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时间里的直男──专访骆以军《大疫》
文｜翟翱
2022-09-22
骆以军说《大疫》是他的“转大人”之作，“以前我写小说──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我的角色还是比较直男、比较内向世代，不是真正被弄过的。从这本后，我才有能力去写被弄过的人。”
骆以军 著
出版日期：2022/8/5
“这些到底是真的假的？”骆以军喷了口烟。烟雾缭绕时间与空间。时间是裴洛西访台后几天，中国的飞弹越过台湾。空间是骆以军老爱来的咖啡店鸦埠。
至于这些，指的是他新小说《大疫》写的此刻与不久前的疫情，或者说，整个世界。“我觉得特别是我‘出事’前两年，世界不断在内卷，好像有一个导演喊了ACTION，一切开始启动卷曲。川普上台，美中对抗，香港成为一个暴力城，又好像一个棋盘──《明朝》出版前我就在香港。接著就是疫情。”
关于疫情。“最先我们观看的景窗，是武汉的疯狂，接著大家慢慢疲乏。我五十五岁了，但从六四到九一一，不曾有过这样停不下来的翻动，或是这样翻动在叙利亚在伊拉克，所有人仿佛成为命运的骰子，被玩物著骰著。写《大疫》时，我看到义大利、法国的疫情死亡，接著是美国，这很真实，然而台湾又很奇怪的像有菩萨捧著，之前大家都说台湾一定会爆掉。接著就是乌克兰战争。然而说著说著半年又过去了。”
与其说《大疫》是在写疫情，不如说骆以军因为疫情而感到时间“怪怪的”，如同小说开头描述的溪流静止如琉璃，“整个世界被按下了暂停键。”“一开始，疫情只是我写这本小说的一个点子。疫情最严重时，我不同的朋友们开始重读瘟疫的文本，才发现我们一整代人对瘟疫多无知，以为那都是中世纪的事，可是它真的成为现实了。刚开始我们不当一回事，后来这个对瘟疫的恐惧跟挫赛（疶屎）超过我们对灾难或事件的时间代谢习惯，进入了日常。”
“我们在疫情第一天的愤怒与恐惧，多么像世界末日最后一天，可是第二天又来了，又有别的事发生。”愤怒与恐惧不断被延宕，最终被水解稀释。大疫、死亡、战争该是猛烈的，人的感受却因被玩弄久了而匮乏。身处事件，时间已不能成为标的，于是小说家跳出来问，欸，是真的还是假的啦？像《楚门的世界》最后一幕，金凯瑞走向那道门，通向真实世界也通往一个更大的虚幻。
但死亡每天都在发生，怎么会假？或许该问的是，怎样才是“真”？真假之辨与辩的必要，来自骆以军叙述小说这项技艺与志业常动用的词──观测。骆以军多次在不同场合说，现代华文小说是小说家观测世界、心灵的方法论，“华文心灵从古典进入现代小说，朝向波特莱尔、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透过小说论小说方法进行观测，反省二战以来的恐怖。”
而《大疫》正是骆以军叫停时间的观测。小说写世界被疫情与连带的战争所灭，最后的幸存者躲藏到一座溪谷里。闲来无事，他们用说故事打发时间。一个又一个故事，隐喻连绵再连绵。经典骆氏小说美学。正当读者以为《大疫》是一部当代版《十日谈》，读完才惊觉它混合爱伦坡〈红死神的面具〉与《黑镜》，一种反身的惊悚质疑。
疫变世界，灾后馀生，在当代小说并不稀奇，骆以军也知道，“爱特伍就写过，也写得很厉害。所以《大疫》不是一本了不起的发明，但你以为你是活生生的人，其实只是讯号，就像《黑镜》在做的事。西方有太多可用的点子，就《大疫》来说，是共产中国的失控，外溢出来，被我们用西方来的小说方法论观测书写。”
提到中国，我问骆以军，身为台湾或香港的小说家是否注定在巨大的中国阴影下写作，不得不回应一种惘惘的威胁？现下，解放军正集结，飞弹刚飞过。骆以军的回答是，“我一辈还好，未来会越来越激烈。那一堵看不见的分辨之墙，就连我这样的人都会被怀疑是不可信的。”何以被怀疑？且话回《明朝》。
骆以军先为《明朝》小小平反。他说《明朝》其实是很屌的观测（在此，我们都笑了一下），是中共跟明朝巨大暴力、官场的叠合；前者话语是马克思，骨子里玩的是明朝的东西，“我觉得你刚说的压迫威胁，这几年越来越强大，本身也很荒谬，这本来是我爸那辈或朱西甯的遭遇，却叠合到了现在。”而这也是骆以军说的，时间的内卷，暴力的日常化。
说到阿共打过来，骆以军说了一个小故事，也是他在小说之外对中共政权的观测──可以拉入直男研究社讨论的那种。“刚才我去买磨寿山石的砂纸，卖砂纸阿婆说买十张送一张啦，反正阿共都要打过来了，我说不会啦。中共这样就是那种东亚差劲直男，在外受气，回家打小孩的表现。可是你会觉得很恐怖，有十几亿人半世纪被这样差劲直男政权统治，被塑造成某个样态了，你能拿这些人怎么办？不可能如科幻小说的高科技外星人来全部杀光吧，或者像二战纳粹那些人判定要怎样处理，或史达林做的种族灭绝。但我的规格无法处理到这部分。”
提及《明朝》，也就是骆以军前面说的“出事”（按：《明朝》出书后有两个时间点事件，一是2019年11月朱宥勋书评〈“投降”是文明的最终形式吗〉见于脸书，引起各方人马对书评是否“思想审查”，以及《明朝》挪用《三体》世界观得当与否之讨论；二是2020年3月，《明朝》被指出其中桥段，与骆以军在2019年1月至3月开设小说班之学员刘芷妤于2019年6月9日《自由副刊》刊出之〈火车做梦〉内容重叠，引起是否剽窃、抄袭，乃至骆身为小说班导师与学员之权力结构，以及听取学员故事不告而取之争论）──骆以军沉淀两年的看法是，这也是一种内卷。骆以军说自己当初像被困在那时空。
“最初写《大疫》，对那件事我写了很多，后来都删掉了。那时候我很痛苦，像被欺侮后再回想那过程。我删掉的五六万字，后来看，很多是重复的，只是为了讲当时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病人的自白。后来我觉得《大疫》现在这写法对我是很好的，当我感觉这杀气斗气，就思考到底我是加害者还是被害者？我是强暴者还是被强暴所生下的怪胎？”
没删的、残存在小说里的，有几处关乎“写作伦理的纷争”（《大疫》原话）。包括叙述者自问“我是否站在删除别人故事的那一方？”还有是老人偷了年轻人珍贵之物，还是年轻人硬把自己的磁碟片插入老人这台电脑之记忆体之辩。最醒目的，该是第五章节说故事的人召唤《红楼梦》之袭人、宝钗、凤姐、秦可卿而说的：“我们为什么不会去声讨那作者对这些‘活在文字之外’的，但他们是他们自己故事的主人，那个伦理？”小说人物的回答是“因为那个作者早已死去几百年了。”
同时，《大疫》溪谷里讲故事的人述说的，是死者的故事。我问骆以军，这样在灭绝世界讲述其他死光之人之事，是不是为了“逃避”写作伦理问题？这是不是他设置的，一个回旋掉伦理的机关？──如同小说要角谷主说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故事，都不能追究不能批判。”
骆以军的回答是，“不记得写的有没有被删掉了。”后来又说，“我想的没有你说的那么清楚。但就那件事，我非常生气，因为所有小说上的人物都不可能是凭空虚构的。我一直觉得用‘私小说’这词来说我是错误的。私小说在日本有很严谨明确的定义，透过‘我’在扯裂一个原本日本的群体性，这是日本小说进入现代的一个过程。我在二十年前就说我的小说不是私小说。但确实，我的小说可被批判，我在转换现实跟小说上有障碍，以前作品也是，有心的人都可以找出小说人物是谁。但事实上，小说是倒走过来的梦境，那之中的任一关键抽换、抽远成人类寓言的恐怖与哀悯，谈虚构或对存在型态的液态捕捉，早就不知差距千万了。真实的说，你启动这样的追踪（人脸辨识），所有人的小说都可以扯上这夹缠的，川端、大江、奈波尔、波拉尼、孟若、莒哈丝、七等生、张爱玲……这真的非常像‘大白’检疫的一种，非常反小说的一种假问题。”
一切开始内卷或者说跑调，肇因他直男式的脸书反击。“当初因为我的冲动我的暴力骂了朱宥勋，他们觉得我在挑他们，其实我没有在挑他们。我骂朱宥勋是因为我觉得那样真的不对，这样跟国民党、共产党看一本小说有何差别？说一本小说是投降主义？尤其加上这几年的选举激化。我要说，你们怎么知道我的政治立场？难道我要出来说，不，我的政治立场是这样、不是这样。这不是很羞耻吗？”觉得自己被诛心了吗？骆以军说，“对啊，我觉得很白痴，很像被降维。原本在小说要反思人世的深水区，被用这些网路弄潮、单一标签，而且是乱贴，消费掉了。如果未来这件事变成一个公案，是这个时代所谓这些自诩文学人很丢脸的一件事。”
访问间，骆以军不断用直男自况。我问他为何强调“直男”，是种诿过吗？对他来说，这词有什么意义？“自嘲自婊吧。直男就是尼安德塔人，这一刻是废墟，上一part他们还是暴力来源。说到源头，就是典型第三世界，军训教育下的男性，就是蠢。我爸那种低阶的逃难的党国人士，或者以前跟我一起混流氓的，都是直男。长期处于一种家父长的压迫，所以我逃兵，很怕警察，痛恨体系。可是虽然我是直男，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同志，有Gay哥们。虽然生理上我爱的是女生，但对人际的黏著性、时光契约的重视，包括出事时帮助我的，都是最不直男的。我会想，会不会其实我是超级深柜？而如果我不是直男，也许当初就不会动用那样关羽、张飞式叫阵。”
这是直男行为研究社的告解吗？我再问骆以军，会后悔“叫阵”吗？他答，“不是后悔，是反省。反省我的傲慢。以前觉得我练武至今，至少也是火云邪神，哪来的叫阵者，看我一掌劈死，结果面对的是千千万万的地狱，死的是我。”
而这千千万万，也是除了瘟疫，小说里一再诉说的病征。《大疫》里人因为网路的不断复制贴上自我成为某种类病毒的存在，写“为什么我们变得那么自恋？变得那么刻薄？因为我们早就被移形换位，成为网路上的，到处存在的，却又稀薄到无任何存在意义的小闪光。”“但这一切是戏。是电波幻影。是流量。是实境秀。是订阅小铃铛。缥缥缈缈。飘飘忽忽。”骆以军说，“我们这代人很怪，被投到这大网路时代的人，彻底验证《心经》讲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透过网路，我们不用有长长的一生就能体悟这些。”
这与两年前我访问时他对网路（特别是脸书）的评价差异甚大。我问骆以军，这转变是因为他所谓的“出事”吗？骆以军不讳言，“是啊。我出门前还有点低潮，看到有人又来骂我。我点进去看那人脸书，他的脸书只有自己一个人。”
“这两年我朋友都建议我去谘商，这创伤很大，可是我觉得我不是三十岁二十岁的人，我是练家子，以前在文坛就被长辈霸凌。这件事，我会觉得委屈，是因为我是很有意识的不会去对年轻人建立恩庇侍从的关系；他对你好，你要报恩于他。三十几岁时，我跟自己说，如果变成大哥，绝对不要有人因为我的存在而痛苦。所以那些年我是人渣，但我很快乐，我像颗被踢来踢去的足球。”
“到了《明朝》这件事变成网路时代的群体意见，只能用很古典的祈祷跟情感去想像过了好几十年后你们会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或者一定有好人跟坏人。于是最后这件事变成一团闹剧。杨泽对我说，不要那么抓马，不要这时候弄错唱腔，以为自己是哈姆雷特。我们是在一个岛，曾经发生漳泉械斗的岛，没有教诲忏悔的习惯，我们的善恶判断都是非常世俗的，那世俗的过程就是靠拉帮结派，这在我们这一辈没有少。至于我出网路的这些事，我告诉自己我不能掉进陷阱，进入一套语言：说年轻人都这样，网路都这样，这就是一种陷阱。我觉得我一路有捍守这信念。”最后这段话，似乎与《大疫》写网路病征、病毒化扞格。但小说叙述者并不等于作者本人。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何时重叠。
骆以军对《大疫》下的结论是，“这本小说如果放在网路上，就是一个自言自语的《地下室手记》。可是正好它有长篇小说的框骨，形成一幕幕的幻景，独立时空之架构。可以说我最后服膺的，还是即使这些是幻影，我仍认真的把他们一炮炮的烟花打到黑夜里，哪怕他们稍纵即逝，存乎一瞬。这是小说要坚持的技术。”
我想到骆以军的小说观测论。观测到了，之后呢？骆以军的回答是，“用小说跟世界表演，展现像电影的视觉，例如《黑镜》、《爱x死x机器人》。”然而透过千回百转、极其视觉性、官能感的表演，又离小说家所观测到的真实有多近，或者说，有多远？
如果观测到的是假的，那书写本身呢？此前，骆以军说了一个小故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一直警惕自己不能把这些真实当作电影在看。但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乌克兰防空武器把俄罗斯战斗机射下来的画面，看得很爽，后来才发现是游戏画面，我被骗了。我这么警惕，在这世界的介面上还是看错了。”我问骆以军，这是一个隐喻吗？开启了《大疫》的观测与测不准。骆以军说，是。
错看了世界的介面，骆以军的小说方法论还管用吗？这是我最后的问题。骆以军的回答是，“这问题像我一边吃雪糕，雪糕一边在融化，我没有能力跟时间长度告诉你它是错的。它不会错，因为我们今天坐著谈小说，都是因为这方法论的成立。如果不成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的会是古诗。”
雪糕与时间，都请多停留。或许终究骆以军还是唱错了腔，只是演的不是哈姆雷特，是浮士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