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写】在现实的废墟中制造天堂 议题派小说家甘弟－鏡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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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弟本名邱宗翰，写有《百工之人》、《千纸鹤》等社会议题强烈的长篇小说。身为小说家，他积极介入现实，用文字直逼各种议题，包括核安、废死、长照等。然而，如此入世的写作姿态，其实来自他出世般的苦行生活。

过分认真的甘弟，使他的写作与生活都成了修行。

他曾闭关四年，断绝与外界所有联系，每天只写小说，用脑过度，患上头痛毛病；他奉行永续和谐理念，吃全素，还有全套环保器具，环保吸管、环保筷，以及三组环保袋交替使用。待人接物他也一贯决绝。朋友酒驾，他送对方一组佛教乐器——磬，希望友人振聋发聩。岂料对方再犯，他便与之决裂。

甘弟在补习班教国文，他说自己是「说书人冒充国文老师」，透过讲述一个个故事让学生对知识与世界充满好奇。

对此，甘弟只说：「我宁愿孤独也不能违背自己的理念。」结果是他的朋友少到结婚时只发了四张男方亲友喜帖。孤独的时候，他用写作顶住大而残破的世界。其实，他身殉文学的态度，从笔名就看得出来。

小说是自我追寻之路

访问一开始，我便好奇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笔名从何而来。聊著聊著，我们岔题了，甘弟复主动提起这个问题。他说来源有三，首先是他的精神导师──甘地。他用这个名字写作，希望每次见报都像在宣扬甘地的精神。此外，「甘」也来自《阿甘正传》男主角──阿甘母亲要阿甘遇到问题时就往前跑，他便跑了一生的长度，「很多人觉得阿甘很笨，但我觉得这是坚持，不是笨。」就连笔名也是他自我砥砺的工具。至于最后的弟字，则是因为他是家里的老么。

甘弟现于台中教补习班。之所以选择补教业，也是因著写作，「这是花最少时间可以获得最多金钱来支持我写作的行业。」甘弟总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说书人冒充国文老师」。然而，说书人想说的是自己的故事，「在课堂上我说故事，但不是我想说的故事。既然我教书已为了迎合市场，写作时我只想写自己想写的。」

正因如此，甘弟笔下的故事尽管千回百转，仍往往是自我追寻与辩证的过程。长篇《百工之人》讲童年悲惨的捡骨师意外寻得生父遗骨，既寻回自己的前半生，也为作恶多端的父亲赎罪；《千纸鹤》藉一桩老人院命案带出母女和解的故事。命案不是重点，案件周围的情理才是小说家著力之处；爱与孤寂与失落，放在罪与罚的天秤上，该如何衡量？《千纸鹤》里看似难解的习题，却成为甘弟目前最满意的作品。此外，还有短篇〈地下的教堂〉、〈凯达格兰的独舞〉、〈有福〉等，分别聚焦劳工、兰屿核废料、核安议题。

写出蒙尘角落的故事

甘弟的小说总可见若干社会议题，他说自己最崇拜托尔斯泰，写作是「用文学记录社会运动，把很严肃的议题说得很精采。」他住在图书馆附近，不是在埋头写作，就是在图书馆翻文献找资料，或在前往图书馆的路上。

我提到他的若干小说让我想起黄春明，同样聚焦底层，也往往让他笔下的小人物在黑暗中一步步通向有光的所在，「上层的成功故事天天都在流传，底层发生什么事却没人看见。如果我不去写，可能就没有人在乎了。我甚至想写动物的故事，为动保说话。」

「我宁愿孤独也不能违背自己的理念。」甘弟把自己的生活与写作都变成了修行。

是否透过小说向读者灌输自己的价值观？甘弟说，「我想呈现真相，写完后我自己会有答案，至于读者，就让他们自己领会。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主要的声音，每个角色都有发言权。」好比《千纸鹤》里的法庭攻防涉及死刑议题，甘弟承认自己支持废死，「我不怕让人看见自己的观点。做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必须有勇气提出你认为对的答案。」

于是，我们谈到文学如何与现实重叠，小说太贴近现实，是否便成新闻照抄，以及小说会不会与非虚构文学没有了区别？「当现实与戏剧性冲突时，我会选择后者。对我来说，报章杂志仍有破口，得透过小说去探索。」我想起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申明的：「小说比历史更真实，因为它超越了可见的事实。」相较于真实，甘弟同样追求说故事的力量，「故事只要存在，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读，藉此回到那个时空。」甘弟说，他的小说与非虚构文学分进合击。

甘弟用小说发声，但小说的力量在当代恐怕已式微。我们聊到台湾近期以文学改变社会的例子，两人脑中顿时一片空白。不过，甘弟举了一个反例。几年前加拉巴哥象龟亚种之一，平塔岛象龟仅存的「孤独乔治」死亡，该物种遂宣告灭绝。许多人以此为创作主题，看起来是悼念一个物种的消亡，然而更多是因为「孤独乔治」带来的孤寂感太过强烈，让人浮想联翩。甘弟说，文学处理议题不免走向抒情，最后往往也只能抒情式结束，他自己则尽量避免让小说流于滥情的同情。

或因如此，写作路上的甘弟是孤寂的，他说自己写小说没有市场考量，冷门也没关系，「我是我自己最忠实的读者，因为我写的都是我自己想知道的事。」

创作是欢愉也是赎罪

甘弟的创作之路有自我质疑，也有至高无上的成就感。他说写小说可以给他极大的快乐，「我只是在抄脑中跑出的文字，彷彿我身在其中，听到小说人物的对话。写作让我上瘾，非常痛快。」他形容写小说写入神是「上帝亲吻的时刻。」他的小说瘾头多重呢？甘弟当兵时在野地出任务，因为想写小说，跑到连长的指挥所，戴著钢盔，用NOKIA手机3310当光线就开始写，同袍看到还吓了一跳。

甘弟关注时事，除了写作，也上街头；对他而言，两者有同样振聋发聩的效果。

不过，创作不是全然幸福的一件事。甘弟把生活过得像是修行，写作对他而言，也是修行的一部分，「写作对我是赎罪，既然苟延无耻的活著，就要靠写作救赎。」

创作之于他的矛盾，或许从他笔下的女性可窥见一二，「我小说中的母亲常常是妓女或瘫痪者，因为我的家庭非常复杂，我妈在酒店上班，我爸是警察，我有两个姊姊，一个同母异父，一个同父异母，后来才发现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我妈还有很多『叔叔』，我爸也有很多『阿姨』。我妈上班时间很晚，小时候看到她，她几乎都在床上睡觉。」母亲对甘弟来说，是难解的存在。他说母亲有躁郁症，全家不知该如何面对，便逐渐瓦解；献给妈妈的小说写完，想给她看，「但想起她带来的痛苦，我犹豫了。」

小说家瑞蒙卡佛谈人生，说：「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甘弟投身洪流，透过书写，让自己也变成洪流的一部分。谈及他计画中的大长篇小说《人造天堂》，是以巡礼各国各地的方式检视人类的存在，也是他永续、和谐理念的延伸。

「我们制造了一个废墟，要怎样让它变天堂？」这是小说家甘弟的天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