巡禮各國各地的方式檢視人類的存在，也是他永續、和諧理念的延伸。

「我們製造了一個廢墟，要怎樣讓它變天堂？」這是小說家甘弟的天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