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著漂亮的险棋──卧斧评《八尺门的辩护人》－鏡文學

倘若有个出现“谋杀”情节的故事，“谁做的”、“怎么做的”常会是故事里的主要谜团，尤其是传统推理故事，解开这两个谜团就可以满足阅听者，结束故事。这两者会成为主要谜团的原因，在于谋杀事件发生的当下，很可能只有凶手与被害者在场，事发之后凶手不坦承、被害者无法言语，它们就会成为侦破案件的关键。

现实当中的谋杀大抵也是如此，只是或许不像虚构故事那么复杂──特别是“怎么做的”这部分，极少牵涉到精巧华丽的机关或天衣无缝的计划。但是现实当中解开谜团并不会结束故事，还得进入司法程序，而刑罚裁量其实是更复杂的环节──除了确认凶手是谁、如何犯案，还得探询犯案意图、案发经过等等，才能进行裁罚，凶手与被害者的关系、社经阶级，甚至是社会观感与政治氛围，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审判，更别提有时进入庭审程序之前，凶手身分根本还没完全确认。

由此看来，《八尺门的辩护人》走了一著险棋。

《八尺门的辩护人》

唐福睿 著

出版日期：2021/12/10

故事描述父亲曾因杀人入狱的原住民公设辩护人佟宝驹，在预备转职到薪资条件更优渥的律师事务所前夕，因故参与一桩移工杀害船长全家的灭门血案；佟宝驹原本并未太过投入、打算应付了事，却在热心于废死议题的替代役男连晋平从旁推动，以及获得来台帮佣的印尼女孩Leena协助下，开始发现案情似乎并不单纯。

假若将《八尺门的辩护人》视为推理小说，读者的确可以从情节里头获得推理乐趣──搜集线索、拼凑证据，逐步重建案发现场；书中法庭攻防的桥段描写详细、手法巧妙，在国内的作品相当少见，作者唐福睿的律师实务经验想来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不过，唐福睿并未将焦点完全放在营造推理趣味上头。

事件发生与当事人的个人本质有关，也与当事人之间的情感或金钱之类连结有关；放大点儿看，当事人的状况会与成长经历、生活样态、家庭环境、社经位阶等等有关，而这些东西又与时代背景、社会发展、经济局势、政治意识，甚至国际关系有关。大多数的故事情节都依附著角色前进，随著情节开展，阅听者会逐渐明白上述种种如何与角色的个人特质结合，并且在角色决定如何面对事件时产生催化或吓阻作用；也就是说，虽然情节依附著角色前进，但阅听者或多或少可以从角色的遭遇里明了故事当中包括时代与社会等等情况，倘若创作者处理得当，那么阅听者就能获知更全面的社会样貌。

《八尺门的辩护人》中角色分属不同族群与社经背景：佟宝驹是一心想脱离传统聚落与阶级的原住民，连晋平是来自法学世家、也准备从事法律工作的司法新鲜人，Leena是受过高等教育但来台从事劳务工作的弱势移工；遇害的船长一家是与佟宝驹相同聚落的原住民，受雇于渔业公司，渔业公司的势力除了掌控原住民船员及教育程度更差的移民渔工之外，也借由政治献金等等管道与政府产生关联。而政府单位就是国内的权力机构，与司法系统直接相关，加上选举考量及舆情风向，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左右审判过程。

是故，《八尺门的辩护人》主轴虽是以移工为凶嫌的灭门血案，但唐福睿描写的不只是对一桩案件抽丝剥茧的调程经过，而是整个社会的概略全貌──因为如此社会结构产生的种种利害关系及族群之间的相互倾压，才会酿成这样的一桩案件；读者应当注意的，也就不只是“谁做的”、“怎么做的”而已，还有从角色一层层向外扩延的牵扯，甚至是来自不同国家或过往历史的远因。

罪案常是时代与社会现象的缩影。罪行本身（例如杀人）并没有因为时空不同而产生本质上的变化，但“怎么做的”会与时代有关（例如得要到发明火枪之后才能用枪杀人），而“为什么做”就更可能扣接时代与社会，反应出那个时空的特色。

什么样的时空背景才会有什么样的罪案，而生活在那个时空背景当中的所有人，面对罪案时的态度或许都不该只有“把真凶找出来”这么简单；光是这么做，远远不足以“伸张正义”。因为那个时空背景催生了罪案，所以罪案其实与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关联；思索罪案反应的各个层面，忖度不同的改善方式，厘清种种相关资讯，或者，至少不要成为将事件朝错误方向推挤的舆论之一──假若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制度更完善、更能维护正义的社会，这些才是面对罪案时该有的态度。

这是《八尺门的辩护人》值得一读的原因。

读者将在小说结尾得知真相，但也会因此对书中角色的应对手段是否合宜产生疑惑──这是好故事具备的特质之一，不是提出答案，而是透过故事呈现创作者观察到的问题，提供阅听者思考的方向。以《八尺门的辩护人》而言，还有另一层更值得读者思考的意义──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就发生在现在的台湾。

保持了阅读的趣味，描绘出社会样态并刺激思索──《八尺门的辩护人》是著险棋，但唐福睿这招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