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的人，问起公理与正义的问题──专访唐福睿《八尺门的辩护人》－鏡文學

《八尺门的辩护人》是第二届镜文学百万影视小说首奖作品，讲述来自三个族群的三位陌生人，同为一个不能发声的异乡客死刑犯请命，直球对决废死议题；获评审一致同意给予首奖，且得奖后已开启影视化。

作者唐福睿法律系毕业，曾任律师五年，转换跑道来创作顺风顺水，因为他从律师训练悟出创作之道，同时抱持「要写，就要写最争议题材」的决心。他表示这部作品写来就是要拍的，先是剧本概念才写成小说。

创作欲望强烈，是当过律师对法律失望，发现正义只能在文字中实现吗？他的答案很直观，影像文本就是要接手现实难以处理的议题。当人们看不见或不愿看见，那就拍给他们看。

社会有其形状，层层迭迭的网，筛掉某些想往上爬的人，同时有人自大小不一的孔洞间坠落——坠到最底粉碎时，人们一边收拾自己，才一边发现原来这就是社会具体的样子。名为安全的网，却总是有缺口的结构。

唐福睿曾是结构里的人。法律系毕业的他，曾任律师五年，之后考上公费留学，赴美国加州艺术学院读电影导演硕士学位。回台后，他拍了第一部长片《童话世界》（2022年上映），之后交出小说《最刑岛》（后改名《八尺门的辩护人》），获第二届镜文学百万影视小说首奖，并将亲自改编影集。

《八尺门的辩护人》

唐福睿 着

出版日期：2021/12/10

从律师转创作，唐福睿不讳言过程很顺利，「一方面我从小就有创作梦，学生时代会拿V8拍东西，一方面是因为有法律训练。律师训练其实有助创作，写诉状陈述事实很重要，必须在矛盾的信息中尽力找出合理的说词，然后将它写得很真实很具说服力，再来是帮助我找资料与整理。」

「写剧本甚至小说，都需要有条理，大众化的故事尤其需要条理。」唐福睿点出一般人对创作抱持天马行空的迷思。

从披着律师袍的人到持摄影机的人——还当了几回拿笔的人，出入法律建构的的世界，唐福睿看见了结构，并且要其他人一起看见。唐福睿谈创作的动力，「就是看见了有趣的事，心想啊居然是这样，不能只有我知道。」把不被看见的，拍给你看。

看见了什么？当过律师，却总是在文字里挑战法律，是因为走过一遭才发现正义只能在虚构中实现吗？唐福睿「哇」了一声说：「你这个问题很好。」以虎口托着下巴沉思了一会，接着说：「理想跟现实当然有落差，但我不是钻牛角尖的人，所以不会绝望。」

尽管如此，从《童话世界》到《八尺门的辩护人》，唐福睿持续塑造被现实绝杀又奋力一搏的律师主角。他曾在《童话世界》获「拍台北银剧本奖」的感言提到，「如果真实发生的事件都无法改变这个社会，那么电影就该从那边接手。」

照见现实不见之处

如何接手？唐福睿说：「要写，就要写最争议的。」

首先是《童话世界》。电影剧本于2018年完成，聚焦补习班师生恋，探讨法律体系中残存的父权，「最初我想写一个跟权势性侵议题有关的作品，于是开始胡思乱想，想说那就来写『法律三部曲』。接着，我想到死刑。」

「死刑存废是法律系都碰到的议题，而且社会歧见很大。」于是我们迎来《八尺门的辩护人》——至今最直球对决死刑的本土创作，质问且撼动每一派人马对死刑的立场。

小说讲述基隆八尺门部落出身的阿美族律师佟宝驹，以公设辩护人身分为一起移工杀人案辩护——印度尼西亚渔工Abdul-Adl于八尺门持刀杀害前船长一家三口，包括一名幼儿。不幸的巧合是，被害者正是佟宝驹的族人。

背负乡亲的愤怒与新闻炒作，佟宝驹一度想放弃，接连遇到即将当法官的替代役男连晋平与印度尼西亚看护Leena；前者助攻，帮佟宝驹找出法律死角，后者担任被告的印度尼西亚方言通译。

一个奇妙的组合于焉诞生：年过五十的原住民公设辩护人与法官世家出身的替代役青年，加上笃信伊斯兰，试图从信仰中找寻自我的印度尼西亚少女。三个陌生人，三个族群，为一个不能发声的异乡人请命。

▲唐福睿（左二）带领《八尺门的辩护人》剧组读本。小说得奖后旋即启动影视化改编，评审一致认同小说完成度高，角色有挑战性，议题具急迫性，更是台湾少见的法庭类型。（图／镜文学）

挣扎且迷人的角色

这组合看来突兀，却有不得不的使命。唐福睿说自己创作最先想到角色，「让角色在故事中对照，既冲突又相互成长。」佟宝驹跟连晋平的父执辈便是其一，前者背弃、逃离自己的出生地，才获得相对不错的社经地位，却因不认同自己的原住民身分而挣扎；后者连晋平的爸爸是法官，还有一票法官叔伯，回家就坐拥法律男孩俱乐部，并且很轻易的晋身其中。

这样的阶级不对等，透过佟宝驹，便成为铿锵有力的陈词：「一个人要有多幸运，才能像诸位一样，坐在舒服的位置上，认定这世界十分温柔，而我们拥有绝对的权力，对罪犯残忍？」

然而，唐福睿说：「他们很不同，却有相同要对抗的东西——父执辈加诸他们身上的。」佟宝驹面对的是父亲那边部落的不谅解，为什么要帮一个杀死自己族人的外人辩护，为什么不认同自己的出身；连晋平则要对抗「像父亲一样」的期待，要他乖乖顺着法律男孩俱乐部指引，成为一样平庸的优秀大人，「先是幻灭，而后成长。」

同样来自印度尼西亚的Leena与Abdul-Adl也是一组对照，同样漂流异乡，却面临截然不同的命运。Leena或许是小说中最振奋人的角色，因为她是一个被唤醒的灵魂；从怯懦到坚毅，从对信仰动摇到藉由反省教义，获得更强大的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一别总是被人拯救的女性角色，小说里的Leena能够自救——不用被男人，也不用被台湾人拯救，反倒看见了佟宝驹与连晋平都未能察觉的自我优越，「我想要有一个非台湾人角色在看着台湾人，带出第三方的想法，从自我怀疑到长出自己的力量。」

小说还有许多组对照，其中最终极的，或许是书里的角色与读者。面对无力申辩的罪人，你会如何选择？是转头检视法律——思考他为何这样？还是阖上书本关掉电视，让他或她的遭遇留在小说或新闻里。不过是又一个倒霉鬼，反正不是我，你告诉自己。

当小说不止于虚构

真是如此吗？这关乎小说的创作起源。「构想阶段我还在美国读书，有次遇到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官员，他跟我提到台湾有所谓的黑户宝宝——失联移工所生子女。因为她曾处理领务，所以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些黑户宝宝总有一天会长大，也就是说会有更多不被看见的族群。」

据移民署统计，截至109年6月止，有超过5万名失联移工，其中生理女性有3万多人。若其中三分之一女性怀孕，就有将近1万名黑户宝宝诞生。最近，失联移工议题也因疫苗政策浮上台面。

唐福睿表示，写《八尺门的辩护人》时想到以前家里的外籍看护，「我自认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回想起来却完全不认识她。我们同在一个空间那么久，却完全不了解彼此。这让我想，这会不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如果是，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便是《八尺门的辩护人》的终极叩问：一个无法帮自己辩护的人，一再落进台湾法律的未尽之处，除了被这个有缺漏的司法系统判死刑，还能如何？其中的讽刺是，那个不曾接住他的网，最终却不放过他。

「最可怕的是，小说里的案例真的有可能发生。」唐福睿说。不谙台湾法律系统与语言的移工，如果有犯罪嫌疑，将没有资源也缺乏为自己发声的能力，而这关系到台湾司法有所缺漏的通译制度。

细心的读者，很快就会发觉《八尺门的辩护人》的案例并不新鲜，其实有所本——1986年的汤英伸案。邹族少年汤英伸被诱骗到台北工作，遭雇主扣留身分证，还被迫超时工作，酒后与雇主起冲突，杀死其一家三口，最终被判死刑。

这是唐福睿有意为之。他也让小说提到本案与汤英伸案的相似，「三十多年，什么都改变了，也什么都没变。那种对于杀戮的执着，依旧炙热而浓烈。」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重述一遍汤英伸的故事？答案便是唐福睿说的「这一切真的有可能发生。」小说之外，历史也可能重演，打脸我们自诩的文明。因此，《八尺门的辩护人》看似讲了一个戏剧化的故事，其实是台湾社会残酷的回音。

▲唐福睿说自己没有想当大律师，所以对法律没有太多失望，然而他笔下的律师主角仍燃烧理想，奋力一搏。他曾用「不施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形容角色，我觉得也是他个人的投射。（图／镜文学）

不要只想说服读者

我好奇，写死刑，唐福睿是否在写之前就有个人的价值判断？「写之前，我的立场就很清楚，反对死刑，但写完反而不那么肯定了。写小说让我可以整理想法，写完更能感受死刑的艰难。而我同时自我要求，小说不能只是在捍卫自己的想法，要有其他见解，不要让读者觉得就是在看一部说服他的教科书。」

「我不想指责，而是让各种声音出现。」唐福睿说。

或因如此，《八尺门的辩护人》里有一位坚定反对死刑的法务部长陈青雪，堪称全书最复杂最迷人的角色。然而她不乡愿也不滥情，只有她明白台湾该如何面对死刑的艰难。小说最后，她维护了自己相信的价值，并且成为小说最大爆点。

谈到陈青雪，唐福睿说，「念法律的大多反对死刑，我想要找出其中的共通点，于是放在陈青雪身上。反对死刑，当然是理想化的东西，而法律是社会进步的下一个阶段，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的世界，直到所有人都可以被保护。只是这个过程，要如何运作？」

「不施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啊。」唐福睿如此形容这角色。

最后我问唐福睿，希望读者看完这个故事，更相信法律还是更勇于质疑？「我希望能让大家轻轻晃动脑袋里的想法，哪怕只是心底有个很微弱的声音说『或许我可以重新思考这件事。』这样就够了。」

「现实中法律永远有盲点，但人们努力让它接近完美，是那个让它接近完美的冲动，让我想探究死刑。」唐福睿捡起网破掉的地方，悉心修补，以文字接回现实。以免有人再次掉落，问起公理与正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