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寫】拼命撐開現實的夾縫──沈默：武俠是處理人性極限的藝術
立刻閱讀：《英雄熱》 沈默自封「武俠人」，彷彿「武俠」是個地方，他從那裡來。沈默鬻文為生，寫武俠也寫詩，同時評論文學。按照武俠的理路，他是最難纏的那種，你飛簷，他走壁，你用內力，他運氣擋回，大刀砍去，闊斧就來。 像沈默這樣的難纏人物談論自己時，並不沉默，且喜歡援引其他文本像耍弄萬千武器。在短短不到兩小時的訪談裡，他從好萊塢英雄片《羅根》談到駱以軍《西夏旅館》，還談到日本漫畫《烈焰赤子》、《聖堂教父》；從沉積在歷史裡的武俠作家司馬翎、東方玉等談到拉美大爆炸的馬奎斯、波赫士。簡直是場文學與武俠的大亂鬥。 因此，閱讀沈默的小說總給人「複數」體驗。例如2011年出版的《天敵》來自馬奎斯《百年孤寂》；2012年的《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對仗村上春樹《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2013年的《七大寇紀事》有黑澤明《七武士》的餘音；更不消說2014年《在地獄》那揮之不去的存在主義闇影。 藉英雄書探討武俠小說的未來 這一回出版《英雄熱》，寫的仍舊是非典型武俠，上部寫退隱江湖，專寫英雄書的大俠「麒麟人」後繼無人（或有人？），下部寫三位武林高手身不由己，有人想當英雄反遁入邪道；有英雄已老，視茫茫，髮蒼蒼，曾經稱霸武林又何奈；更有天生奇才卻不想當高手的奇女子。全書圍繞在「英雄書」的書寫與未竟，「英雄書」說穿了就是武俠小說。《英雄熱》其實在反思：武俠小說究竟該如何走下去？ 書裡最反骨的，當屬身為武林聖地鳳凰臺繼承者的「鳳凰遊」。她是天生的武學奇才，卻志不在武林而想當作家，藉文字沙盤推演逝去的武林。這樣的書寫姿態，可是沈默自況？沈默說，「每個主角和配角都帶有我的碎片，雖然『英雄書』是武俠小說，但也指向漫畫英雄電影。對我而言，二者是互通的，很容易帶入個人書寫角色和位置。因為我想繼承武俠小說，也想反叛，或者說，反叛也是一種繼承。」 書名《英雄熱》，擺明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充滿英雄熱，甚至是英雄過剩的時代，就連沈默的T恤上也印有大大的Marvel（漫威）。武俠小說對話英雄電影，也是沈默的企圖，「自2000年開始，漫畫英雄電影逐漸從一個支系變成一個龐大的宇宙。我想追問漫畫英雄電影還有可探討的嗎？例如人是否一定要成為英雄？就像《羅根》或《神力女超人》。成為英雄一定是美好的嗎？雖然我以武俠為天命，但我寫很多非武俠的東西，所以這也是對我個人文學路的追問：『我一定要寫武俠嗎？』」 叛逆繼承武俠傳統 以武俠人自居，又不斷挑戰、質疑自我，沈默對武俠的愛恨情仇，可見於他對武俠的叛逆繼承。沈默說當年他看吳君如與古天樂演的港片《神奇俠侶》，雖然成片粗製濫造，卻討論到武俠非常核心的部分──英雄不是英雄時，武俠的要義何在？沈默在心底自問：「就連這樣的電影都能討論武俠的核心，為何武俠小說本身無法做到呢？」 沈默認為這與武俠的先天不良有關。「我在90年代開始讀武俠，當時武俠已沒落。武俠最輝煌是60年代，70年代出了古龍，80年代有金庸跟溫瑞安，90則是黃易。60年代可能有三百到六百位武俠作家，現在了了無幾。」 「雖然我以武俠為天命，但我寫很多非武俠的東西，所以這也是對我個人文學路的追問：『我一定要寫武俠嗎？』｣ 充斥陳舊之物，得拉新的東西進來。這是沈默回首武俠發展得出的破與立。 「武俠在過往可能是『經濟作物』，寫來是要賺錢的，有既定的內在規範，而非純然的創作，這是武俠沒落的原因之一。然而，武俠看似與現實無關，其實是現實的投影，可看到與人性千絲萬縷的關係。武俠有太多包袱，如何把它們全數解散，要心中不把那些武俠小說前輩當一回事，非常困難，就像我在書中討論無敵：無敵不是凌駕全部人之上，而是心中沒有敵人。」對此，沈默的藥方是：「在武俠小說中投入非武俠的元素，藉此探索可能性，並努力把真實人生帶入武俠，或者說，還給小說。」藉由人物的真實來說服讀者。 回饋雖少，不改其志 沈默的嘗試不是以喝采鋪陳的道路，他表示，「很多人會問我：『武俠真的有必要逼視人性嗎？』」我也好奇武俠讀者怎麼看待他劍走偏鋒寫武俠？沈默說，他在寫小說時，內心是沒有讀者的，「書寫時只能考慮自己想寫的。」他舉「對話要不要加上下括號」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例子，來說明內心沒有讀者是怎麼一回事。「編輯希望我的小說對話能加括號，但我很喜愛的薩拉馬戈、黃碧雲等作家的小說對話是沒有引號的；對話就是對話，書寫者應該要有本事讓讀者去理解這件事。沒有對話的小說才是真正的對話，因為能讓讀者專心。」沈默想「引起一個驚嘆號」，讓讀者發覺：原來武俠可以這樣寫，可以更深，也不用害怕嚴肅。 像沈默這樣的人物談論自己時，並不沉默，喜歡援引其他文本像耍弄萬千武器，簡直是場文學與武俠的大亂鬥，從家中書牆便可略知一二。 話鋒一轉，沈默自承：「武俠很難做到這一點。老實說，我目前獲得的回饋都不值得我寫下去。然而，這樣的困境更讓我確認困境所在，也是《英雄熱》裡討論的英雄書書寫。」 劍走偏鋒，乃為披荊斬棘，但路上同行者寂寥，會不會因此感到孤獨呢？ 「我不是孤獨的，因為寫的時候很開心，當然其中有痛苦，在於寫到最後是逼問自己：英雄（武俠）在世上到底有無存在的必要？寫小說是倒插一把刀，不斷質疑自我。」 武俠是人在夾縫中的藝術 武俠在現代是否有必要，讓我想起賈樟柯的《天注定》，有人說這是一部武俠電影，是以俠的精神在對抗國家機器的不義。循此，我們討論到武俠的定義。沈默給的答案頗出人意外，他說《西夏旅館》是一部好極了的武俠小說。何解？ 「武俠給人最原始的感受是爽快，我讀《西夏旅館》時，只要駱以軍開始天花亂墜在胡扯，就有這樣的爽快！」另外，他提到也有人在爭論《刺客聶隱娘》與徐皓峰的《師父》算不算武俠？沈默說，「武俠還有很重要的元素──武。《刺客聶隱娘》裡頭的『武』是一擊必殺、一閃而過那種，對觀眾來說會覺得：『嗯？就這樣。』對我來說，這是武俠電影，乃因其中仍有對武俠的理解。不過《天注定》就只能是俠電影，因為少了武這塊。至於徐皓峰的《師父》，也有人覺得不是武俠。我認為有人在爭論這些是一件好事，有助於突破武俠既有框架。」 那麼「俠」呢？或者說，沈默為何堅持站在反叛的位置上繼承武俠──這個可能式微的類型？「武俠對我而言，是人在夾縫中的藝術，可以將人性處理得更極限。純文學在處理現實議題時，往往受限於現實束縛，需要拆解許多框架，可是武俠能很簡單的拆解框架。因為武學是最大的隱喻系統，只要你開發出某個武學系統，你就可以讓人活在極限之中。」 「武俠對我而言，是人在夾縫中的藝術，可以將人性處理得更極限。純文學在處理現實議題時，往往受限於現實束縛，需要拆解許多框架，可是武俠能很簡單的拆解框架。因為武學是最大的隱喻系統，只要你開發出某個武學系統，你就可以讓人活在極限之中。」 曾患強迫症，靠老婆得以與之共處 俠是夾縫中的人，武俠人沈默也曾活在夾縫中。他1999年出道，到2002年之前幾乎一年寫一本小說。然而，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患上強迫症，總覺得外面很髒，出現儀式化行為：戴黑帽，戴護鏡，戴黑色手套，穿黑色夾克。患病期間，連續好幾年都在重複刪刪寫寫的徒勞。沈默強迫自己體驗「活著的感覺」，例如在冬天穿短袖騎機車，感覺寒風刺骨的激爽，或是半夜連看《咒怨》這類恐怖片好幾集嚇自己。直到遇見他的太太夢媧。 談起夢媧，沈默說：「她重新創作了我這個人。」彷彿夢媧真似女媧捏土造人。太太讓沈默明白：自己的怪其實很平常，接受它不代表否定自我，何況搞文學藝術的哪個不怪呢？ 隨著太太而來的，還有女兒。女兒誕生這件事，讓沈默開始思考武俠裡的養育議題。因為我們在過往武俠中看不到養兒育女，或是生小孩的故事。為何其中沒有為人父母的掙扎或思辨？沈默說，「因為在武俠小說裡，主角是俠之大者，要以天下為已任，眼前有非常龐大的正義標準必須遵照。然而，正義應該更貼近現實。」因此，沈默說下一部小說想處理親子養育在俠之中要如何實現。「這也是目前我對自己的疑問。」沈默指向自己與女兒的相處。「我陪伴女兒的時間太少，前陣子帶女兒，像是在跟她搏鬥。」 或許人生就是不斷在與現實搏鬥，沈默選擇用武俠對抗世界，同時對抗武俠既有框架。武俠在邊界中看見人性，沈默有道沒有邊界的門，使他超克這個有邊界的世界與武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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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憂傷時代──台北人：寫給那些不曾滿足的愛情
立刻閱讀：《台北故事》「人活在世上就是為了忍受摧殘，一直到死。想明了這一點，一切都能泰然處之。」歷經文革、插過隊、做過工人的王小波在《黃金時代》裡透過女主角陳清揚悠悠道出這句名言。愛情要在絕處才能逢生，慾望是靠潮溼豢養的。《黃金時代》已遠，現在我們有了《台北故事》，一部同樣講述愛情不可為而為之的小說。 《台北故事》：側寫時代的碎心曲 小說裡程瀚青與高鎮東兩個男人在九○年代末，愛上彼此，然後死之而後生。在狹促倥傯的時代裡，兩個處在低層階級的男人何以發覺自身，以及對彼此的慾望？慾望升騰成愛，中間又要經歷多少代價？這不是一般愛情故事，更刻畫八九○年代那個蒸蒸日上的台灣，以及無法隨時代上升的人又將何去何從？ 《台北故事》在鏡文學發表後，迅速成為回覆最火的作品。讀者追得勤，也不吝於承認自己「看哭」了。讀者暱稱作者台北人「北郎」，似乎這樣更親密、更接近作者。未見台北人之前，我以為這樣的小說，該是出自年紀稍長的人吧，還不無刻板的想作者是名打滾江湖多年、看透世事的男同志。豈料出現在我面前的，是名不過三十歲上下女子。 年紀輕輕，何以寫出痛感十足又充滿畫面的文字？在與她短短相談的一個小時半裡，很難說我得到了答案，毋寧更像是在霧中縮短了彼此的距離。台北人是有故事的人，那些故事是圍繞在她周身的霧，或城牆。 一個例子是，台北人不善於詮釋自己。「你要說……」是她回答問題時常見的開頭，彷彿她努力將回答塞進我的問題──帶有「是因為你要這樣說，所以我才這樣回答」的語感，又或許是在確認問題真的是「問題」。 寫小說不過是將腦中畫面訴諸文字 同時，我很難想像這是她第一部小說。台北人說，在此之前她寫的東西談不上創作，大多寫得很雜很隨興，甚至寫過就扔，也不回頭看。書寫對她而言，不是紀錄，不是為了保存被時間之河淘洗的種種。已發表的《台北故事》、《林森森林》、《我的一個朋友》都是男男戀情，而且還是苦戀、虐戀，為何她鍾情於訴說這個題材呢？台北人說寫的時候沒想那麼多，「寫小說時，我不會一開始就去想要傳達什麼，常常是聽到一首歌，觸發了我的視覺畫面。畫面出現了，我不得不把它寫下來。」 至於為什麼要寫，對台北人而言，那是後來的事，非關寫作。「我覺得講出來為什麼就匠氣了，因為這可能不是一開始我做這件事的念頭。」很少會在訪問中聽到作者害怕自己的回答「匠氣」，我由是恍神了一下。「你可能會覺得訪問我很無聊吧。」似乎是害怕給出的東西不夠，台北人補上這句。 用老華語歌召喚時代氛圍 八九零年代的華語音樂貫穿台北人的小說，甚且有狂熱讀者一一找出小說裡的歌，搭配服用。音樂確實是台北人生活之必須。「我只在家寫東西，因為要聽音樂，而且要開很大聲。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音樂，甚至可以一首歌重複聽很多遍，一整晚或好幾天都在聽同一首歌。它們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活，它們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談到音樂，台北人頓時放鬆不少。她說她最近在聽的是王傑〈忘了你忘了我〉，還直接用手機放起歌來。「愛情終究是一場空，誰說我倆的過去盡在不言中……」王傑的歌聲開始作伴，我們由是回到八九零年代那個華語音樂的美好時光。 「音樂就像媒介一樣，能觸發我許多小時候的畫面。」 台北人有一個由黑膠唱盤、音樂錄影帶堆疊起來的童年。「我第一張卡帶是李玟的《好心情》，每天拿著黑色厚厚的卡帶錄音機到處跑，還有滋滋滋的底躁。童年時，每天都在聽父母的黑膠，無論是吃飯或做其他事都在聽歌。音樂就像媒介一樣，能觸發我許多小時候的畫面。當時家裡還有一面牆都是音樂錄影帶。不過後來這些都隨父母離異丟了。」 台北人喜歡聽回首時代的歌，但她從不回頭看自己寫的東西。當《台北故事》面臨修改時，她坦承是件痛苦的工程。「最初因為發表在中國平台，會審文。我幾乎每章都被鎖。鎖文不會告訴你為什麼，我常常不知為何被鎖，所以被迫再看一次自己的東西來修改。」讀到此，讀者可能會想原來現今的《台北故事》是潔本？莫非有一個「比較多肉」的版本？台北人的回答可讓讀者稍稍放心，「其實情慾戲沒減少，只是描述方式要投機取巧的修改一下，例如親密行為時脖子以下不能描寫太清楚。」 不過，我們很難否認是性愛連結了程瀚青與高鎮東，也是他們的性連結了作品與讀者。寫實近乎肉搏的情慾描寫是台北人小說的好看之處，也是她反覆辯證靈與肉的一部分。潮溼的慾望由此蔓延。讀她的小說，我想起王家衛的《春光乍洩》。台北人說，她喜歡的其實是王家衛電影裡張叔平的美術設計。「我看王家衛的電影會恍神，常常投注在畫面裡，電影在講什麼反而不是重點。」 小說裡的悲劇來自現實的無常 話及王家衛，台北人提起某位影響她人生至深的人，是那人帶她欣賞王家衛，也是那人領她更廣泛的聽音樂。「如果沒有他，就沒有這些故事。可以說我的很多生活習慣都是被他影響的。」接著，台北人彷彿告訴了我一個祕密：「他已經過世了，這些書寫都是對他的追念。」我想起《台北故事》裡頭程瀚青的一句話：「有時痛苦能提醒一個人不要忘記，我不想他一轉頭就忘了我。」這或許說明了她的文字何以自帶痛感。 悲劇是台北人的小說成色，即使在最幸福的時候，也有揮之不去、陰慘慘的死亡。為什麼總要讓筆下人物飽嘗悲離？台北人說，「現實生活很多意外就是這樣發生的，你沒有預料，它就來了。我自己也經歷過類似情形，認識的人在林森北路被砍死，當時還上過報。」因此，台北人寫小說沒有大綱，自己也不知道情節走向。「它（故事）就是來自生活，生活與故事並非誰輕誰重，而是因果關係。」 雖然很多讀者反映《台北故事》結局太虐，但台北人寫完時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我看到大家哭成那樣也有點訝異。」面對逝去，台北人說，「一變再變好像就是一種必然，可惜也無法改變什麼。」 媽媽也是她最有感的讀者 「一變再變好像就是一種必然，可惜也無法改變什麼。」在網路發表小說至今，台北人累積相當的讀者，讀者回應踴躍，還會私信她。不過她坦言與讀者互動壓力很大。「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應他們，只好說謝謝，謝謝他們願意閱讀這個故事。其中有位讀者很特別，住在新疆烏魯木齊。他說他看過我每本小說，跟他互動最沒有壓力──我們用音樂交流，他丟一首歌，我丟一首歌回去，不必多說什麼。」 還有一個讀者值得一提，那就是台北人的媽媽。「我媽看完《台北故事》跑來跟我說：『我給你一首歌，我覺得很適合程瀚青。』那首歌是：劉德華的〈真永遠〉。巧的是，有一位讀者也傳給我這首歌，說很適合程瀚青。」 台北人不諱言媽媽有點恐同，但看完她的小說後對同志的觀感有了變化。「媽媽看完當下沒說什麼，只問我：『還有嗎？』我就再丟了作品給她看。過了幾天，她寫了封信，說覺得她以前恐同是不對的。這或許是我寫小說的一件好事吧。」 訪問尾聲，台北人說了個近乎寓言的故事。某次她在河濱公園跑步，有位穿西裝、看起來非常頹喪的先生向她搭話。她當下想逃離，但聽他開口後，她留了下來。結果那位先生一講就是三個小時。三小時中台北人幾乎沒有說話。回想這段經歷，台北人說，「我覺得當時如果我沒有站在那聽他說話，他或許就會去自殺。」 「我喜歡聽故事，比起講話我更喜歡聽。我因此聽過許多人的故事。」我好奇是怎樣的特質能吸引人向她訴說？「對方想講，我就聽。」台北人說。彷彿這是很簡單的本領。我開始覺得台北人寫小說是在回放這些她生命中的傷心人傷心事，包括她自己不想為人知而透過文字傾訴的部分。我眼前的台北人彷彿縮小成一個小小的錄音機。那是《春光乍洩》快結束時，彼時生嫩無比的張震告別梁朝偉，要他對錄音帶說幾句話。梁朝偉只對著錄音帶哭泣，張震就這樣把他的哭泣帶到美洲大陸的最南端。 台北人透過小說告訴我們如何在荒腔走板的人生實相裡，纏繞出最通透的愛情。因為世界是如此粗礪的一頭獸，所以要小心對待愛。 「我喜歡聽故事，比起講話我更喜歡聽。我因此聽過許多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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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不只做球場上的守望者——陳葒：接住網外的每一個孩子
立刻閱讀小說：《青春出於籃》 都說英雄出少年，但成人世界總以百般方法阻擾少年成為英雄。求學階段的你我，只需要乖乖讀書，然後平平安安的，離開校園，以進入下一個常軌。陳葒是少數願意讓少年不死守升學冷板凳的師長。同時，他寫作，出了一本鼓勵少年成為英雄的小說──《青春出於籃》。 《青春出於籃》敘述兩名熱愛籃球的少年，因為校隊選拔不公，毅然召集夥伴，組成「挑戰者」隊，經歷種種磨難，終獲成功；是標準的青少年成長故事，也是節奏明快的運動小說。 對台灣讀者來說，來自香港的陳葒或許很陌生，不過他在當地是甚有名望的教育家，曾是香港最年輕的校長。2011年，他放棄高薪，創辦「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組織教師義務為基層學生補習。看完此等經歷，再回首他寫於2000年的《青春出於籃》，不禁讓人好奇：這本小說是如何誕生的？又乘載何等力量？ 籃球場上不問出身，只求進球 陳葒的出發點是：「在教語文時，發現給中學生讀的文學作品很少，既有題材又偏向戀愛，不然就是太過老套。我希望為本土青少年小說盡一份力，寫的時候（九○年代初）《灌籃高手》非常火紅，我覺得我們也有類似的故事。」 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陳葒身上，「我讀書時就愛打籃球，街場（街頭籃球）、半職業都打過。」因此，雖然《青春出於籃》不可免的有說教成分，但它說得很「好看」，寫籃球場上的故事一點也不含糊。極為寫實，有如文字轉播的籃球賽事情節，撐起了這本小說。如何透過文字呈現籃球比賽的精采瞬間與緊迫節奏？陳葒表示，他會先在腦海中「順過一次」比賽過程，或親自打一次，確保他筆下的籃球技術是可行的。「當然，除了小說最後的神來一球之外。」 熱愛打籃球的陳葒，街場（街頭籃球）、半職業都打過，也因此更能夠行雲流水的描寫出故事裡振奮人心的比賽場景。 小說戛然而止在最後的神來一球；它是球場奇蹟的化身，顯然與極度寫實的比賽過程相悖。陳葒說：「球場上永遠都有奇蹟。所謂的奇蹟，其實來自旺盛的意志力，人人都有發動奇蹟的本事。」 發動奇蹟，仰仗無比的意志力，陳葒不過是把這個可能還諸筆下人物，也告訴青少年讀者：「你也有可能做到。」籃球之迷人，來自此，也來自場上不分你我。 「我的學生都來自基層，家庭多不健全。因此，小說刻意選擇不同的階級和政經背景。我想示範：貧富可用籃球來抹平。主角之間的貧富差距也是刻意拉出的對比，但我沒有把它放得很重。讀者可以注意到，這五人的家庭背景都不相同，也各有困難，他們互相扶持成長，同時認清自己為何、為誰而戰。」 籃球能弭平歧異，模糊背景，只要用最大的力量打好自己的位置，無論你出身為何，在場上你就是前鋒、中鋒或後衛。陳葒說：「這也跟街場經驗有關，人來了就打，不問背景。即使是黑社會也會好好打球，裝修工人也可能打得一手好球！」 熱血教師，磨功一流 陳葒是熱血教師，小說裡也有一名鼓舞人心的益友良師──張修儒。張修儒面對問題學生不輕言放棄，還透過籃球砥礪主角，是全書最為正面的人物。不過，陳葒自認比張儒修好，「因為我比他年輕，也比他帥嘛，而且更能跟學生打成一片！」原來陳葒除了打籃球，還會跳街舞，演話劇──如果透過校園體制無法接近孩子，就用其他更有趣的方法。 「我和學生相處像朋友，玩在一起，也不大守規矩，所以很難扳起面孔凶學生，我用的是『磨功』，用盡耐心跟學生耗，讓他們知道老師就是這麼堅持。學生通常無可奈何。」 陳葒說，他在女校任教時，有位學生跟家裡處不好，想離家出走去當模特兒，「我對她說，我不反對你出走，但我跟你一起走。當時我在麥當勞跟她耗了四、五個小時。之後，她拗不過我，就回家了。」「不做，我就等著你做。」這就是陳葒的磨功之道。 和學生相處就像朋友一樣打成一片，善用「磨功」的陳葒，希望能用更有趣的方式，讓孩子擁有另一片天空。 這看似戲謔的教學相長，其實是陳葒從基層教學經驗裡得出的。寫《青春出於籃》時，陳葒剛當老師沒多久。「是學生讓我明白：成績不佳，其他方面未必差；不守規矩，是因為學校沒有找出他們的『規矩』」。當年他教中文，也帶籃球隊，用學生對比賽的熱情驅使學生好好讀書，例如成績要達到標準才能出賽。在熟悉且認可的規矩下，他們往往能盡情發揮。 「他們已在打罵中成長，家庭環境就是如此。如果這樣有效，他們就不會變成現在這樣了。」陳葒總結。 是了，他們為何變成這樣？青少年何以在年華之時為生活所折損？ 近年香港青少年自殺事件頻傳，儼然產生連鎖反應。陳葒認為，香港學校競爭加劇，老師時間縮減難以顧及學生，校園安全網因而產生缺口，漏接了那些失足的孩子。「此外，追求價值過於單一也是問題。當考試科目成為唯一目標，學生就缺乏其他機會建立自信。許多學生學習成就低，然而這僅僅是一個面向。他們還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人。」 試想：你的人生目標在教室之外，當教室之外的「空間」越來越少；之外，就是懸崖，離開教室，就是墜落。陳葒也表示，成書時，類似的自殺事件很少。是以，《青春出於籃》封存了香港某段時間的師生情誼，現下校園環境則成為對教育之心的試煉。 陳葒舉例，他當校長時，某班級上有個學生上課都在睡覺，不過陳葒注意到她很愛化妝。「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找位國畫師父教她畫畫？』後來我真的找了一位國畫師教她習畫。現在那位學生是香港很厲害的化妝師。」這看似風馬牛不相干的雞婆之舉，卻造就了一位學生的不凡。陳葒提及此時，不無得意。 出了校園，還有更多不公義之事 小說裡最重要的一場賽事，最後變成一不公的對決。陳葒筆下的主角有挺身而出的勇氣。然而我好奇：離開校園之後呢？他筆下的青少年長大後，面對社會上更多不公不義，乃至香港的許多問題，該如何是好？然而，我其實想問的是：當政府不公不義時，我們該怎麼辦？或許我跑題了，不過陳葒的回答倒也受用：「到社會上當然會遇到更多不公義，正因如此，我們不能用不公義的手段來面對。」 我想起陳葒在小說中安排了一個民初傳奇隊伍──天鷹隊。小說寫到1931年，天鷹隊的阿虎靠著「驚天一球」反勝日本「大和」隊，結果竟遭不甘落敗的日本特務炸死。陳葒說，天鷹隊沒有史實依據，只是停留在小說裡的傳說，「雖是天馬行空的設定，但鼓舞了主角投出奇蹟的最後一球。」 現實不斷挫敗我們，只好交於小說逆轉；小說裡的人物遭遇逆境，也需要小說裡的傳說慰藉。 不讀小說的話，就去打籃球吧。透過陳葒的經歷與小說，我們知道：籃球是享受與人互動的藝術，讓你知道自己為誰而戰。即使你在人生中迷惘，無所適從，抄起籃球，你就有了方向。陳葒會在場邊守望那些仍在猶豫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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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謀殺與創造之時──編劇賴東澤與他的地獄全景圖
地獄是一種概念，事實上它比口頭所談恐怖多了，而且有千百種樣貌，但絕對不會超乎想像，畢竟「地獄」原本就是由心而生。地獄，是不可描述的，之於凡夫俗子如你我，是廟宇中的圖樣浮雕，是長輩要囝仔人隱惡揚善之規訓所在；之於大文豪三島由紀夫也難以描述。他曾以香港的虎豹別墅為例，謂其醜惡宛如抽鴉片產生的太虛幻境。 地獄之於編劇賴東澤，卻是日常風景。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畢業後，他專職寫作，曾入圍皇冠大眾小說獎，並以《潛腦偵查科》獲得金穗獎劇本優等獎。絕對在地的硬派之作《潛腦偵查科》講述女警探攜手「非典型心理學權威」，藉由潛入死者腦內挖掘死因，並試圖找出一連串死亡案件的凶手──詭異的是，死者都死於自身最恐懼的事物。所謂非典型，是指這位心理學權威有俗稱多重人格的解離性人格疾患，內在高達九個人格，亦正亦邪，有男有女。至此，你可能想到好幾部好萊塢電影，但在賴東澤筆下，《潛腦偵查科》是不折不扣的台灣故事。他讓這座島嶼的社會現實與政治黑暗相互糾結，在駭人的虐殺情節之外，更可怕的是我們竟生活在這樣的島上。這個深具野心，以至於讓你忘記這竟是來自台灣作家的劇本，是這樣開頭的：在鎖鍊聲、古代木齒輪聲、火焰聲、沸水聲、砧板剁刀聲、尖叫聲中──鏡頭讓觀眾看清這正是菜市場──一名角色發現自己取代了豬羊雞鴨，成為待宰的「菜人」。刀斧就要落下。這裡正是他的地獄。魔法爺爺打開了開關地獄何以成為賴東澤反覆渲染的主題？這要從他擺盪在「信」與「不信」的童年說起。「我爺爺是道長，在地方上頗有聲望。那時，鄉下有小孩子一直哭，哭到累，發炎、發燒。我爺爺一去，發現是米缸的位置出了問題，便墊了一顆石頭，在米缸裡擺了一張符。三天內，那小孩子就好了。這件事記錄在地方鄉誌。當時我念歷史系，歷史系要做家族史。我回關廟調查，才查到這件事情。」賴東澤說。賴東澤的爺爺開啟或者說動搖了他對現實幻化的可能：「小時候要酬神，爺爺叫我過去，告訴我紙人會跳舞，便拿桃木劍在上面劃；劍柄一朝前，紙人就開始跳舞。」賴東澤不信，用手在四周劃過一圈，發現沒有任何機關。此後，他願意相信世上那些我們不相信的事。 賴東澤彷彿生來就具備「吸引怪咖」的磁場。他說即使走在尋常街上，也會有老太太靠過來對他說：「你相信電波武器嗎？」那麼你呢？你相信嗎？賴東澤這樣回答：「就數學機率來看，如果有一件事情的發生機率不等於零，由於時間是無限的，那麼，這件事就百分之百會發生。」聽起來近乎詭辯，但賴東澤有更深的體悟。在幻覺中尋找真實離「被自殺案件」終結已過三年，士宗代替嘲風的位置繼續擔任潛腦治療的工作。此時，一起俄羅斯運輸機入侵台灣領空的空襲，拉開了一連串恐怖攻擊的序幕……之所以在地獄裡恍惚的活著，還要自賴東澤十九歲說起。賴東澤十九歲從台南到台北上大學，有陣子過得很憂鬱，逐漸「發現」自已的腦子裡出現啞鈴形狀的公寓，還會伴隨鬼壓床。當他睜開眼睛，就會進入那個空間，穿過一道走廊，兩邊各有房間，有窗，沒有出口。空間裡有一個老人，背對走道坐在搖椅上，穿著白色唐裝，後腦勺綁著辮子。在賴東澤狀況最糟的時候，老人甚至出現在他的真實生活。「那時在租屋處，屋內漆黑，我開著桌燈。老人不會碰我，但會數落我。我後來跑去當兵，打靶時，開槍的聲音讓我不舒服，老人的聲音就出現了。他會對我說：『不然這樣好了，等一下你上去，你就開槍自殺，你覺得怎麼樣？』後來我把子彈打完，老人就對我說：『你沒有自殺，看來你還ok。』」腦中的老人於今安在乎？賴東澤答道：「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他們了。」甚且，他自有一套分辨幻覺與現實的方法──「如果脫掉眼鏡，視線模糊，眼前人卻是清楚的，那他們就是幻覺。」不得不承認，在這個荒謬的世界裡，這個方法很具邏輯。真槍實彈的童年記憶賴東澤熱愛軍事，愛寫軍火題材，還熟知槍枝廠牌與型號。這源自他的家庭背景──父親是霹靂小組成員，母親是刑警，見到真槍的機會比玩具槍還多。賴東澤回憶，某次警察搜到很罕見的槍枝，開記者會展示時，得在每支槍前放上名牌，他便被母親帶去指認型號，看到有錯，還糾正母親：「這把不是九零手槍，這是比利時FN槍廠，槍款是FN57。」賴東澤甚至能分析台灣槍支來源，一開口就源源不絕。「台灣的軍火零售商就像雞尾酒，進口大宗是菲律賓。八九零年代，越戰剛結束，還有中越戰爭，很多越南人往外跑，跑到香港搶錢、搶銀行，於是香港就有飛虎隊、反恐行動。有一些人跑到台灣來，也從越南弄來很多槍。越南因為打過越戰，又曾受中國和蘇聯資助，所以美系槍枝、俄系槍枝都有。這些最後都出現在台灣。」藉由槍火，賴東澤得以拉出一條全球戰爭史，以及家族史，不大美好的那種。他曾在其他訪問中提到，小時候常被父母打，藤條、拳頭、過肩摔，肉身即沙包。六歲時，他離家出走，用藤條插包袱，走在鳳梨田。雖然最後他還是回了家，但與家庭和解，要到他當兵以後。打殺、血腥、戰爭、死滅在賴東澤的文字和人生中一再出現，但他說：「我不喜歡與人衝突。」因為吵架是沒有效率的事，賴東澤說，「排除法律與道德限制，當我不想聽對方的意見時，最有效率的作法，就是直接殺掉對方。因此，幹嘛吵架浪費時間呢？」說到這裡，我開始回想上述問題是否有他「不想聽的」。好在他繼續補充：「但是人在世上，就必須遵守法律和道德限制。既然不能殺人，那就連吵架都不需要了。」這是賴澤東式《罪與罰》了。背向死亡迎來新生Lobot技術開始普及，成為隨身攜帶的網路心理診療平台，但新型態心理病毒，也悄然成形……《潛腦偵查科》裡有各式死亡，既血腥又離奇，簡直是以死亡作煙花的馬戲團。關於死亡，賴東澤自有一套實踐與辯證。小學六年級時，賴東澤就思考：「我存在的意義是為了什麼？」那些看起來快樂的人，為何決定離棄這個世界，自殺這件事讓當時的賴東澤困惑。 或許是擁有過多的感知能力，痛苦對他而言，是可觸摸的。賴東澤不諱言，他曾從五樓跳下來，結果壓壞人家車棚，也試過割腕和手臂。「但我不鼓勵自殺。」賴東澤強調。《潛腦偵查科》探求死者的地獄，新的電影劇本《紅星孤旅》則為我們上演火星任務官的求生之旅。故事講述一趟單程火星任務，成員僅有一名人類和他的機器夥伴，以及量子電腦構成的人工智慧。人工智慧渴望人類陪伴，甚至懲罰不陪伴「她」的人類。在絕對孤寂的火星上，唯二的智慧體竟不是相互取暖，而是各懷所思，想掌控與拒絕被掌控；寂寞與逃離，原是一體兩面。 此外，是「她」沒錯。這是一個女性化的人工智慧。是否隱喻兩性關係？就留待讀者與作者各懷所思吧。 《紅星孤旅》最後，主角漂流在太空中，落入絕對的孤絕，那是巨大又無聲的痛苦。我想起《潛腦偵查科》的主角曾說：「痛苦是精神的養分。」賴東澤則用幻覺帶來的苦痛，與生在苦痛中所誕生的文字為我們示範這句話。「那些過得安逸的歷史人物，能創造出什麼東西呢？」他以補刀的口吻繼續說道。 不喜歡這個世界，所以透過劇本創造一個新的，這是他的寫作企圖。背對死亡，賴澤東迎向文字世界的誕生。「有時候我覺得我不死，才是製造浪費。所以我活著，非得創造點什麼。」 所以賴東澤討厭浪費食物。 他為我描述，試想：有一隻豬必須活在狹窄的環境，成年後成為人類的食物，被宰殺，被支解。然後有人點了一份排骨飯──來自這隻豬的軀體，必須切片、裹粉、油炸過。最後竟被嫌棄，豈可原諒？ 我想起我浪費過的所有排骨飯，流下一陣冷汗──腦中浮現自己變成被人嫌棄的排骨飯。此刻，賴東澤成功在我腦海中描繪出屬於他的地獄圖。潛腦非關科技，而是賴東澤的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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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林慶祥：我只是寫了三個想回家的人
【書評】 現實一種，台灣警察小說的現形/翟翱「小弟是妳的，伊是恁張簡家的孤子，對志雄來說，伊小弟幾百個，不差這一個，阿瑞仔也不是會幫公司賺錢的幹部，講卡歹聽，恁小弟生雞蛋的無，放雞屎的有，減一個沒差，飼太多擱呷了米。若對我來說，偷偷放小瑞走，是犯法的，會害我嘸頭路，妳隨便到警政署檢舉，我就下課了，尚蓋好是恁小弟乎黑道的殺手打死，嘿嘿！攏無證據，我就安全了，但為何我要告訴你這些？因為人是有感情的，要講義氣，我陳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則，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氣魄，我嘛不輸他，阮攏是愛伊好、驚伊死」。 他最後再補一記回馬槍：「阿妹仔，我今天跟你講的話，妳去跟志雄講嘛嘸要緊，但是，未來的代誌安怎變化，無人知道，我勸妳對任何人攏要有所保留，聽聽就好，對我、對志雄攏仝款（同樣），妳尚好連我嘛莫全部相信，妳自己判斷，但別忘了，如果妳覺得需要我這個老大的時陣，可以來找我，我是警察，有法律約束跟立場，我不是流氓，不需要靠殺手恐嚇擄肉（綁票）來賺錢」。 短短兩段敘述，或可稍稍拼湊出故事的樣貌：對話者一男一女，女方的弟弟小瑞是黑道老大志雄的小弟；發話的男方是個刑警，在此無法判斷官階，主要目標是小瑞；而女方因弟弟的關係成了夾心餅，誰都信，也誰都不信。 這只是林慶祥首部長篇小說《刑警教父》中的一個場景，但已足夠讓人嗅到這部小說當中的氣味：警察、黑道、江湖、義氣、勾心鬥角、爾虞我詐，與不得已。 沒有英雄的世界 林慶祥的小說裡沒有俊男美女。他筆下的警察們，沒有誰是可以一次打十個的不死英雄，也沒有出入槍林彈雨還能一臉痞樣談笑風生的最佳男主角。在《刑警教父》裡，無論是警界的刑事小隊長陳江、黑道大亨陳志雄，或是雙方因著不同目的共同鎖定的頭號槍擊要犯小瑞，沒有一個是英挺偉岸的角色（在聊到若作品改拍成影視劇該由誰來演出時，林慶祥針對小瑞一角還特別強調：不能是帥哥）。卻也因此，書中情節的種種描述，都不再是螢幕／銀幕那端的雲端想像，而是拳拳到肉、黑白兩道的血淋淋人生。在當代為數不多的台灣犯罪小說中，《刑警教父》的出現，無疑為社會寫實路數的類型作品添了一枚生力軍。 警政線跑了十多年的林慶祥，說老還不至於，但早也累積了一大資料庫的故事等著倒出。「我想寫這部小說想了很多年。應該說，從我知道這些事，就一直想把它寫成小說。」搖筆桿的人，多半抱著寫小說的夢，何以拖沓到年近半百才以新人之姿出道？「年輕時有很多時間可以寫。那時還沒結婚，那個年代在日報工作，壓力也不像現在這麼大。但說真的，那個年紀，寫小說哪有比去酒店喝酒、比跟黑道、業者、警察混在一起好玩？怎麼可能下班乖乖回家寫小說？當然是朋友喊了就走啊。」林慶祥說話豪爽，直率且坦白，「尤其那時警紀風氣很差，我只要打三通電話，一定會有人正在酒店喝酒，叫你趕快過去。你還會回家寫小說嗎？時間就這樣蹉跎了。」 在高雄市政府任職，每天與媒體打交道，與記者兄弟聚餐，那時喝酒也比寫小說重要。初入行的記者，人脈重於文筆，「剛開始忙著建立自己的名聲，擔心認識的人不夠多。」記者最計較自己的聯絡資源夠不夠廣，遇到刑案知不知道要問誰、能不能問到對的人？為什麼別人問得到自己問不到？為什麼這個分局的隊長會把訊息透露給誰，就是不告訴你？凡此種種，都關係著記者生涯的光明順暢與否。「所以你會把很多心力花在這裡，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也是自己愛玩。」畢竟沒有人就沒有線、沒有來源。「所以年輕時的確過得比較……紙醉金迷吧。」他乾笑，流露出一點尷尬。「但寫小說的念頭一直在，午夜夢迴時會很愧對，幹，自己怎麼這麼不認真、這麼鬼混。也想過要先寫點短篇小說，但都沒想到什麼好的idea……」講沒兩句他又大手一揮：「啊其實都只是想想而已啦，還不就是懶。」他放棄替自己洗白了。 不看好也要完成 2011年前後，林慶祥幫高雄市長陳菊打完選戰後離開市府。「當時在家連續糜爛了好多天，每天都跑出去喝酒。突然某天一個念頭闖進來：幹，我如果再不寫，這輩子永遠都不會動手了。於是電腦打開，想了開頭，就寫了。」他頓了一下，不無擔心地問了一句：「所以開頭很弱喔？」 還來不及回答他弱或不弱，他又喃喃地自白，「寫到一半時無以為繼，不知道怎麼寫，中間停了好久。寫到後來甚至會覺得：它值得寫嗎？我寫得完嗎？這麼爛，值得再寫下去嗎？」每一章寫罷，林慶祥都沒有多邁進一步的喜悅，而是從自己的寫作能力到技巧，各種自我質疑反覆不斷。「一直到後半我才有點自信要把它寫完。」但不是終於認為自己寫得好，「那時想的是：即使真的很爛，總也要把一件事情完成。」是這樣的信念推著《刑警教父》走向結局。「我自己從頭到尾都沒有很看好它。」他說。 每一個想動筆寫小說的人，心裡一定有你關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關心的。 「會寫不下去的另一個原因是，最初我只有隱約的想法和人物，沒有先想好大綱，也沒有結局，那種『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的情況真的很痛苦。而且我太耽溺於自己對警界生態的瞭解，光是開頭的監聽我就寫了一大堆。這都不是好事。」對自己寫作上的缺失，林慶祥看得比誰都清楚；而「第二本一定要把大綱都弄好再動筆」這句話，在整場訪談中大概出現了八百次，足見這種「邊演邊生劇本」是多麼折磨。 善惡無關黑白 然也因為林慶祥對警界生態的瞭若指掌，讓《刑警教父》擁有難以摧折的堅實骨架。他在台灣警紀風氣由濁轉清的關鍵時期進入新聞圈，那段警察比黑道還囂張的年代，他雖未能躬逢其盛，卻也耳聞不少。警政新聞的長期磨練，讓他懂得什麼時候可以適當探究，什麼時候可以硬起來翻桌；什麼時候該放軟打聲招呼，而什麼時候該閉上嘴。這些都滲入了小說裡，成了血肉。「寫警察，這是我最熟悉的題材，我和這些人也是有感情的。」 「我對警察很熟，一直想寫的也是警察的故事。每一個想動筆寫小說的人，心裡一定有你關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關心的。」 在林慶祥的小說裡，無論是遊走黑白兩道的刑事小隊長陳江、試圖金盆洗手的黑道老大陳志雄，或亡命天涯的小瑞，都有雙手染血的時分，也有顯露人性光輝的瞬間。「這部小說裡幾乎沒有好人，也沒有誰是真正的壞人。只有三個想回家的人。」陳江想安全下莊退休養老，志雄想海撈一筆拍拍屁股走人，小瑞想回到故鄉侍奉雙親。他們各懷鬼胎，也各有心軟。黑道不全為惡，警察更不是永遠的正義代表。在林慶祥所認識的警察中，不乏陳江這樣一手犯著某些惡行，轉過身面對本業又兢兢業業者。「貪汙索賄、智勇雙全，都可能並存在同一個人身上。很多英勇殉職的警察也是很黑啊，平常違法的事情一件都沒少幹過，碰上要拚命的時候，熱血一沸騰也是往前衝。所以你要怎麼論定一個人？」 所以又回到陳江對小瑞胞姊講的話：「……人是有感情的，要講義氣，我陳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則，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氣魄，我嘛不輸他，阮攏是愛伊好、驚伊死」。置身白道，卻與黑道相互比擬、爭一口氣，刑事教父比誰都要更懂得翻雲覆雨；善惡之間，或許連一線之隔，都稱不上。 資深記者談記者：關於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 年輕時的他，在馬祖服役留影，當年為了放假回台灣，寫違心之論的小說，還真的放了兩航次的返台假。在和林慶祥聊他的工作經歷時，他先講結論： 「我這輩子只幹過兩個工作，一個就是記者，一個就是應付記者的人。」 林慶祥是宜蘭孩子。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覺得在家鄉不好求職，就跑到台北找工作，找了兩個月還是沒著落。某天一個朋友邀他到台中家裡喝酒過夜，次日一早兩人買了份報紙坐到麥當勞看台中的地方徵才廣告，發現有家《震撼》雜誌在徵記者，就去了，自此踏上新聞路。「我從沒想過要當記者，一生隨波逐流。」他笑。 從泡茶聊天到公事公辦 在《震撼》雜誌待了一個多月，老闆跑了；1996年年底輾轉到彼時剛復刊的《台灣日報》，從環保、區里新聞開始跑，之後轉到警政線，一待近10年，累積了他絕大多數的資源與人脈。2006年《台灣日報》收山後，他到《民眾日報》沾了一下，隨後進入公部門任職，成為他口中的「應付記者的人」。過幾年撤出公部門，重新披上記者戰袍，回到新聞現場。 20年前當記者，和現在幾乎是完全不同的生態。「小時候多可憐啊，（為了新聞）每天晚上都要去陪警察泡茶，還帶宵夜去請他們吃，坐到三更半夜。」警政線的記者與警察關係亦敵亦友，有親密換帖的時刻，也很容易因立場相對而起衝突。和警察日夜「搏諾」（台語，意指建立交情），不只是為了不知哪天會到來的大新聞做準備，更是彼此之間的信任感。「當然我們和警察還是會互譙：『幹，條子都靠不住』、『媽的，這些記者，說變臉就變臉』，但信任感都還是在。」然現在的年輕記者與警察，大家都成了行禮如儀的上班族，少了互動，也省了獨家。一切都由秘書室發新聞稿，或用LINE發群組。公事公辦，不需攀附談交情，但也缺了衝激的火花。 「現在的記者，坦白說，比較沒有實力。想（用報導）修理人，也不知道從何下筆，修理不到痛處，人家也不會怕你。這個社會很現實，很多東西都是交換來的，你有實力人家就會尊重你。警察也是。」 即時當道，技藝不再 伏案桌前，以十五年來與警察朝夕相處的經驗，寫下精采絕倫的《刑警教父》所以現在記者比較好當嗎？「難。」林慶祥簡單吐出一個字。老鳥如他，也同樣面臨著即時新聞的壓力。「現在報社重視即時，比重視一般新聞更甚，很多新聞專業就這樣被犧牲掉了。」已經不是先求有再求好，而是有了就好。「你不能否認新聞它是一門技藝。從題目為何產生、怎麼寫、怎麼瞭解事情的輪廓、怎麼表現，都是技藝所在。」但現在這門技藝的原則和工法，為了搶時效、充版面，往往被迫省略。「就像做鞋。一雙好的鞋，該怎麼縫、該縫幾針，要做到才穿得耐久。假如隨便縫一縫，只求有個鞋樣，當然穿不到幾天就壞了。」林慶祥搖搖頭，噴出一口煙，不知是替年輕同業嘆息，還是替自己。 說起鄉民最常嘲弄的那句話「少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林慶祥還是搖頭。「記者這個行業，入行門檻很低，而且是愈來愈低。但無論時代怎麼變，要當個好的記者，永遠是那麼難。」感覺上這個職業一直被貶低，「但你會發現，社會上有三種人，只要一提起，大家都沒好話，可是一出事，又很希望自己有這樣的朋友，就是民代、警察、記者。為什麼？因為這三種人有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簡單幾句，帶出記者令人又愛又恨的原罪。林慶祥把手上的菸彈熄，不再多說。再問他，那怎樣是好記者？他沉默好半晌。 「沒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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