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再放浪一點——蔣亞妮讀成英姝《再放浪一點》－鏡文學

我很害怕單一化。

不管是一件事、一種稱呼、一個版塊或一類性別，比如「女性文學」、「女性作家」與「女性書寫」（替換成同志亦然），但我明白這些存在，依然有其必要性，因為世界確不存在專指男性書寫的「男性文學」，我們只能不斷催熟「其他」、壯大「之外」。

《再放浪一點》

成英姝 著 

出版日期：2020/6/12

成英姝的最新長篇《再放浪一點》，距前作《寂光與烈燄》整整四年，男賽車手開出記憶的荒漠，這次的小說主角是三個有欲望、有野心的女性。成英姝只使用了一個進行中的「劇本」，便將三者串連。三十多歲的女編劇高愛莫，一直期待寫出暢銷劇本，卻總是心比手高；五十多歲的過氣豔星鞏麗蓮，將最後翻紅的機會壓在請高愛莫為她打造的劇本上；最後是二十多歲的Z咖女演員林由果，為了演出機會極盡賣傻、賣瘋、賣性感，拋售羞恥。不經意處，有著張艾嘉2004年電影《20．30．40》的女性年齡思考，或許一點1994年王晶電影盛世時期《戀愛的天空》（又作《四個好色的女人》）中的自覺與譏誚，偶爾閃過2013年黃真真執導的《閨蜜》裡，少數精彩大膽的生動對白，疊影混搭。說穿了，《再放浪一點》是講女性的小說，卻不該被單一化為女性小說，這是我深以為戒的閱讀整理。

1990年「布克獎」得主，英國作家A.S.拜厄特說過：「如果要做為一個好的女作家，你首先要是一個好的作家，而不是僅僅和女作家在一起，大家只討論女性的事情。」這與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說過的：「在這個世上，我首先得是一個負責任的父親，然後才是一個作家。」放在一起看，相當有趣。事情的優先順序永遠是，先是一個怎樣的人、才是一個怎樣的作家，至於性別，萬萬不需要淪落為少數族群與偏遠地區一般的加分要點。成英姝雖然在《再放浪一點》不斷拿針戳出女性的血點，像是談到年紀時，她寫四十多歲女人的屁股，會從短褲下緣垂出，但穿的卻不是熱褲；可四十多歲也不全然缺點，比如女人拉皮：「都說拉皮就要趁年輕，大概四十多歲最好，拉了能定型，還好看，老了才做，三兩下就崩壞了。」幽默的最高級是開自己玩笑，這點成英姝與她小說中的三個女人都做到了（換成男性處理就容易落得政治不正確）。如果就只停留在此，三個女人一台戲，就算再加上一個暢銷名作家梁夢汝與時尚設計師維若妮卡，五個女人大搞女性主義，唱得也還是過於單調了。

還好，成英姝不需要女性加分，她在《男妲》跟《地獄門》等長篇作品裡，已經自證這點。不管是暴力、類型、情色與異色，她都玩過了，所以我們必須看進深處，穿越性別、翻玩意識。

大家應該都聽聞過維吉尼亞·吳爾芙那如當代夏娃宣言般的「自己的房間」，女性（尤其寫作者）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房間需能上鎖。不過吳爾芙的原句不只這些，而是：「女性要想寫小說或詩歌，必須有五百鎊年金和一間帶鎖的房間。」散文集《自己的房間》出版於1930年前後的英國，作個簡單計算，那時的500英鎊約等於如今的120萬至150萬新台幣（相近當時英國中產階級以上男性年收入）。吳爾芙與她「500英鎊說」也非憑空發論，剛好是她姑媽留予她的遺產年金。可惜，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民國107至108年平均年收入，當代台灣女性大約落在57萬至60萬間，小說中的三個主角大約也不會超過這個數字。

當我們都少有「500英鎊」年收時，就不再寫了嗎？答案很簡單，不管你是男是女、優渥還是落魄，都得要寫。反正生活再慘，小說裡得暫時靠海苔片、泡麵、豆腐撐過生活的女編劇也寬慰自苦地說了：「幾個月接不到工作，明明過著清貧的生活，卻一點也沒瘦，又是一樁宇宙並非邏輯建構的證明。」編劇也好、作家也好、畫家編輯老師都是，拿著筆的一個都逃不了，比起性別，《再放浪一點》的主體，更靠近一群無處可歸、無路可出的現代人。

這不禁讓我想到多年前成英姝在「三少四壯集」發表的短文〈我們都太在意永遠〉，她寫喜歡的作家：「托爾金的世界是一個放置在真實的凡俗的平淡無奇的世界中的箱子，兩者平行重疊，當濃霧遮蓋了視線，有時撥開那白色的簾幕，就會置身在托爾金的世界中。有一種電影情節，主角意外或者為了某種目的，來到了另一個時空，大部分的劇情，最後都讓他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這也是我在讀這本小說的感受，當我在小說世界、他者時空，遊歷一場後，卻發現聽到的全是我自己世界的回音與困境。比如，故事的存在可能；比如，美好的總是往日時光。

雖然美國小說家勞倫斯·卜洛克聲明：「偽造正是小說的核心與靈魂。」而在一眾台灣小說家中，成英姝很高程度地展演了她虛構（Fiction）的能力，私小說的座位，即使你拿著她生平門票一幕幕尋找，最多也只能看見經過了離解、脫墨、洗滌、漂白而還魂的再生紙，前人的名字與筆跡，你找不到。

她是罕有地認真說故事的人，為我們展演她精心設計的一個又一個「靈暈」（aura）。靈暈就像故事的入場卷，你得透過它才能真正進入故事氛圍。她通過小說中編劇角色的困局，狠狠敲擊了當代文學一直討論不休的：該怎麼說故事、還有沒有故事，以及有沒有人還在說故事？

於是在小說故事完結前，她忽然花了許多段落定義「故事」：「故事究竟有沒有它自己？那個它自己又是什麼，在什麼時刻誕生的？人的一生說了數不清的故事，這些無窮的故事散亂，充滿矛盾、歧義，它們會被什麼指向一處，變成同一個故事嗎？⋯⋯事實上，每個故事在當下便已完成了，每一個瞬間就涵蓋了過去和未來的可能，在那個點上，它已經是完整的了，有它自己的內在邏輯。」

成英姝以故事作答故事存在，故事是有可能的，小說依然在說著不同故事與包裹故事，故事裡又再藏著些許內在自我。小說隨著主線「劇本」的完成，走向結尾，最聰明者顯得蠢笨、最癡傻者卻看得最清，撕逼的人說不定相知相惜，這樣的安排在小說裡並不特別，特別之處是成英姝洞悉世情的口吻，當她寫道別人教訓愛莫的編劇態度時，說的是：「你犯的這個毛病也反映在你的創作態度裡，你鄙視陳腔濫調，你對於無論是別人或者自己曾經說過的話都認為沒有價值重複，但你以為真理有多少？」

過去了，才有來處可以回頭，天真過，也才能說世故的語言。我和小說同時驚覺，現在的所有故事，都由「過往」觸發至今，就像五十多歲的昔日豔星高談自己仍有粉紅色乳頭一樣，看似放浪的全是幻夢。每一個小說的角色都困於舊日，尚未發福的身材也好、捧在手心的愛或是充滿可能的未來都結束了，於是小說為他們寫下：「以為永遠記住我們年輕時的樣子，彷彿就能回到過去，但過去就和未來一樣，從不在默默那裡等待。」說的其實是，往日時光，早已遠去。

「回不去」的不只叫半生緣，方文山為南拳媽媽寫的歌裡，那年Lara也唱著：「到不了的都叫做遠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鄉。」小說中的每個人，似乎也都無家鄉、無歸途。既然無家無鄉（也沒有吳爾芙說的百萬年金）、既然青春終究留不住（也活不成李宗盛一樣的成功大叔），成英姝告訴我們，不如再放浪一點，反正，沒有從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