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廟的孩子成為作家——浮果談他的「取經」之路

歷史的空白，是文學介入施力的縫隙。對陳瑤華而言，寫作歷史小說便是以想像力補足史料中空白的過程。在過往的小說創作中，陳瑤華呈現對於女性議題的高度關心。不管是書寫女性犯罪的《惡女流域》、處理演藝圈ME TOO事件的《錯身1998》，或與慰安婦記憶對話的《鐵百合》，皆試圖在社會事件或歷史題材中談出女性獨特的生命經驗。《破浪：艋舺女首富黃阿祿嫂傳奇》以真人真事為本，描繪清末艋舺、大稻埕繁盛商場的風起雲湧，也刻劃女性創業者如何在傳統年代為自身開闢道路。 以想像力為歷史增添血肉談及前些日子廈門福建之行，陳瑤華笑稱是一場遲來的田調。旅途中不僅親臨小說人物橫渡黑水溝之路，也在馬尾船政博物館中細數各式船舶，想像清朝末年古老帝國的人們開始接觸洋務、科學，面向世界的歷程。她想描寫的女主角吳帆正以如此姿態立身於世，不固守既有的傳統榮光，而是盡力接觸外來的人物與技術，探索全新的世界。陳瑤華由參加艋舺文史導讀的姐姐口中首次聽聞黃阿祿嫂的故事。雖是清末臺灣著名的木材、樟腦商人──當地甚至有諺語「第一好張德寶，第二好黃阿祿嫂，第三好馬俏哥」流傳其特殊地位──相關史料卻極為稀少，連夫家族譜都未曾載明這位傳奇性的三房。史料的闕如成為陳瑤華想像力奔馳的起點：怎樣的女性可以帶著工人上山伐樟？如何解決男性主導的商業世界中的紛爭？保守時代如何以女性身分達致如此成就？她用寫小說來解答自己的疑惑。裹小腳的大家閨秀難以穿過崎嶇的山路監督樟木開發，因而陳瑤華賦予黃阿祿嫂未經纏足的童年及風月場所查某𡢃的來歷，又令她擁有不囿於規範的獨立性格。就這樣，歷史上不具名姓黃阿祿嫂，在陳瑤華筆下化為「吳帆」，擁有立體的經歷與性格。雖然可能並非黃阿祿嫂的真實樣貌，卻是陳瑤華盡力發掘其可能性的結果。學生時代的訓練成為她的創作養分。大學時陳瑤華先是就讀於歷史系，儘管對庶民史感興趣，當時的授課卻以政治史為主；因而她轉往中文系，企圖在小說中拼湊這些與日常相關的歷史。過往歷史學的訓練使她得以找尋資料建構當時的社會環境，理解行郊組織、樟腦貿易等時代背景，從而將人物合理地置入其間。大量閱讀之外，陳瑤華也透過實際的踏查及訪談掌握歷史空間，在創作之餘遇見許多不同的人、累積額外的知識，這些都是後來的儲備。 好好寫作，好好生活，好好睡覺創作小說時，陳瑤華自陳往往是人物先行，會為角色製作詳細的小傳，並讓人物帶領故事進行。塑造人物的性格、背景，也決定其說話的口氣、形象，在特定時刻為何會做出特定決定，從而掌握故事的走向。她也提及，最早在創作純文學、短篇小說時，通常僅靠靈感完成故事。然而和鏡文學合作創作長篇的大眾小說時，由於被要求提交大綱，故會較有意識地預先架構故事。面對不同題材，她會斟酌敘事的趣味及讀者視角設計開頭，甚至會在故事完成後重新調動順序，令其達到更好的敘事效果。如在撰寫大眾不熟悉的歷史背景時，依時順敘讓讀者容易進入；談及台籍慰安婦時，則為了處理女主角被顛覆的認知及懊悔而採倒敘的手法；甚至採用穿越的形式，讓當代的年輕男孩回到90年代，和最終走向悲劇的女星對話、了解其心路歷程。《破浪》的完稿過程也經歷了大幅調整。在初稿中，黃阿祿的故事占了萬字篇幅，但為了避免搶占故事焦點、令情節更快地進入吳帆商戰的橋段，而被編輯要求大幅刪改。陳瑤華半開玩笑地談起改寫時的情緒，卻也認為編輯可以據其經驗提供來自讀者的視點，幫助故事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寫作不免遇到瓶頸，對此陳瑤華的建議是「去睡覺」。「睡覺是一個很好的靈感來源，雖然腦袋放空，但是你的故事還是存在你的心裡面，」她說，「不要一直想著去填補空白的時間，因為靈感有時會在不注意的時候突然出現。」她認為寫小說重要的是「真正地去生活」，因為寫作往往仰賴日常的積累，不僅是讀過的書追過的劇，還有對生活細節的感知與各樣情感的體會。以自身為例，比起擔任老師的時期，在當全職媽媽的十年間，反而得以平等地和形形色色的人們交流，從觀察中獲得新的刺激。期間閱讀許多日本的女性大眾小說，也令其萌生創作大眾文學的念頭。比起文字雕琢，更重視故事本身與意念的產生。這段時期彷彿起跳前的蹲低點，為後來更高的跳躍累積能量。 提供一條可能的路徑回望《破浪》的創作，陳瑤華自覺有些「女性勵志小說」的意味。當代女性也許不似當年受到許多傳統條規的束縛，卻仍不自覺地活在緣於性別的期待或歧視中。黃阿祿嫂的故事中草莽的精神或許提供了現代女性一條可能的路徑，去思考身為女人之前，作為一個單純的「人」，如何盡可能地突破加在自己身上的限制、完成所欲達成之事。陳瑤華呈現出晚清艋舺、大稻埕的豐富多元，邀請讀者隨黃阿祿嫂的腳步，一同踏入這個充滿危機與轉機的精采時代。 撰文 李心柔 ◆ 攝影 鏡文學

早上起床，吃飽喝足，把手機鎖進箱子裡，倒數計時兩小時，規定自己坐在書桌前，寫三百字也好——記得告訴自己很棒！然後回到三次元，去工作。這樣的一天，重複一年，就有了十萬字。重複十餘年，我們有了四絃。鏡文學創立以來積極陪伴作者成長，近日舉辦「小說家的靈感萬事屋」系列講座，邀請四位長期合作的作家，從不同面向分享自身寫作之道。打頭陣的鏡文學作家四絃和與談編輯林芳瑀都是「I」型人，笑說等下講完要去收驚。從BL、都會愛情寫到社會寫實與懸疑推理，年約40的四絃另有正職工作，但已出版十來本著作，過著「小說家的雙面生活」。目前站上共有18部作品，包括挑戰母愛天性論、引發熱烈回響的代表作《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以及探討新型態婚姻、正進行影視化的《我與我的閨密老公》。 對生活發生的事有感，靈感會撞上來身為I人，四絃不是田調採訪型的作者，一次為確認結婚手續細節打電話給戶政事務所，就出了一身汗。這等內向人格，下筆可不手軟，《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精心安排第一人稱視角切換，縝密串起四個母親（也是女兒）的輪迴悲劇，直戳痛處。「凡殺不死你的便成為作品，」四絃表示，「靈感會來撞上你，尤其是在做寫作以外的事情時。」例如，在講座之前，四絃先在便利商店坐，聽到一旁大學生聊到這學期比較認真上課，竟被當掉，上學期只出席7堂課反而沒事。「我覺得很有趣，她在乎的是付出與回報不成比例，可是明明上學期就應該被當掉吧？」又如在臉書滑到有女子決定和充氣娃娃成為終身伴侶的趣聞、等公車時的突發奇想等等，生活中總有顛覆認知的時刻「撞上來」，她便把這些素材收納到只有自己的Line群組中。追根究柢，是「以前認知的事，我漸漸不再認同。」戀愛、結婚、生育，人的一生好像擺脫不了「必經之路」，「不是問工作、就是催婚，到了40歲還單身，看起來好像沒希望了，就問『啊你要買房了嗎？』」什麼年齡要做什麼事，社會恐嚇我們，不允許有人岔出去，「我想用故事，幫人走出別的路。人生的困難不見得能解決，但在故事裡，可以不計代價地試試看。」《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來自過世的朋友，一生追求母親的認可而不可得，使四絃反思，唯有認知母愛並非無條件犧牲，才能斷開悲劇迴圈；《我與我的閨密老公》則是同婚通過，引她思索：結了婚難道事情就解決了嗎？讓她寫出直女與男同志結婚，成為彼此選擇的家人，而現實中也確有其人。「生活會來接近你，」她下結論。 「廢渣」也能上手！土法煉鋼寫作術善於從日常生活採集靈感，隨時打開感官，對社會百態有敏銳觀察與省思，但驚人產量不在靈光乍現，而在沒有放棄的每一天。四絃分享，寫作之路有三階段，「一開始天馬行空，寫什麼都很快樂；再來，你會想知道為什麼，去看看大師都怎麼做，翻遍各種書籍，想尋找一個模式；但最終，你還是要坐下來面對自己，每天三百字地寫。」在家寫作總是有很多誘惑，「只是想倒杯水，一回神已經吃起蛋糕，」她強調，務必先吃飽喝足，不給自己偷懶的藉口，並且「網路、手機是創作殺手，一定要剷除！」自知容易分心，她上網買能定時的盒子，把手機鎖進去，時間未到打不開，強迫自己每天早上專心寫作兩小時，再去上班。「很多人會深夜寫，但我下班回家就只想耍廢。」編輯林芳瑀問是否有過想放棄的時刻？四絃直白回答：「無時無刻。每次都想乾脆關掉Word檔好了。沒人阻止你，因為也沒人鼓勵你。你只能想盡辦法鼓勵自己，洗腦自己一定可以。」十幾年來，四絃沒有一部作品是順暢到底毫無瓶頸，每當寫不下去，她就去翻一套漫畫，再逼迫自己回到電腦前。她笑稱自己是「廢渣」，什麼Excel等等工具方法都不會，只會土法煉鋼。她在家裡各處都放了無痕便條紙，「洗澡到一半想到『這地方可以突破』就衝出來寫。」她創作不會事先列大綱，也不會先寫人物小傳，但書桌前的一面牆上，貼滿了便條紙，幫助她梳理故事發展的時間線，整理人物關係，也思考想到的哏是否可以在哪裡用上。「十萬個字可能讓人無從下手，但在Word之外推演，也許明天就有辦法再面對它。」 參加比賽，讓死線幫你強制產出沙龍現場小巧溫馨，十來人認真筆記與提問，多是有心寫作的年輕朋友。至今不給媽媽看作品、在三次元堅決否認小說家身分的四絃，驚訝於近來創作者變得大方，從國小到退休人士都在寫，不但貼連結跟她分享作品，甚至樂於把自己的生活寫進故事裡。小說告別霸道總裁，走進現實，市面上愈來愈多職人書寫與私小說，或許也跟連載平台崛起、社群媒體盛行有關。現場與會者便問及，會建議經營社群來導流、提升知名度嗎？四絃回應自己不太擅長，而無論如何，還是要去寫才行。她以自身經驗建議，新人可以參加創作比賽，就算沒有讀者看到，也可能被編輯看中而有出版機會，「重點是比賽有死線，就會逼你產出。先有作品，再來想要怎麼辦。」另外，也可以選擇出版電子書，先從幾十本開始試水溫，比較不會有自印書籍的成本壓力。林芳瑀補充，「故事不是出版就到終點，它還可能轉換為影視、舞台劇。」鏡文學以IP經營思維看待創作，舉辦的小說大獎便以影視化為目標，創作者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競賽或文學獎參加；文化部的青年創作補助，也是值得多加善用的好資源。而如果你跟四絃一樣，就是不想被親友認出來，應付「版稅多少錢？這是不是在寫我？」的種種問題，「先否認再說！逃避雖可恥但有用！」帶著有創意的疑問，故事開始了小時候，因為「連俄羅斯方塊也不會玩，」四絃無聊就去看各種故事。她的啟蒙之作是《小美人魚》，「拿掉奇幻的設定，就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女生，遇到命中註定的對象——但他不愛她，超寫實！」殘酷結局跟《白雪公主》落差極大，起承轉合的情節深深刻在心裡。從字還認不得、腦補漫畫情節，到偷看姊姊的言情小說，她想：不如自己也來寫寫看好了？從此，一個個新世界為她開啟——她發現，玩遊戲有所限制，但「寫故事是無限大的活動，想怎麼寫就怎麼寫，很自由又好玩！」如今，故事是她人生的多重宇宙，爛事、趣事、麻煩事有了新的版本，當她問：「人一定是這樣嗎？」故事就開始。撰文 KT ◆ 攝影 鏡文學 

 研究報告中冷冰冰的文字，是街頭上真實的生活模樣。流落街頭是老齡貧窮者最極端的體現，他們生活在被戲稱為台灣最大迷宮的台北車站外；而有幸能負擔租屋的人，卻也常委身在迷宮般彎繞的巷弄陋居中。白領中產向下流動、老年退休保障不足，即使努力工作到退休，仍可能被命運找上，一不小心就落入經濟困境。《老窮奇幻紀事：臺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邏輯》由鏡文學文化組記者呂苡榕從接觸台北車站周邊的無家者開始，透過他們的人生經歷、人際網絡，延伸出老齡貧窮者從生到死所遇到的，被社會福利網所漏接的問題。從這些無家者的日常裡，折射出他們拒絕屈服於困苦的生命軌跡。5月11日於台北「左轉有書」的新書分享會中，鏡文學除了邀請作者呂苡榕，也特別邀請長期投入居住議題的 OURs 都市改革組織研究員，同時也是《無住之島》的作者洛書與談，本文為這場新書分享會的内容節錄。 ▲ 《老窮奇幻紀事》作者呂苡榕2020年初完成弱勢年長者居住環境的深度報導後，開始進行本書的寫作計畫。 「大家是否知道『下流老人』這個詞？」 這是《老窮奇幻紀事》作者呂苡榕在新書分享會一開場對現場讀者的提問，大部分的讀者點頭回應。「下流老人」（かりゅうろうじん）一詞，出自日本學者藤田孝典的同名著作，意指身處社會底層、過著中下階層生活的年長者。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人口統計估算，2025年台灣也將踏上日本的後程，加入「超高齡社會」國家的行列，即老年人口占比超過總人口數的20%。換句話說，未來五個人當中就有一位是年逾65歲的長者，而「下流老人」一詞不只在日本，在近年也已成為台灣社會不容忽視的關鍵詞。談及自己如何起心動念開始撰寫《老窮奇幻紀事》，呂苡榕說，2020年初她完成系列深度報導，主題是探查處於經濟弱勢的年長者居住的生活環境。呂苡榕回憶，當時她到台北萬華採訪，實地看見這些年長者的租屋內部情況，讓她不禁思考，這些已經具有福利身分、獲得政府津貼的年長者，為何他們的居處如此破敗，生活如此艱苦？她帶著這個疑問，加上鏡文學開始推動非虛構寫作出版計畫，遂成為寫作此書的開端與雛形。 老窮獨者陷入無家可住的輪迴困境有些具福利身分的年長者至少有舊屋可住，然而，有些年長者不僅無房可住，甚至仍不斷試圖尋求福利身分。這些未被社會福利網接住的人，有些以台北車站周邊為家，那裡是許多高齡無家者們的棲居之處。呂苡榕指出，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與戶籍連動，並且實住地必須與戶籍地相同，社福制度涵蓋範疇屬於地方政府權限，資源多寡取決於各地方政府的財力狀況。也因此，台北市作為全台社福政策補助最優渥之縣市，成為不少高齡無家者尋求獲得福利身分的首選之地，他們渴望能在北市租屋，並將戶籍遷至北市的租屋地。然而，長年以來，台灣租屋市場對於租屋族的身分篩選充滿歧視且不公平，尤其對老人族群最不友善。呂苡榕在分享會當下做了一個即時調查，從年齡45歲以下、生理女性、沒有小孩，這三種常見條件交集之下，在場數十位讀者最後僅剩三人符合要求，血淋淋地呈現大多數房東對於一般租屋者身分要求的殘酷寫照。「其餘的人只能等著被房東羞辱」，呂苡榕開玩笑地說。高齡無家者為了取得福利身分，卻難以找到合適住處，即便成功租屋，是否能順利遷移戶籍至租屋處又成為下一個艱難的關卡。若房東不同意房客遷戶籍，便又得要尋找下一個租屋地點，於是，他們便在尋求福利身分、租房、戶籍的困境之中形成一個無盡的循環。與談人 OURs 都市改革組織研究員洛書剖析現今台灣租屋市場的困境。他解釋，沒有自有住宅的人，面對租屋市場常常難以租到房子，原因在於全台整體房價大幅上漲，過往原本買得起房子的中產階級如今無法負擔，只能選擇租屋一途，因此直接排擠了只能租屋的一般階級。這種排擠狀況便如骨牌效應一般，最終壓迫到弱勢階級的租屋選擇，導致弱勢族群租不起房，甚至無家可歸。回到租屋市場的觀點來看，當大多數階級都要租屋時，房東通常傾向選擇相對有經濟能力負擔且較無其他外部風險的族群，使得弱勢族群的居住處境雪上加霜。「一般年輕人過得很辛苦，即便房東不同意申請租金補貼，他可能咬咬牙也就算了；但對無家者或弱勢族群而言，他們不只要租屋，還必須遷戶籍以及申請租屋補貼」。後者對房東來說，潛在風險更高，讓弱勢族群更難成功租到房子。洛書也回覆呂苡榕提到的社福政策與社會住宅之間的問題，如同書中所說「負責蓋房子的部門不懂社福，社福部門則不懂居住」，由於政府不同部門雙邊時常互丟皮球，導致兩邊協商十分困難，而現在則開始進入相互磨合期，儘管還無法完全融合，但已經出現改變的開端。  ▲ 與談人 OURs 都市改革組織研究員洛書剖析現今台灣租屋市場的困境，沒有自有住宅的人，面對租屋市場常常難以租到房子。 書寫完了，但無家者們的人生還沒結束觀眾提問，是否有自願當無家者的人？呂苡榕說，以她現場觀察，高齡族群為了個人自由而走入無家者生活的比例較少，不過，的確也有少數年輕無家者，他們為了因應當前現代生活的無力感，因此選擇以最低限度的經濟開銷過著無家生活。洛書另外補充，無家者的形象其實有些衝突感。例如，有些日本無家者其實過著物質相對優渥的生活，而台灣無家者則大多數是「沒有選擇」的人，引用書中受訪者老張哥所述，「勤奮」與「努力」反而是讓這些無家者活下去的重要價值觀。洛書進一步以中國深圳的「三和大神」為例，這些到深圳的求職者們，由於某些因素，他們失去身分證、居無定所，導致無經濟能力能離開當地，因此成為只能以極低成本過活的打工族群。洛書說明，其中有些人也許正以這種方式抵抗資本主義體制的運作，不願意成為資本主義系統下的小螺絲釘，選擇「躺平」；而也有些人是受生活所迫而做出的選擇。換句話說，不同無家者的「選擇」都受到複雜的社會環境與經濟因素，影響了他們各自的動向，「與其說看起來像是選擇，還不如說，那是一種『假』的選擇。」「勤奮」、「努力」的正向描述也打破一般大眾對於台灣無家者的既定認知——即懶惰、游手好閒的刻板印象。呂苡榕實地觀察，實際上大部分無家者都有工作，只是受限於他們的身分、身體狀態、年齡背景與家庭問題等多重因素，他們通常難以獲得一份正職工作，因此他們大多從事臨時工。長期關注整體政策方向而非個體處境的洛書也向呂苡榕提問，進入老窮議題的田野之中，並不斷與不同處境的高齡年長者互動，如何看待、調適自己身為記者或寫作者的角色？呂苡榕回覆，田野調查的時間跨度約兩到三年，加上其中遇到疫情時期，使採訪過程增添些許困難。呂苡榕認為，雖然她是一位記者，但她在寫這本書時的身分更加多元，除了到台北車站周邊採訪之外，也到無家者相關的NGO擔任一年實習生、加入協助弱勢族群蓋房義工團，到非都市地區的不同個案互動。在這些密集互動的過程中，呂苡榕發現弱勢族群是很有能動性的，並且他們對於生活其實充滿期待，在這樣的覺察之下，「我並不只是一位採訪者，我也共同參與了他們的生活，不再只是純粹的口頭對話採訪，而是在參與過程裡，親身感受到他們生活的變動。」最後，被問到新書付梓之後，她後續與這些高齡無家者的往來狀態。呂苡榕回答，她有空之餘還是會到台北車站關心無家者們近期的生活近況，雖然根據書中的描述，有些受訪的無家者已經找到居處，但實際上，他們的生活仍會出現各種狀況而出現變動。書雖已經寫完，但對這些高齡無家者而言，他們的人生仍然正走向下個階段。 撰文  林熙堯  ◆  攝影  鏡文學  ◆  責編  林潔珊 ▲ 呂苡榕表示高齡族群為了個人自由而成為無家者的比例較少；洛書補充相對於日本，台灣無家者大多數是「沒有選擇」的人。

 2009年，年僅27歲的林于如被控謀殺自己的母親、婆婆和丈夫，經過最高法院進行生死辯論後，判處死刑定讞。當時媒體大幅報導其犯案過程與動機，稱她為「驚世媳婦」，但數家媒體與判決書的故事版本卻各有出入。​由鏡文學出版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是目前擔任鏡文學文化組採訪主任、資深記者胡慕情多次往返監獄，或以書信採訪林于如本人及此案相關人士後，所撰寫的報導文學作品。書中，我們看到作者整理的採訪資料、判決書文本，甚至取得林于如親筆自傳，多方觀點並陳，各有各的說法，而真相難明。 或許本書要告訴我們的不是一個真相或一個答案，而是了解到其他更難以釐清的「未知」。3月31日於台北現流冊店舉辦的新書講座「真相之外，其他可能的探問與釐清——胡慕情、胡淑雯對談《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除了邀請本書作者胡慕情，也特別邀請近年投入白色恐怖書寫的作家胡淑雯對談，本文為這場講座對談的内容節錄。  ▲ 胡慕情：「社會大眾要能夠維持『說不知道』的特質或能力。」 「社會大眾要能夠維持『說不知道』的特質或能力。如果一件事情是重要的、是我們想要釐清楚的，我們得要有這樣的餘裕去承認未知。」說這句話的人是記者胡慕情，也是《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作者。讀過她任何報導作品的讀者都不難看出，胡慕情絕不是一個輕言「不知道」的人。在《黏土》裡，她詳盡分析土地徵收背後的種種政治與經濟條件。在報導〈血是怎麼冷卻的〉，她專訪湯姆熊隨機殺人案的兇手，帶領讀者看見曾文欽「活得那麼痛苦，不如殺個人來死」此一想法如何形成，與家庭、求學、就業過程中的困境有何關聯。至於〈失控的心靈〉，則是描繪虐死信徒的日月明功內部動態，具體呈現其間種種的恐懼、恨意以及自我合理化。所以，翻開她的新書《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多數讀者的動機很可能也是想藉此掌握台灣史上第四位女性死刑犯的身世背景，了解林于如究竟為何殺害母親、婆婆以及丈夫，成為大眾媒體中所謂的「驚世媳婦」，並從中得出一個充分的解釋。而胡慕情也說，這本書她想維持的狀態，是告訴讀者「我一直在問為什麼」。然而或早或晚，讀者將發現答案竟終究仍是「我不知道」。針對這樣的答案，對談人胡淑雯如此描述她閱讀的體驗：一開始，她自承「有一種追劇的快感」，甚至不妨說是帶著某種窺視的好奇心，但隨著持續閱讀，卻發現這個好奇心是無法被滿足的。「我發現的是作者的疑惑」，胡淑雯說。「第一次讀，我感覺這是一部反高潮的作品，因為我沒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但一段時間後，我發現我非常珍惜這種寫作態度：這是跟『膚淺的無知』不一樣的『未知』，是窮盡一切可能性去『知』，但仍有所不知。我很珍惜和感謝這個作品以這種方式結束。」 這本書要我們接受的，是我們有時無法這麼自信確實，胡慕情採訪了所有能想像且能找到的受訪者，甚至與林于如溝通、周旋許久之後，終於取得她本人親自撰寫、長達十萬字的自述，接著挑揀重點，編輯成兩萬字的版本，呈現在讀者面前。偏偏，面對這個案例，即使她蒐集了幾乎所有能找到的資料，仍有太多關鍵的疑點無法釐清。胡淑雯解析，作者和讀者其實同樣面對著兩大問題：「第一，我們想要確認她自述的事情的真實性；第二，我們也想要確認這些事情對她的影響力、跟她犯的罪有什麼關係，然而這兩個疑問我們都沒有辦法確認。」胡淑雯心中最在意的，是林于如在自述裡提及兄長對她多次性侵。「這本書開頭不久就有提到林于如沒有辦法好好地在原生家庭待下去，我讀到她有強烈離家需要的時候，心裡就在想：是不是又有家內性侵的事情發生？」胡淑雯說。但後來讀到林于如指證歷歷、並且以此解釋自己的一些選擇之後，胡淑雯卻又警覺這一切未必可以照單全收：「許多家內性侵案是小孩長大後，用別人的回憶重構，比如事情發生時當事人太小、對性沒有理解，只知道有身體接觸；當他長大成熟、社會也足夠成熟後，他才有那個話語，去說出原來他當時害怕、討厭的感覺是什麼樣的。」其實不只性侵案件如此，胡淑雯補充說她曾訪談過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對事件的記憶也會受到日後出現的說法和敘事而有所影響。既然如此，她不得不去反覆思考：林于如是否也有可能是在「重建一個模糊的身心記憶、一個曖昧不明的身心創傷」，而且是隨著「社會往前進、不斷揭發過去我們不理解的事物」的過程，回頭去建構那些當初她所不能理解的經歷？然而，即使事件的經過難以確知，這些材料和閱讀依然能讓我們看見一些什麼。胡淑雯說：「我在讀胡慕情跟林于如的互動時，可以感受到林于如的人生似乎到了某個點之後，身心狀態有種『放放』（hòng-hòng，不上心）的感覺，有種對現實生活失去實在感。」兩人聊到的例子是林于如自稱年輕時多受黑道大哥愛護，一通電話就可呼叫上百位兄弟為她助陣。這樣不合理也不必要的自我拉抬，胡淑雯形容：「聽來反而如同漫畫情節，與其追問究竟是謊言還是實話，不如說更像是一個憨查某想的憨故事，充滿著幻夢。」而這也反映了林于如的生存狀態——一種混亂的狀態。「了解這種種的混亂，並不足以讓我理解她為什麼會犯下罪行」，胡淑雯說。「然而這個閱讀經歷仍是有意義的，這種種混亂讓我知道，這個人犯了這些罪，犯了這些罪的是一個怎樣的人。也讓我思考，當我要說她邪惡的時候﹐我有沒有自信？當我要說她蛇蠍、狡猾的時候，我有沒有自信？我會說，我沒有自信。」「而這很可能就是這本書要我們……接受的。」說到這句話，胡淑雯沉吟一秒，找到了最能精準表達她想法的那一個詞彙。   ▲ 胡慕情表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同時，就是知道『自己知道多少』，走的每一步才是穩的。」  承認「沒有辦法」，我們走的每一步才是穩的「對，我就是在告訴大家『我沒有辦法』。」聽了胡淑雯的評論，胡慕情這樣回應。這種對於未知、對於混亂的「接受」並非胡慕情寫作的初衷，但最終確實成了胡慕情非常在乎的事。「我原先設想，寫作的某種作用是能當溝通的工具」，胡慕情坦承，「身為記者，報導是希望大家讀了會有思考，思考了又會有行動」。這在過去的作品當中多少都能實現，但在面對林于如時卻不斷碰壁，「沒有辦法」反倒成了不斷出現的關鍵詞。「包含老闆要我交稿，我沒有辦法；包含好不容易找到林于如，但沒有得到她的回應，我沒有辦法；包含拿到了她的自傳，但沒有辦法判斷；包含沒有辦法找到公共性，會不斷質疑寫作有沒有用、到底是為了什麼。」胡慕情補充。胡慕情想表達的，是她必須承認自己「沒有辦法」給出充足的解釋。胡慕情在訪問隨機殺人案時，一位受訪者願意見面，卻給不出答案，幾年後他才知道，自己似乎感到有義務回應社會，卻又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需要回應，「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要答案』會給一個人帶來痛苦」，胡慕情說。但這甚至不是「要答案」可能導致的唯一問題。她反省，面對各種各樣的案件，人們常常或者為了利益、或者為了價值，在發生後「站在本來的角度去思考，都會堅持說一些話」。而這背後的驅動力，很可能在於想要成為「拯救者」——若借用胡淑雯的說法，這種心理狀態無非是「希望有進度，希望有下一步，可能是正義、可能是和解」——所以要先斷言誰是或不是壞人，或者總是訴求建立「一個高大上的社會安全網」，但這張網子該接住的人到底長怎樣，許多時候明明有太多的未知。對此，胡慕情反問：「這個『我們一定要些什麼』的立場是不是應該先放下？」或者，就如胡淑雯所說，《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在做的事其實是拒絕「對生命喊口號」，所以不對線索做無謂的榨取以及連綴，而是對「未知」有所覺察，並且保持敬畏。當然這也不是「墮入道德虛無，就說是羅生門、真相本來就不可知」，依然是盡其所能地嘗試知道更多、更深、更完整，乃至於最終仍勇敢地說出「我真的不知道」。之所以必須這麼說，並不只是為了避免扭曲現實，其本身更是一件有建設性的事情。「那些不知道、那些挫敗都被承認之後，才能比較知道我們要做什麼」，胡慕情解釋，「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同時，就是知道『自己知道多少』，走的每一步才是穩的。」胡淑雯也同樣如此相信：「能朝這個方向前進，對我或我們這個社會來說，是何其重要的事情。」 撰文  謝達文  ◆  攝影  現流冊店  ◆  責編  林潔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