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上的乐园——专访吴晓乐《我们没有秘密》
文｜翟翱
2020-08-25
吴晓乐很在意脸。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她笔下人物的面孔，以及新闻事件里千人一面的受害者。采访时，她不止一次提到“我想要她们长回自己的脸。”吴晓乐说，社会有张受害者脸谱，一旦受伤，我们就要活生生的人戴上，变成乖顺愚笨天真烂漫的角色。
“我们想保护一个人，就会把他们修饰得很笨很无知，好让他们获得同情，同时剥夺他们的个性。我想写一个性的故事，不用大家习惯的写法——女人很可怜，男人很可恶，社会不尊重女人。”
这便是她最新长篇小说《我们没有秘密》所抵抗的，一种危险的抵抗。《我们没有秘密》吴晓乐第二本长篇，也是酝酿最久的小说，一直想写，却一直找不到正确的方式叙述。写完了，她仍在自我怀疑。
受害者长出自己的脸
小说起源于23岁那年，她看了一部父亲与众女儿乱伦的纪录片，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标签已贴妥，该是乡民征讨兽父的时候，可镜头里其中一名女儿却说：“如果晚上爸爸没有来找我，我会难过。”这让吴晓乐思考，受害者的脸，是什么样子？
《我们没有秘密》是吴晓乐迄今最危险作品。因为这是后“me too”时代难以讨好公理（或乡民）的故事：女孩在名为爱意或初恋的乐园里，乐园却在颤颤巍巍的悬崖上，“我小说里的受害者可以是坏人吗？可以可爱吗？我们可以原谅一个非典型的受害者吗？”稍有不慎，女孩陷落。吴晓乐也是，完稿后，她仍不断自问“这样写，真的可以吗？”
她自我怀疑的是“让受害者尝到甜头，会不会抵销她／他的痛苦？”而这正是吴晓乐想通过《我们没有秘密》试探的谜底。谜底在深渊，打捞过程往复于黑暗，她坦言几度想放弃，最后花了一年半才完成，“写这本书像在观落阴，每次动笔心里都会抗拒，因为我会跟著沉下去，写完会忧郁非常久。”支撑她的动力又是什么？“后来我笔下的女主角跳了出来，希望我捍卫她们的脸。”
她们的脸，一张张在深渊里模糊不清的脸。
小镇对坏女人的危险
聪明如吴晓乐，知道读者不会轻易与她一同到深渊，所以用乍看像狗血韩剧的诱饵当开头——妻子消失了，妻子有秘密。律师“范衍重”妻“吴辛屏”人间蒸发，曾有家暴疑云的律师被怀疑是凶手。同时，他来到妻长大的小镇找人，却发现在此，秘密以镇为单位，大而噬人。
过程中，范衍重遇见妻的家人与过往友人“奥黛莉”与“宋怀萱”，然而每个人口中的吴辛屏都不一样，他都不认得。妻的面孔渐渐模糊了，她曾是性侵受害者，是说谎的人，是十八岁就心如蛇蝎的高中生，也是他日日夜夜的枕边人。最终，吴晓乐没有闪避，不是虚晃一招，给出了用秘密交换秘密，以谎言抵达谎言的结局。
或许是经历了作品影视化，《我们没有秘密》看似有别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与《上流儿童》，脱离吴晓乐熟悉的教养议题，更具惊悚小说的类型框架，结局也转了好几层。然而直到小说中段读者才会发现，《我们没有秘密》仍直指家庭“行礼如仪”冷冽之逼人。家的空废，成为小说的悲剧来源。至于主角们老家坐落的小镇，更是耳语交织的咒阵。
吴晓乐说，小镇对坏女人是很不友善的，而且女人很容易成为坏女人，“我妈在澎湖长大，她跟我说不理解为何大家会怀念所谓的小镇风情。因为我阿嬷生了五个女儿，只要有男生站在门口等她们，就会被闲言闲语，说不知廉耻。”吴晓乐引张亦绚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说法，封闭的空间对女性而言，“邻居‘守望相助’之‘助’，更近‘助纣为虐’。”
越想越不对劲的故事
法国作家岱芬．德薇冈书写家族悲剧的自传小说《无以阻挡黑夜》
图片来源：读书共和国
妻子长大的小镇是封闭的空间，对外来者范衍重来说则像迷阵，《我们没有秘密》也用类型迷阵作为布局，又敢于直球对决。吴晓乐问我“怎样？这次有进步吧？”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进步指的是勇于走写作的钢索，去问没人敢问，可十足八卦，人人都想知道的事，所谓的“越想越不对劲”。被侵犯了，可不可以越想越不对劲？想越久，正义是不是就会离你越远？
“乡民看到性侵新闻，都会推文说价钱谈不拢，又一个‘越想越不对劲’。我想讲的就是越想越不对劲的故事，我要说，如果你人生没有越想越不对劲，那你不是神就是白痴。”
人们看到性侵新闻，已练就膝反射思考，标签当事者。吴晓乐说，这时就需要文学把这个空间撑出来让人思考，“如果我的小说变成新闻，就只有加害者与受害者，但你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法律不能处理的，就交给文学。”
2018年，吴晓乐写《上流儿童》，曾长时间田野调查，“学习如何正确理解受访者所说的话，并在短时间内记下她们提供的资料。”写《我们没有秘密》，吴晓乐同样花费大量时间田调。为了回应23岁那年看过的纪录片，“女儿如果期待爸爸走进她的房间，那一瞬间她在想什么？”吴晓乐阅读性侵调查报告，采访好几名性平委员，“田调时，我发现很多女性表示自己兄弟对她们有性接触，即使是一瞬间的碰触，对女性来说也像烙痕。”
吴晓乐强调田调的重要，“过程中遇见的个案故事、性平委员，以及读过谘商师的文章，帮助我走完这本小说，因为这么困难的事都有人在做了，而我只是写小说。”既然《我们没有秘密》写非典型的性受害者，那么受害者经验是否可以被扭转或克服？——这是一个危险同时僭越的问题。
不过吴晓乐没有中计。“我没有答案，但我想这一切会发生，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谈论年轻的性？男生练习性的方式很强调碰触，例如小男孩很爱玩抓鸡鸡。当很多家长在崩溃小学不能有性教育，我就想到那些在抓鸡鸡的小男孩，他们总需要知道性吧？可是这种性探索的界线到底在哪？我自己朦胧的感觉是，至少让我们开始谈性吧。我的女性友人被妈妈问：‘如果你不是处女，那你可以给老公什么？’友人回答：‘技术。’”
掌握身体如同书写巧艺，“最终的问题或许是，女孩们有自己的性故事，可是别人都帮她们写好了。”故事被写定，乐园倾颓了，女孩永远只能是失败者。因此，《我们没有秘密》在悬崖边搭建乐园，写出不一样的性的故事。
当猎物自愿坐上椅子
巧合的是，写这本小说时，吴晓乐的律师朋友成了性平委员，有一天丢给她一个问题：“如果你的12岁女儿，给人摸胸部，你可以接受她是自愿的吗？”12岁的女孩，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脸？
吴晓乐坦言，“我很难有答案，只能跟我朋友说，至少你要让那个女孩知道性不脏。”这时，她变出各式关于性的譬喻，“就像甜点，很好吃，但你可能还不能吃。也像开车，开车很快乐，只是你这个时候还不能飙车。”如何描述性又不污名化，显然是难题。
吴晓乐在小说里这样描述猎与被猎的复杂关系：“十岁的她突然被放到一张太高的椅子上，又相信只有把她抱上去的人，才可以放她下来。”《我们没有秘密》是危险的，也在于吴晓乐想呈现性受害者的面貌，又不污名性，可偏偏我们习惯找可怪罪的对象。
“然而，受害者跟加害者的关系是很扭曲的，有自己的生态系，里头可能有快乐，可你敢不敢去讲这个快乐？我敢。我想让读者知道一切都是人性的思考，受害者不是这么笨，是有吃到糖才会继续走下去。”像格林兄弟的糖果屋童话。吴晓乐试著让她的角色有自己的面孔，也叹道“让她们长出脸，真的好难，她们的声音一直在跟我对话。我会想，她们是为了想要被爱吗？可是她们怎么可以想这样被爱？最后我问自己，我要写的是一个标签，还是一个人？”
《我们没有秘密》最后其实仍有秘密，吴晓乐也习惯接收秘密，例如她说婚姻不是靠爱维持的，而是对彼此的供需暸若指掌才能长久，“共享一种黑暗，只有你能看出台面下的我。”就像小说里范衍重本来认为婚姻是谎言，后来却发现“老婆的谎言比他扎实。”
吴晓乐说，她的创作观察多是靠听来的，而不是观看，因为大家很爱找她说心事。我以为其中有诀窍，吴晓乐却说，“你只要给他们一张椅子，他们就会坐下来滔滔不绝，因为每个人都想抢先讲自己的版本。”
所以渴求的力比多真的无所不在，你想被倾听，很轻易的，就会坐上高高的椅子，却不知怎样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