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河马的消失与回归──评骆以军《明朝》－鏡文學

《明朝》总体素材调性与《女儿》、《匡超人》相近，用科幻小说的世界观作为外框架，承载标志性的骆以军小说文体。书中的十四个章节都具有各自的重心与美学效果。行文中的小说场景大概有三：第一是由刘慈欣《三体》衍生的“明朝”计画，面向未来的世界观，在书中大约占了20%左右的篇幅。第二是揣想明朝文人特定处境，面向古中国的时空。第三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与骆以军本人相像的叙事者，在当代收集或亲身经验的各种故事素材，包含把玩寿山石这种让有追踪骆以军脸书的读者会觉得可亲可爱，同时又能牵出当代人文艺术商业模式建立过程的视野。

“未来─现在─过去”三种小说时空的视野在行文的过程中刻意地彼此交叠，等于让这两种时空视野互相补述（像是，让古代牢狱中服侍老囚的女子自述二十世纪台湾人的身世），互相补述的过程呈现两者的异同之处，两种情境互为隐喻的过程也就自然完成了。这是唯有小说这种叙事艺术才能呈现的诗意。在《明朝》中当代时空的素材常常采用这样手段，作为另外两个时空行文时的重要血肉。

后设技法消解小说幻术

因为时空视野交叠的形式特征，读者被引导成为一位后设读者，时时刻刻意识到眼前所读是骆以军所述，而非意图让读者长期沉浸的幻术时空。也因为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基本确立了，不同时空视野的切换在阅读时就更明显──像是，“我”与自己培育的明朝文化载体机器人的互动会是一个完整的段落，跟下一个段落（例如“我”跟其他被影射的、各种字母代号的当代人物的精彩互动）都有泾渭分明的世界观转换感──毕竟读者横竖都要当一名后设读者的，靠单一段落的素材魅力来让读者一再获得沉浸感，显然比投注文字资源跟设计成本到叙事学公式上更经济一些。对大众小说的爱好者来说这样的取舍可能比较陌生，但为了有效提升创作者本意的传达率，刻意地阻绝某些受众需求，反而是在艺术领域常见且合理的引导方式。

本来作为外框架的科幻世界观反而被骆以军的惯用的小说形式消化了，像是凤梨果肉的酵素反而在消化人类口腔的蛋白质那样。这也是有趣的事，科幻小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具高度弹性的框架，但对骆以军来说，有些效果似乎只能依靠后设的技法才能营造出来。也许就像电视节目的“转场”这一技法的实际意义不在于衔接，而在于强调断裂本身。后设技法“消解小说幻术的说服力”这让大众读者觉得较负面的副作用，很可能才是骆以军小说美学体系里难以割舍的重要环节。

文明的灭绝

举例来说，将“文明灭绝”作为核心意象，具有非常强大的感染力。这是一个时空尺度非常巨大的动词，却可以存在于几乎任何人的心中（谁都不免是某个微小文化的末代继承者），而且，总是迫近。这部分的思辨在《明朝》全书的最高潮，几乎是最戏剧性的第十三章，直白地跟读者说出“我已经不可能只是我”（第285页），文明与个体的概念在当代资讯环境下如何无可避免地被消解，而某些个体的死亡几乎等价于一个文明的灭绝。但，如果我们只是直接这么阅读的话，就又会把“文明”这个概念读小了，它可以连接到上世纪中国文人流亡到台湾后，试图建立一个全面等比例微缩的中国文明的尝试，也可以连接到台湾人数十年来都非常熟悉的“亡国感”上。“文明”这个抽象概念必须被读者内化，而不是仅仅只是特定的实例，因为特定的实例往往就会被快速连结到特定的立场与特定的反应。而一旦让读者落入这种可预期的、僵化的反应，骆以军作为小说家的哲思馈赠就无法达成。于是乎，“将灭绝的太阳系文明”这一隐喻投射的对象，在小说中是随章节流变的。骆以军一边为这个核心隐喻增添血肉，又一边透过后设技法的副作用、透过“我”对社会各种固定反应的忧愁，明示暗示读者，不要太快接受眼前的一切。最后才能抵达骆以军试图在读者心中建立的“文明”一词所对应到的概念，同时拥有抽象的一般性，又拥有对应各个可能实例的饱满血肉。

这是非常小说式的抽象概念阐述法，比起直接援引一个名词，小说家更倾向于用幻术演示，而如果概念的抽象性让读者难以一次捕捉到，小说家就会多重复几次──通常是两次或三次──让读者的心智自行捕捉到这几个连续实例的共同高频共鸣点。

有多少骆以军的评论者会忍不住在他们的书评中模仿骆以军的语言呢？骆以军的语言在表达力上的卓越性能，可以让书写者大量倒出心里的抽象概念，而不用找一个生冷僵化的词去对应它们。要比喻的话，骆以军的小说语言跟日常的逻辑推论语言，恰好像是人工智慧与程式语言的差别。程式语言设定明确的变数、函数，然后明确地去推演符号之间的运算。人工智慧则是把训练用的资料喂给神经网路，神经网路是否理解了又或者如何理解，其实都无法确定。喂完无数张石虎的照片跟无数张猫的照片，准确率优化到跟人类一样高甚至超越人类时，我们总可以说这个神经网路学会了辨别石虎照片跟猫照片的方法。骆以军的小说语言不断喂食各种幻术素材，像是不断喂食训练用的资料给读者们。在很短的篇幅内检视，其传达率可能是比日常语言低的，但随篇幅不断拉长，（作者没有失误的话）其意义会渐趋明确。

由“我”的情感与世界观作为基底

用这个方式去理解《明朝》，就不难理解，为何小说的章节之间有完全悖反叙事学的断裂感了。《明朝》实际上是一个从最抽象核心一路往下分支，抽象概念与实例的树状结构。章与章、故事与故事、段与段、句与句、词与词，是不必在因果或时间上连续的，它们之间的关连方式是高频泛音的共鸣。也因为真正的目标是高频泛音的共鸣，其馀的血肉素材就拥有高度的自由度，得以容纳各种乍看之下跟《明朝》不具有紧密关系、但极度诱人的素材，例如那些跟其他作家的八卦互动。这些标志性的素材就像村上春树喜欢卖弄他的中产阶级品味一样，比较多是美学效果上的优势，因为走钢索的难度极高：这些素材要能生效，就必须看起来像是真的；但如果被当成真实来解读，就会遭遇伦理性的质疑。小说中也后设地再度强调，“私小说”并不是解读这些素材的理想标签。这个走钢索的难有两个层面，一是它在两种失败之间（失效或者被当成真实）几乎没有空间。一是，作为小说，意义的定夺终由读者自行决定。也许这些素材的理想读者，是那些被窥看感勾起兴趣，顺利解码出仿佛可以参照的现实人物，却又拒绝将这一切素材当成事实来诠释的读者。而透过各种手段增加这样的理想读者的比例，就是这个钢索难题的解决方案。

这个时候，后设技法“消解小说幻术的说服力”在整体策略的检视下，就更有功能性的意义了。

《明朝》非常现代主义地，用特定技术将小说的“意义”与“魅力”各自完成之后，系统性地整合在一起。在现代主义宏观架构之间填充的血肉，骆以军的抒情性占据重要的成分，读者完全可以同伤共感。我们甚至能说，《明朝》各章节间高音共鸣的特定环节就是某种特定的情感。也可以说，全书后期戏剧性的高潮大逆转，不是依靠外部事件势力的兴衰，而是由“我”的情感与世界观作为基底。

但要说《明朝》是向内封闭的世界吗？

在小说里，被世界的规则给完全抹销的河马这一物种，成了“我”被世界完全击溃、最黑暗的章节末尾的救赎象征。它们在小说前期被宣告灭亡，但却突然出现，在铁皮屋外抽烟的“我”与小说家W眼前奔跑，两人凝视河马群奔跑的这一瞬间，像是在凝视潘朵拉的箱底安放的希望。

它们对“我”跟身旁的小说家W来说甚至还不算是人类，想必也是完全无法沟通的吧？其回归也完全是超出“我”的理解之外。但“我”却在乎这些，理应完全无法触及自身忧伤核心的河马。《明朝》的绝望是《三体》式的绝望，冰冷世界物质性法则下，本应无比确实的绝望，照道理来说不会有任何回转的可能。却因为河马撕裂时空奔跑而来的这一事实，微微撼动了《明朝》的绝望前提。这也许象征了“我”对世界与未来的谦卑：即便是宇宙中一颗即将灭亡的星球，也不必然就是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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