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洛書(《無住之島》作者,OURs都市改革組織政策研究員)
家,生命安頓之所。居住空間,靈魂藏身之處。住宅安歇著漂流的身體,台灣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於焉成立。
——陳美鈴《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成立祝禱詞》
在閱讀《老窮奇幻紀事:臺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邏輯》時,我總有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違和感。之所以熟悉,來自我所投入的「社會住宅推動聯盟(下稱住盟)」的倡議研究工作,深知國家必須提供住宅資源,以保障最基礎的「居住權」,接住那些「買不起房,租不好房」的弱勢群體;而之所以陌生,則來自於我的性格與政策工作屬性,我更願意面對的是數據與政策,而非個體與人生。
但也或許如此,在這本貫串了「居住」的書當中,我成為了不同層次視角的他者。因為在不公義的結構下,理性上我知道個案無邊無盡,我的任務應該是在制度上倡議攻防;感性上我則深知自己容易心軟,又討厭問題發生在眼前卻無能為力的感受。
透過用「數據」認識弱勢,對我來說既是理所當然的責任分工,也是一種情感上的逃避-對我而言,「知道太多,涉入太深」只是徒增情緒負擔。因此努力改變各種制度,讓社會住宅蓋更多、容納更多弱勢、租金設算更加合理,以及其他層面的諸多市場改革…等等,才是我認定的「工作邊界」。
而相較於充斥著歷史與制度變遷的拙作《無住之島》,苡榕的書無疑是另一個光譜的存在。讀者能看到有人被時代變遷的一顆沙粒壓垮,有人在生命中做錯了某些關鍵決定,理由與處境各不相同,但最後都蝟聚在街頭。而他們所面對的是社會制度不友善的凜冽殘酷,以及絕處求生時偶然照下的溫柔。
在本書開頭,作者便極具戲劇性地呈現了一個矛盾:血緣和姻親作為基本支持系統,卻反而因此成為向國家申請福利的阻礙。這個矛盾迫使著社工千辛萬苦「證明」個案的弱勢處境,也讓個案必須透過冰冷的司法挖開人生瘡疤才能獲得喘息,取得「上岸」的可能性。
與之相對的是,在街頭上非親非故的無家者們,在絕境中反而發展出了更穩固的支持系統。如書中的「老張哥」,是一個「上岸租屋」的前無家者,他是作者進入田野的領路人,也是北車無家者的「萬應公」,自己沒有打過家事官司,卻對各種法規與公證規定駕輕就熟。
「人老了怕寂寞,待在家不如來這」,老張哥經歷了生意失敗、自殺未遂、急病送醫、身無分文後,被迫落腳在台北車站成為無家者,最後在找到工作後開始租屋,脫離街頭。但在故事的開頭,老張哥又回到了台北車站,他不再是無家者的身份,卻鑲嵌在無家者的社會關係與人際網絡裡。老張哥更發展出一套屬於他自己的道德觀:對無能力工作者以慈善角度待之,對其他無家者則以「勤勉」作為標準,希望他們透過勞動來定義自己的社會位置。
而即便不是無家者,老齡貧窮的狀態也根據不同的支援系統、城鄉區位、有無福利身分與穩定居所等因素影響。而其中非常值得深思的是其中的性別因素,男性老齡貧窮者多是單向連結社工或是老張哥這樣的中介者,但女性則能夠透過志願服務等方式發展橫向聯繫網路,造成女性雖然因其社會性別角色,落入貧窮的機率較男性大,但更容易保持生活穩定;反之,男性也因其社會性別角色,落入貧窮後往往自困愁城,直到問題累積到炸開才被發現。
一定程度上,這或許也是老張哥最終回到台北車站,並發展出其道德觀與資源分配原則的原因:老張哥發現「這裡很多人都願意付出,一個人對別人的好,會出乎你意料」,因此出於助人與社交需求繼續鑲嵌在街頭。互助是相通的,社交需求是相通的,但同樣的「元素」在不同組成方式下也會呈現出不同的樣態:比起村莊裡的女人們,老張哥與街頭上的男人們反而更難以形成一套熱絡且默契的運作邏輯,因而在分配資源時,老張哥就更需要一套勞動價值觀來定位「正規道路」,並以此進行資源分配。
因此,當派工站的工作人員小傑與其他夥伴激辯「自主選擇不工作難道不可以嗎?」時,在故事的另一端,老張哥卻滿臉不認同,認為「會來這裡的都是遇到困難的,這不是一個選擇題」。乃因若待在街頭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選擇,或許老張哥便再難以定位自己。
社會關係總有各種縫隙與韌性,真正限縮選擇的核心還是貧窮與隨之而來的生活崩解;而在城市中,某人生活是否崩解的一個核心依據,就是他能否負擔得起自己的正常穩定居住。一位社福界前輩曾指出:「若能協助弱勢家庭解決住屋問題,令其居住穩定,該案家的社福處遇工作便成功一半」。如書中的阿健與祥仔,便因居無定所,輕則難以收到法扶協助文件,重則在不知情的狀況下因傳喚未到而成為通緝犯。只要沒有住處與戶籍,社工的協助難度便直線上升。
而在2020年住盟成立十週年時,便針對六都第一線社工發放問卷進行調查,社工表示他們經常(52.6%)需要協助解決個案居住問題,也普遍認為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租金補貼等住宅資源(83.3%)是社福實務工作的重要工具,但即便有這些資源,社工也多認為協助個案居住有困難(86.2%)。
以社宅而言,社工普遍反應的問題是「數量太少、租金太高、時程與區位難以匹配」。政府為了避免「貧民窟」等標籤化與抗議,興辦多為符合綠建築、智慧建築標章的「好社宅」,但新建加上墊高成本也直接造成租金高昂,反而不適合抗風險能力極低的弱勢,加上許多弱勢需求臨時且緊急,興建完畢後統一招租的社宅並不容易運用。且由於移動能力與社會網路相對狹窄,附近是否有工作機會與協助網路的「區位」更是弱勢選擇居住的關鍵因素。
造成這些困境的因素,來自於社宅的「跨部會」性質:住宅部門不懂社會福利,埋頭苦幹蓋房子,而社福部門則認為社宅是住宅部門的業務,造成政策分工欠缺連結與整合。實際狀況便如書中所述,導致最該被照顧到的弱勢反而摔了出去。
而租金補貼與包租代管雖然在租金與區位彈性上較佳,但也因此受制於租屋市場。許多社工本身就深受租屋黑市所苦,其協助的對象更是屬於易受租屋歧視的社會弱勢或經濟弱勢(甚至二者兼具)。以目前租屋為房東佔優的「賣方市場」而言,房東大可挑選更不具風險的租客,也不一定需要同意房客申請設置戶籍與領取租補,但這對亟需政府資源的個案而言卻非常重要,造成「風險高需求多」的情形,進一步導致安居難求。
這便是作者提及的「套套邏輯」:需要補助才能租屋,但又要租屋才有補助。而若是再夾雜租屋歧視、租屋黑市、生活適應(如抽菸喝酒)等困境,最後理所當然只能選擇「比較不爛」的選項,而這往往又是以居住品質和安全為代價。
需要照顧的弱勢群體,發展出了堅韌的社會互助網;而理應照顧弱勢的國家政策,卻反而僵化且難以解決具體困境。這是台灣社會的現實處境,也是深層的黑色幽默,面對少子化、高房價、貧富差距擴大等不斷滑落的社會趨勢,助人者與被助者隨時可能互換角色,如本書中社工顫抖的那句「我覺得那簡直是以後的我」。
但如同本書中面臨困境下的人們,編織出了各種樣態的社會互助網路。在深黑且僵化的制度結構當中,也存在著許多試圖改善、修補困境的倡議者與第一線服務者。有芒草心、崔媽媽等民間團體與許多社工,也有苡榕這樣的作者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故事;同時,也有許多和我一樣的倡議者,試圖從法規制度層面改善整個結構。
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除了嫻熟且精彩地運鏡帶我們走進一段又一段生命故事外,也是台灣社會的某種縮影:至暗當中有光明,光明之下有陰影。在2023年通過的《社會福利基本法》,將社宅明文規範在社福體系當中,在制度層面上總算開始拉近跨部會的距離;而與此同時,住盟也於近年不斷倡議「整/改建社宅」,以降低社宅成本進而降低租金,以符合弱勢需求。
而2022年成立的「社會救助法修法聯盟」,也於近期積極倡議大幅修正《社會救助法》,從「適足生活權利保障」的概念出發,嘗試解決本書提及的戶籍、居住支持、扶養與財產問題等許多結構困境。
當然,法規的形成與落實總有滯後性,在住宅政策的領域,一項改革要成功經歷十餘年,甚至更久也不在少數。但如同每個生活在街頭仍努力求生的人們一般,在絕大多數人都覺得不可能的時刻,往往會發現願意付出的人們比想像中的多,且令人出乎意料。
因此,我誠摯向讀者們推薦苡榕的《老窮奇幻紀事-臺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邏輯》。我對苡榕這本書的祝福,如同我在《無住之島》的結尾所述:「讓這本書走入歷史,這就是身為倡議者的我最期待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