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文学走读系列活动／打开台湾——走入文学中的风景“国家的窥探，叛国者的平庸与邪恶——两岸间谍群相”
镜文学「打开台湾——走入文学中的风景」走读活动，打造一趟深度旅程，带你探访《叛国者》的历史原型场景，一览军情局的秘密！想一窥军情局的面貌、了解国安机关的历史变迁、揭开情报人员的生活面纱、探讨「叛国者」的情感纠葛？李志德亲自带你走一趟，说给你听！并加场「神秘嘉宾」专场讲座，特别分享仅此一场！错过不再！ 透过作者李志德的引领，我们将一同走访与情报历史相关的地点，深入了解台湾的情报历史与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同时反思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以及人民如何在其中寻找自我定位，听秘密，读故事。快闪出团，报名要快！手刀填写报名窗体>>>https://forms.gle/T4xWdCbRzXQE7dvr6✅活动时间：2024/3/9（六）13:00 – 17:00✅集合时间：2024/3/9（六）13:00✅集合地点：「联合医院阳明院区」公车站（忠义街雨农小学正门旁）✅名额：30名✅行程价格：1200元（含导览、讲座、餐点、书籍、保险费用）✅赠书（纸本书三择一）：📖李志德《叛国者》📖胡慕情《 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谋弒母亲、婆婆与丈夫 》📖郑进耀《 戒不掉的瘾世代：台湾的毒枭、大麻、咖啡包与地下经济 》🔴 报名办法：1. 即日起至2024/3/5（二）中午12:00 前填写窗体报名，主办方将发送报名通知信。2. 请于收到报名通知信的隔日15:00前，依照信件提供之账户汇款新台币1200元报名费，并回复该通知信，回传汇款账号末5码或汇款单，以便查询报名情况，完成后即报名成功！3. 2024/3/8（五）发送「报到通知信」，请留意报到时间与集合地点，团队行动切勿迟到、脱队。【走读路径】「联合医院阳明院区」公车站（集合点）→芝山岩入口（地理环境与小区变迁）→军事要塞遗迹（哨岗、碉堡、地下基地）→戴雨农将军事略碑、雨农阅览室（戴雨农生平事迹）→芝山岩最高点俯瞰国安局（国安局与情报局历史关系）→情报局大门→雨农小学（昔为情报人员子弟小学）→雨声医院（情报人员专用医院）→李志德分享讲座（ft.神秘嘉宾）→赋归【历史特色下午茶】芝山岩一带隐藏版美食每人一份导览设备每人一副无线导览耳机，让你在过程中可以自由欣赏，并可以同步听到讲师的讲解。专场分享讲座「神秘嘉宾」亲自现身！作者李志德邀请特别嘉宾莅临，与李志德展开精采对谈，揭密情报单位的神秘面纱！嘉宾现身仅此专场，错过不再！🔴注意事项：1. 2024/3/8（五）中午12:00 前，私讯镜文学粉专取消报名者，可全额退费（转账手续费需自行负担）。逾时取消则不退。2. 商品不包含：个人消费及自费游程、个人加购保险等。3. 若预定出发日因人数不足无法出团、或是因自然、疫情、天气等不可抗拒因素而无法出发，旅客得选择全额退费。4. 请旅客自行前往集合点出发，解散亦依据游程规划地点解散，本游程不负担出发前及解散后之保险及安排。5. 行程全程步行，需健行芝山岩俯瞰军情局及国安局，请着轻便衣着，注意防晒与防蚊。6. 以上若有疑问欢迎私讯镜文学粉专，或寄信至客服信箱 mf.service@mirrorfiction.com【导读人】李志德《叛国者》的作者，是台湾媒体界的重要人物。他的职业生涯穿梭于多家知名媒体，包括联合报、台湾苹果日报及自由亚洲电台，并曾在公视新闻部及端传媒担任要职，对台湾媒体业有深入了解与影响力。【文本简介】李志德的长篇小说《叛国者》，原型故事来自1990年代两岸层级最高的情报战「少康项目」的真人真事。《叛国者》这部间谍小说的完成，李志德将它视为一个开始的起点，为台湾的创作系谱补上缺席的间谍类型作品这一环，也让大众藉此回忆，我们曾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这样的时代、这样的过往生活。同时藉由实地走访情报人员群聚生活之地景，深度探讨《叛国者》文本与情报员过往事迹的结合，了解台湾间谍历史与文化。走入文学中的风景《叛国者》带你走读景点📍芝山岩周边地理环境、雨声小学、雨声医院「戴笠先生的字『雨农』成了情报局所在地的印记。叫『雨声』的有直属医院、子弟小学和局本部紧靠的一条街；附近另一所小学直接叫『雨农』为名，跨外双溪也有一座『雨农桥』。」——李志德《叛国者》-------------------------------------------------📍军事要塞遗迹「当年来台湾的同志，大部分家属就在局本部旁边的芝山岩山坡上，搭个棚子、木屋就住下。吃饭时间一到，干部连同家属老老小小就到局里餐厅开伙，揭得开锅，靠的就是技术总队给我们一点米。」——李志德《叛国者》-------------------------------------------------📍戴雨农将军事略碑、雨农阅览室「情报局没有一天不在祭祀戴笠，以及日后陆续奉祀进来的同志。即使叫『局庆』的日子，都订在3月17日，这是1946年戴笠意外身亡的那一天。这是个「以死为记」的单位，阴郁且庄严。」——李志德《叛国者》-------------------------------------------------📍芝山岩最高点俯瞰国安局「阳明山像一座缀满权力宝石的圣山：山顶有蒋中正总统的草山行馆、半山腰有蒋夫人宋美龄创办，招收烈士遗孤的华兴中学。中学对面，墙上五个金黄大字：『国家安全局』，情报局本部紧靠山脚西侧。情治圈里的人习惯称国安局『山上』，情报局做为下级单位，就只好是『山止』。」——李志德《叛国者》-------------------------------------------------📍军情局大门「胡闻天的车子过了复兴桥猛力左转至诚路，左拐右拐走了几十公尺后，他重踩了一下煞车，好顺利转进雨声街165巷，这条窄巷只通往一个地方：军情局局本部。」——李志德《叛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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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新闻是追流星，写小说是抓住那千分之几秒外的闪光。”——李志德《叛国者》新书分享会╳朱宥勋现场对谈
镜文学出版、期待度最高的台湾谍报小说——李志德《叛国者》，于１日下午在“左转有书”社运主题书店举办新书对谈讲座，现场由作者暨资深媒体人李志德、作家朱宥勋深入对谈这本改写自两岸史上最大情报战“少康专案”的虚构小说；双方一路从李志德儿时周遭围绕著情报员长辈的经历，谈到小说写作虚实交织的处理手法。镜传媒董事长裴伟、镜文学总经理董成瑜也特别到场支持，现场讨论热络。《叛国者》一书所改写的“少康专案”，是两岸史上最大情报战，发生于九〇年代李登辉执政时期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当时，台湾情报局策反因六四事件对国家灰心的中国解放军少将刘连昆成我方间谍，最终行动失败，刘连昆遭处决。曾任端传媒总编辑，后入职镜文学的作者李志德，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搜集机密的第一手资料，经过两年半的田调及写作，加上临场感的细节，以及生动的人物描写，交出了堪称一九四九年以来、经历两岸冷热战后，台湾最被期待的一部谍报小说《叛国者》。而去年出版台海战争小说《以下证言将被全面否认》的作家朱宥勋开场就问：“读过《叛国者》以后，我认为写实的程度令人震撼，但你之前都是写非虚构的报导文学如《海风泱泱》、《无岸的旅途》等等；而《叛国者》里，如果说虚构的情报员是〇〇七，那么非虚构的情报员就要报帐签单据，难度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叙事观点不停切换，还有大量无法得知的中共视角，为什么你最后选择了小说这一个创作形式？”李志德回答：“最先提出《叛国者》一书想法的是董成瑜，我们当时讨论过要纪实报导还是小说，做为一个IP，英美剧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台湾在讯息解密的制度还不是很周全，且访谈对象太容易被标定，而中国更不可能‘真实地公开’这个档案，既然是IP，在故事的处理上也不可以有盲点，所以选择了虚构的手法。”针对写作上的虚构与非虚构一题，朱宥勋补充，“真实”和“写实”不一样，“情感和逻辑上都是对的但不见得发生过”即为写实，即使全部是真的，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也可以保护真实的受访者。李志德说，以前自己在影集上看到“纯属虚构”，还以为是律师教的免责宣言，写完《叛国者》的他才发现那其实是文学创作宣言，像是在说这些角色、故事和空间是我的创作，如同书中的中共间谍黎玥儿一角，就是李志德从网路一张香港中环上班的女生照片，想像而来的。讨论到故事本身，朱宥勋认为，《叛国者》里最大的纠结是信任，最大的动机是信念，不为了钱，是最恐怖的。而李志德丢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人会为了什么背叛自己的国家？”李志德以苏联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对此一问的论点为例：“答案是‘MICE’，也就是英文里的‘老鼠’。M是Money（钱）、I是Ideology（意识形态）、C是Compromise（妥协），而E是Ego（自我）。”李志德开玩笑地说：“如果在这故事中，有一个谁的工作成功了，我们现在就全都得读习近平语录，或早死于三年大饥荒了，但也因为另外一个谁的工作没有失败，我们今天才得以坐在这里，还写《叛国者》这种书。我们不是要辩论什么事情，而是互相听对方的故事，这也是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重要的一件事，重新把国家的力量、核心统治和特种工作安放到民主体制里，就是了解他们的故事。”朱宥勋说明：“小说才可以打开讨论的空间和生命经验，持平地讲自己的故事，而不去否定对方的故事。”到场的读者之中，有人问李志德：“记者的背景对小说写作有什么帮助？”李志德回答：“记者有非常多的空间，可以拿到很多的好故事，但你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你只可以写你知道的。如果说写新闻像是游戏《萨尔达：旷野之息》里林克去追那片掉在山另一边的流星，没追到就是没追到，那么写小说才可以抓住那千分之几秒以外的闪光。”镜文学总编辑董成瑜最后结语，台湾影视走过了之前的低谷，留下一个大型的缺口，留下来的人不多，现在台湾影视起来了，却没有那么多人写。董成瑜认为，编剧大多关起门来写，但记者是非常会田野调查的，我们要用现有的资料加上周刊的资源，不停地和编剧合作写书、写小说，才可以帮台湾的戏剧类型拓荒全新的方向。《叛国者》作者简介李志德，1969年生的天蝎座。二十馀年的记者生涯。情报工作人员的后代。主要兴趣集中在台湾政治、军事、两岸关系、中国和香港。待过《联合报》、《苹果日报》、自由亚洲电台、公视新闻部，并曾任《端传媒》总编、《镜周刊》文化组副总编辑。曾出版《无岸的旅途：陷在时代困局中的两岸报导》、《海风泱泱》。《叛国者》书籍简介作者：李志德出版社：镜文学出版日期：2023.5.26他是一名爱国者，但历史上他却只能是名“叛国者”。一纸文件，一卷录音，一条情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都将决定国家的明日。★改编自两岸最高层级间谍案“少康专案”真人真事，台湾最受期待的谍报小说！★二十年政治记者、资深媒体人李志德首部长篇，精彩演绎国共分治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情报战！★致敬勒卡雷！时代之下的馀人与馀生，细腻刻划九〇年代谍战背后的利益与权谋、人性与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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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谍报小说《叛国者》问世 ——“少康专案”史实改编！演绎1949年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情报战
曾任端传媒总编辑的李志德，2020年入职镜文学，经过两年半的田调及写作，即将在5月26日出版谍报小说《叛国者》。这是李志德第一本长篇小说，他透过大量的调查采访，搜集两岸情报战的第一手资料，加上生动的情节及人物的撰写。镜文学相信，《叛国者》堪称1949年以来两岸经历冷战热战之后，台湾最被期待的一部谍报小说。《叛国者》一书所改写的“少康专案”，发生于九〇年代李登辉执政时期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当时，台湾情报局策反因六四事件对国家灰心的中国解放军少将刘连昆成我方间谍，最终行动失败，刘连昆遭处决。而《叛国者》出版的此时，仿佛时空轮回，正是第四次的台海危机，且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版《反间谍法》。在台湾，“保密防谍”的口号也随著中共升高台海情势重新响起。也正好就在这时，遭到中国秘密拘捕的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被一部分人士指控为“间谍”。被问到这个问题，李志德认为，间谍是种罪名，“要指控，首先你要有证据。不然就是抹黑造谣。”李志德说，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台湾社会虽然时时处在严酷的国安危机里，但对于“识读间谍”这个议题，往往囫囵吞枣，任人胡乱带风向而不自知。他希望从包括《叛国者》在内更多的间谍故事，能让台湾人更认识国际政治环境里这个“必要的阴暗面”。《叛国者》李志德 著出版日期：2023/5/26改编自“少康专案”，九〇年代台湾打入中共的最高层级内线间谍国防部军事情报局1991、92年在解放军高层建立内线情报员，全案代号“少康”，前后有两位情报员：总后勤部大校邵正宗和少将刘连昆，代号分别为“少康一号”和“少康二号”。“少康二号”刘连昆尤其重要，他从1992年一直为台湾工作到1999年。其间经历1995、96年台海飞弹危机。刘连昆提供的情报，让台湾（及美国、日本）提早掌握中国发动演习的意图，对于阻止战争爆发，维持台湾海峡和平有著非常重要的贡献。“少康二号”在1999年遭中共破获，刘连昆、邵正宗被处死。刘连昆为何被破获，军情圈一直有不同说法。但最流行的说法是李登辉在1996年总统选举宣传场上，宣称解放军发射的飞弹是“空包弹”，泄露了刘连昆交付台湾的机密，让对岸反情报部门觉察有内间，最后查到了刘连昆。李志德说，李登辉的“空包弹”这种说法，几乎成了“少康专案”失败的历史定论。但就情报专业来看，这样的论断很不周全。李志德透露在写作过程里访谈了多位情报局的退休情报官，虽然他们都不曾直接接触少康专案，大部分对李登辉也难以认同，但不只一位退休军官认为，实务上要发掘、逮捕一个敌方的内线谍员，不可能因为一句话、一条线索就能成功。 但对李志德而言，最大的挑战是，谍报的公开资料有限，因此他只能重拾记者本能，透过大量调查采访，秘辛和情节，构成了这部小说。至于真实事件，为什么不是以报导文学呈现，而是用长篇小说处理？李志德表示：“这是认知作战。当时定义这个事件的人，有‘他’的政治目的，有‘他’的历史诠释，如果所有人的认知，就停留在‘他’要的那个阶层上，这对台湾的历史是很大的伤害。但你再怎么采访，都是片面之词堆叠起来，不等于真相，也穿不过新闻写作的墙；反而透过文学的手法，我们可以还原出人类情感里共同认可的、暂且叫做真相的东西。”同时也增加读者对情报员这个行业的认识，进一步对阴暗权力的运作有所认识。情报员，他是一名爱国者，历史上他却是一名“叛国者”“我用一个故事告诉你，一个间谍案的侦破，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证据。”李志德除了重新提供“少康专案”和两岸情报战的观看面向，他也书写了情报员的为难。李志德认为，间谍也是人，他们也有自己的志向、好恶，对自己人生各有不同的期待。他强调，在写作时，他尽力让《叛国者》里没有一个“刻板的‘坏人’”，角色间互相碰撞时而造成悲剧，但每个人都是依照自己的意志来追求生命的成就。希望读者能看出这一层滋味，这不仅是为了让小说好看，更是因为人的生命，本就是如此。李志德在小说中设计了两位“不合时宜”的人物，他们抱著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大梦，但在对岸那样一个历史上少有的专制与封闭的体制下，这样的期待，却突兀得“不合时宜”，而这其中的为难，也决定了两位人物在故事中的命运。“每个时代、每个体制里都有‘不合时宜’的人物存在；在台湾，不合时宜就不合时宜，但在中国，不合时宜，就只能去死。”透过一个间谍案的侦破，立体化了两岸之间的差异。父亲是情报局解码员，他也解父亲这个密码《叛国者》一书，同时对情报员工作情节的描写也相当细腻。说话像密码的李志德，事实上便是情报局的解码员之子，父亲的工作如果用影视的比喻，就像是电影《模仿游戏》（The Imitation Game）中，班奈狄克．康柏拜区（Benedict Cumberbatch）饰演的艾伦．图灵，而父亲解码，他也解父亲这个密码。父亲向来不谈工作，李志德就从生活推理。记忆中，下班的父亲常带一个装有饼干、锅巴或冰棒等零食的黄色牛皮纸袋回来，纸袋上，写了几个代码般的大写英文字母，父亲把零食拿出来，会再把纸袋撕碎，一下、二下、三下……父亲撕著撕著，撕成了难以辨识的碎片，才丢进垃圾桶，李志德发现，那是某种专业训练。后来电脑崛起，人脑解码就此化为古老的手艺，出于个人兴趣的李志德，也拿过几本讲密码原理的旧书去问父亲，但父亲的第一反应是：“你问这个干什么？”对父亲来说，那是一门机密的学问，是个不能对外人讲的世界，因为父亲退休前，一直是完全封闭的状态。面对父亲神秘的职业，难道从小写到作文题目〈我的父亲〉时，都是虚构写作？“对，就写他是个公务员或军人，写到那些形象里去就是了。”李志德回答。《叛国者》一书，于5月26日正式上市，7月1日下午二点在“左转有书”书店举办新书分享会，由作者李志德与作家朱宥勋进行对谈。《叛国者》作者简介李志德1969年生的天蝎座。二十馀年的记者生涯。情报工作人员的后代。主要兴趣集中在台湾政治、军事、两岸关系、中国和香港。待过《联合报》、《苹果日报》、自由亚洲电台、公视新闻部，并曾任《端传媒》总编、《镜周刊》文化组副总编辑。曾出版《无岸的旅途：陷在时代困局中的两岸报导》、《海风泱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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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人的手路，时代的回应——李志德评《八尺门的辩护人》
“对律师来说，真相是未经修饰的事实。......对从事创作的作家来说，事实是素材，不是控制他怎么做的工头，而只是他的工具。他的任务就是让这些素材奏出乐声。”英国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以国际政治和间谍行动为题材创作小说，他走遍世界，访问无数政要、官员、平民。在他的自传《此生如鸽》的序言里，这位有著宗师地位的小说家这样辨证“事实素材”和它奏出的“乐声” ----也就是虚构故事之间的关系。勒卡雷为小说创作所做的准备，现在称作“田(野)调(查)”，和记者的“采访”可以看作同义词。一般人的印象里，“采访”是一个作者，带著笔记本、录音笔事前影印的大叠资料，约定一位专家或者一个团队，边翻资料边问问题。有时，创作者也请求进到受访者工作、生活的处所，短辄几小时、一两天，长辄一星期、一个月或更久，希望笔下角色从行动到心思的最细微之处，不只要“像”受访者，更要发展出新的“人格”，因应小说家笔下为他们张罗的各种挑战。但如果把这个关系反过来呢？原本应该是受访者的专家，拿起了小说家的笔，摸索起文学作品的格律，会是什么样子呢？唐福睿的作品《八尺门的辩护人》展现的就是这种可能性。《八尺门的辩护人》唐福睿 著出版日期：2021/12/10一、从法律跨界文学《八尺门的辩护人》，单看书名就能知道是一部和法律、法庭相关的作品。主线故事是一位远洋渔船的外籍渔工“阿布”，被控因故杀死了船长一家人。由于阿布请不起律师，因此公设辩护人佟宝驹就担起了为他辩护的责任，法庭内外的攻防从此开始。作者唐福睿出身法律科班，学士、硕士，还有五年执业律师经历。他一开始就以主角佟宝驹和父亲的一场扶养官司，展现了对法庭活动和法律流程的精准把握。这段法庭活动篇幅极短，更非关主线故事，但唐福睿以简单几笔就成功让读者看到法庭的日常，并不都那么正经八百，更多的恐怕是这样的口水多过法律的吵吵嚷嚷，只有懂得个中三味的人，才能展现这种真实的拉杂感。描写了一次小开庭，作者接著就铺开了一个大法庭：《八尺门的辩护人》整个故事跟著“阿布”的审判程序铺开：在准备庭上：公设辩护人佟宝驹，出其不意地挑战通译的利益回避问题。正式开庭时：佟宝驹以“心神丧失”为依据，要求停止审判，重做精神鉴定，这是出于他的助手，替代役男连晋平的建议。交互诘问时：检方一位重要证人“败中求胜”，不仅闪过佟宝驹的质疑，甚至让他陷入困境。再之后，是寻找重要证人、言词辩论、判决......一次审判，基本上就是一场解谜。唐福睿以个人的专业背景，精准地在法庭的不同阶段里，揭示、展现不同的线索。读者代入法官的视角，按著精确的司法程序，成为真正的解谜人和判决者。这是《八尺门的辩护人》最精采可观的部分。甚而可以形容唐福睿用他的小说启动了一个另类的“法律白话文”运动。二、一念平民，一念菁英故事的主角佟宝驹出身八尺门，这是故事设定的主场景。这座位于基隆的渔港，曾经是台湾最重要的远洋渔业基地之一，早年一大批原住民为谋生来到此地工作、聚居。但佟宝驹不同于族人，他抓住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藉著原住民身份得到联考加分，先进入法律系，再考上公设辩护人，晋身白领。佟宝驹成功“晋身上流”，产生了新的张力：“原住民 vs.汉人菁英”。后者的代表是刚受完律师训，服役之后就要以“世袭”姿态进入法律界的连晋平。连晋平在佟宝驹的单位服替代役，因缘际会地成为“阿布”辩护团队的一员。唐福睿笔下写佟、连这一对搭档的互动，精微细致的程度，是他身为“法律人”对读者的另一次威力展示。法庭是人组成的，法院是法庭的集合，因此，在其间的人，固然可以笼统地全称为“法律人”，但作者籍著佟、连两人的你来我往提醒读者，纵使都在法院的屋檐之下，不同人的追求依然千差万别。连晋平初出茅庐，一心为阿布争取平等待遇，这个想望相对单纯。但佟宝驹是一个久待法院，已经决定退休，而且已经有了好出处的老油条。他一开始的表现，是让自己安于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反正案情很单纯，审讯很费时，阿布最终是死是活，都可以和他无关。而抱著这样心态开始这场官司的佟宝驹，竟然在准备庭上神来一笔地看穿了通译可能的偏颇，走出了实践正义的第一步，也让连晋平为之改观。为什么佟宝驹要这样做？唐福睿没有给出简洁的答案。相反地，整本书的大半篇幅都在描写佟宝驹自己与自己的拉扯。一方是自己原本设定的轨道：“混”过本案、申请退休，开始新的律师生涯。更不要说被害人还是自己的童年友伴，族人间的人情，有实实在在的压力。一方的拉力很明显，另一方的拉力却很隐讳。事实上，佟宝驹一开始做出“努力追求正义”的姿态，有一部分动机也是利益，他要为自己未来加入律师事务所创造话题，打开知名度。佟宝驹有时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在阿布的辩护官司里有“追求正义”的成分。他嘲笑连晋平不断想著如何在精神鉴定领域里为阿布找生路，但却在法庭上出人意表地循著连晋平的思路，声请为阿布重做精神鉴定。佟宝驹没有说出来，但事实上在他心里的某处，可能比连晋平更在乎阿布。何以故？因为阿布的处境，是他父亲、族人的映射。在眼看著父亲面对汉人老板如此卑下顺从时，佟宝驹终于识穿“自己对卑微有多痛恨”。是追求正义的法律菁英，还是官僚机构的里的碌碌平民，几番来回摆荡，都在佟宝驹的一念之间。三、下了霹雳手段，仍是菩萨心肠吗？说“废除死刑”是《八尺门的辩护人》这部作品的“终极关怀”应该不为过。唐福睿在故事里把废死的企图心，毫不隐藏地寄付给了法务部长陈青雪。唐福睿从描写陈青雪家中的一幅观音像开始，展开了 —-- 我相信是更多是作者自己对死刑的哲学观。死刑应不应废？在观音像前，读者一开始以为陈青雪是那种每当枪决死囚时，就会在佛像座前点上一盏明灯的法务部长。但陈青雪并不是。她有佛教信仰，但废死并不为实践佛经字面上的教义，对陈青雪而言，为宗教而废死太虚伪；死刑应废，而是它本就应废，“她支持废死的理由极其纯粹：人命高过一切。”第一次读《八尺门的辩护人》的读者，在阐述陈青雪对死刑理念的这两、三页，很可能要放慢速度，来回两、三次，才能明白陈青雪的人设和理念。但所有攻关的努力都不会白费，因为从这里开始，废死的种种议论就时而伴随，时而交𬙊著法庭审理的故事线，佟宝驹时而嘲弄连晋平，时而和陈青雪争辩，作者更把这些争辩拉回到陈青雪和佟宝驹学生时代，因为“我国应该废除死刑”永远是个学生辩论赛场上的经典题目。除了争辩，在故事里“死刑与废死”也是催动各方人马的动机：政治人物要处死阿布向人民交待；连晋平和佟宝驹，则要在法庭的框架下，用尽一切方法 ----从要求重做精神鉴定，到寻找关键证人，证明本案仍有疑点 —— 保住阿布不被处死。但陈青雪不一样，尽管同样废死，但她站在一个冷眼旁观的位置上，尽管仍然盘算著废死，但她的目标不是挽回阿布，而是扭转整个制度。唐福睿在最后，抛出了全书最重要的一个道理难题：善念，能不能以恶行来成就？这是个千古难题，但却不适合在这里说下去，说开来，因为一旦在书评里剧透，就像把凶手名字写在推理小说的封面上一样，都是会遭读者憎恨的恶行。四、阶级，始终都在佟宝驹是《八尺门的辩护人》中最丰富、精采，而又完全能够展现唐福睿的企图心的主角。在他身上汇聚和拉扯的，一是历史，二是族群，三是人性。佟宝驹有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他的父亲佟守中曾经因为待遇和权利遭到剥夺、侵害，愤而持刀杀害汉人船东。虽然被害者没死，但却让佟宝驹从小就在一块深重的阴影下长大。难堪的，与其说是身为杀人犯之子，恐怕更多是这一句悲鸣：“难道我们不是人吗？”佟守中的故事，不难让有点年纪的人想起，它应和著1986年的“汤英伸事件”。一位来自阿里山的原住民，也是位师专学生，经职业介绍所引介，到了一家洗衣店打工。在欠下介绍费、身分证被扣和超时工作的交相压迫下，他在酒后杀死了洗衣店老板一家三口，面临死刑。当时担任天主教花莲教区主教单国玺，偕同一群教授和艺文工作者，发出了“枪下留人”的呼声。早年台湾报导文学的重要阵地《人间》杂志在1986年7月深度追踪报导了这起案件。在卷首的“编辑室报告”里写道：“寻找一个社会案件的内在线索和人文根源......是什么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个人的背景下，误导了、刺激了、迸发了这样的钜痛沉哀呢？”汤英伸案，恐怕是台湾开始讨论一名“重刑罪犯”形成背后的因子，包括出身族群、成长环境、家庭社经地位，以及，更重要的：表面看似“公平”的体制，对每一个人而言是不是带来了真平等。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到今天社会上仍在谈论。不过终究有了些变化。原本有机会向上流动的师专生汤英伸，掉进了求职陷阱，和雇主一家人同时走向噩运。相反地，佟宝驹和他的一小部分族人得到了上升机会。只不过社会阶级仍在，下层的工作仍然需要劳动力，这时像水一样适时流进来的，是更弱势的，连印尼官话都不会说的印尼人。时代，也就从1980年代推进到了今时今日。唐福睿没有让他的作品耽溺在历史情结里，他让故事发生在聘雇了外籍渔工的远洋渔船上，远洋渔业正面临著国际严格的检视，一位随船的观察员甚至不明不白死在作业的途中。海上犯罪频仍，但通译短缺造成审判品质低劣......在成书出版的2021年，这些都近在咫尺的新闻。唐福睿把这些元素有机地编织起来，写成了一部回应时代的作品，沈郁如鼓声，一如勒卡雷的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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