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英姝談新小說—因為死亡很近，所以要《再放浪一點》
如果寫作是作者用筆努力抓住世界，生命的吉光片羽——童年嘗過的瑪德蓮，女人在檯燈下如米色蛾翅的睫毛，那場落在全都柏林與死者身上的雪。成英姝寫《再放浪一點》，卻開始「放掉」了。「以前寫作於我是那裡有好美的極光，我也想讓你瞧瞧，現在我會想你沒看見，關我什麼事？」一身長版寬T恤，紮起黃褐色頭髮的成英姝說。我想寫活得理直氣壯的女性是退化嗎？毋寧是更自在的境界。只是這自在求不得，而是哀樂中年後的自救之道。成英姝1994年出版《公主徹夜未眠》，在荒謬見人生的悲哀真章，1998年《好女孩不做》寫乖順背後的冷酷異境，2000年寫推理小說《無伴奏安魂曲》卻也反推理，殺戮變得虛無，寂寞才是釀罪。凡此種種與以降之作，都帶有手術刀般的銳利直取。這一回她寫《再放浪一點》，三個不同年紀身處娛樂圈的女性故事，有編劇、新興演員、過氣演員，都在娛樂圈外圍，努力靠近核心。有人成功了，有人放手，有人死了。聽起來一點都不逐夢勵志，成英姝說，「為何人們都想變得越多人知道越好，覺得這就是成功？我只是想寫有生命力的女人，她們活著，且活得理直氣壯。」所以失敗不是失敗，是你活過的未境之路。好女孩不做也沒關係，風風火火一回就夠。這也是成英姝的人生哲學，「現在寫東西我自問：『我想證明什麼？』或許是寫的片刻我有沒有努力做到活著的感覺，角色活著我就活著。所以寫小說我注重暢快感，甚至不覺得小說是虛構的。」我們習慣看到青春正盛的男女主角在三幕劇結構中受挫、成長，但《再放浪一點》反過來聚焦若有所失的中年後女性——「現在」好像沒有不好，然而再往前， 會觸底還是昇華？人生最難，便是難在不知該向前還是原地解散。沒有一番成就，沒有婚姻倚靠，女性該何去何從？成英姝敏銳捕捉這些感覺人生有點不對勁的女性，浮沉在自我與外物之間的險象。▲成英姝很早便因小說《公主徹夜未眠》聞名，被冠以天才作家、黑色幽默女王等名號。寫作多年，她說寫小說的過程就像在小說裡活一遭，上一本《寂光與烈焰》寫了五年，「簡直像在裡面住了一輩子。」《再放浪一點》雖僅花半年寫完，但背後是她近年對人生的想法轉折。（圖／鏡文學）不證明你自己，你就不存在《再放浪一點》三位主角中，「愛莫」是編劇，創造角色；她的室友「由果」是小演員，詮釋角色；愛莫的雇主——過氣女明星「鞏麗蓮」——則希望重新獲得角色。換上面具，扮演「角色」在小說裡變成一種渴望，驅使她們向前。成英姝說，「如果你不證明自己的存在，你就不存在。所以我的角色都是很自我中心的人。」除了自我中心，她筆下角色也幾乎是不傳統的女性，公主可以徹夜未眠，女流之輩似魔術也像奇花，「有時我也覺得奇怪，為何我筆下人物都無法好好談戀愛，結婚生子，當一個合格的妻子或母親，總是對抗傳統價值觀。但我不是故意的，因為我就是沒有這樣的經驗，也無法想像跟別人建立家庭。」成英姝善寫兼具刁鑽與美的女人，所以《再放浪一點》同樣有不甘平淡的女性，「我沒有刻意展現某種價值觀，對我來說那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就是寫不出別種樣子。」沒有別種樣子，就是成英姝。她說，「作家找尋自己的語言，是為了什麼？為了美學？不是，是找出你自己的角度。找出原來這就是『我』。你怎麼寫就是你怎麼活。」採訪到一半，成英姝點的拿鐵來了，便說好漂亮要拍張照。於是她開始選角度，擺姿勢，談攝影。「拍東西也讓我感到視角的重要，每個人看事物都是跟別人完全不同的角度。所以攝影對我來說就是展現『我怎麼看』。拍食物很尋常，可是一桌的人每個人都拍得不一樣。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每個時刻你用自己的視角看每個東西，串連起來，就這樣過了一生。」小說寫二十、三十、五十的女性，有的敢衝敢撞，有的裹足不前，還有鉛華洗盡，卻重新照見自我的，都是成英姝怎麼活的證明，「常有人問我某角色是不是我的寫照，其實整本書都是我，都是我站在她們的視角想出的，都是我的一部分。」因此，《再放浪一點》帶著成英姝專屬的灑脫。縱使寫娛樂圈，《再放浪一點》不紙醉金迷，而是透過女性在這由男性凝視建構的場域襯托其虛偽。小說幾位女主角最放飛自我的時刻，則讓人想起珍・芳達演的《同妻俱樂部》，笑鬧間，人生熙熙攘攘、兵馬倥傯都可以是姐妹的下午茶時光。▲拿鐵上桌，成英姝喬角度拍照。她興趣廣泛，從攝影到靈修甚至賽車，自言一直以來都對次文化潮流很有興趣，「因為次文化潮流是生命力的展現，有最多最新鮮的熱情。」（圖／鏡文學）死亡在前，你要留下什麼？《再放浪一點》其中一條主線是鞏麗蓮請愛莫為她量身打造劇本，因為可能命不久矣。生命花火最終，誰都想再亮一回。因此，小說無可免的觸碰死亡議題，但讀者可能會跟著笑。現實中，成英姝接連遭遇親友過世，一開始是養了多年的狗，隔一個月後她父親過世，兩年後她妹妹在她出國時動手術，兩個星期後也走了。最近她又送走交往二十年的男友。疫情期間，時不時傳來她對岸朋友突如其來失去身邊親人，「生命竟就是如此輕易無聲無息灰飛煙滅。」「現在我已經做好準備隨時會走。時時刻刻我都在想，人生說走就走，我留下了什麼？每天都在找答案，但找不到。」死亡已被預知，成英姝說那就活在當下吧，「但我發現活在當下不是把握什麼，而是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這些都不想。我的過去與現在無關，而我的當下也不影響我的未來，因為我連明天有沒有都不知道。」話雖如此，成英姝說死前還是有一定要做的事：刪掉電腦裡的草稿跟未完成作品。作品不重要了嗎？成英姝說，「沒了就沒了吧。」好像中年以後人生就是不斷的救死扶傷，直到自己成為最後一個。聽起來中年後就是一路下坡，但成英姝用喜劇面向死亡，她說寫《再放浪一點》寫到她自己都會笑。▲她第一個刺青是十年前刺的。本來不知道刺啥，但有一天想開，就果斷去刺了。會不會後悔刺青圖案？成英姝說，「會啊，人生就是一定會後悔，但誰在乎呢？人生不就這樣嗎？想法一定會改變。人生如果沒有改變，多可怕？」（圖／鏡文學）努力在現世與虛擬獲得補償《再放浪一點》最浪最好笑的是女人間的脣槍舌戰。成英姝愛寫對話，尤其是麻利的對話，「我喜歡表達人，要強調一個人的個性，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她的語言。」同時她愛講話，國小沒什麼朋友，上課卻總是跟坐旁邊的同學發表自己的見地，「那人甚至不是我朋友，我只是想說話。」以前跟作家友人動輒在咖啡館聊七八個小時也不會累。聽起來成英姝很需要熱鬧，可是她又享受絕對的自由與孤獨，想到再談戀愛，心中會牽絆他人，就讓她打退堂鼓，「所以一個人過活就好。」看似瀟灑，連作品都不在乎，但成英姝還是有生活之必須——寶可夢。難道不寫作時都在抓寶嗎？成英姝說，「寫作和抓寶並不衝突。事實上，遊戲跟人生一樣是虛擬的，虛擬的程度沒有不同。」然而，成英姝其實有段時間沒玩，重新迷上寶可夢是在她男友喪禮上，遇見二十多年來幾乎沒聯絡的男友姐姐。等火化時，成英姝發現他姐姐在抓寶，於是也跟著抓。對方還教她新出的團體戰要怎麼打。聽起來像卡繆《異鄉人》裡的情節，只是沒有人被抓去審判。女主角愛莫在裡頭說：「我認為戲劇的誕生，來自一種補償作用，對現實、真實生活的補償。」成英姝說寫小說也是這樣，「我覺得這是我可以一直寫下去的原因。」所以現世裡有很多遺恨嗎？要用小說給自己一個交代。就像她手臂上的刺青，也是給自己的交代——當初是為了證明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我有你沒有才刺的，「現在我發現其實我跟別人本來就不一樣啊。」「不過至少死在哪裡時，別人馬上就知道是我的屍體。」成英姝摸著手腕上象徵靈性的蛇圖騰說。也似撫起發癢的傷口。《再放浪一點》新書上市博客來：https://reurl.cc/MvLbXp誠品：https://reurl.cc/ZOqrXW金石堂：https://reurl.cc/4Rv4QD讀冊：https://reurl.cc/NjLp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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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壞掉了，因為她不是她自己──四絃談《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
四絃寫《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四篇故事鋒利切開母職神話連結社會的臍帶。好殘酷，但四絃或許會說「抱歉，這就是現實。」何以看見如此之不幸？四絃說，小說靈感來自好友驟逝，「她一輩子沒被母親愛過，直到死前還在問『為什麼媽媽沒有愛過我？我到底做錯了什麼？』」太過巨大的提問。四絃用這本小說試著回答。《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四絃著 神格化母親其實很可怕四絃三十多歲，2012年左右開始創作，作品以BL、都會愛情為主。筆名出自〈琵琶行〉的「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當初只是為了參加徵文，隨便取的。」轉換之作《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結合犯罪與女性題材，收錄〈授乳〉、〈女孩與陰道〉、〈高塔上的公主〉三部中短篇，看似獨立又可合而觀之，共通的主題在小說前的引用的安徒生童話〈母親的故事〉便可看出端倪：所有的母親，都會用生命愛自己的孩子，不是嗎？難道不是嗎？四絃說，「你不覺得很奇怪嗎？為什麼我們總說為母則強，母親像月亮，彷彿母愛是自然而然的，卻很少談到父親。反之，大家很容易譴責母親，搬出血濃於水那一套，我覺得都是放屁。」於是，四絃在〈授乳〉寫被小孩與婆家逼瘋的女子——辛苦持家，因為只生下女兒，始終被婆婆嫌棄。這時，小嬸卻生下一名男嬰。女子開始發現她在這個家像外人，連乳水都不是自己的；「授乳」變成了「受辱」。〈女孩與陰道〉寫在班上邊緣的胖女孩偶然發現女神級同學的性事祕密，初經人事的她看見女神跟男友性交，面對性同樣不安、逼仄，竟感到一絲安慰。「同樣受難的陰道」讓女魯蛇與女神平起平坐。小說最終，女神墜地蒙塵。女神同學戀愛失敗，遇「性」不淑，還叫作「林郁涵」。我問四絃，可是有影射？她先是否認，後又說「或許是無意間寫了進來。」最末篇〈高塔上的公主〉寫病態的母女關係，有如電影《鋼琴教師》。讀到此，讀者才會發現《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其實是一個循環——不想成為母親的母親生下不被祝福的女兒，女兒重蹈母親覆轍。寫這麼悲？會不會強化了這個結構牢不可破的印象？「裡頭還是有人找到出路。」四絃說。「我想告訴大家的是，也不能說是告訴，這太自以為是。我想說的是，不要神格化母親。她們是普通人，對她們抱持超乎人性的期待太變態。所以，不要用母親這角色綁架女人。」儘管如此，四絃其實沒生過小孩，也沒結過婚。媽媽是最好的觀察對象小說裡，四絃營造最恐怖的情節是女主角懷孕，因為那是不被祝福的生命，是會讓母體自我厭惡的生命。會不會想生小孩？「懷孕是身為女人非常大的自我放棄，我光想像就覺得很可怕。我身邊的女性都因小孩犧牲了人生，我常想這對一個人、一個女人的價值是什麼？每次有人用慈愛的臉孔對我說：『你不覺得生命的傳遞延續很神奇嗎？』我心底都想說我不要。我會想是我不正常嗎？其實我自己也很困惑。」一般女性會遇到父母逼婚，四絃也不例外。「我媽以前常逼我結婚生小孩，我說：『可是我不喜歡小孩。』我媽回：『生了你就會喜歡。』我就說：『不喜歡怎麼辦？又不能塞回去。』」結婚亦是，四絃母親生了四個女孩，她是最小的女兒，最後才生下她弟，「我小嬸生兒子時我媽很緊張，直到生下我弟，才覺得謝天謝地。」生男像擲筊，像拚搏，像證明自己有資格在這個家——一個與自己不同姓的家庭。「我媽是很傳統的女性。從小我就在觀察婆媳關係，看我媽跟我奶奶相處。走進家裡，就能感受兩個女人的氣勢消長。我常說你何必把自己搞得這麼辛苦，卻總是被嫌棄。我會想，她是不是被孝順制約了，無法放過自己。」四絃家食指浩繁，三個姐姐一個弟弟，我說好像《小婦人》會出現的場景，嘻笑打鬧的女孩們與換不停的衣裳。她回才不是，每天起床就要搶廁所，趕著吃早餐上學，加上老家龍潭人與人之間往來緊密，「走在路上就會遇到某個嬸婆，每個人時時刻刻都照看彼此在幹嘛，很多無聊的壓力。」「從小我就想一個人，甚至學校補課我都會很開心，大概是一種隱性的叛逆。」考五專時，四絃毫不猶豫選了台中的學校，就是想遠離人。到宿舍第一天，她看到因想家落淚的室友，心想：「你好不容易自由了，為何要哭？」▲四絃很低調，表示不想露面，又自言不大需要愛，聽起來很冷酷，可是她的小說不是談愛就是談愛的欠缺。提到過世友人，她最後說，「命運擊中你，你的人生就會歪掉了，上帝也太過分了。」同時，四絃說從事醫療業常常遇到要求過分的病患，所以「我就用小說，這個屬於我的方式嘲笑這些經歷。」《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是她對人生痛擊的一次痛擊。（圖／鏡文學）寫小說不止是登出現實寫小說質疑母愛並非先驗、與生俱來的，看似離經叛道，四絃說，「我對愛的需求很薄弱，從小覺得大人只關注其他小孩也無所謂。」寫作後，四絃也不愛與文圈朋友混，自道保持創作節奏的方式是「遠離文圈」，「大家聚在一塊都在抱怨，但我總想大不了就不要寫，為何要把自己丟入那麼大的痛苦？」我說與他人分享對世界的怨懟，其實是為了拉近距離——唯有苦痛能讓眾生平等。四絃則坦承無法與文圈好友這樣建立親密感，「苦痛都該是私密的。」對四絃來說，保持社交距離，是防疫也是建立自我心靈空間。對愛對他人無欲無求，如何寫BL這樣談情說愛的類型小說？「其實我會寫BL，是因為喜歡冷門的世界，BL是一個讓我逃離現實的地方，離現實很遠，所以沒有壓力。就像玩遊戲，遊戲很繽紛，可是是虛擬的。」「寫小說是登出真實世界，工作最好也跟寫作距離越遠越好。」所以真實的她於她的小說並不重要嗎？其實不然。《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的誕生來自她朋友的逝去。「去年我一個從小認識的女性朋友過世，她一輩子沒被母親愛過，她母親把所有愛都給她哥哥。直到她母親過世，甚至她自己過世前，她都在問：為何我媽沒有愛過我？提到母愛，她會用很悲憐跟生氣的口吻跟我說：這是因為你媽很愛你。」「然而她母親臥病時，堅持要她照顧，又對她百般刁難，兩個人相看相厭。她母親過世前跟她說，你不要怪我，以前我爸也是這樣對我。母親無法給她愛，讓她一生都在尋找代替品，所以她總是愛得很快，投入太多。之後她如願結了婚，可是老公在她過世一過月前也生病過世。我印象很深刻，當時我推著她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想去另一棟的病房看她先生最後一面，結果被她先生家人擋下，說他不想你看見他那樣。結果到死之前，她都在問我，她到底做錯了什麼？」「那一刻我彷彿失語，我無法用任何語言告訴她為何是這樣？」小說家無語的時刻，也是創造之時，「這是一個破口，讓我懷疑關於母愛，有另一個版本。」回想起友人，四絃說，「像一場無解的夢。她是那麼努力跟世界建立關係，卻那麼早走，我如此不想跟世界有瓜葛，卻還活著。為什麼？」四絃的疑問，很難有回應。我想起《抱歉，我討厭我的孩子》裡她說的「出路」，或許那也是另一個版本——關於不被愛還可以愛人，關於過世的友人。四絃說，小說讓她登出現實，但小說也可以是更好的現實，至少一階階步入無光的所在時，可以讓人摸黑拉起燈，說聲「嘿，所以你到這裡了。」最壞，也到這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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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我自己的科學怪人—專訪《危險情節》黃唯哲
關於寫小說，黃唯哲有個生動又恐怖的譬喻。他說寫作時就像走進黑暗的小房間，房間裡有無數孔洞；他貼著孔洞，窺視小說人物的一舉一動。因此，他寫作需要極高的專注，容不下絲毫視覺與噪音干擾。「不過他們有時會遮住，不讓我看。」可他們是誰？活著的小說人物。小說人物是活的——這便是他新作《危險情節》的出發點，源自瑪麗・雪萊的《科學怪人》，被創造者反撲造物者。 《危險情節》／黃唯哲著小說來自自身恐懼《危險情節》敘述過氣偶像劇編劇教母寫出一部有別她以往作品的犯罪小說，寫著寫著，現實開始跟小說同步，報紙出現小說裡的命案；她收到來自筆下人物的恐嚇，要她寫完小說，「你得繼續寫，是你把我創造出來，那你就應該負責任到底，把你該放的屁給放完。」一如科學怪人對他的創造者法蘭克斯坦帶著恨意：何以將「我」降生於世？「我」又是如此不幸？一切悲劇的誕生如果只是為了滿足作者的創作欲，豈不是太不公平了？「《危險情節》整個小說就是我個人的最大恐懼。」黃唯哲說。怎樣的寫作者會自覺「筆下人物」可能跑出來追殺他？黃唯哲1990年生，筆名有「默郎」、「不暝人」，電影系畢業，曾任劇本研究員、劇本企畫，以及編劇。去年成為鏡文學簽約作家後，就辭掉正職，專事寫作。他說辭去正職後，最大的不同是，不用管「寫作以外狗屁倒灶的東西」，例如以前寫劇本企畫要趕政府補助案，往往要改好幾版。於是他專心窺視，在名為「危險情節」的小房間裡。現在他每天三餐飯後寫，像吃藥很規律，固定產出五百字以上。黃唯哲自承是一個想太多的人。小時候上廁所動輒半小時起跳，大人都敲門問他怎麼回事，其實是在裡頭想東想西。現在的筆名「不暝人」就是因常常想小說內容想到睡不著而來。至於舊筆名「默郎」，則是期許自己成為一個沉默的人，「雖然表面上很安靜，但內心波濤洶湧。」他說還在工作隔天要上班時，常因失眠困擾，後來想到一個心靈訓練法。「你知道《七龍珠》裡的精神時光屋嗎？裡頭一天等於外界一年，我會想我進去一天，可以寫一年份的小說，想著想著就能安心睡著。」所以黃唯哲對抗想太多的方法，還是靠想。因此，黃唯哲的作品，從獲第五屆BENQ華文電影小說首獎的《河童之肉》，到第四屆入圍之作《錢柏漢》，以及最新的《危險情節》都有共通的主題：幻想侵略現實，過去纏繞現在。《錢柏漢》敘述六名國中死黨重聚，發現少了第七人，然而每個人都想不起來那人是誰，只隱約記得當年走了一趟故鄉附近的「辣椒山」，從此眾人疏離，記憶模糊。於是他們決定在二十年後重回那山，找回失落的那人。年輕氣盛的哥兒們，離開又歸返小鎮，黑暗裡模糊的恐懼，以及長大的懊悔，怎麼看都像史蒂芬・金小說會有的元素。黃唯哲不諱言自己最喜歡的作家就是史蒂芬・金，「《錢柏漢》寫到一半才發現很像《IT》，但都寫了，只好寫完。」黃唯哲也大方承認2013年寫的《錢柏漢》是練習之作，「現在回頭看，可取的地方大概只有敘述方式，現在跟過去不斷交替。」《錢柏漢》的恐怖之處便在讀者不知道裡頭的段落來自過去還是現在，更甚者，當過往襲來，主角退回幼小的自己。因此，恐懼也是自身，害怕自己無助。▲黃唯哲大學念的是電影，問他當初為何不念文學相關？他說：「因為寫作會餓死。」當年遇到《海角七號》熱潮，以為國片要起飛了，才選填電影系，怎知國片還在等待風起。轉了一圈他還是回到小說路上，與鏡文學簽約，辭去劇本企畫工作，專心寫作。（圖／鏡文學）當現實與敘述衝突非線性的敘述方式，到了《危險情節》變本加厲，小說裡的「作者」跟小說外的讀者紛紛陷落於虛構與現實分野消逝的流沙。黃唯哲一邊為我講述小說敘述方式，一邊用手比畫說，「有時敘述遮住這裡，有時讓這段跑出來，」彷彿他眼前有一條線，小說在上頭流動。敘述方式的解放，也是他從劇本轉寫小說的心得，「電影是時間的藝術，是唯一把時間運用到極致的媒介，觀眾要從頭坐到尾看完，所以它是線性的。劇本就必須有嚴謹的編排，像編繩子。小說則否，可以有非線性的敘事時間。這也是我的寫作習慣，喜歡跳來跳去。」為什麼熱衷這樣的敘述方式？黃唯哲說，也跟他想太多有關，跟他所謂的黑暗的小房間有關，「常常在一個孔賴著不走，明明該換到下一孔看下一個角色，」窺探的欲望與寫出來的東西衝突。《危險情節》有兩個「危險」的地方，首先是小說建立在不可靠敘述者之上，打破了讀者跟作者之間的默契：前者的閱讀仰賴後者寫出可信的文字，一旦這個默契被打破，讀者就會無所適從。此外，《危險情節》一再強調女主角的「性徵」，無論是討喜或不討喜的部分。我問黃唯哲如果《危險情節》的主角不是女性，這部小說還會成立嗎？他想了一下說，「可能不會，因為小說建立在女主角的心魔。」有趣的是，黃唯哲也說自己寫小說是衝破一個又一個心魔，「遇到困難，才會知道不能這樣寫，改了寫法，才有後續，然後再遇到困難。」「我常常告訴自己不能被它打敗。」它又是誰？在黃唯哲口中，他的小說彷彿自有生命，會與他搏鬥，抗拒被寫出。我沒問出口的是，會不會害怕《危險情節》倒楣的女主角跑到現實向你追索？不過黃唯哲不像筆下主角可能「棄坑不寫」，寫東西一定會寫完，他說看著電腦裡一個個未完成的文章檔會抓狂。此外，他還有一個「三七十規律」，寫到三萬字、七萬字、十萬字分別會遇到坎，或者說心魔，「過了三萬字，就知道這部小說可以寫完。」▲「現實世界太無聊，太多可以預料的事。」所以黃唯哲喜歡寫幻想支配現實的恐懼。《危險情節》像《藍色恐懼》加《戰慄遊戲》，召喚創作者最深層的魔魅。（圖／鏡文學）創造欲望與其反撲採訪時，黃唯哲不時點著手機。一開始我以為他是手機重度成癮，後來才知道他有記錄每天活動軌跡的習慣。問答同時，他也在記錄今天的活動。他還記錄夢，每天起床都會把做過的夢寫下。彷彿文字是他的定錨，用以區分現實與非現實。我寫，故我在。關於是否破壞了與讀者閱讀默契，黃唯哲的回答是，「作品要怎樣講是作者的事，重要的是效果。有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或者說，一百個《科學怪人》，因為按照他的說法，閱讀也是創造。 「寫作者是神，創造小說世界，把遇到的鳥事寫出來發洩，但也有代價。」於是我一邊閱讀《危險情節》，一邊想像黃唯哲是不是也會變成他筆下不幸的女主角。當年瑪麗・雪萊出版《科學怪人》，毀譽參半，有人批評是「恐怖而噁心的胡言亂語」。或許人們只是害怕胡言亂語有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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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者一無所獲——林慶祥談新小說《焰口》
林慶祥的《刑警教父》是鏡文學第一部售出影視版權的作品。買方原子映像拍過《血觀音》，當時監製在臉書上看到《刑警教父》專訪，連夜上鏡文學平台把小說讀完，還表示過去一直想拍真實的台灣警察與黑道故事，編劇卻總是寫不出來。看似走運，其實在此之前林慶祥懷抱文學夢投稿卻處處碰壁，本來想自己花二十萬印書分送親友，了卻此生夢想，怎知一出書就售出影視版權，激勵他立刻著手寫下一本《焰口》。《刑警教父》裡，林慶祥用記者之筆寫活了江湖中人捉對廝殺，殺到見骨，身不由己，《焰口》則病理切片式的帶讀者重歷八九零年代台灣——噴發的年代，金錢，權力，欲望，像油井的火，燃起黑色的煙。 焰口 林慶祥 著 出版日期：2020/3/27採訪時正逢疫情，沿街冷清，與《焰口》寫的井噴年代大相徑庭。《焰口》描述台中刑警隊組長孫啟賢搭上道上角頭李金生，本該如貓捉老鼠的警察與黑道變成患難兄弟，兩人聯手竟也步步高升。然而隨李金生當選議員，微妙的制衡關係失衡，這時是老鼠反咬，還是做貓的恢復本色之時？側記燃燒的年代《焰口》寫警察與黑道作伙，是當時台灣獨有的現象，也側寫了那個時代。林慶祥經歷過那個年代，不過已是「北風北」要結束時。「台灣八九零年是華人世界第一次經歷繁榮，像集體吸了興奮劑。很多人都懷念那時候，卻忘了那不是常態，而是台灣經歷那麼多年壓抑——無論政治還是社會經濟——才有的一次性爆發。」書名《焰口》用佛經裡餓鬼貪心不足，入口終成火團，因此永無飽足的典故，指的便是那個年代，「嘴巴燒起來也要吃，整個八九零年像大型祭典，餓鬼出籠，人人是餓鬼，也是祭品。」問題是，你是吃的一方，還是被吃的？那也是浮沉的年代，有人往上爬就有人跌下，更多的是不滿足的人，錢財來了又去。林慶祥形容，「真的是興奮劑，因為來得快去得也快。」那時他剛當記者跑警察線，常常聽老警察帶怨嘆又緬懷的口吻說：「啊，你是沒遇到，當時我們一個月賺多少錢，那時候哪有在靠薪水過日子的，喝一攤就花去半個月薪水。」「當時我們攏嘛先衝再說，搜索票？哈哈！我抽屜十幾張，全部檢察官蓋好印章，隨時可以填上日期。」那是警察跟黑道比黑，也是黑道漂白，黑金政治竄起之時。林慶祥說，現在台灣政治很多病徵都可在那時找到源頭。一談到警察，林慶祥便有很多小故事，比如有一次記者室打掃，原是警察辦公室的記者室天花板掉出一包毒品，「你以為是誰的？當然是警察的。但藏來不是自己用，是拿來當誘餌，給那些毒蟲線民，讓他們出賣別人。警察要養毒蟲，死薪水哪夠？只好搜查毒品時暗藏幾包。」或是當年南下支援的維安特警不大會執法，常常任務結束後讓老巡佐帶著跑去酒店尋歡，喝一喝一把MP5衝鋒槍掉下來，旁人也只淡定的說：「大欸，東西掉了。」在酒店馬桶撿到槍，也時有所聞。這些事聽來荒唐，林慶祥則不斷提醒，「要回到那個年代看。」就像小說主角孫啟賢，「你說他是壞警察嗎？不是，他就是那個時候警察的樣子，只是比較敢。現在的好警察，放到那年代也是那樣。」若說《刑警教父》告訴我們沒有非黑即白，《焰口》則道破背後原因，「誰不想當好人，都是被逼到了才當禽獸。」於是我們看著孫啟賢一步步走入灰色地帶，林慶祥說，「不是他想要，而是拒絕不了。」▲繼《刑警教父》後，林慶祥《焰口》再度以警察為主角，問他還會繼續寫警察嗎？林慶祥說寫到第三本就差不多了，「警察很多值得寫，但不值得寫一輩子。」（圖／鏡文學）寫人物避免影射小說主角孫啟賢有個設定——警大四十五期畢業。林慶祥說他有去查當年台中警界沒有四十五期畢業的刑事組長。現今警政署署長陳家欽跟新北市長侯友宜都是四十五期畢業的，是怕有人對號入座嗎？林慶祥說，也不是，只怕小說變成現實的改寫，藝術剪裁不好。但是否也暗示前面所說的，「好警察」在那個年代就是那樣子？至於李金生，林慶祥說這人物融合很多由黑漂白的政治人物，又不像鄭太吉、粘仲仁這些人，「我不想影射人，就要想出他的特色——奸詐，而且容易得意忘形。」於是我們看到李金生成為議員，幫國民黨在市議會「打天下」，有權有錢，最後還是落馬被整肅。然而李金生的下場，不是正義使然，「我沒想要告訴讀者什麼是正義。」林慶祥說。《焰口》如果讀來令人喪氣，一方面或因如此，另一方面也因為它暗示在那個時代，我們都只能成為灰色的人。小說後半，貓捉老鼠遊戲即將結束，回首兄弟情誼，敢衝敢拚的警察與八面玲瓏的角頭，也有相對無言的時刻。林慶祥說，海明威有本小說叫《勝利者一無所獲》，《焰口》就是如此，「好像做了很多選擇，但其實都不是自己的選擇。」相較於《刑警教父》是林慶祥把十多年記者經歷發為小說，反映跑警察線所見所聞，《焰口》則是想像加工居多。林慶祥說很多內容都是約老警察好友，喝幾杯問到的，「寫《刑警教父》沒有大綱，且戰且走，所以寫得很痛苦，寫《焰口》之前便有前半大綱，腦中構思的會比在寫的多一兩步。」與警察相混多年，林慶祥看起來海派，隨便一掐就是有頭有尾的地方警察故事。其實他大學就得過文學獎，退伍後在《台灣日報》當記者十多年，一度轉任高雄新聞局機要秘書，2011年才回歸媒體圈，幾經輾轉，後到鏡週刊社會組擔任資深記者。既有文學夢，又是現役記者，怎樣邊跑新聞邊寫作？林慶祥說他以十天為單位，每十天寫五千字，就這樣花了一年寫了二十萬字。「現在有即時新聞，還要弄影音，工作量越來越大，找時間寫東西很難。」不過也是有從酒店回來，突然文思泉湧時，「酒沒喝幾口，小說倒是想到很多，」林慶祥曾從兩點寫到早上七點，寫了五千多字。在新聞看似貶值的今天，問他寫小說還是寫報導有成就感？林慶祥沒有猶豫太久說，「兩個都有，前提是那個報導是你想做的。」只是寫報導要動起來追，還可能跟丟或沒下文，不像小說，想寫的永遠在腦中。▲採訪前，林慶祥說，「有點不大習慣，以前都躲在攝影師後面，自己是採訪者。」我好奇他認識警察這麼深，還愛看警匪片嗎？他神色一亮道，「愛看啊！」儘管很多都拍得不到位。他自己最推荐鄭文堂的《眼淚》跟《菜鳥》，直說是他看過描寫最深刻的台灣警察電影。（圖／鏡文學）經整肅才能清明從《刑警教父》到《焰口》，黑白兩道一樣黑，不過林慶祥卻在序中引用2017年台灣民意基金會「台灣人對政府官員的感覺」全國民調，其中對警察好感度高達百分之七十四，是所有政府官員裡好感最高的。林慶祥說道理很簡單，因為只有警界經過一次次清洗淘汰。1996年台北警界爆發「周人蔘案」，眾多高階警官被辦；此前台中發生同樣是電玩弊案的第四第五分局案，八十多名員警遭起訴；2001年高雄「儂儂案」多達三十四名警察、官員涉包庇色情遭起訴判刑；2010年翁奇楠命案暴露台中警紀問題。此外，刑事訴訟法修改，改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警察得出庭作證，也讓警察辦法手法「不得不」清明。因此，林慶祥說，「當檢察官、法官與調查局被整理一輪，這國家才能真正行政中立。」至於什麼時候才能發生？「再政黨輪替兩次，互相清洗之後。因為很多我們看到的政治進步其實來自權力的恐怖平衡。」一如《焰口》揭示的，正義並不存在，它只是需求。如何達到？各憑本事。跑警察線那麼多年，是不是改變了他對正義的想法？「我看見底層結構的因素，很多時候人不是壞，是窮。」這結構不只是犯罪人口，也包括警察。我想起著名警察小說家麥伊・荷瓦兒、培爾・法勒寫的《大笑的警察》稱「警察是一種必要之惡。」小說透過一位清白的警察說道：「每個人，就連職業犯罪都知道，他們可能突然陷入只有警方能幫上忙的情況之中。當夜賊半夜醒來，聽見地下室有怪聲音的時候，他該怎麼辦？當然是打電話叫警察，但只有這種情況不出現，大部分人在警方干擾他們的生活、讓他們不安的時候，都會有恐懼或輕蔑的反應。」當他的同仁說：「如果我們覺得自己是必要之惡，那不就完了？」清白的警察回道：「這個問題的關鍵是一種自相矛盾的事實。做警察的人需要頂尖的智慧和出眾的心理、生理及道德品質；然而實際上，這個職業完全無法吸引擁有以上條件的人。」所以許多時候警察不是染黑，只是回到了他最初的樣子，是怎樣條件的人。林慶祥說，「好警察只是心有忌憚。」寫在1968年的《大笑的警察》於是有了來自林慶祥的呵呵笑聲回音。《焰口》寫一個島嶼的年代，餓的祭典，飽嘗了一切的食傷。輸家一無所有，贏的人卻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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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王國亦是熱帶幻夢——李旺台寫《蕉王吳振瑞》
《蕉王吳振瑞》李旺台 著 李旺台見過國王。 那是江山成空，已經老得很平凡的香蕉大王吳振瑞。吳振瑞1908年出生屏東，1993年於東京逝世。1960年代任高雄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將台灣香蕉大量外銷日本，一度占日本市場百分之九十，每年賺取六千萬美元外匯；開啟台灣香蕉出口傳奇，被稱為「香蕉大王」、「蕉神」，卻在1969年被指操控香蕉價格、舞弊官員，淪為蕉蟲入獄。吳振瑞案牽連眾多，喧騰一時，人稱「剝蕉案」。蕉王隕落，當年卻有許多蕉農因吳振瑞懂得跟日本人做生意，連帶改善家計。本來沒種香蕉的，種了一兩期，也蓋起磚瓦房，有錢讓小孩讀大學。李旺台家就是其中之一，「那個年代種香蕉很幸運，長大才知道幸運不是憑空，來自高雄青果社，來自一個很會賣香蕉的吳振瑞。」退休後寫作歷史小說李旺台七十多歲，當過記者、編輯，2009年退休後開始寫小說。他說十六七歲時是文藝青年，常常投稿副刊，「不過都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東西。」為何重拾創作？李旺台說，「不是沒事做寫好玩，是因為心底有文學夢。」文學夢來自他從小會編故事。以前在鄉下因為有小孩在河裡溺死，李旺台母親因而嚴格禁止他跟兄弟去河裡游泳，他母親每天從田裡回來都會檢查小孩子的手臂，看有無晒痕。「可是去河邊玩是我們的最大樂趣。」 因此，小孩子常常要編個理由或故事騙過大人，李旺台從那時就知道自己有個能力，兄弟裡只有他編的故事有伏筆、合情合理的情節，不會穿幫，「雖然這能力不會讓我考試一百分或升官發財，但我在心裡一直很自豪。」退休後，寫長篇小說成為發揮這本事的最好方式。因此，「碰到好題材，都會努力抓住。」怎樣的題材好？李旺台的體悟頗值得參考，「不只是要寫得好看，還要寫來輕鬆愉悅。一個故事能大量用到自己的生活經驗，寫起來就會輕鬆愉悅；也比較能『鑽進去』，鑽到書中人物的靈魂裡面去書寫，還跟書中人物一起笑一起哭。」李旺台的小說因此不只是虛構故事，還帶有活過那個時代的況味。「寫小說我只一心將故事說好。寫作中不時回頭重讀，自問：『這樣寫，讀者會看得津津有味嗎？會一路看下去嗎？會被感動嗎？會對我創造的人物印象深刻嗎？』我沒有什麼主義、學說、文學流派。我相信作者的思想、情感、人生觀、人品都會隨他講的故事流淌出來。」《蕉王吳振瑞》在歷史迷霧與政治疑雲中重現曾經叱吒的國王，獲第四屆台灣歷史小說獎佳作。小說自日本時代寫起，以二二八事件為轉捩點，前半部追憶吳振瑞與日本農業技術官員結下不解之緣，為日後香蕉事業立下基礎。後半部眼看吳振瑞樓起樓塌，有香蕉盛世的熱錢，也有戒嚴年代的肅殺。從與日本人周旋到應付情治單位，《蕉王》補足了轉型正義喊得震天價響下卻少有人知的剝蕉案始末。▲2019年李旺台憑《蕉王吳振瑞》獲台灣歷史小說獎佳作。 圖片來源／新台灣和平基金會曾在東京訪問吳振瑞耳順之年才開始寫作，李旺台一出手就是大手筆。2016年出版《播磨丸》，取材自二戰後從海南島漂流回台的日本人與台灣人事蹟。他們是一群想回家的人，但家已改弦易轍，哪裡又是真正的家？有人在歷史迷航，有人則莫名消失在歷史舞台。例如吳振瑞。創作《蕉王》，檯面上是從2017年末寫到2019年，但李旺台說這題材在他心底醞釀了二十多年。四分之一世紀前，四十多歲的李旺台在東京窄巷間的旅館跟吳振瑞訪談，兩人斷斷續續聊了三天兩夜。當時他在《台灣時報》當副總編輯，某天有位已是建商老闆的好友跟他說：「我們當年寫的吳振瑞在東京，我很想知道他的近況，你幫我跑一趟去看看他好不好？回來還可以寫點東西。」那位建商老闆是《聯合報》退休的記者，1970年代剝蕉案發生時在採訪線上，寫過冤枉吳振瑞的報導和特稿。「當時工作不忙，還有人出錢，加上從小聽父親說過非常多吳振瑞的故事，就答應對方，飛到東京。」就這樣，出身屏東，父親也是蕉農，自稱是當年香蕉盛世中「一個小小的參與者」的李旺台見著了他心目中的蕉王。可是蕉王垂垂老矣。「從小，大人們都說吳振瑞是大人物，我在東京初見他時卻沒這種感覺。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老人家嘛！一家小旅館的經理，只把我當成普通的旅客。」李旺台回憶，後來，吳振瑞聽說他是某某地方來的蕉農子弟，又隱約認識他父親，才有興趣坐下來跟他聊天。談起當年的香蕉盛世，「吳振瑞言語中不見熱情，沒有特別激動，講話的口氣也平平靜靜。可能年歲大了，對當年的榮辱已經放下了，看淡了，忘了那個曾是蕉王的自已。」「交談中，我會故意刺激他，提起當時某某報有一篇文章曾經怎樣批評他，他才有激昂的反應。」此時，李旺台才能在老人的表情中捕捉當年叱吒風雲的香蕉大王，聽他侃侃述說一整串香蕉故事。二十多年後，李旺台將這段時移事往卻仍深埋他心底的會晤發為小說，「寫完像了卻一樁心願。」李旺台父親有一本報紙剪貼簿，上頭貼滿吳振瑞剝蕉案的相關新聞，還會用日文寫眉批。蕉王失勢後，日本人因同情吳振瑞，加上商業條件「回不去」，便不再大量進口台灣香蕉。當時香蕉賣不出去，李旺台家也受波及，香蕉堆滿晒穀場，最後統統煮了拿去餵豬。▲▼剝蕉案時的報導，讓吳振瑞從蕉神跌落蕉蟲。 圖片來源／林語堂，在台灣的故事粉絲專頁鄉土的滋味在語言裡 國王與他的子民，因為政治命運折疊在一塊。誰會想到多年後在蕉王傳奇裡渡過童年的人，成為延續蕉王故事的小說家。然而，《蕉王》不只是吳振瑞的傳奇人生，也有蕉農子弟李旺台回望那個年代的視野。《蕉王》有李旺台對當時政治的批判，最銳利的段落，令人想起1980年代拔尖的鄉土小說——寓政治諷刺於插科打諢，「那雙看不見的手」讓純樸民風變瘴鄉惡土。例如李旺台透過典型農村甘草人物阿壯伯說道：「這是一個充滿快樂的時代。世間充滿了樂捐，快樂的捐獻；被捐獻的人更快樂，怹快樂收錢，又閣給人快樂。」指的便是當年婦聯會等威權機構插手青果社，要求香蕉外銷一籠就要捐一元；國民黨更常以各種名目要求「自由樂捐」，從與匪鬥爭到興建總統騎馬銅像，不一而足。小說更虛設了似神人又癲狂的「阿煥叔公」。小鎮無奇，惟阿煥叔公會相牛，能從牛中看得天機。這號人物既是指引吳振瑞前半生的角色，也是台灣鄉土魔幻又在地的象徵。在阿煥叔公的告別式上，吳振瑞誦唸弔祭文，道出阿煥叔公面對豬來狗去的「不變」，也濃縮了台灣人百年來的命運：「世事變來變去，但是你只有活在自己的世界內底，活在牛的世界內底。清朝來統治你，你阿無去學滿州話；日本人來統治你半世紀，你嘛無去學日本話；最近這幾年，中華民國來統治你，你也無去學國語，你只有用父母的話過一生，嘛過得輕鬆自在。你在生時，四界走闖，穿著簡單，吃食清彩，你並嘸知影自己是那麼重要的人物。」語言是《蕉王》非常重要的元素。李旺台成長在講方言（母語）會被罰錢掛牌的時代。儘管他的母語其實是客家話，卻用小說道盡了當時人物講福佬台語的神采。努力讓對話有「氣口」，是因為李旺台面對許多群族的母語因國語運動消失有感。「語言消失，我很傷心；不是憤怒，是傷心。台語、客家話或華語都有其豐富的生命、特殊的文化背景，有的卻因政治的壓制而快要消失，這很缺德呀！」李旺台1980年代參與黨外雜誌，回首那個年代，「那時沒什麼藍色綠色紅色等政治立場，全社會都是藍軍，只有大藍小藍或正藍偏藍的差別。各路社會精英比賽誰比較乖順，向當權者比賽拍馬屁。」在此，李旺台把《蕉王》裡的微言大義說分明了，「我希望透過書中吳振瑞等人的生命故事，讀者能了解那個時代；了解那個時代，對了解現今台灣很重要。只是很抱歉，讀到後半段時你可能會感到難過、痛心，但我相信閱讀這本書的過程是享受。」 蕉王失勢也未曾後悔我問李旺台，當年吳振瑞是否跟他說過剝蕉案的真相，到底是誰出手「整治」他？「吳振瑞只淡然的說，很清楚，就跟唐傳宗一樣。」唐傳宗和他父親唐榮當年是台灣鋼鐵大王，然因站隊陳誠，多次遭到磨難。唐傳宗亦是《蕉王》書中的重要角色。小說裡，李旺台透過吳振瑞之口向唐傳宗說：「做關係，要捧，就是要行姓蔣的路線，『皇后』或者『太子』攏可以，只要是蔣家的就可以。」皇后是蔣宋美齡，太子便是正積極準備接班的蔣經國。李旺台回憶，他那時故意向吳振瑞說，如果你當時照「上面」的話去做，談好條件，讓蔣經國收編，不但蕉農大眾依然有錢賺，你吳振瑞還可以在政壇占一席之地。李旺台說，吳振瑞一聽這話，眼睛一瞪，罵了一句「馬鹿野郎」，正色對他說，「少年啊，你不能這樣想，那些都是不平等條約。」不願被摸頭，從蕉神到蕉蟲，李旺台說吳振瑞不後悔。政治讓蕉王與他的子民同起同落，文學則讓他的子民賦予蕉王新生命，李旺台透露，「吳振瑞的兒子看完這本小說，說：『你好像比我更了解我爸。』」多年前，李旺台當記者時遇見小說家李喬。李喬跟他說寫小說，進入自己虛構的故事時，筆下人物會牽你的手去寫。「以前我笑笑沒當真，現在才知道是真的。小說是你跑到人物的靈魂裡，虛構出很真實的東西。」吳振瑞大起大落的故事伴隨台灣香蕉外銷奇蹟，像真實的南國幻夢，一代人曾經活在裡頭。蕉風椰雨過去了，在幻夢裡長大的孩子打開龍宮寶盒，說起傳奇，自己也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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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浪而出──陳瑤華《破浪》寫黃阿祿嫂傳奇
立刻閱讀：陳瑤華《破浪》 黃阿祿嫂是誰？黃阿祿嫂本姓吳，名不詳，出生於道光年間，丈夫黃阿祿死後，接管其樟腦、木材事業，不僅持盈守成，更發揚光大，成為清代台灣數一數二的企業家。當時俗諺稱台灣三富「第一好張德寶；第二好黃阿祿嫂；第三好馬悄哥」，只有她一女子。日人領台五年後，黃阿祿嫂過世。仿若天命，她與一個時代同進退。如今知道她的人少，我們更該問的是，為什麼不知道黃阿祿嫂？為什麼她的名字不見了，我們只能以其夫婿名稱之？陳瑤華寫《破浪》（原書名：《浪花》），在虛實間回溯歷史長河，重現黃阿祿嫂傳奇。《破浪》是女子破浪而出的故事，也是作家不甘女子淹沒無名，自歷史浮沈中打撈傳主的小說技藝。 非典型不寫女性感情陳瑤華不是典型的「女」作家。1968年出生於屏東，考上台大歷史系，後降轉中文系畢業，曾任編輯、講師，專欄作家，現專職寫作。每天八點送完兩個小孩上學就是她的寫作時間，直到中午。她三十歲才開始創作，起步算晚，不像當年同班的郝譽翔早有文名。不典型，也來自她對傳統女性書寫的抗拒。陳瑤華坦言不喜歡寫女性對感情的掙扎，或家庭與自我的猶疑。因此，2016年她寫《惡女流域》， 走的即非傳統賢妻良母敘事，而是《天才雷普利》式的主婦犯罪。她在簡介裡稱小說是她的紅舞鞋，很小就對說故事有興趣，不過閱讀啟蒙跟其他人不大一樣。「我國小四五年級看我爸的教育心理學課本和《張老師月刊》，看到很多個案生命故事，便發願要認識世界上所有人，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透過寫小說扮演別人，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寫黃阿祿嫂，陳瑤華形容像被她附體，「當我設想好她的性格，她的人生就在我眼前展開，我只是跟著她走。」黃阿祿嫂是怎樣走進她的生命裡？「我姐去參加艋舺踏查，聽說黃阿祿嫂的故事，轉述給我聽。當時我正在看演陝西女首富吳周氏的《那年花開月正圓》，心想台灣居然也有類似的女子，而這樣不凡的女子又處於台灣近現代化的時候，便想藉由她的視野帶出那個時代。」 ▲陳瑤華寫《破浪》，為的是記住那些曾經叱吒的女性。圖／鏡文學名不詳讓她浮想聯翩牽引陳瑤華創作欲的，除了黃阿祿嫂的事蹟，還有其歷史紀錄的殘缺。「我碰到黃家旁支後人，他們都知道黃阿祿嫂的故事，黃阿祿嫂卻沒有在族譜裡留名。」這無名的存在，讓陳瑤華開始浮想聯翩。在小說裡，陳瑤華為黃阿祿嫂設想本名「吳帆」。這「帆」字便是象徵她馭時代浪潮，天高浪頭於她也像浪花。「小說中我幫她取了三個名字，吳帆、杏芳、黃阿祿嫂，每個都對應她身處的環境與階段人生意義。吳帆時她在橫渡黑水溝；杏芳時墜風塵不賣身；最後的『黃阿祿嫂』則是她嫁入黃家，先主內再主外。」然而，終究黃阿祿嫂被記憶的方式，仍是透過丈夫的名字。「二二八公園裡有個百年古蹟黃氏節孝坊，紀念同治年間的黃氏，她獨自扶養小孩，個個有功名，所以被認為有貞節。」此外，牌坊採青斗石及白色花崗岩製作，象徵她「清清白白」。陳瑤華舉黃氏節孝坊為例，說明那個時代女人被記住的方式，唯有光耀夫家門楣。藉黃阿祿嫂重看歷史用小說召喚這樣的女性有何當代意義？陳瑤華說，透過黃阿祿嫂的視野看清代台灣歷史，可以讓我們對這塊土地有更多理解。頂下郊拚，就是一例。1853年發生的頂下郊拚是艋舺著名的分類械鬥，同樣來自福建泉州的頂郊三邑人和下郊同安人廝殺，最終同安人敗走大稻埕。「我看別人寫頂下郊拚，發現都是男人的觀點，就想女人去哪了？男人打殺，女人在幹嘛？」小說裡，男人逞凶鬥狠，因為他們眼中只有地域之爭，犯我者必誅之的血氣，但黃阿祿嫂身為女人家，不用背負這些「男子漢包袱」，反而從艋舺械鬥後一片狼籍中看得商機，靠提供原物料重建，讓黃家大賺一筆，自此飛騰。除了頂下郊拚，小說還寫到清法戰爭。當時法軍封鎖台灣，島內坐困，唯黃阿祿嫂知道法國人不堪瘴氣，久之必退，早先囤積貨物，後果真如她所料，再次從歷史巨變中搶得先機。黃阿祿嫂真的料事如神嗎？「其實沒有，她就是賭，也敢賭。我把台灣人當年渡黑水溝孤注一擲的賭徒性格濃縮在她身上。」儘管寫得煞有其事，小說裡黃阿祿嫂與史實的關係八成是虛構，因為關於她的史料真的太少。陳瑤華藉由僅存史料順藤摸瓜寫黃阿祿嫂發跡與商戰，除了是發揮想像力，也是透過小說聚焦我們早已忘卻的歷史，「清代台灣的故事其實很多，也滲入我們的生活，卻因太龐雜很難看清，需要把細部放大或聚焦才有感。」 ▲艋舺啟天宮舊照。啟天宮又名料館媽祖廟，是黃阿祿嫂捐贈舊宅所建，也是如今她在當地最顯著的事蹟。圖／艋舺啟天宮官方網站傳曾助劉銘傳建鐵路有意思的是，傳言當年劉銘傳建鐵路的枕木是黃阿祿嫂提供的。史實載劉銘傳因黃家萬順料館提供鐵路枕木有功，奏封黃阿祿官位，但對照年份，黃阿祿那時已去世多年，因此極可能真正事主是黃阿祿嫂。陳瑤華也在小說裡虛構黃阿祿嫂謙不受功，要求追封先夫之事。當時地方仕紳都認為鐵路會破壞風水，反對興建，可卻有黃阿祿嫂助劉銘傳蓋鐵路的傳聞，或許真實的她確實有先見之明。小說裡，黃阿祿嫂不但與劉銘傳有過照面，更與著名的大稻埕實業家李春生幾番交手。歷史中無名的女人與歷史載冊的男人棋逢敵手，便是陳瑤華把黃阿祿嫂跟這些所謂歷史名人的男性等量齊觀的筆法。「李春生是黃阿祿嫂的對照，他們都有眼光有膽識也會做生意，一個鼎鼎大名，一個卻少有人知。我相信黃阿祿嫂真的會羨慕李春生可以學外語、搭渡輪，看到更多更廣的世界，因為儘管她非常厲害，終究無法像他一樣。」《破浪》前三分之一寫黃阿祿嫂在妓院打滾，幫助好姐妹贏得尋芳客的心；倌人與客人之間的情誼真真假假，誰先動了心，今日買誰單，都得計較分明，陳瑤華寫來，倒也有《海上花》的滋味。中段黃阿祿嫂隨好姐妹入黃家，最後卻成為黃家小妾，小說因此有了宮鬥樂趣。待黃阿祿嫂擺平了其他女人，才是她與男人博弈商戰之時。陳瑤華坦承寫的時候剛好在看《如懿轉》、《延禧攻略》等宮鬥劇，「看到覺得很煩，為什麼她們的手段都只有假裝懷孕？」因此，寫《破浪》面臨的問題便是如何在既有套路中翻出新意。黃阿祿嫂也宮鬥，卻不俗套。 ▲李春生照。李春生是《破浪》裡少數可與黃阿祿嫂匹敵者，兩人幾番過招，亦敵亦友。圖／維基 寫不願被磨平的女人儘管陳瑤華不喜歡寫女性感情，我還是要問她：《破浪》幾無著墨黃阿祿嫂的感情，會不會覺得「放掉」了該寫的東西？陳瑤華的回答倒也俐落，「為何提到女性，就要寫她們的感情？那只是她們生命中的一點。女人在世界上想要掌握的東西很多，不止是跟男人的關係。」陳瑤華的下一本小說靈感來自港星藍潔瑛。藍潔瑛也是有稜角的女性，卻因此在演藝圈沒好下場。陳瑤華著迷那些不願被男性社會磨平反骨的女人，「即使寫愛情，我想寫的也是中年後不那麼可口的愛情。」畢竟，她對《破浪》靈感來源《那年花開月正圓》的評價是，「我想看商戰，看女主角怎樣贏得人生，但劇裡都在談戀愛，好像都是靠男人才成功。」《破浪》銘記那些曾破浪而出的女性，大概也來自不甘心。不甘女人被歷史淹沒，不甘自己看的劇最後歪掉。陳瑤華要問，洪流退去，她們都到哪去了，她們如何被記憶？《破浪》便是她貫徹意志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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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羽談《瘋狂媽咪日記》：推動搖籃的手抓狂，是因爲無力感
正午時刻，我們是咖啡館最早一批客人，雙羽剛從醫院過來，疲倦還沒收拾好。她說出社會十年，每份工作都過勞，現在認命養身體，「以前常常寫到天亮，現在兩點就逼自己睡覺。」 她三十出頭，剛經歷人生的重大轉折——辭去編劇正職，全然寫自己的東西。或許抱持了這樣的決心，談到創作，雙羽言語間有股自持。問到核心，關於創作於她的意義，答：「在小說裡建立新秩序。」霎時，倦容退去，小說之神附體。▲向雙羽提問，她常常先說：「這個我要先想一下。」才回我。她回答不急不徐，但都能直指核心。關於創作的核心，她也有想法：寫作是建立新秩序的技藝。（圖／鏡文學） 為什麼媽媽注定讓人抓狂？ 我好奇，她在看起來十足類型小說的《瘋狂媽咪日記》裡建立了怎樣的秩序？ 《瘋狂媽咪日記》寫女主角「嘉寧」失婚帶著女兒走投無路之際，遇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昔日同學「小魚」媽媽「Doris」邀請她搬入豪宅同住。正當嘉寧以為自己完美寄生上流，卻沒意料大宅像蛛巢，她正掉入長達十多年，以愛為名的陷阱。定睛一看，陷阱裡還有別的，死去的獵物。 雙羽把母親與女兒的親情寫成獵與被獵，主宰與俘虜。完美媽媽可能是瘋子，但她的瘋狂來自她本該是的樣子。《瘋狂媽咪日記》看似上演又一場「閣樓上的瘋女人」敘事，然而雙羽想問的是：為什麼媽媽會發狂？在成為母親之前，她們「本來是什麼樣子」？ 「有一次我跟朋友吃飯，結了婚的朋友說建立家庭後回到原生家庭壓力很大，在新家庭面對小孩老公，可以『平等的』被對待，可是回到家媽媽又把她們當小孩，批評她們衣著。但我進一步發現不管已婚未婚，婚後幸福與否，媽媽總是對女兒不滿意。」這體悟也來自雙羽個人，「雖然搬出家裡，但我媽還是會挑我毛病。」 《紐約時報》有篇文章〈你媽注定讓你抓狂〉，說人們只要回家兩天，就會受不了媽媽的叨念，彷彿踏入家門即面臨無法遏止的退化，退回孩童，一個你曾經拚了命想逃離的時期。心理學對此有解釋，稱為「家庭系統理論」：「家庭有各自的平衡，每個人在維持家庭系統完好的過程中都扮演固定角色。不管你的既定角色是什麼——安撫者、小丑或脾氣暴躁的人——當踏進童年時代家庭大門的一刻，你就會重回那個角色。」 你媽注定讓你抓狂，像生生世世的詛咒，來自血緣，始於臍帶。可是為何是媽媽，不是爸爸？「可能她們在成為母親過程中負擔過重壓力，必須對兒子女兒全權負責。小孩不是社會期待的樣子，媽媽就失格。」既面對婚後的親職壓力，又有原生家庭的責任，「像我媽，大家都說女兒出嫁像潑出去的水，可是家裡出事或有人生病，還是會找女兒。」 建立新秩序打破勒索輪迴 於是媽媽被迫完美，也被迫回到原生家庭退化成女兒。我問雙羽，女人身為媽媽已經很辛苦了，還被寫成瘋子，會不會太慘？到頭來，《瘋狂媽咪日記》是否又複製了一輪女性的悲慘命運？ 「小說裡的新秩序不在瘋狂媽媽這角色，而在女主角嘉寧——她也是母親，她重新長出自我，打破上一代情緒勒索的循環，不再當受害者。」很多人常常一面抱怨媽媽，一面安於這個位置，雙羽認為這樣只是出走流沙又滑下去，「覺醒，是結束這個循環系統的關鍵。我一面寫一面想：我媽成為我媽，她失去了什麼？母親們失去了什麼？而誰該結束這個循環，答案是我自己。」 她的覺醒過程與創作息息相關。台大日文畢業後，她曾在香港工作一年，因為想創作，辭掉工作回台。之後到新北市文化局協拍中心協助劇組租借公用場地，再到雲門舞集做行銷。做了這麼多成藝術家之美的工作，遇見形形色色創作者，她卻覺得很痛苦。 「因為我想創作，每天都非常接近想做的事，可每天都不是在創作。有時看到很多還沒拍出的東西，但我知道那是很好的作品，也令我痛苦，更讓我想創作，又懷疑自己的能力。」看見原鑽，看見原鑽不被看見，都令她想到自己。 為什麼不斷然去寫作？雙羽的難題也是《瘋狂媽咪日記》誕生的原因。「我從小念音樂班，爸媽希望我當音樂老師，安安穩穩過一生。可是我發現同學們每天都在練琴，假日不能出去玩，也不行參加社團。高二開始質疑難道人生就是每天練琴嗎？」直到她參加大學辦的夏令營，才知道外面世界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家族有人開出版社，雙羽自小就讀《咆哮山莊》、《簡愛》、《理性與感性》，加上讀音樂班，她像活在莊園與宮廷的幻夢裡。投身寫作，是結束幻夢，也是用另一個更大的虛構世界擺放自己。（圖／雙羽提供）讀音樂班像誤入上流社會身在音樂班也讓雙羽很早體會上流社會，像糖衣。「念音樂班的學生通常都比較有錢，可是我是誤打誤撞，考最後一名進去的。我家用的是直立式鋼琴，別人家都用三角鋼琴。我很多同學媽媽是全職母親，可以花很多心思在小孩身上。同學生日她來班上發糖果，接送上下學，運動會煮整鍋綠豆湯給大家喝，好像永遠很忙，但看起來又光鮮亮麗。」自小感受階級差異，會不會羨慕有錢同學？「每個家都有祕密，例如我同學爸爸外遇，她媽媽只說：『爸爸只要按時給錢就好。』這也是我之所以選擇以一個外人嘉寧來看小魚的家庭，因為這角度才能看見陶瓷般家庭的裂縫。」裂縫之下，是不為人知的瘡孔。自小學音樂，愛讀珍・奧斯汀、夏綠蒂・勃朗特的她告別了莊園與宮廷的幻想，填志願選台大日文，本以為她會讀師大音樂系的爸媽卻不滿意，媽媽甚至一個月沒跟她說話。 媽媽看似想掌握一切，其實小時候雙羽覺得媽媽很有才華，為她畫故事書，帶她看一整天的二輪電影，「我媽啟發我走上現在的道路，她卻為了家庭犧牲自己真正的才華跟愛好。我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最讓我感到難過的不是女主角，而是她夢想做老師最後卻成了女工的母親。我媽也做過女工，她讓出資源供兄弟讀書，我的外婆和祖母也做了同樣的犧牲。這對她們那個年代的女性來說似乎是非常理所當然的。」因此，對雙羽而言，實踐創作之路就是努力打破這個循環，長出自己的樣子。那是2018年開始創作當編劇後。「以前我有很多話想說，但我不知道要說什麼。當初放棄在香港的工作，是很大的賭注。賭一把投入創作讓我整個人打開了。」寫完《瘋狂媽咪日記》，再回頭看自己與母親的關係有何不同？「我們這一輩的爸媽人生其實都沒有選擇權，他們不曾被告知可追求自己，早早就以賺錢養家為目標，目標達成後就不知道要幹嘛了。我們可以思考自我，做自己，其實是站在埋葬爸媽自由的墳墓上。」我們若理解此，再面對長輩的挑刺，便可用不失禮貌的微笑忍耐過去，「否則你只會覺得他們很煩。」 ▲雙羽以前念音樂班，之後捨棄父母安排的音樂老師之路。會不會後悔？她說過得好像真的沒有當音樂老師安逸，但很享受。（圖／鏡文學） 面對低潮是人生最大考驗談到新作《B612情商事務所》——設想2065年科技發展至巔峰，為預防犯罪，政府設計情緒商數偵測系統，藉此評估全民的情緒控管能力，並以該指數畫分公民居住區域及職業。然而女主角剛失戀，情商考試沒過關，面臨人生被淘汰。故事像電影《重裝任務》加《王牌冤家》，雙羽想談的其實是不管通過多少升學考試，人生總有一項測驗沒通過，再成功都會完蛋——如何面對低潮。話題一轉，雙羽說她其實剛走出長達一年的低潮。以前怎麼寫都不會累，現在因為長期過勞，身子壞了捱不過寫作的拉枯摧朽，產量大減。小說之神總有退駕的時刻，再怎樣下筆如有神的創作者終究是用肉身在混。雙羽說，「社會氛圍鼓勵我們努力露出正常開朗的一面，但我們不能用減法處理低潮。」面對文字產出衰退，她坦然面對低潮。因為人生不是減法，是過去的自己疊加起來的。我想起寫作四十年的宮本輝說過：「我所引以為豪的，是我努力在小說──這個虛構的世界裡，展示了對人而言，何謂真正的幸福、持續努力的根源力量，以及超越煩惱與苦痛的心。」真正的幸福在小說裡，說來有點諷刺，但人們便是因為這樣才繼續寫的吧。雙羽不懈想建立的新秩序，或許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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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解昆樺《螯角頭》：「相忘江湖，是因心有所損。」
《螯角頭》是解昆樺第一本長篇小說。他寫詩研究詩，論述等身，得過大大小小文學獎。談到《螯角頭》，解昆樺說，是以詩人身分寫了一本不會得優良讀物的小說。何也？《螯角頭》寫虛構幫派「士林組合」黑吃黑，追逐打殺了二十萬字。然而在解昆樺筆下，血性只是表象，欲望來自匱乏。他用詩人之心揣想極端的寂寞——有錢有勢的黑道當家可能是最不被理解的人。甲殼之下，巨螯以外，是脆弱受損的心。在清晨便利商店寫作寫小說對解昆樺而言也是這樣，把自己藏匿起來。他在中興大學教書，每天凌晨四點起床，到學校附近便利商店——一個明亮卻安靜的空間——寫作，寫到六點半回家練鋼琴，幫兩個小孩準備早餐，再送他們上學。日復一日，解昆樺說要努力活得每天都像重開機。凌晨四點，開放又無人的便利商店，彷彿帶著寫作的玄秘，解昆樺在此花了快兩年寫《螯角頭》。連升等論文都在便利商店完成。為何是便利商店？「因為持續的孤獨對寫作者很重要。清晨的便利商店只有送報生與彷彿在守望的店員，但有時又可以看到各色各樣的人。有店員問我是做什麼的？我都回答出版業。」便利商店適合寫小說，因為它十足入世卻又疏離。解昆樺說，寫詩是除法，需要不斷淬煉，最後誕生原鑽的鋒芒，但小說是乘法，必須有另一個人生跟作者相乘，「像我這樣的人生活很無聊，接觸不同層面的人很困難，所以在便利商店看眾生相。」《螯角頭》裡，有夢想脫離黑道，卻身不由己的小嘍囉「螯仔」；被士林組合老大收養，繼承當家位置的原住民女子「顏希鳳」；前老大之子，仿若被罷黜王子，欲重掌勢力，試圖致希鳳於死地的「傅鑫野」：以及混跡黑道的警察「角利」。▲解昆樺說，一直重複很無聊，他從高中開始吹薩克斯風，「聲音是流動的，文字也是，可以從音樂中去找。」為何鍾情薩克斯風？「因為唱歌不好聽，薩克斯風就像我喉嚨的延伸；它是模擬人聲的樂器，像我就是中音薩克斯風。吹奏時我可以回歌詞的情緒詮釋。透過薩克斯風，我也可以變王菲。」（圖／鏡文學）看見五光十色的黑暗四個人三組人馬在士林爭奪地盤。小說一開場，便是主角螯仔遇襲，在醫院醒來。解昆樺說，這是因為小說起源於一個異想：帶媽媽逃離醫院。幾年前他母親生病住院，他每天從台中北上士林榮總照顧母親。「待在醫院，世界會縮得很小，窗簾一拉，更是小到讓人窒息，很想逃離。」他搭捷運經過士林站，想把在士林奔逃寫成小說。動念後，研究當地歷史跟士林夜市，發現那是五光十色的黑暗，遂成《螯角頭》。五光十色的黑暗是什麼？解昆樺說，夜市參雜黑白兩道，都更更是士林難解的開發問題。小說最後，很難說誰贏了誰，只見「沒蓋好士林藝術文創商運中心，那鋼筋結構如何半空懸置，矗立於捷運旁天幕仍帶著深藍的士林市區，一如裸露骨骸的幽幽巨靈。」影射的便是遲遲未完工的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小說裡這座裸露鋼筋骨骸的建築，確實像徘徊不去的幽靈，映襯每個人物再凶狠不過滄海一粟，剛強不過血肉之軀。解昆樺說，寫作要找最好的能指，都市空間就是最好的文本能指，「幾乎所有人都跟住有關，沒有人不回家，人與建築物的關係不只有家的溫暖，也可能是反差。」所以這鋼骨幽靈成為小說的詩眼，也像倒插的匕首。讀太宰治的黑道二代解昆樺明明寫的是幫派，卻帶有江湖俠情，尤其是傅鑫野，像極了哈姆雷特王子。解昆樺說，反派傅鑫野是他用力最多的角色，「反派有深度，其他人物才會跟著立體起來。要說服讀者：這個大魔王值得主角去挑戰。」這孤獨的前王子、黑道老大，原型來自解昆樺以前遇到的學生。「他是我大學國文課的學生。平常他開賓士上學，一個人點一份披薩吃完，可以看出他跟其他同學都不熟。有一天，他對我講課提出不同意見，下課後我跟他聊了聊。漸漸熟了，他跟我說他祖父是做砂石業的，我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他整天抱怨無聊，經常來我研究室，我便推荐他看太宰治，沒想到他看得津津有味，說自己就像《人間失格》主角。結果他把我所有開的課都修完了。」「也許他在文學裡找到了一樣的寂寞。」解昆樺說。之所以用情寫黑道反派，也跟解昆樺的當兵經驗有關。2008年，他入伍當預官，本來指揮發射迫擊砲，因為害怕算錯角度跟路線，每天提心吊膽。有天看到心輔官在徵人，便憑著研究所修過心理學順利考取，因此在管訓班看到很多不同的人，「他們都有點破損，即使可能沒有自覺。」讓解昆樺印象最深刻的，是來了一個十八歲新兵—─滿身刺青，像恫嚇敵人的花紋，但怎樣都背不起來軍中口令，後來才坦承自己不識字。一問之下，他還成家有小孩；家中是陣頭，不想讓他父親養他的小孩，便在外面打工。然而不識字只能洗碗做外場，嫌賺得不夠多，就跑去販毒。「有天我看到他爸來看他，兩個人相對無言，默默抽菸。那種靜默像黑洞，把人吸進去。」寫《螯角頭》，這便成為小說人物在育幼院長大的設定。「對很多道上人來說，友情比親情重要，不是因為沒有親人，而是親人可能像陌生人，無從靠近。」▲流動，是解昆樺一再談到的概念。他說年輕時寫作像祭司，要天時地利人和，現在文字是流動的饗宴，一張桌子一台筆電就能帶著寫。中興大學附近的便利商店很多，他卻在固定的一家寫作，「因為清晨四點多數便利商店都在清洗咖啡機，寄杯根本喝不到。」浪漫背後，也有務實的答案。（圖／鏡文學）寫小說走進歧路花園人之間的關係怎樣計算才能得到適宜的距離，然而想靠近時卻又相斥。也許這就是解昆樺習慣在凌晨四點便利商店寫作的原因，在其中又不在。他說他喜歡「做個假人」，「《螯角頭》混雜對台北的印象跟想像。我喜歡這個虛構，讓我去演別人。詩追求真實，所以對我來說寫小說是享受虛構。楊牧寫詩有戲劇獨白體，就是戴上面具來寫虛。寫小說就像我扮成別人的時刻。」裝作不是自己，走一遭陌生的路，活成新的樣子。台北出生的解昆樺，在台中住久了，每次到台北像走在東京。小巷彎道是城市無限延伸的血脈，在裡頭移動，人就小到成為細胞。解昆樺說，「我常常故意迷路，因為迷路很有趣。你嘗試離開不知道怎樣跑來的這裡，但有人在這裡住了一輩子。花一點時間路過別人的一輩子，不是很值得嗎？」花兩年寫《螯角頭》，乍看好像詩人解昆樺岔了出去，非正道。但詩人也說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因為歧路有花園，會看到一座意義綿延的所指，映著日常之外的幽幽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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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嬌妻其實是荊棘之道——專訪陳玉梅《賢妻良母失敗記》
網飛強片《婚姻故事》，把婚姻的雞腸鳥肚亮晃晃的在加州陽光下展示。好看是好看，但電影裡的浮世男女（與他們的住所）都顯得太乾淨了些。採訪七位女性婚姻故事的《賢妻良母失敗記》，則有把人拿去摩擦粗礪的不堪——也是接地氣的一種，又帶著滲入肌理的溫柔。兩者何以並存？陳玉梅或許會說：「這就是現實的魔幻與迷人之處。」念社會學出身靠連結自身經驗採訪陳玉梅目前是鏡文化主筆，採訪小人物多年，現主持鏡好聽的podcast「記者手札：暗巷內，還有幸福嗎」。研究所念社會系，讓她常常反身思考受訪者面臨的困難與她生命的連結。她回想研究所畢業，找記者工作寫自傳，無從落筆，便騎機車在自小生長的中永和工廠間閒晃，看著大大小小困著許多勞工一生的傳產工廠，自問：「我是誰？從我所學，為什麼我想當記者？」「那時，我才發現父母影響我很深。小時候我父親在老家新屋因心肌梗塞猝死，那一天他才在田間收拾完颱風後的災損，什麼都沒留下。台灣農村到現在還有很多人像我父親，在田裡做到死，根本賺不到錢，還要兼很多差。只要想到父親，我就很難過，可是這樣一個在村裡樂於助人，盡責照顧家人的人，怎麼會什麼都沒有留下？」結果陳玉梅第一份工作是在財經雜誌。看到的永遠是成功人士，她不禁問：「其他不夠成功的人呢？」陳玉梅認為，這些成功範本無法讓我們看清現實，只會讓人覺得自己不夠努力——然而真是這樣嗎？社會學的訓練，使她質疑是不是一開始我們的起跑點就不同。例如她父親的起跑點（與終點），她自己的起跑點。之後陳玉梅到《壹週刊》、《蘋果日報》當記者，寫「人間異語」專欄，看盡眾生相。她曾訪天體營愛好者，追求情慾自由的男男女女，被笑稱「情色女王」也不以為意，只覺得那些人跟自己完全不一樣，所以好奇。但她的好奇不止於獵奇。陳玉梅說，「一般人看很底層的人，可能只有憐憫，但我很好奇已經沒有路，為何他們還能活得那麼自得？每個人都有走到生命邊緣快要往下墜的時候，郭台銘也不例外，只是他不會說，我們看不到。人的這個面向讓我著迷。我不覺得這是消費，而是去理解他們，從中得到力量。」採訪過那麼多被主流屏棄，為生命拚搏的人物，陳玉梅最常想起投身公娼運動的麗君姐。曾是公娼，卻早已還清房貸，拉拔孩子長大的她，見昔日姐妹抗爭未果，有人自殺，毅然投身妓權運動，「在她身上我看見女性的韌性，有股不容輕視的尊嚴。這些人不該就此消失。」▲陳玉梅常常採訪某議題，卻發現受訪者周身有更有趣的東西，而深入另一項議題。例如《賢妻良母失敗記》其中一位受訪者，便是因為採訪她跨性別的孩子搭上線的，「我發現她媽媽對她想跨性這件事很開放，所以好奇媽媽的人生故事。」（圖／鏡文學）訪問失敗女性從婆媽中看見父權是怎樣的曲折心路讓這些人背向世界而不致毀滅？以報導文學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說：「我對『訊息』並不感興趣，我要知道祕密，生命的祕密。」生命的祕密不該就此消失，陳玉梅將目光轉向尋常的家庭主婦。問題是，她們是否也能告訴我們生命的祕密？《賢妻良母失敗記》裡有丈夫外遇又遭家暴的妻子；為逃離舊生活嫁給根本不愛的人的女同志；看著母親與姐姐婚姻失敗終目空愛情的女人；學過女性主義、高學歷卻在愛情裡稚齡化的女強人；享受性愛，結婚對她像插曲，奏完就散的奇女子；以及自幼目睹媽媽被爸爸施暴卻渴望父愛的矛盾女性。凡此種種，很容易被視為婆婆媽媽的抱怨，但陳玉梅認為在這些枝節背後，是無上的父權結構，與其帶來的大哉問——為什麼我們習慣了這些抱怨，卻不去問她們為何抱怨？「就像外遇不止是外遇，為何女人遇到丈夫外遇的反應都一樣，都是原配控訴小三？為何原配看起來都這麼苦？為何男性消失了？」陳玉梅認為，社會新聞上的大老婆的復仇，其實是親職壓力的變形。這些女人的先生早就不見了，親職上性別不平衡，女人因此陷入痛苦，所以她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用悲情當浮木。然而，浮木是會沉的。悲情浮木其實是賢妻良母招牌的一體兩面，或招牌朽壞後的剩餘價值。這不可承受之重，陳玉梅也背過。兒子早產，她在家帶兒子半年。她說當時有嚴重產後憂鬱，感覺生命很窒息，動彈不得，根本沒辦法出門。有一次很想回媽媽家，開車上高速公路，結果遇到塞車，兒子在後座哭，她完全無能為力。這印照出多少女人養小孩的困境。陳玉梅的教養經驗與這些女人的故事若有雷同，並非巧合。回到根本，仍是社會結構的逼仄，「大家都覺得生養小孩很重要，但傳統父權社會又把所有責任推給女人。」何其弔詭。當社會習慣用金錢衡量事物，全職在家的女性，因為沒有收入，顯示不出女性家務勞動跟母職的價值，「而且做好是應該的，不能要求任何回報。」這成為我們傳統歌誦的「偉大的母親」。日積月累的壓抑之下，二十年後孩子長大了，媽媽此時卻開始要求孩子回報，嚴重的就開始情緒勒索。吳爾芙說，女人要寫作，首先要有自己的房間。陳玉梅認為，即使不寫作，女人當媽媽也需要自己的空間，可以喘口氣暫時卸下親職，看看外面的天空。然而，台灣許多女性意識到這件事的時候，往往已是快被賢妻良母招牌壓死時。陳玉梅給其中一位受訪者看書稿，對方看到書名叫作《賢妻良母失敗記》很難過，覺得自己被否定了，陳玉梅解釋後對方才釋懷。▲「應該有更多女人出來寫女人的故事，自己寫自己的聲音。」陳玉梅不止一次提到女性書寫的重要。藉由生命經驗，我們才得以抵達他人內心，同時抵達自己。（圖／鏡文學）大學挑戰媽媽擺脫原生家庭詛咒賢妻良母陰魂不散，其中一個原因還包括原生家庭的影響。書裡不少案例都複製了原生家庭的相處模式，不是愛的欠缺，就是愛得太滿。陳玉梅以前念女性主義，很早就有自覺反抗母親。過往她用憤怒拉開與母親的距離，例如大一時因為超過晚上七點回家被母親甩巴掌，大吵一架後，寫信給母親要求獨立跟自由，也曾逃家，「我與我媽的安全距離是一次次透過爭吵拉出來的。」然而，母親現在還是會嫌她穿的衣服。陳玉梅只得哭笑不得的回她說，「你的女兒已經半百，不是小女生了欸。」陳玉梅說，我們都應該挑戰自己的父母，越晚處理父母議題就越痛苦，「一定要把界線拉開，否則遇到中年危機會整個失控，最後是痛逼得你一刀兩斷。」讀過女性主義如她也曾被親職壓得喘不過氣，更遑論其他女性如何有能力自我覺察，覺得婚姻不對勁，就應該調整，甚或勇敢斷捨離。我問陳玉梅這樣不是很弔詭嗎？理論告訴我們那麼多，我們卻得實踐了失敗了才知道理論是對的。陳玉梅以前讀女性主義覺得像口號，就像有人塞給你一件不是量身訂做的名牌衣衫，你會猶豫，「接觸這些女性的生命故事，再檢視那些理論，才發現它們說得太好了。」從紙上談兵到生命經驗，也是《賢妻良母失敗記》的要義所在：「這些故事的重要，在於它們都不一樣，透過書寫生命經驗我們才能看見凹凸不一的細節。」陳玉梅說，這本書有理論的身影，更有理論到不了的地方；訪問一百位女性，相信她們告訴你的都不同，「有更多多彩的女人，我還在尋找。」陳玉梅眼神閃過鋒芒，也有黯淡，「採訪別人讓我了解自己。因為她們都在走不下去的時候，開始面對自己的人生，一切都是因為『不得不』。但是所有路都不會白走。所以最終的問題是，當你面對家庭的變故，你得到什麼？」答案是，「跨出來，回到自己。」陳玉梅說，「如果我爸爸不走，我們一輩子可能就困在農村。」「所有採訪都是受訪者的聲音跟採訪者彼此穿線交織，共振得出來的。」一開始，陳玉梅對她的工作下了個非常美的譬喻。訪完近尾聲，我才明白這句話不止停留在譬喻層面。「如果我不寫，他們就沒有聲音，可是他們就是我們。」採訪後記：陳玉梅不喜歡公開談論自己，認為記者不應該成為報導主角，直說採訪前很緊張，真不知道以前那些受訪者怎麼侃侃而談的。訪問前，陳玉梅點了杯調酒「鹹狗」壯膽。「鹹狗」以伏特加當基酒，混以葡萄柚汁，並在杯口抹上一圈鹽漬。伏特加的燒灼感與葡萄柚的酸楚，會因那一圈鹽而在入口時轉為甜味。不知怎的，我覺得這道理跟她採訪失敗的賢妻良母最後讓自己昇華很像。只不過陳玉梅從頭到尾沒有喝一口「鹹狗」，仍不絕的說出這些。惟有提到父親時，她才停頓了一下，為的是止住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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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睡前玩一遍填字遊戲——專訪丁啟文《有錢人不告訴你的發大財心法》
上午的東區彷彿調低了色彩對比，缺乏飽和的街景只有黃底待租告示醒目。 丁啟文穿得單薄，採訪前隨攝影師在一間間空店面拍照。我想像照片裡他清癯的身形被背景吞沒。其實不然。丁啟文反應快，言語間有種片開世事的銳利，或說世界是他寫好的劇本，他只是在為我解釋，而我們包括攝影師都是擺設。 「我討厭半調子，但喜歡觀察半調子的人，看他們怎樣自欺欺人或逃避問題。我喜歡在作品裡惡作劇。」遊戲自此開始，一場名為發大財的全民捉對廝殺。 丁啟文就是那個喊「action」的人。▲丁啟文說話像放箭，寫劇本做案子亦然，討厭拖沓浪費時間，「因為沒有效率，真的就是，沒有效率。」他力求完美，只因「只有自己沒出錯，才能罵出錯的人。」（圖／鏡文學）不正經才是他小說的正經事丁啟文現於北京讀電影研究所。大學雙主修哲學廣電。原本讀哲學，因為接觸劇場，大學二年級便想說故事。畢業後，他考上研究所，給自己三年時間了解這個產業。此外，他接案寫劇本。別的編劇煩惱寫自己沒興趣的故事，他則是享受「寫別人喜歡的東西」，「客戶有需求，你用你的sense讓它變完美，不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嗎？」談起創作，丁啟文很清楚自己的優勢——先踩定發言的位置，再讓故事形式起走。讀者便順著他架起的滑道（或陷阱）一頭栽進去。《有錢人不告訴你的發大財心法》便是一部充滿設計的作品。小說名便帶有令人起疑的趣味。既已言「有錢人不告訴你」了，何來「心法」？如此，這心法是誰透露的？可不可信？類似的正言反說與自我暴露再否定，是丁啟文《發大財心法》的拿手好戲。他套句小丑說的，「why so serious？」小說以主角之一「林彥名」的演講開頭，自道一介貧青如何靠東區炒房坐擁上億。林彥名躋身上流的故事，不但坐實發財夢，也有樓起樓塌的大徹大悟。然而當其後的敘述者接續登場，我們才知道寄生上流的正確方式。《發大財心法》以偽工具書形式，透過五名「成功人士」或演說或採訪或私語的敘述，幽了島民的發財夢一默，也玩盡了言語趣味。趣味在哪？丁啟文說，他喜歡「壞掉我們習慣的概念」，將一句正經格言反過來或歪著說。例如他讓看起來草根憨慢的角色說出，「伊有教我一个道理，講食果子別拜樹頭。果子生得好，佮樹有啥底代，應該要給地落肥，佮地說多謝才對。」不拜樹頭，拜土地，因為土地才能拿來炒，才能讓人發大財。小說眾聲喧嘩，甚至自打嘴巴。丁啟文丟出的疑問是，為什麼我們常常忘記說話者所處的位置？無論是讀到小說人物自報家門，或新聞政客誇誇其談，閱聽者都自然的信以為真。丁啟文說，「你不覺得可疑嗎？」「哲學系的訓練是，懷疑每一句話，不但思考內容，還有說話者的處境是興奮、焦慮，還是在遮掩？他對誰訴說？第一人稱常常讓我覺得人設很崩，因為我會想他在哪裡說這些話。」落實到小說，讀者要警覺林彥名冠冕堂皇的發大財心法，其實是在對台下人物演講。演講是表演，帶有作戲成分。「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說，不可能太私我，但我在寫的時候得傳達人物心裡。因此，林彥名一方面得取信聽眾，一方面遮掩不想表露的。這中間有很多可以玩或反著操作。」▲《有錢人不告訴你的發大財心法》寫東區沒落，我們穿梭在一間間待租店面前拍照。拍到一半，有業主跑來問我們在幹嘛？一時之間，我們支吾其詞──彷彿掉入小說裡的諷刺橋段。畢竟，總不能說「這個人寫了一本你店面租不出去的小說」吧。（圖／鏡文學）世界是可能寫壞了的文本大選在即，打開電視機每個人都在說話。語言像衣著，表現凹凸有致，遮蓋不忍卒睹；有時也像國王的新衣，人人都看透，只有說話者不知道自己赤裸遊街。是以，《發大財心法》也是教人說話的工具書，只是它反著說，要讀者在文字裡被戲耍才上了一課。為諧擬坊間的理財與心靈成長書，丁啟文重翻多年前流行，去年重出二十周年紀念版的《富爸爸，窮爸爸》。為何採工具書的形式？其實也是遊戲的一部分。「我想讓讀者翻開書，想說在寫什麼鬼？」丁啟文解釋，這不是愚弄讀者，而是讓他們參與，「你發現它的結構不對勁，明明看的是小說，怎麼是工具書，就會懷疑裡頭人物是不是在騙人。」就像丁啟文重讀《富爸爸》，覺得敘事重於內容，「裡頭甚至能還原很久之前的對話，不是很假嗎？」類似的心靈雞湯書籍，讓丁啟文想嘲弄一番。讀這類書籍求的是福至心靈，丁啟文用小說仿擬，便是把形而上的改成形而下的發大財。「這類書談的都是不會錯的通則，基本上有智力的人都可以推敲出來，可是大家還是買單。為什麼？因為它會用敘述。例如吸引力法則告訴你的案例，都是一千個裡頭挑一個，你不會看到那失敗的999個。這就是故事的說服方式，大家被說服被騙，卻樂此不疲。」《發大財心法》有位集徐旭東、郭台銘、柯文哲影子於一身的大老闆「徐元浩」。這麼多財經政要可以變成一個角色，是在他們身上看見了什麼共性？丁啟文回答不改犀利，「他們都很會，很會為個人利益打算。」關於這類人物，丁啟文在小說裡借林彥名的段子下了註解：「如果你覺得自己的心是面鏡子，染不得一點髒汙。我建議你摔碎它，用多一點角度重新審視自身，你會幸運七年的。」因為欲潔何曾潔，在丁啟文看來，敢做發財夢的人都是不怕髒的。為了酷肖影射人物，丁啟文認真聽了一遍郭台銘與館長爬象山的直播（並且在小說裡重現）。他的小說因此非常逼近現下時空，但在這個「真實已經比小說更小說」的時刻，套句黃麗群說的：「問題不在於你寫不寫得過真實事件，而是世界前所未有的與你裸裎相見。」這讓創作者描繪當下，想建構「如果那樣，會怎樣」的小說次元變得無比困難。丁啟文的策略或許不是建構新的次元，而是把它端到讀者眼前，讓你直視。按照他的說法是，「作品如果可以拿來娛樂，也可以與當下互動，為什麼不兼而有之，只甘於當數位垃圾？」於是丁啟文用編劇之眼看光怪陸離的世界。「再怎樣刺眼的東西都存在，身為創作者，要認知世上絕對有你不能想像的事，但你不能只覺得好不可思議，要盡力接近它，把它寫出來。」▲「這麼多觀點互相衝突，你可以判斷誰說真話嗎？」丁啟文說，這是給讀者的挑戰。除了小說，我們閱讀世界這個文本當如是。（圖／鏡文學）溝通如此困難，說故事才有趣我們的話題來到了不同世代的政治立場。因為在很多人眼中，他人的政治立場（不一定是長輩）確實不可思議。既然前面我們談了這麼多敘述遮瑕的方式，我問他能不能用故事感化政治立場不同的人？丁啟文想了想，彷彿這是值得挑戰的問題。「大家都覺得跟長輩溝通很難，可正因為溝通如此困難，才讓說故事變得有趣。我們必須克服一個又一個坎，每個人的克服方式都表露他的性格，他採取的解決方式顯示他是怎樣的人，所以有很多故事可說。」當世界變成充滿設計的劇本，待人接物會不會受影響？我問他現在你對人的好奇心是出於想認識一個人，還是身為編劇的性格？丁啟文坦言，自己很難區分，也很常自生活中抽離，用第三者的眼光看待自己。例如跟爸媽吵架，他會開始想原來這就是溝通遇到阻礙，下一刻便回房間打開電腦，記下討人厭的父母原來就是這個樣子。「以上是舉例啦，不是真的說我父母。」霎時，世界又從劇本變回現實。時間已近下午一點，丁啟文要去看他的舞台劇本彩排，之後沒幾天便回北京。臨走時，我隨口說了句，「明年一月選舉好像很多在外的人懶得回來投票。」丁啟文在咖啡館樓梯上，一腳踩著上一階，回頭說，「所以那些人不會成為好的創作者。」忽的，我以為他在罵他筆下寫壞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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