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人的手路，时代的回应——李志德评《八尺门的辩护人》
文｜李志德
2021-12-30
“对律师来说，真相是未经修饰的事实。......对从事创作的作家来说，事实是素材，不是控制他怎么做的工头，而只是他的工具。他的任务就是让这些素材奏出乐声。”
英国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以国际政治和间谍行动为题材创作小说，他走遍世界，访问无数政要、官员、平民。在他的自传《此生如鸽》的序言里，这位有著宗师地位的小说家这样辨证“事实素材”和它奏出的“乐声” ----也就是虚构故事之间的关系。
勒卡雷为小说创作所做的准备，现在称作“田(野)调(查)”，和记者的“采访”可以看作同义词。一般人的印象里，“采访”是一个作者，带著笔记本、录音笔事前影印的大叠资料，约定一位专家或者一个团队，边翻资料边问问题。有时，创作者也请求进到受访者工作、生活的处所，短辄几小时、一两天，长辄一星期、一个月或更久，希望笔下角色从行动到心思的最细微之处，不只要“像”受访者，更要发展出新的“人格”，因应小说家笔下为他们张罗的各种挑战。
但如果把这个关系反过来呢？原本应该是受访者的专家，拿起了小说家的笔，摸索起文学作品的格律，会是什么样子呢？唐福睿的作品《八尺门的辩护人》展现的就是这种可能性。
《八尺门的辩护人》
唐福睿 著
出版日期：2021/12/10
一、从法律跨界文学
《八尺门的辩护人》，单看书名就能知道是一部和法律、法庭相关的作品。主线故事是一位远洋渔船的外籍渔工“阿布”，被控因故杀死了船长一家人。由于阿布请不起律师，因此公设辩护人佟宝驹就担起了为他辩护的责任，法庭内外的攻防从此开始。
作者唐福睿出身法律科班，学士、硕士，还有五年执业律师经历。他一开始就以主角佟宝驹和父亲的一场扶养官司，展现了对法庭活动和法律流程的精准把握。这段法庭活动篇幅极短，更非关主线故事，但唐福睿以简单几笔就成功让读者看到法庭的日常，并不都那么正经八百，更多的恐怕是这样的口水多过法律的吵吵嚷嚷，只有懂得个中三味的人，才能展现这种真实的拉杂感。
描写了一次小开庭，作者接著就铺开了一个大法庭：《八尺门的辩护人》整个故事跟著“阿布”的审判程序铺开：
在准备庭上：公设辩护人佟宝驹，出其不意地挑战通译的利益回避问题。
正式开庭时：佟宝驹以“心神丧失”为依据，要求停止审判，重做精神鉴定，这是出于他的助手，替代役男连晋平的建议。
交互诘问时：检方一位重要证人“败中求胜”，不仅闪过佟宝驹的质疑，甚至让他陷入困境。
再之后，是寻找重要证人、言词辩论、判决......
一次审判，基本上就是一场解谜。唐福睿以个人的专业背景，精准地在法庭的不同阶段里，揭示、展现不同的线索。读者代入法官的视角，按著精确的司法程序，成为真正的解谜人和判决者。这是《八尺门的辩护人》最精采可观的部分。甚而可以形容唐福睿用他的小说启动了一个另类的“法律白话文”运动。
二、一念平民，一念菁英
故事的主角佟宝驹出身八尺门，这是故事设定的主场景。这座位于基隆的渔港，曾经是台湾最重要的远洋渔业基地之一，早年一大批原住民为谋生来到此地工作、聚居。但佟宝驹不同于族人，他抓住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藉著原住民身份得到联考加分，先进入法律系，再考上公设辩护人，晋身白领。
佟宝驹成功“晋身上流”，产生了新的张力：“原住民 vs.汉人菁英”。后者的代表是刚受完律师训，服役之后就要以“世袭”姿态进入法律界的连晋平。连晋平在佟宝驹的单位服替代役，因缘际会地成为“阿布”辩护团队的一员。
唐福睿笔下写佟、连这一对搭档的互动，精微细致的程度，是他身为“法律人”对读者的另一次威力展示。法庭是人组成的，法院是法庭的集合，因此，在其间的人，固然可以笼统地全称为“法律人”，但作者籍著佟、连两人的你来我往提醒读者，纵使都在法院的屋檐之下，不同人的追求依然千差万别。
连晋平初出茅庐，一心为阿布争取平等待遇，这个想望相对单纯。但佟宝驹是一个久待法院，已经决定退休，而且已经有了好出处的老油条。他一开始的表现，是让自己安于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反正案情很单纯，审讯很费时，阿布最终是死是活，都可以和他无关。而抱著这样心态开始这场官司的佟宝驹，竟然在准备庭上神来一笔地看穿了通译可能的偏颇，走出了实践正义的第一步，也让连晋平为之改观。
为什么佟宝驹要这样做？唐福睿没有给出简洁的答案。相反地，整本书的大半篇幅都在描写佟宝驹自己与自己的拉扯。一方是自己原本设定的轨道：“混”过本案、申请退休，开始新的律师生涯。更不要说被害人还是自己的童年友伴，族人间的人情，有实实在在的压力。
一方的拉力很明显，另一方的拉力却很隐讳。事实上，佟宝驹一开始做出“努力追求正义”的姿态，有一部分动机也是利益，他要为自己未来加入律师事务所创造话题，打开知名度。佟宝驹有时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在阿布的辩护官司里有“追求正义”的成分。他嘲笑连晋平不断想著如何在精神鉴定领域里为阿布找生路，但却在法庭上出人意表地循著连晋平的思路，声请为阿布重做精神鉴定。佟宝驹没有说出来，但事实上在他心里的某处，可能比连晋平更在乎阿布。
何以故？因为阿布的处境，是他父亲、族人的映射。在眼看著父亲面对汉人老板如此卑下顺从时，佟宝驹终于识穿“自己对卑微有多痛恨”。
是追求正义的法律菁英，还是官僚机构的里的碌碌平民，几番来回摆荡，都在佟宝驹的一念之间。
三、下了霹雳手段，仍是菩萨心肠吗？
说“废除死刑”是《八尺门的辩护人》这部作品的“终极关怀”应该不为过。
唐福睿在故事里把废死的企图心，毫不隐藏地寄付给了法务部长陈青雪。唐福睿从描写陈青雪家中的一幅观音像开始，展开了 —-- 我相信是更多是作者自己对死刑的哲学观。
死刑应不应废？在观音像前，读者一开始以为陈青雪是那种每当枪决死囚时，就会在佛像座前点上一盏明灯的法务部长。但陈青雪并不是。她有佛教信仰，但废死并不为实践佛经字面上的教义，对陈青雪而言，为宗教而废死太虚伪；死刑应废，而是它本就应废，“她支持废死的理由极其纯粹：人命高过一切。”
第一次读《八尺门的辩护人》的读者，在阐述陈青雪对死刑理念的这两、三页，很可能要放慢速度，来回两、三次，才能明白陈青雪的人设和理念。但所有攻关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因为从这里开始，废死的种种议论就时而伴随，时而交𬙊著法庭审理的故事线，佟宝驹时而嘲弄连晋平，时而和陈青雪争辩，作者更把这些争辩拉回到陈青雪和佟宝驹学生时代，因为“我国应该废除死刑”永远是个学生辩论赛场上的经典题目。
除了争辩，在故事里“死刑与废死”也是催动各方人马的动机：政治人物要处死阿布向人民交待；连晋平和佟宝驹，则要在法庭的框架下，用尽一切方法 ----从要求重做精神鉴定，到寻找关键证人，证明本案仍有疑点 —— 保住阿布不被处死。
但陈青雪不一样，尽管同样废死，但她站在一个冷眼旁观的位置上，尽管仍然盘算著废死，但她的目标不是挽回阿布，而是扭转整个制度。唐福睿在最后，抛出了全书最重要的一个道理难题：善念，能不能以恶行来成就？
这是个千古难题，但却不适合在这里说下去，说开来，因为一旦在书评里剧透，就像把凶手名字写在推理小说的封面上一样，都是会遭读者憎恨的恶行。
四、阶级，始终都在
佟宝驹是《八尺门的辩护人》中最丰富、精采，而又完全能够展现唐福睿的企图心的主角。在他身上汇聚和拉扯的，一是历史，二是族群，三是人性。
佟宝驹有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他的父亲佟守中曾经因为待遇和权利遭到剥夺、侵害，愤而持刀杀害汉人船东。虽然被害者没死，但却让佟宝驹从小就在一块深重的阴影下长大。难堪的，与其说是身为杀人犯之子，恐怕更多是这一句悲鸣：“难道我们不是人吗？”
佟守中的故事，不难让有点年纪的人想起，它应和著1986年的“汤英伸事件”。一位来自阿里山的原住民，也是位师专学生，经职业介绍所引介，到了一家洗衣店打工。在欠下介绍费、身分证被扣和超时工作的交相压迫下，他在酒后杀死了洗衣店老板一家三口，面临死刑。
当时担任天主教花莲教区主教单国玺，偕同一群教授和艺文工作者，发出了“枪下留人”的呼声。早年台湾报导文学的重要阵地《人间》杂志在1986年7月深度追踪报导了这起案件。在卷首的“编辑室报告”里写道：“寻找一个社会案件的内在线索和人文根源......是什么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个人的背景下，误导了、刺激了、迸发了这样的钜痛沉哀呢？”
汤英伸案，恐怕是台湾开始讨论一名“重刑罪犯”形成背后的因子，包括出身族群、成长环境、家庭社经地位，以及，更重要的：表面看似“公平”的体制，对每一个人而言是不是带来了真平等。
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到今天社会上仍在谈论。不过终究有了些变化。原本有机会向上流动的师专生汤英伸，掉进了求职陷阱，和雇主一家人同时走向噩运。相反地，佟宝驹和他的一小部分族人得到了上升机会。只不过社会阶级仍在，下层的工作仍然需要劳动力，这时像水一样适时流进来的，是更弱势的，连印尼官话都不会说的印尼人。时代，也就从1980年代推进到了今时今日。
唐福睿没有让他的作品耽溺在历史情结里，他让故事发生在聘雇了外籍渔工的远洋渔船上，远洋渔业正面临著国际严格的检视，一位随船的观察员甚至不明不白死在作业的途中。海上犯罪频仍，但通译短缺造成审判品质低劣......在成书出版的2021年，这些都近在咫尺的新闻。唐福睿把这些元素有机地编织起来，写成了一部回应时代的作品，沈郁如鼓声，一如勒卡雷的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