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心呼喊愛的野獸——陳栢青讀駱以軍《大疫》
駱以軍小說《大疫》中有兩個明顯的敘事指向，一端動輒拉升到「全人類」、「代」，族裔或種之興亡感嘆，至大至高。一端是極小極細，對「當代生活」、「個人感覺」的深掘與命名，素描了個體心靈震顫一瞬。讀《大疫》時不有刺激感，在於心念電轉間，見小說家筆尖作大怒神甩，轉瞬可由全人類的尺度、文明的興衰起滅瞬移至生活中忽微「心內彈琵琶」、頸後細毛皆為之縠餗顫慄因為他描述而有共感的日常度量橫。這是駱以軍小說中隱在的張力，或曰之戲劇感的由來。《大疫》駱以軍 著出版日期：2022/8/5但我是想問，在那中間呢？在這極端的兩造，在「全人類」尺度和個人微感覺之間，那本來就什麼都沒有嗎？有什麼作為緩衝、鋪墊、漸層色或轉場？或者，有一個什麼是聯繫並策動這小大與輕重之對比，實乃是小說家真正欲言的？借《大疫》中小說家自語可能是，「這是個什麼都沒了的小說」。但分明那麼美那麼美，怎麼會「什麼都沒了呢？」，駱以軍『大疫』裡頭，琉璃珠串那樣成串成撥，靈動的比喻，小丑魚一撥尾巴，無數海葵觸鬚刷刷變顏色換臉的長短句法，讀《大疫》本身確實像一種熱疾，一種上癮。但又髒掉了。從「事件」之後，讀駱以軍變得艱難。從此以後，你看駱以軍，他寫大疫，寫疾病，你橫著數著看，你覺得那說得不只是疾病，不只是一場改變人類的大疫。就老實說吧，所有讀《大疫》的人，都想知道，他是不是倖存了？他的傷害平復了嗎？他被毀掉了嗎？他會用這本書回應一切嗎？讀者總在找上文那個「中間的什麼」、「真正想說的」恰如《大疫》中作為對話的潛文本之一的《紅樓夢》，榮寧二府興衰是由甄士隱和賈語村引出，故事到底是「真事隱」、「假語存」，恐怕，這只是我設想，《大疫》中驅動書寫衝動的關懷面相或說核心已被先天的（不直接說，藏在小說其他敘事裡），或者後天（變成書的過程中直接刪除了。），形成一個巨大的空缺，小說家的原始敘事衝動，興或我們已經不可而知了。可有一個聲音是實實在在，刪不掉的，作為一段病毒的螺旋碼，也是《大疫》的內在基因序列，每隔幾章你無法不聽到一段旋律，他反覆，他不停浮現，如這一段：他說：「我找了許多可以轉譯成基因序的人類語言，譬如披頭四的歌，譬如春江花月夜….但那些單股ＤＮＡ，在寄主細胞內的反轉錄，箝上，既使控制了宿主細胞，但那個圖片的週期太短了，幾乎可以說兩三天就成為亂碼…..你知道最後成功的曲子是什麼嗎？」他用粵語鄺美雲版的柔美唱腔，輕輕唱著：「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我的眼淚忽然一直流一直流。「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那是心經。小說中心經繕寫了何止一遍。這便成大疫的奇觀。一方面，小說家的筆無物不可寫，無事不可說，時作雄辯滔滔，時有柔情哀婉，寫什麼都明白曉暢，說什麼都美不可方物，「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他心通，天眼通，說到口乾舌噪，說到來日大難。他甚至能召喚人類的文明全景啊，他能寫你個人纖毛那樣微細的感覺。但另一方面，有些事情連這樣文字都無法，或不能去述說，只能歸結到心經中，「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在那樣意義被無窮盡懸置的音節性咒語裡被安放。讀者只能不時聽到小說中說故事的人嘆息：「太苦了太苦了。」但到底痛苦的核心是什麼？填充在全人類和個體，在至大之群和至小的個人感覺，在歷史與當代之間，我卻們只聽到心經迴盪。小說中角色所言不免讓人多做聯想：「太苦了，真的太苦了，怎麼能輕盈靈性，願意原諒，好聲好氣的說『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如何還願意坐下來，那麼柔慈的說:「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詞。」?」心經、真言由原始語文翻譯成中文而剩下字音，字面上毫無意義，卻也蘊含一切意義。虛空藏，他只能被壓縮，卻無法還原。《大疫》是故事會，是大夥湊在一起說故事。但所有人的故事，聽起來都是同一個聲音，那就是痛苦。他可以被壓縮，但無法解壓縮。你看到至大（以人類為單位元的）與至小（個人的發散），卻無從知道連結。他充滿碎片，但本體和必然大於原始。彷彿什麼都說了，但到底「什麼都沒有了。」這一個疫的奇觀。關於痛苦的本質性展演。通透，卻透明。可以言明，不能明說。群體的瘟疫《大疫》中明面以現實疫病為時間線索，半真半假敷演一個人類滅亡之世。但在小說裡還有一個斷代可作為「疫」降臨的時間軸。我們可以注意到世代的體現。《大疫》中有諸多對世代的思考：「我們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經歷過，感覺的塞滿，過剩到不可思議的地步，然後忽然間什麼都沒有了，唯一有這樣經歷的幾個人」、「 因為網路的發明，人們後來活在一個，每天為單位，數百倍於古人的經驗的，萬花筒、繁殖簇放，所有情境訊息全爆炸，兜覽進『你』這個感受者的大腦」，亦即，網路之高度覆蓋作為世代的斷代點，駱以軍要說的是資訊爆炸、時間感知比以往更快速，人們的思維、群聚方式、人際關係都因此產生改變。小說家因此也對網路世代的孩子做出側寫，「這些年輕人自主運動的液態群體移動，可以形成全新的大故事，但同時似乎在自己只是其中一個小光點，」「全部單子位但又聚集成一大群。」 與此對比，小說中還有一些人「是網路世代之前的」、「一個比較寬鬆、渺小個人或被剝削，但不至於全部腦力和激情，全上繳一個雲端」、「比較廢」的世代。小說家自己是屬於這代的。所以，世代的差異是存在的嗎？這無法否認。但我不覺得駱以軍頻繁提起世代──年輕VS老。老頭子VS網路新世代──做的是操作世代對立，事實是，一個理想之境應該是《大疫》中所引用的赫爾曼.布洛赫之〈夢遊人〉片段：「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是屬於不同世紀的人，可他們卻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甚至是同時代人，這或許可以解釋他們為何那麼不穩定，難以合理地理解彼此，異乎尋常的是，儘管如此，還是存在著一種人與人的團結一致，一種橫跨歲月的理解。」一種團結與相守。跨越世代之間彼此的傳承，互相扶持。那不也是小說家透過山谷中彼此接力說故事體現出來的人類劫餘之境？但這樣一個人類科技與文明興盛終於能「讓自己舒服」的伊甸園、科技天堂，也帶來陰影。那是什麼？那就是網路罷凌的出現。或說者，罷凌背後要講的是，「群之暴力」如何在網路媒介上體現：「『龐大數量的人群，突然變異成蝗群，單一反應模式』，但其實搞不清楚自己只是躲在龐大的群體裡，猥褻的窺淫者。這種集團性理直壯。」「下個標題，人們就全瘋了撲向那『最壞最邪惡的滲透者」、『妖怪』、『病源』」那是《大疫》中「病毒」的另一個象徵所在。小說家設想，「這次的大瘟疫或許也正是我們人類這三十年附著在其上，建立起來的網路新世界。超快速流動的龐大人數、金流、欲望、故事、短敘事，好像本就在搭建一個讓人類自我簡化，以合乎傳輸規格的龐大風月寶鑑的鏡像投影。」說起來網路環境所能趨致的暴力和人類世構成的瘟疫何其相像。而小說中說故事的人是誰呢？無論是說故事的是他，或是她，那人總是那被「群」所傷害者。「她如果內在有一天平的秤坨，那就是『人不該無意義的羞辱他人』。 「她的感想是，人非常軟弱，比一般想像的要恐懼群體的霸凌 」群體為何可以變成暴力？小說家在《大疫》中追溯了台灣歷史，中國近代史中的群之暴力。族群如何被化約成群，早年台灣開發之械鬥、中國文革的暴力，而在此刻讓小說中人可感的是網路上，「新網絡、 新故事具有極大的排他性。 」張愛玲「惘惘的威脅」在《大疫》中成了「網網」的威脅。但何不將這解讀成，對於群之暴力的疲倦和厭斥。那是在自杜斯妥也夫斯《地下室手記》的遙遠回音，「我是一個，他們是全部。」 小說家體現的地下室是，群，或是代，他們是一群，是一代，但我是一個。我是之外。我是那多出來的。小說裡的山谷容納文明剩下來的人。小說中人則發現山谷中不停冒出「多出來的人」與其說增生，多出來，但何嘗不是，零餘。從這裡我也很不敬的想問，你大爺駱以軍真的關心現實中瘟疫這個問題嗎？在我看來，「山谷外大家都死了」和「大家都活著」其實是同一個意思。瘟疫之外，一種暴力早殺死人無數次。群的暴力。網路暴力。而他是群之外的人。被傷害者。被孤立者。我輩孤雛。之外之外在此有三個維度。一者，事關大疫的寫作策略，和書寫者對小說、故事的認識。所以，成為小說家意味著什麼？那麼古典的，我們又回到愛倫‧坡小說《在人群中的人》，或班雅明論波特萊爾，「在人群之中，卻又像在人群之外」。在《大疫》中，小說家使用了科學性的「觀測者」這個詞彙，「「這些變態、異化，或說小小的變態，當事人自己都不知道，有一個和他們一樣隱匿於撩亂人群中的觀測者，其實已盯上了他們。」、「那些不會知道自己可能只是因生存、夾混在那偷拐搶騙、吹奏彈唱的形貌、嘴臉，被一旁一個觀測者記錄下來」照他的說法，小說就是「第二次」、「如那個女作家寫的:『滾燙冒煙的熱水沖進白瓷壺裡，那些枯萎乾燥的菊花又一朵朵重新綻放，第二次活過來。』」，而「『第二次』才能體會『結構之所在』」小說家這些論述，這一方面說明故事的權柄，透過說故事，經驗得以被流傳，情感被傳遞，人類證明自己活著，「你又再活了一次。」一方面也側面說明了小說的契約－－「在閱讀小說時，我們有一個默契，那是一個『風月寶鑑』，鏡中倒影.......他們都只是『戲』、『故事』搖晃擺弄的傀儡。現代小說的出版，被書店、出版社、購買者、學院交叉 確認那是『一本小說』，而非社會版新聞或狗仔偷拍。」小說不是新聞，不是八卦，不是紀實，不能照單全收……《大疫》回到「一群人在山谷中說故事」這樣簡單的，古典的構想上，小說家展示了各種說故事的奇技淫巧，駱以軍是說故事的人，我以為他更側重在「說」之上。說起來，不滿足於故事，那不就是「小說」的誕生嗎？小說不只是故事。《大疫》是駱以軍技術的的奇觀，述說痛苦由來的核心被鑿空（或打散），但技術的硬核面，撐持一切的小說術鋼筋卻裸露了。我們可以看到更多他小說觀的建立、對小說的理解和關懷所在。「坦白從寬」，卻在那樣狹窄逼仄的山谷，和險峻環境下（小說與現實中都是），我們看到「（駱以軍）文明的大樓是怎麼蓋起來（或留下來）」《大疫》作為故事的容器，也是留刑地，這個山谷不只是病毒的培養皿，也是故事在養蠱，穿插各種體例，錯亂時態，顛倒夢想，那就是駱以軍的拿手好戲。也就是《妻夢狗》以來，「時間之屋」的策略。在時間之屋中，不同時段、生命狀態的人被壓縮在一起，擠在同一個屋簷下，小說的行進就是時光之屋中房間的漫遊，而故事到了最後，故事彼此破窗，破格，在某個不可能接口連接上。「這個小說中的人物，像破碎的漂流物，或不同人之間的夢境之序，竟然可以穿透框架，跑到別人的回憶裡」「從一個二維世界掙脫冒出…..然後又竄進另一幅畫中」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橋段，被收容山谷的小說家說起自己的故事，是關於香港女孩安。在安的丈夫過世後，小說家照顧他，對安說故事。乃至安有一天跟他說，自己夢見亡夫了：「他就在一片綠光充盈的山谷中」。小說家忽然有此一念，「我們之所以在此相聚.....全是她那良善的念頭，一順之光幻造出來的這綠光盈滿的山谷」這是一個故事的迴圈，連還套，站在「之外」說故事的小說家發現，他在對方身上植入一個念，而這個念催動了夢，自己竟可能是被裝在這個過了兩手製造出來的夢/故事「之內」，最外與最內此時成了莫比斯環相連，那在現實中不可能，卻在小說中成為奇觀。這說故事的策略該也涉及他的關懷。小說家之書寫一直有一種敏銳，他筆下總寫日常的傷害不停發生，「但只有我知道」。那意味的是，秘密的誕生。從此，我跟人不一樣了。秘密帶來的是（說故事的）權力，卻也伴隨痛苦。是詛咒。無人知曉。這似乎也是駱以軍從出登場文壇後問出的著名問題———最裡面的房間到底有什麼？《降生十二星座》告訴我們，最裡面的房間並不在正中央。而在於封閉性。那是無法進去的，直子之心。而小說家則在小說中製造不可能的奇觀，奇蹟，試圖尋找、破譯那個秘密──進入最裡面的房間。而進入終究是不能的吧。可在那歪歪倒倒的終究徒勞的途徑之中，我們看到的是，你那麼努力了啊，那就是愛之誕生。慈悲之誕生。悲憫之誕生。人性之誕生。「之外」的第二個層面，從（小說）「之外」來言，也就是和現實的關係，《大疫》中不無指涉的多次指出，「我想許多他的讀者，也會習慣性的把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混淆了他小說中那些怪異變態的思想模型」、「慣性把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混淆他小說中那些怪異變態的思想模型，替他多打開一個超乎正常邏輯之外的抽屜」，我傾向把這視為一個辯解，《大疫》外的小說家也正經歷大疫，不，小說該一直就是他的疫，早在更早之前，人們就不停的比附，查核，檢查他的作為，核實他的政治傾向和思想，確認現實與小說的重合否，那和他的小說術有關，但作為小說家，他本來該在小說這個裝置「之外」，卻因此被捲入小說之中。甚至，小說裡的他可能比小說外還讓人感到存在強烈，小說外的駱以軍變得無比影薄，「之外」被「之內」捲入了，現實和小說破開一個口，他的現實被自己的虛構覆寫，只要他寫作和閱讀的行為存在，這個黑洞就不會消失。我不知道是小說摹寫了現實，還是現實模仿了小說。我以為那才是奇觀。綜合上述兩個層面，「之外」延伸出第三個層次，那弔詭顯示，當我們說「之外」的時候，其實已經不是在小說「之外」。《大疫》中透過小說中人提到：「小姐說二先生說 『我絕不會和他們一樣』，但後來二先生又說『我終於變成和他們一樣的人了。』」當然這句話可以完全在小說文本層面解讀。但如果對照上述的「之外」層次之二，「事件」的影響效力如此強力，雖然小說中直面真實世界的「事件」本身空缺了，但是不是正因為小說「之外」的強效，他的催哭/摧枯拉朽，才更鞏固上述小說家堅信敘事倫理和小說家位置作為一種「之外」，所以在《大疫》中我們看到故事群、故事聚落、故事的核爆，「並不是疫情來了，我們只好說故事」，而恰恰是「疫情來了，我們因此必須更說故事」，故事本身作為一種隱在的抗衡，上述「之外」的小說倫理作為書寫者自身奉行的第一道德圭臬。它的力量，一種道的理念反而更堅定了。但另一方面而言，小說家又擔心，面對「事件」，他是不是終究變成「我終於變成和他們一樣的人了」，我也壞掉了嗎？面對暴力，金剛怒目？便又回到那句老話，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愛的瘟疫據說《大疫》在前期書名是《愛在瘟疫蔓延時》，成書之時，「愛」不見了。但「愛」又沒有不見，小說家在《大疫》中喜言愛。小說裡，這個自稱「北北」，這個被社交媒體和政治正確所規訓，必須在小說中不停自承自己是「異性戀直男癌」、「充滿男性荷爾蒙之意淫」的小說家，沒羞沒譟的提起愛。但駱以軍又豈會不知道，從十九世紀以來，愛已經被資本主義，被戲劇被電影被小說被各種雞湯文乃致你我的臉書，消磨的差不多了。愛本身甚至比他貫穿全本小說的心經，更像咒語，更像是迷面。只剩下字面的意思，像是心經一般。終究，「什麼都沒有了」，一切都被耗盡了。連小說中人物都跳出來說「愛也被屬於他的抽象維度之病毒感染」，「愛」被他一直說，卻越說越稀薄。《大疫》中這一頁在談愛，翻過一面小說家就搞起了未亡人你看，又來了。想必所有讀者都這樣拍額頭），「他想愛她」、「但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強暴了她」，在他筆下，性是近乎理解所以身心靈交融，卻又無比暴力。小說中男性小說家與安的身體推拒還迎之舞以各種變型散落在《大疫》各事件中，也進出小說家畢生小說中，他總刻意跨過那條線，在倫常、理性、人我關係、社會性眼光之間反覆跳躍，辯證，不停自憐又自恨、自問。俠以武犯禁，駱以小說犯禁，犯罪，更犯賤。小說家在《大疫》中舉夏目，舉川端，舉井上靖舉三島、納博柯夫等作品為例，那是他年少膜拜的小說，在這些前輩過激作品中（燒了金閣、強暴、堅硬鞋尖踢像肚腹），小說家自承那令他目眩想抵達的是「那非關色境，而是一種『對美瘋魔， 推到極致，停在那火柴棒之火苗將熄未熄之瞬』」正因為愛被耗盡了──這場大疫也是愛被感染的瘟疫──小說家必須用燒紅的鐵鉗，用磨利的刀尖，或是溼漉漉的臭雞雞。他耍寶，他不惜作賤自己，他毀三觀，「不可以色色」，他搞變態，既「過激」、「超常」，甚至要去「上未亡人」、「像強暴」、「我丈夫死了，從此我就是人盡可夫的女人」，但在這些情節的展示中，無法預測，不能預料，卻又言之成理，在發動的瞬間，包括但不限於，等於更超出，他試圖以此重新電極，或發明「愛」這個詞彙。說起來，政治正確一定輕鬆多了，或僅僅把「愛」字照本宣科念出來。「可那不是我的忍道。」就算經歷那麼多，無比痛苦。窮聲哀號。就算被人視為野獸。小說家悶頭就是要幹，要去幹，他總想用小說體現『停在那火柴棒之火苗將熄未熄之瞬』」。小說家就是世界中心呼喊愛的野獸吧。電影《老男孩》裡說：「就算我是野獸，野獸也有活下去的權利。」而駱以軍再一次用小說趨近「火苗將熄未熄之瞬」，縱然從什麼時候開始，現實之肉身已經成了火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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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時間裡的直男──專訪駱以軍《大疫》
駱以軍說《大疫》是他的「轉大人」之作，「以前我寫小說──我已經五十多歲了──我的角色還是比較直男、比較內向世代，不是真正被弄過的。從這本後，我才有能力去寫被弄過的人。」《大疫》駱以軍 著出版日期：2022/8/5「這些到底是真的假的？」駱以軍噴了口煙。煙霧繚繞時間與空間。時間是裴洛西訪台後幾天，中國的飛彈越過台灣。空間是駱以軍老愛來的咖啡店鴉埠。至於這些，指的是他新小說《大疫》寫的此刻與不久前的疫情，或者說，整個世界。「我覺得特別是我『出事』前兩年，世界不斷在內卷，好像有一個導演喊了ACTION，一切開始啟動卷曲。川普上台，美中對抗，香港成為一個暴力城，又好像一個棋盤──《明朝》出版前我就在香港。接著就是疫情。」關於疫情。「最先我們觀看的景窗，是武漢的瘋狂，接著大家慢慢疲乏。我五十五歲了，但從六四到九一一，不曾有過這樣停不下來的翻動，或是這樣翻動在敘利亞在伊拉克，所有人彷彿成為命運的骰子，被玩物著骰著。寫《大疫》時，我看到義大利、法國的疫情死亡，接著是美國，這很真實，然而台灣又很奇怪的像有菩薩捧著，之前大家都說台灣一定會爆掉。接著就是烏克蘭戰爭。然而說著說著半年又過去了。」與其說《大疫》是在寫疫情，不如說駱以軍因為疫情而感到時間「怪怪的」，如同小說開頭描述的溪流靜止如琉璃，「整個世界被按下了暫停鍵。」「一開始，疫情只是我寫這本小說的一個點子。疫情最嚴重時，我不同的朋友們開始重讀瘟疫的文本，才發現我們一整代人對瘟疫多無知，以為那都是中世紀的事，可是它真的成為現實了。剛開始我們不當一回事，後來這個對瘟疫的恐懼跟挫賽（疶屎）超過我們對災難或事件的時間代謝習慣，進入了日常。」「我們在疫情第一天的憤怒與恐懼，多麼像世界末日最後一天，可是第二天又來了，又有別的事發生。」憤怒與恐懼不斷被延宕，最終被水解稀釋。大疫、死亡、戰爭該是猛烈的，人的感受卻因被玩弄久了而匱乏。身處事件，時間已不能成為標的，於是小說家跳出來問，欸，是真的還是假的啦？像《楚門的世界》最後一幕，金凱瑞走向那道門，通向真實世界也通往一個更大的虛幻。但死亡每天都在發生，怎麼會假？或許該問的是，怎樣才是「真」？真假之辨與辯的必要，來自駱以軍敘述小說這項技藝與志業常動用的詞──觀測。駱以軍多次在不同場合說，現代華文小說是小說家觀測世界、心靈的方法論，「華文心靈從古典進入現代小說，朝向波特萊爾、喬伊斯、普魯斯特、卡夫卡等，透過小說論小說方法進行觀測，反省二戰以來的恐怖。」而《大疫》正是駱以軍叫停時間的觀測。小說寫世界被疫情與連帶的戰爭所滅，最後的倖存者躲藏到一座溪谷裡。閒來無事，他們用說故事打發時間。一個又一個故事，隱喻連綿再連綿。經典駱氏小說美學。正當讀者以為《大疫》是一部當代版《十日談》，讀完才驚覺它混合愛倫坡〈紅死神的面具〉與《黑鏡》，一種反身的驚悚質疑。疫變世界，災後餘生，在當代小說並不稀奇，駱以軍也知道，「愛特伍就寫過，也寫得很厲害。所以《大疫》不是一本了不起的發明，但你以為你是活生生的人，其實只是訊號，就像《黑鏡》在做的事。西方有太多可用的點子，就《大疫》來說，是共產中國的失控，外溢出來，被我們用西方來的小說方法論觀測書寫。」提到中國，我問駱以軍，身為台灣或香港的小說家是否注定在巨大的中國陰影下寫作，不得不回應一種惘惘的威脅？現下，解放軍正集結，飛彈剛飛過。駱以軍的回答是，「我一輩還好，未來會越來越激烈。那一堵看不見的分辨之牆，就連我這樣的人都會被懷疑是不可信的。」何以被懷疑？且話回《明朝》。駱以軍先為《明朝》小小平反。他說《明朝》其實是很屌的觀測（在此，我們都笑了一下），是中共跟明朝巨大暴力、官場的疊合；前者話語是馬克思，骨子裡玩的是明朝的東西，「我覺得你剛說的壓迫威脅，這幾年越來越強大，本身也很荒謬，這本來是我爸那輩或朱西甯的遭遇，卻疊合到了現在。」而這也是駱以軍說的，時間的內卷，暴力的日常化。說到阿共打過來，駱以軍說了一個小故事，也是他在小說之外對中共政權的觀測──可以拉入直男研究社討論的那種。「剛才我去買磨壽山石的砂紙，賣砂紙阿婆說買十張送一張啦，反正阿共都要打過來了，我說不會啦。中共這樣就是那種東亞差勁直男，在外受氣，回家打小孩的表現。可是你會覺得很恐怖，有十幾億人半世紀被這樣差勁直男政權統治，被塑造成某個樣態了，你能拿這些人怎麼辦？不可能如科幻小說的高科技外星人來全部殺光吧，或者像二戰納粹那些人判定要怎樣處理，或史達林做的種族滅絕。但我的規格無法處理到這部分。」提及《明朝》，也就是駱以軍前面說的「出事」（按：《明朝》出書後有兩個時間點事件，一是2019年11月朱宥勳書評〈「投降」是文明的最終形式嗎〉見於臉書，引起各方人馬對書評是否「思想審查」，以及《明朝》挪用《三體》世界觀得當與否之討論；二是2020年3月，《明朝》被指出其中橋段，與駱以軍在2019年1月至3月開設小說班之學員劉芷妤於2019年6月9日《自由副刊》刊出之〈火車做夢〉內容重疊，引起是否剽竊、抄襲，乃至駱身為小說班導師與學員之權力結構，以及聽取學員故事不告而取之爭論）──駱以軍沉澱兩年的看法是，這也是一種內卷。駱以軍說自己當初像被困在那時空。「最初寫《大疫》，對那件事我寫了很多，後來都刪掉了。那時候我很痛苦，像被欺侮後再回想那過程。我刪掉的五六萬字，後來看，很多是重覆的，只是為了講當時是怎麼回事，就是一個病人的自白。後來我覺得《大疫》現在這寫法對我是很好的，當我感覺這殺氣鬥氣，就思考到底我是加害者還是被害者？我是強暴者還是被強暴所生下的怪胎？」沒刪的、殘存在小說裡的，有幾處關乎「寫作倫理的紛爭」（《大疫》原話）。包括敘述者自問「我是否站在刪除別人故事的那一方？」還有是老人偷了年輕人珍貴之物，還是年輕人硬把自己的磁碟片插入老人這台電腦之記憶體之辯。最醒目的，該是第五章節說故事的人召喚《紅樓夢》之襲人、寶釵、鳳姐、秦可卿而說的：「我們為什麼不會去聲討那作者對這些『活在文字之外』的，但他們是他們自己故事的主人，那個倫理？」小說人物的回答是「因為那個作者早已死去幾百年了。」同時，《大疫》溪谷裡講故事的人述說的，是死者的故事。我問駱以軍，這樣在滅絕世界講述其他死光之人之事，是不是為了「逃避」寫作倫理問題？這是不是他設置的，一個迴旋掉倫理的機關？──如同小說要角谷主說的「我們這裡所說的故事，都不能追究不能批判。」駱以軍的回答是，「不記得寫的有沒有被刪掉了。」後來又說，「我想的沒有你說的那麼清楚。但就那件事，我非常生氣，因為所有小說上的人物都不可能是憑空虛構的。我一直覺得用『私小說』這詞來說我是錯誤的。私小說在日本有很嚴謹明確的定義，透過『我』在扯裂一個原本日本的群體性，這是日本小說進入現代的一個過程。我在二十年前就說我的小說不是私小說。但確實，我的小說可被批判，我在轉換現實跟小說上有障礙，以前作品也是，有心的人都可以找出小說人物是誰。但事實上，小說是倒走過來的夢境，那之中的任一關鍵抽換、抽遠成人類寓言的恐怖與哀憫，談虛構或對存在型態的液態捕捉，早就不知差距千萬了。真實的說，你啟動這樣的追蹤（人臉辨識），所有人的小說都可以扯上這夾纏的，川端、大江、奈波爾、波拉尼、孟若、莒哈絲、七等生、張愛玲……這真的非常像『大白』檢疫的一種，非常反小說的一種假問題。」一切開始內卷或者說跑調，肇因他直男式的臉書反擊。「當初因為我的衝動我的暴力罵了朱宥勳，他們覺得我在挑他們，其實我沒有在挑他們。我罵朱宥勳是因為我覺得那樣真的不對，這樣跟國民黨、共產黨看一本小說有何差別？說一本小說是投降主義？尤其加上這幾年的選舉激化。我要說，你們怎麼知道我的政治立場？難道我要出來說，不，我的政治立場是這樣、不是這樣。這不是很羞恥嗎？」覺得自己被誅心了嗎？駱以軍說，「對啊，我覺得很白癡，很像被降維。原本在小說要反思人世的深水區，被用這些網路弄潮、單一標籤，而且是亂貼，消費掉了。如果未來這件事變成一個公案，是這個時代所謂這些自詡文學人很丟臉的一件事。」訪問間，駱以軍不斷用直男自況。我問他為何強調「直男」，是種諉過嗎？對他來說，這詞有什麼意義？「自嘲自婊吧。直男就是尼安德塔人，這一刻是廢墟，上一part他們還是暴力來源。說到源頭，就是典型第三世界，軍訓教育下的男性，就是蠢。我爸那種低階的逃難的黨國人士，或者以前跟我一起混流氓的，都是直男。長期處於一種家父長的壓迫，所以我逃兵，很怕警察，痛恨體系。可是雖然我是直男，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同志，有Gay哥們。雖然生理上我愛的是女生，但對人際的黏著性、時光契約的重視，包括出事時幫助我的，都是最不直男的。我會想，會不會其實我是超級深櫃？而如果我不是直男，也許當初就不會動用那樣關羽、張飛式叫陣。」這是直男行為研究社的告解嗎？我再問駱以軍，會後悔「叫陣」嗎？他答，「不是後悔，是反省。反省我的傲慢。以前覺得我練武至今，至少也是火雲邪神，哪來的叫陣者，看我一掌劈死，結果面對的是千千萬萬的地獄，死的是我。」而這千千萬萬，也是除了瘟疫，小說裡一再訴說的病徵。《大疫》裡人因為網路的不斷複製貼上自我成為某種類病毒的存在，寫「為什麼我們變得那麼自戀？變得那麼刻薄？因為我們早就被移形換位，成為網路上的，到處存在的，卻又稀薄到無任何存在意義的小閃光。」「但這一切是戲。是電波幻影。是流量。是實境秀。是訂閱小鈴鐺。縹縹緲緲。飄飄忽忽。」駱以軍說，「我們這代人很怪，被投到這大網路時代的人，徹底驗證《心經》講的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透過網路，我們不用有長長的一生就能體悟這些。」這與兩年前我訪問時他對網路（特別是臉書）的評價差異甚大。我問駱以軍，這轉變是因為他所謂的「出事」嗎？駱以軍不諱言，「是啊。我出門前還有點低潮，看到有人又來罵我。我點進去看那人臉書，他的臉書只有自己一個人。」「這兩年我朋友都建議我去諮商，這創傷很大，可是我覺得我不是三十歲二十歲的人，我是練家子，以前在文壇就被長輩霸凌。這件事，我會覺得委屈，是因為我是很有意識的不會去對年輕人建立恩庇侍從的關係；他對你好，你要報恩於他。三十幾歲時，我跟自己說，如果變成大哥，絕對不要有人因為我的存在而痛苦。所以那些年我是人渣，但我很快樂，我像顆被踢來踢去的足球。」「到了《明朝》這件事變成網路時代的群體意見，只能用很古典的祈禱跟情感去想像過了好幾十年後你們會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或者一定有好人跟壞人。於是最後這件事變成一團鬧劇。楊澤對我說，不要那麼抓馬，不要這時候弄錯唱腔，以為自己是哈姆雷特。我們是在一個島，曾經發生漳泉械鬥的島，沒有教誨懺悔的習慣，我們的善惡判斷都是非常世俗的，那世俗的過程就是靠拉幫結派，這在我們這一輩沒有少。至於我出網路的這些事，我告訴自己我不能掉進陷阱，進入一套語言：說年輕人都這樣，網路都這樣，這就是一種陷阱。我覺得我一路有捍守這信念。」最後這段話，似乎與《大疫》寫網路病徵、病毒化扞格。但小說敘述者並不等於作者本人。只是我們不知道他們何時重疊。駱以軍對《大疫》下的結論是，「這本小說如果放在網路上，就是一個自言自語的《地下室手記》。可是正好它有長篇小說的框骨，形成一幕幕的幻景，獨立時空之架構。可以說我最後服膺的，還是即使這些是幻影，我仍認真的把他們一炮炮的煙花打到黑夜裡，哪怕他們稍縱即逝，存乎一瞬。這是小說要堅持的技術。」我想到駱以軍的小說觀測論。觀測到了，之後呢？駱以軍的回答是，「用小說跟世界表演，展現像電影的視覺，例如《黑鏡》、《愛x死x機器人》。」然而透過千迴百轉、極其視覺性、官能感的表演，又離小說家所觀測到的真實有多近，或者說，有多遠？如果觀測到的是假的，那書寫本身呢？此前，駱以軍說了一個小故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我一直警惕自己不能把這些真實當作電影在看。但有一天，我看到一個烏克蘭防空武器把俄羅斯戰鬥機射下來的畫面，看得很爽，後來才發現是遊戲畫面，我被騙了。我這麼警惕，在這世界的介面上還是看錯了。」我問駱以軍，這是一個隱喻嗎？開啟了《大疫》的觀測與測不準。駱以軍說，是。錯看了世界的介面，駱以軍的小說方法論還管用嗎？這是我最後的問題。駱以軍的回答是，「這問題像我一邊吃雪糕，雪糕一邊在融化，我沒有能力跟時間長度告訴你它是錯的。它不會錯，因為我們今天坐著談小說，都是因為這方法論的成立。如果不成立，今天我們在這裡談的會是古詩。」雪糕與時間，都請多停留。或許終究駱以軍還是唱錯了腔，只是演的不是哈姆雷特，是浮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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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挽回這大意失去的世界——廖偉棠評《大疫》
《大疫》面世的時候，久未在臉書露面的駱以軍發佈了一段短短的打書文，以他一貫的玩笑話開始，他說告知妻兒《大疫》出版的消息，小兒子說：「是關於粗心大意的故事嗎？」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這一場驚世大疫，很可能真的出自某個人的粗心大意。但粗心大意不是偶然的，人類文明/反文明的發展也來自一連串停不下來的粗心大意，殊不知這都是人性注定的，或曰靈感或曰疏漏，或曰求生意志或曰自毀慾望，都是硬幣兩面，硬幣如何落下便有不同的結局。《大疫》駱以軍 著出版日期：2022/8/5駱以軍無疑深解此理，因此他建立《大疫》裡人歌人哭的末日後桃花源時，一邊是窮盡心力巧奪天工（他在文字上下的功夫對應了溪谷主人在製陶和冶園的「變態」執迷），但另一邊是率性繁衍，聽憑造化之力對「文明」變形、錘鍛，小說結構和線索之類的破壞來亂一如書中回溯的「疫前」世界，充滿無來由的暴力、惡意與荒誕。根本不需要什麼大疫，我們一直是這個世界的病毒，精妙非常，暴虐非常。寫下「人歌人哭」，我是想到了杜牧的《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裡，人歌人哭水聲中⋯⋯」這樣一種對文明盛衰的泰然任之，略帶悲憫，很東方，相對於《十日談》的辛辣肉感。可以說《大疫》是一部杜牧執筆的《十日談》，這並不矛盾，別忘了杜牧還有春風十里揚州路的輕狂豔麗，那也是《大疫》敘事者稍不能忘的三生前事。但作為受益於現代主義藝術的一代，駱以軍沒有忘記西方正典邪典給他的饋贈。作為故事的其中一個潛文本，常常被提及的是伯格曼的電影《第七封印》和《芬妮和亞歷山大》——後者結尾念白那句斯特林堡之「万事皆可发生，时间空间并不存在，在現實脆弱的框架之下，想象如紡線交織着新的圖案」完全可以看作駱以軍一以貫之的創作追求。我們的文青營養劑想不到在這樣的地步——小說中萬物凋零、文明寂滅前夕——爆發衍生，成為救贖。駱以軍對這類救贖，半推半就。他可以決絕：「我們早就不是人類了。只是一些無限打開窗口的幻影，沒有東西不能被羞辱、傳輸、修改、說謊、冒用。這是真的發生了。『我們只是一個很爛的劇作家寫的，面孔模糊，滴哆走著就融化的角色』。不，連『角色』都不是，是一種『人類』已不在了，但在空氣中無所不在，如煙飄散的『戲』。這時我們很久沒有稍停頓一瞬，愣想一下：什麼是戲? 」「什麼是戲?」——虛無增值一萬倍，也依然是虛無，反過來說，文明削弱一萬倍，也依然是文明的幽光。可以揣測造就駱以軍動筆《大疫》的其中一幕，和同樣震撼我的一幕相似：那就是作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地中海數國在瘟疫大爆發時的迅速淪陷，義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地的死亡數字幾何級增長之際，梵蒂岡教宗方濟各在傍晚雨中來到聖伯多祿大殿前，獨自祈禱求主垂憐飽受痛苦的人類。那一刻，方濟各與伯格曼的騎士形象恍惚重合，他其實是在跟死神對弈，以求苟延文明。駱以軍舉的例子，是盧梭的畫《入睡的吉普賽女郎》「很久以來，(那已經十幾年了)我都掛在網路上，快速翻跳朝生暮死的訊息，但那個停住的時刻，那麼靜謐、幸福、哀傷，純粹就是那幅畫的美。可能就是那一年，人類的悲慘，或那近乎一百年全白貴的，如同回到一戰前的，對他人的大括弧之貶低、羞辱、仇恨，這應當深深傷了我這一代，曾經被『世界』的文明、藝術、思想啟發，追夢者的心。 」作為文明之子，駱以軍不甘，因此無論溪谷主人和老和尚等多麼「出世」，他終究是入世而非厭世，執著而非虛無的，在小說後半段痛斥歷史時他簡直是憤世的。同時，駱以軍向著他小說裡的人物、故事，絕不輕易放過一個人的命運任其流落虛空，均濃墨重彩渲染之，大有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勇猛與悲壯，但地獄在乎一念，這一念何來？《大疫》一發，其啟萬端，若只取一，那就是香港——香港來的那個女子「安」——那個香港的小寡婦。這當然不是我自己的偏心，這也是駱以軍的偏心，這個女子（我懷疑我認識她的本體）曾出現過在他其他敘事裡面，但這一次最為痛徹心扉。是因為加上了香港本身的悲劇嗎？他們相識的十年前的香港，如今不但在政治的角力，在若即若離的異鄉人的生命錯位中也敗壞下去了。然後的香港未亡人，難道可以作為隱喻理解嗎？無論如何，她成為這部小說的最沈重的鑰匙。「她是這溪谷中的『故事之夜』中，意外成了所有故事的女王⋯⋯就像是深海中無數艘沉沒的船隻，她就是那艘讓人唏噓、慨嘆的鐵達尼號。她似乎裹脅了大多人世本來的美好夢想、一只一只冒出銀光大氣泡下沉的鐵箱、一層又一層的失落之物 」不，鐵達尼號？這難道不是珍寶海鮮舫？或者鯨落——「我們之所以能在此有緣相聚，或是，我能如墜五里霧、螺旋錐下跌，進入這『餘生』，全是她那良善的念頭，一瞬之光幻造出來的這綠光盈滿之溪谷? 」——或者這是安（不安）的方舟，還是末日餘光之中哭笑前行的瘋人船？駱以軍的耿耿於懷是一回事，而「D-DAY 來臨，全部人類的大寫時間全終結之時，香港曾發生過的那一切，並來不及給一個公義、人類之光、救贖、甚或神之判決的什麼。」則寫出了我的耿耿於懷。世界會因為對一個人的辜負而報應萬物嗎？神會因為我們對一座城市的辜負而報應世界嗎？駱以軍安排了安的死亡是身處疫情最嚴重時期的西班牙，把個人的耿耿和文明的絕滅牽手了，給出的答案是世界之神不會，但小說之神可以。小說之神，可大可小，在《大疫》裡他毫不掩飾自己就是一個萬能的、所向披靡的病毒這一狂想。這是狂想，也是狂悲。「他要把她，不，和她的美麗年輕裸體擁抱在一起的這衰老的自己，這一段畫面，封印、隔絕、藏匿在他的『在一切之外的房間』」——悲哀莫過於執迷，「他便已預知了這個分崩離析的時光之歌的無情，不，不是她無情，而是這樣的向量，四面八方、裡面外面，每一個延伸出去的觸突，都被打開了基因開關，像迷宮迴廊成千上萬依序排列的小小胎兒，突然都開了眼。」——但這無數緣起緣滅，驚心動魄又如何？「你在那個時刻，給了那女孩一個綿綿、像雨季、濕潤山林霧氣的、撲朔迷離、上萬只音叉共振的『情』:『女孩別怕，我們都在這裡。』這是所有聽故事者，給那些因生命的凹洞、悲劇、不能承受的遭遇，而隱約將形成『故事』者，最大的安慰。」除了小說裡的女子，我還感謝駱以軍為張紫妍們、林昭們抱冤，這不僅僅是一個賈寶玉情結，也是對文學最大的信任、冀望。「我想說的是『愛』。是的，『愛在瘟疫時』裡的那個，像人子耶穌凌波走在水上，在一切空洞、死滅、下沉的全景上，奇蹟似走動的那個字，『愛』。」很難想像這樣傳教者式的話從魔鬼駱以軍筆下寫出。但正是這愛與瘟疫的螺旋式交配，衍生了人類之舞，一如葉慈《在學童中間》裡所寫的：果樹啊，根柢雄壯的花魁花寶，你是葉子嗎，花朵嗎，還是株幹？隨音樂搖曳的身體啊，灼亮的眼神！我們怎能區分舞蹈與跳舞人？小說走向結束前，因為現實世界裡疫情得到控制，以及始終懸宕在本島上空的戰爭的陰晴變幻，使得本來是末日小說的《大疫》，意外變成了架空歷史小說。結尾又從架空小說猛然一躍進入某種元科幻的境地，以恍兮惚兮的身分迷失去反思整個宇宙的存在，實際上是本體論式的哲學沈思的圖像化。駱以軍的想像力駕馭這一切綽綽有餘，他又一次挑戰了他的假想敵劉慈欣。不過他的悲憫決定了他和劉慈欣是兩個世界的人。就在他把病毒角色分享給每一個值得同情、值得珍惜的人（甚至有一章給予大家都不屑再寫的老兵）的時候，這場大疫就註定和現實的大疫不同，它實際上是大翼、大憶、大義、大熠等等混合而成的一場「大囈」，它只屬於那個在六十年代台北倉皇的微光中走失的孩子，他要用數十年的書寫去把自己的、文明的本來面目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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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駱以軍《大疫》線上講座
駱以軍《大疫》線上講座來了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十日談」，準時開講！活動訊息活動時間｜9/1(四) 20:00pm-21:00pm活動網址｜https://meet.google.com/hpk-wqrd-tiw主講人｜駱以軍 (本書作者)對談人｜作家廖偉棠 《大疫》駱以軍 著出版日期：2022/8/5購書連結博客來（限量親簽版）：https://reurl.cc/zNbQb7誠品（獨家藏書票）：https://reurl.cc/O4X60g金石堂：https://reurl.cc/2mbaDmMOMO：https://reurl.cc/zNbQ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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