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睹风雨飘摇年代的台美原貌——张国城评《1951全面追缉》－鏡文學

这本著作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王骏先生能够用丰富的新闻记者经验，运用轻松的笔法贯串史实，让读者理解这段国府一向讳谈的史实。作者不仅旁征博引，同时逻辑一贯，让读者能够体会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的台湾原貌，笔者有幸能先行拜读初稿，的确如作者所说的，“……读之既能消遣解闷，寻奇赏乐，亦能向学求知，吸纳台湾重要史料。”

《1951全面追缉：军购．密帐．叛逃者》

王骏 著

出版日期：2022/4/15

以笔者对中华民国现代史的粗浅研究，加以主持几项科技部专题研究计画的经验，发现台湾的一般朋友对中华民国来台以后的历史，有相当程度的误解；这当然是在于过去的历史教育，新闻舆论，对这段历史避重就轻、讳莫如深，抑或有张冠李戴的情况。譬如：

首先，“两蒋时代是清廉的年代”，事实上，毛邦初案的金额对当时国家财政的影响，对外形象的冲击，要比拉法叶案严重的多。但知道毛案的人却远少于后者。当然毛能如此上下其手，源于当时的法制远不如今天完备，能够办理对美军购的人员也不像今天这么多，但如此的贪污仍然是非常可怕的；展读这段历史，可以让读者了解到中华民国政府之所以败给中国共产党，失去整个中国大陆退守台湾，实在是其来有自，不能全然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停。众多的贪腐和无效率，“四大家族”的恶劣形象是美国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和支援的主要因素。

书中用大量篇幅记述蒋中正后来依法办事，派人到美国以司法方式追诉毛邦初，不管最后能讨回多少，总之是一种励精图治、追补前过的作为，对重建国府的形象和美国支持中华民国的意愿，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这一段史事对中华民国的重大意义。

蒋中正总统本身生活简朴，但他本身能力的限制让国府的“人治”到了一个足以动摇国本的程度—这一体制居然可以让单独个人身兼会计和出纳，将数千万美元当作私人金钱般地运用，又没有可靠的审计制度，因此造成了中华民国相当的损失。这一段相当不堪的历史，透过作者的生花妙笔重现于世，让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这段史事的本末，也可一睹当时国府在美国的外交风貌。

其次，台湾社会当然都知道美国外交、军事和经济援助在1950年代对中华民国的重要性，但对于中华民国当时对美国的态度，其实所知有限。中华民国政府虽接受美援，其实对美国从未推心置腹真诚认同；从书中主要人物的态度，虽然作者以文学写作的笔法渲染了众多当事人的牢骚（事实上未必全然如此犬儒），但是就台湾人的一般感受和经历，对这种“不甘心合作又无决心自立”的态度，应该不陌生。这些都是我们在饱览作者笔下的历史风华之馀，或许可以反思今日台湾是否仍然如此?笔者认为，这才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与现实差距之处；例如第二回叙述“蒋中正从士林官邸搭车上班之际，途中，在中山北路上，瞥见有个士兵衣著不整，踽踽独行，他要随车侍卫龙头，以“拐拐”无线电，转告后头随侍车警卫，拦下士兵，问明单位番号…”，在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纂的《蒋中正先生来台后军事言论集》（三巨册，超过1000页），之中，确有不少这类的记述，出现在蒋对内部高级将领的讲话中；但事实上所谓的“拐拐”（AN/PRC-77无线电）在1968年才服役，（当时1950年）是没有的。

第四回“…强人长子，出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继而，创立国军官兵“手牒制度”，杜绝吃空缺歪风。”“军队手牒”是旧日本军队的遗风，是士官兵入伍之后一人一本的手册，不只是军人身分证，也包含服役经历和相关须知；蒋自己在日留学时，下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炮兵联队实习时就有，应不须蒋经国教他；第五回（1951年3月）提到周至柔在南机场(现在台北市青年公园）打高尔夫“…空军却出了花样，说是来台美军众多，都没个休闲娱乐地方，有必要盖个高尔夫球场。就这样，反过头来，要陆军总部下令，派陆军工兵担纲，构工苦干，又出人力，又耗机具，推平农地，拆除建物，营造出这座美仑美奂高尔夫球场，全长五千馀码，共九个洞。”但是该球场是在1953年10月16日兴工，1954年8月完工，1951年周至柔应该还无法在该地打球。

第十二回提到毛邦初面见李宗仁，“…空军副总司令、兼空军驻美办事处主任、空军中将毛邦初，向李总统报到。报告总统，属下失职，属下来晚了。”以当时的习惯，毛邦初是不可能在李宗仁前面加上姓，口称“李总统”的；最后一回“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新闻又播放美国国防部长麦纳玛拉谈话，说已下令第七舰队航空母舰战斗群，驶往越南外海，外加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泰国乌打抛空军基地、台湾清泉岗空军基地，美国海、空军各式攻击机、轰炸机，将对北越展开“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遍炸北越战略要地。”历史上，滚雷行动是1965年3月2日才开始，执行该行动的美国海空军和陆战队飞机也没有从菲律宾和台湾出动。

笔者长年以来一直以为，领导人的功罪，除了个人私德以外，能不能知人善任，扶保善类殄除败类是更加重大的责任。但是传统中国史家一直到今日台湾社会，在考察、评判领导人时，还不甚习惯有这样的观念。另外，对领导人常常有过高的宽容和过苛的批评。前者当然源于意识形态和传统“忠君爱国”思想，无足深责。后者除了意识形态之外，经常也是忽略任何人无论地位再高，都是受自身识见、所获资讯、能动用的资源和所属组织特性所局限的；笔者窃以为臧否任何领导人，都应该从这方面去探讨，才是具有建设性，避免过度被意识形态所影响，且能作为后代参考的有意义途径。本此，这本著作是一本优秀的奠基于史实的虚构小说；笔者除了对作者深表敬佩以外，对台湾读者来说，更是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