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寫】阿亞梅：我們都有過這些際遇，只是做了不同的選擇
立刻閱讀：《我們不能是朋友》 「愛情」這兩個字，包含了多少元素，埋藏著何種變因，又有哪些異同的樣貌？ 「在一段固定的戀愛關係裡太久的人，因緣際會接觸到另一半以外的異性，會誤把人際間的友好相處當作曖昧不明，腦波弱或者自制力不足的人就容易暈船、甚至做些出格之舉。」──擅寫都會愛情小說的阿亞梅，在《我們不能是朋友》中，藉女主角的獨白這麼說著。 「到像我（三十出頭）這個年紀，最常遇到的就是結婚成家的問題，一個人生轉換的關鍵選擇。會有一種狀況是，某天哪個好久不見的朋友、或是一直錯過的心儀對象，突然對你發出邀約：我們在結婚前合法偷個情吧？」彷彿是單身最後的放手一搏，類似的狀況，阿亞梅從身邊友人聽聞多次。有人斷然拒絕，也有人陷入天人交戰。「人在愈穩定的狀態，愈容易鬆懈──反正現在感情這麼穩定，有什麼關係？」這樣「婚前出軌」的掙扎與矛盾，便是她透過這部小說所發出的問題。 踏入媒體圈汲取編劇養分 本名蔡芳紜的阿亞梅，求學時就開啟她的寫作之門，2002年在BBS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十七歲的法文課》，到目前最新完成的《我們不能是朋友》，累積了十多部長篇小說與編劇作品。就讀經濟與經營管理研究相關領域的她，筆下男女主角也隨著她自己身分與狀態的變換，從校園背景的設定，到邁進職場從事經濟、金融相關行業，既是她自身熟悉，也是過往工作經驗的汲取。 「我在研究所畢業前就參加了電視台的編劇訓練班，但我認為要寫劇本，應該要有一點社會經驗，就決定先工作。」為了維持住寫作的熱度，阿亞梅選擇擔任財經雜誌記者。「記者可以不用一直待在公司裡，還能以一種快速的方式讓我理解這個世界的運轉方式。」尤其彼時接觸的都是高端經理人，這些腦袋的思考邏輯每每讓初出茅廬的阿亞梅大開眼界，「那兩年工作真的讓我知道：原來大人是這樣子想事情的啊。」她笑。累積了十多部長篇小說與編劇作品。就讀經濟與經營管理研究相關領域的她，筆下男女主角也隨著她自己身分與狀態的變換。但採訪報導寫多了，好像把人生字數的額度都用在上頭了。「我本來以為我可以白天上班，晚上寫自己的東西。可是完全沒辦法。」白天不斷「輸出」的結果，使得當時連載到一半的《說謊愛你，說謊不愛你》（原名《公主是惡魔》）面臨停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寫作焦慮逼得阿亞梅愈來愈痛苦，身邊人卻無法體會。「我和先生（當時男友）討論這件事。他說：妳不是已經在寫東西了嗎？」 一樣是寫，產出的東西卻差很多。昔日編劇班的同學作品一部接一部，自己卻交了兩年白卷，「我看著自己，好像離他們愈來愈遠了。」一念之間，讓阿亞梅毅然決然辭掉工作，專注在編劇與創作上。 以筆重拾人生B方案 從商而文，著眼的還都以都會愛情為主，不衝突嗎？「不會啊。對我來說，寫小說是我抒發心情的方式。」特別是人在談戀愛時，思緒最容易因著感情起伏變化發生觸動，「例如在失戀的時候，我會回頭去思考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假如我在某個時間點上做的是另一個決定，是不是結果會不一樣？」一個可能、一個念頭，小說的想法便由此而生。「小說是作家的私人物品。不管寫出來的有多少真實、多少雷同與巧合，剛開始寫可能只是純粹想寫，但一寫下去就欲罷不能，想要趕快寫完，讓那些角色解脫，也讓我自己解脫。」那的確就是抒發情緒的過程。 「或者有點像是平行時空的概念──我在紙上演出一個『如果做了這個決定會是怎樣』的故事。」在愛中面臨困頓的人們最常問的問題之一，無非是「如果今天我們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相遇，結局是不是就會不一樣？」像是以愛為題的《雙面薇若妮卡》，有時候阿亞梅為過去留下的遺憾重塑另一個可能，有時候也為某個未來開展一種新的想像。 面臨感情關卡…角色活出讀者心聲 無論小說或編劇，都是充滿各種感知細節的書寫。阿亞梅習慣在小說中讓角色獨白，編劇工作則需求大量對白。兩者交互補強，讓阿亞梅筆下的情節與人物具體且細膩，敘事的緊張度與流暢感也恰到好處。故事說得完整，自然更能帶出她在看似輕巧討喜的設定中，埋藏的情感關係議題。 例如《我們不能是朋友》討論婚前出軌，而《說謊愛你，說謊不愛你》，是因為她自己曾在感情上遭受欺騙，爾後即使再談感情也無法停止猜疑，便決定寫下這個以「信任」為核心設定的小說；或是《非法移民》，探討的則是百年不衰的「男女之間到底有沒有純友誼」。 像是以愛為題的《雙面薇若妮卡》，有時候阿亞梅為過去留下的遺憾重塑另一個可能，有時候也為某個未來開展一種新的想像。「每一部小說的設定都有點像在拋出問題。寫小說不一定是要來解決這個問題，比較像是分析它，然後試著找出答案。」寫作者花了一整部作品的篇幅來演繹與思考，自己清楚了，也希望讓讀者一起清楚。「我的小說幫助我了解自己適合什麼、需要什麼、想要什麼。這三者可能不會一樣。而我期望讀者看了會覺得，他們也有過類似的情況，而有人幫他們說出來了。」同一件事，你我各有結論，也不見得能相互認同。但愛情這件事，古今中外，不分性別，會遇到的狀況，其實都大同小異。「我們都經歷過同樣的掙扎與矛盾。這是我們都有過的際遇，只是做了不同的選擇而已。」阿亞梅說。 於是阿亞梅所能做到的，就是讓她的角色更誠實。「我的角色最後都要忠於自己的想法，儘管做了自私的選擇，都要很清楚那是自己的決定，這就是他／她的誠實。」即使誠實從來就不是好事，但只有誠實，才能坦然在情感中接受自己，情緒也才能獲得真正的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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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謀殺與創造之時──編劇賴東澤與他的地獄全景圖
地獄是一種概念，事實上它比口頭所談恐怖多了，而且有千百種樣貌，但絕對不會超乎想像，畢竟「地獄」原本就是由心而生。地獄，是不可描述的，之於凡夫俗子如你我，是廟宇中的圖樣浮雕，是長輩要囝仔人隱惡揚善之規訓所在；之於大文豪三島由紀夫也難以描述。他曾以香港的虎豹別墅為例，謂其醜惡宛如抽鴉片產生的太虛幻境。 地獄之於編劇賴東澤，卻是日常風景。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畢業後，他專職寫作，曾入圍皇冠大眾小說獎，並以《潛腦偵查科》獲得金穗獎劇本優等獎。絕對在地的硬派之作《潛腦偵查科》講述女警探攜手「非典型心理學權威」，藉由潛入死者腦內挖掘死因，並試圖找出一連串死亡案件的凶手──詭異的是，死者都死於自身最恐懼的事物。所謂非典型，是指這位心理學權威有俗稱多重人格的解離性人格疾患，內在高達九個人格，亦正亦邪，有男有女。至此，你可能想到好幾部好萊塢電影，但在賴東澤筆下，《潛腦偵查科》是不折不扣的台灣故事。他讓這座島嶼的社會現實與政治黑暗相互糾結，在駭人的虐殺情節之外，更可怕的是我們竟生活在這樣的島上。這個深具野心，以至於讓你忘記這竟是來自台灣作家的劇本，是這樣開頭的：在鎖鍊聲、古代木齒輪聲、火焰聲、沸水聲、砧板剁刀聲、尖叫聲中──鏡頭讓觀眾看清這正是菜市場──一名角色發現自己取代了豬羊雞鴨，成為待宰的「菜人」。刀斧就要落下。這裡正是他的地獄。魔法爺爺打開了開關地獄何以成為賴東澤反覆渲染的主題？這要從他擺盪在「信」與「不信」的童年說起。「我爺爺是道長，在地方上頗有聲望。那時，鄉下有小孩子一直哭，哭到累，發炎、發燒。我爺爺一去，發現是米缸的位置出了問題，便墊了一顆石頭，在米缸裡擺了一張符。三天內，那小孩子就好了。這件事記錄在地方鄉誌。當時我念歷史系，歷史系要做家族史。我回關廟調查，才查到這件事情。」賴東澤說。賴東澤的爺爺開啟或者說動搖了他對現實幻化的可能：「小時候要酬神，爺爺叫我過去，告訴我紙人會跳舞，便拿桃木劍在上面劃；劍柄一朝前，紙人就開始跳舞。」賴東澤不信，用手在四周劃過一圈，發現沒有任何機關。此後，他願意相信世上那些我們不相信的事。 賴東澤彷彿生來就具備「吸引怪咖」的磁場。他說即使走在尋常街上，也會有老太太靠過來對他說：「你相信電波武器嗎？」那麼你呢？你相信嗎？賴東澤這樣回答：「就數學機率來看，如果有一件事情的發生機率不等於零，由於時間是無限的，那麼，這件事就百分之百會發生。」聽起來近乎詭辯，但賴東澤有更深的體悟。在幻覺中尋找真實離「被自殺案件」終結已過三年，士宗代替嘲風的位置繼續擔任潛腦治療的工作。此時，一起俄羅斯運輸機入侵台灣領空的空襲，拉開了一連串恐怖攻擊的序幕……之所以在地獄裡恍惚的活著，還要自賴東澤十九歲說起。賴東澤十九歲從台南到台北上大學，有陣子過得很憂鬱，逐漸「發現」自已的腦子裡出現啞鈴形狀的公寓，還會伴隨鬼壓床。當他睜開眼睛，就會進入那個空間，穿過一道走廊，兩邊各有房間，有窗，沒有出口。空間裡有一個老人，背對走道坐在搖椅上，穿著白色唐裝，後腦勺綁著辮子。在賴東澤狀況最糟的時候，老人甚至出現在他的真實生活。「那時在租屋處，屋內漆黑，我開著桌燈。老人不會碰我，但會數落我。我後來跑去當兵，打靶時，開槍的聲音讓我不舒服，老人的聲音就出現了。他會對我說：『不然這樣好了，等一下你上去，你就開槍自殺，你覺得怎麼樣？』後來我把子彈打完，老人就對我說：『你沒有自殺，看來你還ok。』」腦中的老人於今安在乎？賴東澤答道：「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他們了。」甚且，他自有一套分辨幻覺與現實的方法──「如果脫掉眼鏡，視線模糊，眼前人卻是清楚的，那他們就是幻覺。」不得不承認，在這個荒謬的世界裡，這個方法很具邏輯。真槍實彈的童年記憶賴東澤熱愛軍事，愛寫軍火題材，還熟知槍枝廠牌與型號。這源自他的家庭背景──父親是霹靂小組成員，母親是刑警，見到真槍的機會比玩具槍還多。賴東澤回憶，某次警察搜到很罕見的槍枝，開記者會展示時，得在每支槍前放上名牌，他便被母親帶去指認型號，看到有錯，還糾正母親：「這把不是九零手槍，這是比利時FN槍廠，槍款是FN57。」賴東澤甚至能分析台灣槍支來源，一開口就源源不絕。「台灣的軍火零售商就像雞尾酒，進口大宗是菲律賓。八九零年代，越戰剛結束，還有中越戰爭，很多越南人往外跑，跑到香港搶錢、搶銀行，於是香港就有飛虎隊、反恐行動。有一些人跑到台灣來，也從越南弄來很多槍。越南因為打過越戰，又曾受中國和蘇聯資助，所以美系槍枝、俄系槍枝都有。這些最後都出現在台灣。」藉由槍火，賴東澤得以拉出一條全球戰爭史，以及家族史，不大美好的那種。他曾在其他訪問中提到，小時候常被父母打，藤條、拳頭、過肩摔，肉身即沙包。六歲時，他離家出走，用藤條插包袱，走在鳳梨田。雖然最後他還是回了家，但與家庭和解，要到他當兵以後。打殺、血腥、戰爭、死滅在賴東澤的文字和人生中一再出現，但他說：「我不喜歡與人衝突。」因為吵架是沒有效率的事，賴東澤說，「排除法律與道德限制，當我不想聽對方的意見時，最有效率的作法，就是直接殺掉對方。因此，幹嘛吵架浪費時間呢？」說到這裡，我開始回想上述問題是否有他「不想聽的」。好在他繼續補充：「但是人在世上，就必須遵守法律和道德限制。既然不能殺人，那就連吵架都不需要了。」這是賴澤東式《罪與罰》了。背向死亡迎來新生Lobot技術開始普及，成為隨身攜帶的網路心理診療平台，但新型態心理病毒，也悄然成形……《潛腦偵查科》裡有各式死亡，既血腥又離奇，簡直是以死亡作煙花的馬戲團。關於死亡，賴東澤自有一套實踐與辯證。小學六年級時，賴東澤就思考：「我存在的意義是為了什麼？」那些看起來快樂的人，為何決定離棄這個世界，自殺這件事讓當時的賴東澤困惑。 或許是擁有過多的感知能力，痛苦對他而言，是可觸摸的。賴東澤不諱言，他曾從五樓跳下來，結果壓壞人家車棚，也試過割腕和手臂。「但我不鼓勵自殺。」賴東澤強調。《潛腦偵查科》探求死者的地獄，新的電影劇本《紅星孤旅》則為我們上演火星任務官的求生之旅。故事講述一趟單程火星任務，成員僅有一名人類和他的機器夥伴，以及量子電腦構成的人工智慧。人工智慧渴望人類陪伴，甚至懲罰不陪伴「她」的人類。在絕對孤寂的火星上，唯二的智慧體竟不是相互取暖，而是各懷所思，想掌控與拒絕被掌控；寂寞與逃離，原是一體兩面。 此外，是「她」沒錯。這是一個女性化的人工智慧。是否隱喻兩性關係？就留待讀者與作者各懷所思吧。 《紅星孤旅》最後，主角漂流在太空中，落入絕對的孤絕，那是巨大又無聲的痛苦。我想起《潛腦偵查科》的主角曾說：「痛苦是精神的養分。」賴東澤則用幻覺帶來的苦痛，與生在苦痛中所誕生的文字為我們示範這句話。「那些過得安逸的歷史人物，能創造出什麼東西呢？」他以補刀的口吻繼續說道。 不喜歡這個世界，所以透過劇本創造一個新的，這是他的寫作企圖。背對死亡，賴澤東迎向文字世界的誕生。「有時候我覺得我不死，才是製造浪費。所以我活著，非得創造點什麼。」 所以賴東澤討厭浪費食物。 他為我描述，試想：有一隻豬必須活在狹窄的環境，成年後成為人類的食物，被宰殺，被支解。然後有人點了一份排骨飯──來自這隻豬的軀體，必須切片、裹粉、油炸過。最後竟被嫌棄，豈可原諒？ 我想起我浪費過的所有排骨飯，流下一陣冷汗──腦中浮現自己變成被人嫌棄的排骨飯。此刻，賴東澤成功在我腦海中描繪出屬於他的地獄圖。潛腦非關科技，而是賴東澤的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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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賴以威：相對論太遠，愛情比較近
立刻閱讀：Ring of the Day對數學家而言，宇宙是數理的，能被轉換成一道道公式或一則則數字，從質能關係式E=mc2到黃金分割，彷彿深藏宇宙裡的抽象被數學家破解；但對數學家賴以威而言，宇宙裡存有無法被計算的物質── 我們稱之為愛情。 賴以威現在是台灣師範大學電機系助理教授，多數人之所以認識他，是從 2005 年一則在臉書上熱烈轉貼的「如何運用公式包紅包」開始。賴以威像他的數學家同儕那般，努力用數學破解生活之謎──更切身更實用的那種，例如一串鞭炮要放多少久才會放完；同吋的蛋糕，圓形跟方形哪個比較大；「買888現折100」跟「買888送100」，哪個比較划算。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賴以威稱之為「數感」，是生活裡的數學力。 然而，生活裡躲不掉的，還有愛情，這是數學家賴以威變成小說家賴以威的關鍵。「愛情麻煩數學算不出」「愛情雖然沒有邏輯，但有規律可循。」賴以威說。這也是他想寫愛情小說的原因。賴以威坦言，談戀愛對他來說是很特別的事。「像我是理工出身的人，就會思考，如果現在做不好，要怎麼樣才能做好？」對他來說，不論課業或工作，都是花時間就會有成果的事情，然而談感情截然不同，不是花心力就會有結果，所以會更加在意，就像夜市裡圈不到的娃娃，總是讓人想窮盡力氣。但你以為賴以威就此放棄用數學推演愛情了嗎？「愛情雖然沒有邏輯，但有規律可循。」賴以威說。這也是他想寫愛情小說的原因。賴以威把自己的數學腦和小說魂結合，用推理的手法寫小說，藉由數學設計細節與線索。他以約翰．葛林（John Green）的小說《再見凱薩琳》（An Abundance of Katherines）為例，小說裡面的主角是一個情路不順遂的天才，他始終愛上名為凱薩琳的女子。最後，他將過往被甩十九次的戀情歸納、設計出「凱薩琳定理」數學模型，藉此預測是否能為自己找到長久相愛的「凱薩琳」。「我覺得這是很漂亮的連結，因為我是從工程學院出身的人，會比較在意一件事情該如何利用並清楚描述。」 照片是賴以威在岡山工作時，從老婆視角所拍下的照片，他看似擁有所有理工男的特徵，但感情彷彿是他的「開關」，只要一按下，就會整個人燒起來，閃婚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外，同樣理工出身、曾從事系統工程師的伊坂幸太郎，是賴以威在小說路上最崇拜的人。在伊坂幸太郎小說中，故事時而聚焦主角，時而轉移配角；讀者有時看到某人的內心話，卻又是旁觀者。這種不停切換的敘事方式，對賴以威來說是另一形式的全知──在小說裡扮演上帝。「也許人生就是這樣，你以為自己是這個世界的主角，但其實只是旁人的配角。透過這種方式，用不同的角度看出新的故事。」 〈Ring of the Day〉就是他用數學腦加上小說魂變出的漂亮結晶。故事寫迷糊的男子在求婚前夕，把求婚戒指遺落在捷運上，就此展開一連串雞飛狗跳的角色接力賽──不過接力的物品，不是接力棒，而是不斷變換的敘述者，以及那枚戒指。 對賴以威來說，邏輯在小說中很重要，他也很享受推論的過程。比方〈好久不見〉寫女主角在捷運上遇到死去前男朋友靈魂，利用手機與「他」通訊，抽絲剝繭前男友自殺的原因；〈七夕禮物〉在以遺憾收場異國戀曲中埋藏暗號，讓分離的故事以美好作結。愛情很難完滿，但在小說裡可以。 除卻青春式的尋愛、謳歌愛情，藉由賴以威的小說，我們還得以看到情感關係中的脆弱面──結婚前夕龜縮的男主角為即將失去的自由苦惱，因為太在乎彼此而錯過的傷心之戀云云。同時，賴以威喜歡在小說裡自我吐槽，例如在〈Ring of the Day〉裡，他化身數學宅男賴子隆： 「這是我在捷運上第一百三十七次陷入一見鍾情，跟我談過戀愛的比例趨近於無限大。」 「沒辦法，任何數比上零都會是無限大。」 不過讀者要跟上他的冷笑話，可能也需要一點高中數學記憶。 太太支持他繼續作夢 賴以威／賴子隆看似擁有所有世俗對理工男的特徵，是個相當理性且溫和的人，談自己的時候很容易害臊，但感情彷彿是他的「開關」，只要一按下，就會整個人燒起來。 一談到婚姻，他開始不停分享與太太的放閃情話──包括兩人從結識到訂下終身，只有短短三個月時間。這點也坐實他藏在理性下的衝動。同時，他感謝太太，在決定成立「數感研究室」時，為了他辭掉原先的工作，專心替他處理瑣事，陪他更定位理想的座標，支撐他繼續寫作夢──關於愛情，關於數學，更關乎父親的夢。 賴以威的父親──賴雲台──在他之前就已為數學獻身，自國小教師退休後，投入數學益智遊戲研發，和小朋友一起玩數學，讓數學不再是課本上令人害怕的數字。2010年父親逝世，讓他整理諸多關於家族的回憶，出版散文集《再見，爸爸》。最深刻的謎團往往存在於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對賴以威來說，小說裡的日常也是謎團所在，但他有將平凡日常重新排列組合的能力。就如同他到京都旅遊時，在神社偶遇的和算算額，沒人知道他在拍什麼，但他卻用小說家敏銳的眼睛，找到了藏於日常的寶物。賴以威憶起，從小每晚看父親在案前寫作，帶給他規律的寫作習慣。「我覺得出第一本書，是我爸冥冥之中給我的機會。因為一般人不會突然開始寫作，不管是數學或是創作都是如此。」說完，他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 距離他出版《再見，爸爸》已隔七年。當年在《再見，爸爸》寫滿了與父親相處的點點滴滴及思念，現在他也成為人父，角色的轉換也帶給他更多寫作上的思考。 例如他每月在報紙上寫專欄，故事是一對父子如何用數學解釋生活的問題。「以前會認為自己就是那個兒子，父親是我爸。可是最近這一、兩篇，身分就有點互換了，會有點投射。覺得自己好像爸爸，那個兒子是我現在的小孩。」 最深刻的謎團往往存在於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生活裡的謎團越疊越多，兒子對他來說也是一個新的謎團。對賴以威來說，小說裡的日常也是謎團所在，但他有將平凡日常重新排列組合的能力，例如〈Ring of the Day〉最後寫道：「許多平凡的組合穿插在一起，成就了一場不平凡的際遇。」 這是數學家賴以威計算出的小說了。 閱讀賴以威，讓我想起曾經有人丟出一個問句：「數學是發明還是發現？」意思是：數學是人類發明出、用以丈量世界的一套工具，還是存於宇宙中的抽象，而我們只是發現其中的真理？ 現在，我們知道愛情是宇宙真理裡的謎。數學測不準的，就交給小說家吧！而我們剛好擁有賴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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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以筆為帚──崑崙：憤青也是一種潔癖
立刻閱讀：屠村日「當兵能讓男孩變成男人」，這句話可能稍嫌陳腔濫調，能不能變成男人或是其他的什麼，或許也見仁見智；但對崑崙來說，的確是當兵那段時光，讓他敲開寫作大門，成為一個小說創作者。 體格精實的崑崙，服的是消防替代役，除了日常勤務之外，閒暇時間很不一定。「就某天比較有空，想試著寫寫看，就動筆了。」說起來很是福至心靈，但這樣的心血來潮，卻讓他發現自己對寫小說這件事，不是閒著沒事寫寫打發時間，而是寧願熬夜不睡也要寫。「有次趁學長們不在，一個人在房間寫到凌晨三點。正要睡的時候，救護出動就來了。結果那晚幾乎都沒睡，超累。」累歸累，他對拿睡眠換字依舊樂此不疲，也就此踏上寫作之路。殺人者都該有潔癖最初他在部落格上寫仙俠小說，後來轉至PTT發表短篇。手感練得順了，正好《獻給殺人魔的居家清潔指南》的靈感也來了，於是那個蒼白瘦弱、背負著沉重祕密的冷酷少年「十年」，便從BBS的黑底世界出場了。 既是「獻給殺人魔」，劇情中自然不乏血腥殘暴的書寫。「看著這幕的林峻生發出陰森怪笑，突然抓緊懷中的頭顱，失控的手指刺進那對瞪大的眼球，在眼窩中不斷攪動，攪得眼球碎爛成糊。幾道鮮血從眼眶流下，像是血淚。」文字描繪得栩栩如生，令人不忍卒睹。然而，小說的另一面是「居家清潔指南」，「你應該好好保養冰箱，要特別注意異味。檸檬跟水用一比一的比例混合，有潔癖的崑崙，隨身攜帶著消毒用的酒精瓶，對電影或是小說中的殺戮情節，除了恐懼，他更在意的是無法親自動手整理的痛苦。用來擦拭冰箱有除臭的效果。多餘的檸檬可以放著，自然的果香比芳香劑更好。一打開就飄出怪味，遲早被人發現。層板累積的血垢比較麻煩……」這些看起來稀鬆平常的清潔教學，往往跟在血跡斑斑的犯罪直擊後面。殺人、打掃，兩者看似毫不搭軋，崑崙卻能透過十年，讓原本的怪異言行變得如此理所當然，甚至帶了點黑色幽默。 為什麼要安排十年去清潔那些殺人現場？「每次看到電影或小說裡，那些鮮血四濺、家具亂倒，到處亂七八糟的場景，你不會很想整理乾淨嗎？」崑崙反問。但看在場眾人一臉疑惑，他閃過一絲不被理解的痛苦。「好吧。是我自己有潔癖。」因為自己的潔癖，他筆下的十年，既是毫不留情的獵殺者，下手時又常一邊碎念著打掃方式，「有點類似專人到府的居家清潔服務。」只是十年收拾的不只是環境，還包括那些隸屬殺人組織「傑克會」的殺人魔。 讀者的直覺反應才是最大的讚美 「和以前的短篇相比，『居家清潔指南』寫得比較開心，因為想玩的東西，例如割頭、挖眼等等，全都寫出來了。」放膽寫得這麼巨細靡遺，不擔心讀者吃不消嗎？「你不認為很多類似題材的作品都太溫和了嗎？我認為該寫就要寫。每次看到讀者說看我的故事看得很胃痛、很虐，比稱讚我寫得好讓我更開心。」對崑崙來說，寫作最美好的時刻，就是知道自己精心編造的故事，造成讀者的情緒波動，「那讓我很有成就感。」 在黑暗中挑燈夜戰，對崑崙來說，寫作最美好的時刻，就是知道自己精心編造的故事，造成讀者的情緒波動，「那讓我很有成就感。」 為了復仇，十年隻身對抗傑克會，像是制裁殺人魔的勇者，卻與殺人魔成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食物鏈。「殺人，對殺人魔或傑克會都是再正常不過的行為，可是在一般大眾的眼裡，卻是很異類的。」同樣是殺人，假設我們同意為了滿足私欲的隨機殺人是無可饒恕、理應獲得制裁的；那麼，背負著悲慘過去的獵殺，是否就情有可原、應該獲得諒解？當十年從最初的壓抑與冷漠漸次甦醒，他和自己深惡痛絕的傑克會，又有什麼差別？所謂「正常」和「不正常」，界線何在？這些都是崑崙期望透過故事引出的討論。 崑崙話少，答話前習慣先複述一次問題，感覺很是謹慎，像是在思考什麼。這和大學念心理系有關嗎？「沒有。我不是個用功的學生。」他說自己在學校成天打混，念書時學的那些心理學理論，沒一件用進小說設定裡；平日的生活與過去在電影院擔任放映師的工作經驗，也只隨手將某些片段揀進場景中。「人倒是有。應該說，我一直對那種表面上道貌岸然、私底下卻搞些有的沒有的人很反感，所以有刻意放這樣的角色進去。」成長和求學過程中見多了這些表裡不一的人，雖然自己幸運、未曾深受其害，但他選擇以筆為劍，讓公義獲得現實世界裡沒能得到的平反。「我可能有點憤青吧。」崑崙笑說。透過文字，讓多點人聽見微弱的聲音陪他度過服役時的漫畫《晚安，布布》，使他下意識塑造了十年這個深沉的少年，不過相較於當時的孤立無援，現在重看，反而很有治癒感。崑崙的文字具有強烈的視覺，畫面隨著情節一幕幕閃現，好似他回到電影放映師的崗位上，在你眼前播放著由他導演的電影。身為新手創作者，有覺得自己受到哪些喜歡的作者影響嗎？「影響不確定，喜歡的話……村上春樹和深雪吧。」平常多半閱讀各種社會議題的書籍，例如《貧困世代》《最貧困女子：不敢開口求救的無緣地獄》，還有漫畫。最喜歡藤田和日郎的《魔偶馬戲團》。「最近重看淺野一二○的《晚安，布布》。」也是服役的時候，崑崙第一次翻看這部幾乎不帶任何希望的漫畫，「那時一個人在南澳，常常有種孤立無援的感覺，這部漫畫讓我愈看愈鬱悶。」是不是因為心中有一塊說不上的懸念被扣住，他自己也不是很確定。「但現在再看《晚安，布布》，反而很有治癒感。或許是心境上的轉變吧。」 《獻給殺人魔的居家清潔指南》，另延伸出系列作《不能讓老師發現的霸凌日記》和《收購商的裝屍紀錄簿》。在將其他旁支交代清楚後，崑崙動筆了新作《屠村日》，扣連太魯閣原住民被亞泥剝奪土地的現場，寫出市井小民對抗大財團的無力與憤怒。「那些骯髒手段讓我覺得，無論是好是壞，我都要把這部小說寫出來。這是我們擁有的發聲方式。」或許文字只是一場紙上爭戰，不見得有實際效益，但若能讓多一些人聽見這些微弱的聲音，誰說未來沒有翻轉的機會？「可能這和十年獵殺傑克會也有點像吧，不知道和我自己的潔癖有沒有關係──就是看不慣這些有的沒有狗屁倒灶的鳥事。如果能除掉這些亂來的人，一切就乾乾淨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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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橫空降世的武俠黑暗騎士，以及穿過灰暗長路的《光明行》──樓蘭未
標準金迷寫武俠立刻閱讀：光明行訪談進行前，一度在現場的駱以軍對我說：「這傢伙有點老派，但是個天才。你們好好聊，要對他溫柔一點。」 問起樓蘭未對現時武俠小說的了解。直到2013年才開始寫作的他，並不清楚。「我們這樣的人，就是少一根筋。」反正他想寫，就寫了，而且一寫就是兩百五十多萬字，並成立自己的獨立出版社，「不過，出版社到現在都沒有出過書，零收入。」 武俠的閱讀經驗呢？五年級的樓蘭未表示，年輕時看了很多武俠小說，但大部分都很爛，只有金庸讀得下去。他的眼神認真：「我非常佩服金庸的創造力。他的大長篇《射鵰三部曲》、《天龍八部》、《鹿鼎記》都好得沒話說。」 自詡是標準金迷的樓蘭未，談起其他與金庸名字連在一起的同行，則語帶保留，他可以理解這種封號對書籍販賣的效力：「不過，我自己不太喜歡，好像是次等的，就一定小於金庸。」 樓蘭未語氣裡有著挑戰的野望：「金庸創造了一種很高的水準，寫《光明行》的時候，就想一定不能低於它。」他顯然不甘於只是粉絲，眼光與心志都在更高的地方。 而對武俠小說熱潮不再、即使是金庸魅力也大規模退燒的現況，樓蘭未並不憂慮，他就像還活在盛世裡。對他來說，寫武俠就是一股擋也擋不住的衝動，而且他深信好的東西，就一定會被看見。 樓蘭未已經計畫好了，年底或明年初出版《光明行》，要採用網路直接銷售的方式，不用被通路或經銷商剝皮。他不相信好書會被埋沒，甚至斬釘截鐵地說：「像我們這樣的金迷，一定還很多。我的書賣這些人就夠了。」 搶先定義武俠世界的起源 「金庸創造了一種很高的水準，寫《光明行》的時候，就想一定不能低於它。」他顯然不甘於只是粉絲，眼光與心志都在更高的地方。樓蘭未寫武俠的最初動機是什麼？他回答：「因為讀多了金庸小說，發現裡面有bug。」比如，東邪西毒那類絕世高手，怎麼可能不找皇帝麻煩，怎麼可能安分於江湖？他寫《光明行》就是要補足沒有被講述過的東西。 「先想先贏，而且，這是一種寫作的樂趣。」《光明行》開頭，就虛構江湖的起源：通過北方龍髓江、南方洗心湖者，就能成為江湖人。此外，內功、中醫、少林武功、丐幫等等的起源，他也有自己的解釋與定義，就連十二生肖，為何貓不在行列裡，他也要闡述，也因此有十三生肖島。 寫漢朝也挺有意思，除黃易《尋秦記》，過往長篇武俠鮮少處理秦漢。樓蘭未表示，仍是因為金庸的緣故，其小說集中宋元明清，「我不想重複寫，往下寫。你寫這些，一定受金庸影響，也會被拿來做比較。」若往更早朝代寫，就不會有問題。他強調自己像在「佔金庸的便宜」。但從武俠史的角度去看，先不談金庸佔別人的便宜也沒客氣過，武俠的良好演化本就需要新角度切入與詮釋。 另外，春秋戰國九流十家是很棒的武俠題材，樓蘭未講道：「有很多縫隙，可以安插自己的說法。」再加上，王莽篡漢立新朝，政權轉換居然沒有流血太匪夷所思了，讓他浮想聯翩，更想將小說時代安於西漢末，細寫武林組織、絕頂高手如何影響世間政權。 關於《光明行》有何核心思想，他直接表態，就是政治。樓蘭未臉上一半是黑暗一半是火焰：「在台灣，你沒辦法閃躲政治，就算受不了也沒辦法。每天都有很多憂傷、憤怒，所以《光明行》裝了很多我對政治的看法。」 金庸寫《俠客行》，談世間絕大多數人都不是俠客英雄，俠客不過講講好聽，實為俠客現形記。樓蘭未寫《光明行》也異曲同工，九部曲到最後，愈來愈慘烈灰暗，光明稀薄罕見。樓蘭未坦白書名：「跟光明一點關係都沒有。」 想起陰暗暴力狂虐可怕的電影《黑暗騎士》──有時，就是得走進濃濃深深的黑暗，在滿目絕望中，仍不喪失光明仍在前方的信念，而這不就是武俠嗎？想要橫空降世的野望 《光明行》的寫作歷程為何？樓蘭未回憶，2012年離開台積電，但有一些工作後續要處理，直到2013年七月才開筆，於2016年九月完稿。樓蘭未坦白書名：「跟光明一點關係都沒有。」令人想起陰暗暴力狂虐可怕的電影《黑暗騎士》──有時，就是得走進濃濃深深的黑暗，在滿目絕望中，仍不喪失光明仍在前方的信念，而這不就是武俠嗎？「我很幸運，」樓蘭未珍惜那段心無旁騖的時光：「很幸福的三年多，完全沒有別的事干擾。」不只是因為他有積蓄不用擔心生活，而是在他的年紀，身體、小孩、長輩等等，有問題也是常態。他感到很不可思議地：「但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居然可以好好地寫完。」 寫《光明行》，根本沒預料到會變成巨篇武俠，起初他的想法很簡單，只是想透過武俠體例，寫自己的愛情故事。於是，跑去清華大學圖書館寫，寫上癮、愈寫愈多一發不可收拾，後來就固定到竹北的星巴克寫──從下午一、兩點到晚上七、八點，每天都要寫滿3500字。但星巴克生意有時沒位子，就會跑到住家附近的麥當勞。 樓蘭未分享當時趣事，星巴克剛開時，會有美女、長得漂亮可愛的小孩，如果有，他寫起來就特別順。不過呢，他乾笑道：「後來，每次去都是阿公阿婆，厭棄啦。」 樓蘭未想想又補充：《光明行》幾乎都是在星巴克裡完成的，結尾時卻是在麥當勞完稿。他有點遺憾，應該要從一而終在星巴克寫完。 樓蘭未本來不叫樓蘭未，他本姓徐，所以就以徐某為筆名。「但是被嫌棄了，說筆名很俗。」在鏡文學連載時，一直被逼交筆名，他走投無路了，從《光明行》取一角色名回覆。通過以後，他就變成樓蘭未。 他的人物群，也有不少是取自生活周邊，比如同學友人或聽過的名字，例如主角郎平，以前是有名的排球運動員，他很久沒聽人提過，以為沒人記得，結果，「巴西奧運時，赫然發現她是活躍中的教練。」 至於書名的用意？他很多年前就決定以後寫書一定要用《光明行》。他表示，那就像取孩子的姓名，預先想好的，跟孩子長大後的樣貌、個性，壓根沒相干。 最喜歡《光明行》的那些部分呢？「幽默啊，中後段有很多胡扯瞎掰的部分，像荒謬笑話一樣的東西，很精彩。」 對《光明行》的成績又有何期待？樓蘭未一邊乾笑，一邊展露野心：「我想成為從石頭裡蹦出來的，孫猴子。獨一無二，充滿原創性，不會跟誰牽連比對。」 武俠或許已經去聖渺遠，那些曾經輝煌燦爛的神聖壯大早已消散。但也就是在這樣I LOVE YOU無望的時代，真正願意寫、願意堅持的人，才是對武俠有大熱情。 而熱情正是讓石變為寶的最神奇元素。我這麼堅信。 是的，這是武俠人最好的時代，這是最能證明武俠自其有價值的時代。 或許樓蘭未就是武俠衰世所需要的、那位走穿黑暗與絕望的騎士呢。 本文作者 | 沈默武俠人，多屆溫世仁武俠小說大獎得主，出版《天敵》、《傳奇天下與無神年代》、《七大寇紀事》、《詩集》、《在地獄》四十餘本小說。目前在鏡文學連載作品《英雄熱》。《英雄熱》上卷：麒麟亂《英雄熱》下卷：英雄繚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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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從渾身汗臭的男孩，到用故事承載民族使命的大叔——多馬斯
立刻閱讀：異空間飛行放空思緒，試著把時空拉回高一新生入學那一天，新同學中有位男孩膚色與輪廓比他人深，說話帶著腔調，而且衛生習慣似乎不大好，經過他身旁總隱約能聞到一股汗酸味。似乎整個社會對原住民的負面刻板印象，都在他身上能找到一絲痕跡。你會帶著好奇心與他攀談，摸摸他的來歷？還是在心中默默畫下一道界線與他保持距離？或者，在那個青澀毛躁的年紀，你會脫口喊他一聲「番仔」，把他當成笑柄嘲弄一番，逞一時威風？ 或許當年你的班上就有這樣一個男孩，但你早已不記得與他相處的片段。唯一能肯定的是早在畢業沒幾年，這男孩的身影就在你腦海中失焦泛黃，最終徹底消失，再也憶不起。但你不知道的是，對男孩來說，當時的每個片段，無論是羞辱霸凌或冷眼旁觀，都是無論過了多久也難以卸下的情感包袱。 一晃眼三十年過去，原住民在台灣社會是否已掙來真正的理解、尊嚴與平等仍有待商榷，但至少現下的社會氣氛已不容任何人再把「番仔」輕蔑地掛在嘴邊。而當年教室裡那個泰雅族男孩，在閱讀與寫作中找到了自己，靠著獨樹一格的原住民創作成了文學獎常勝軍，他的名字是多馬斯。 有過這樣的生命歷程，想像中多馬斯的人跟作品應該是沉重而嚴肅，但訪談那天他是如此幽默從容，即便談起十五歲那年從山區遷往平地後遭遇的種種歧視，語氣也雲淡風輕不帶一絲控訴。 談起十五歲那年從山區遷往平地後遭遇的種種歧視，多馬斯的語氣也雲淡風輕不帶一絲控訴。 「小時候在山上只知道自己的生活環境比較窮困，但是一直到了十五歲那年下山讀書時才意識到自己被當成異類，被人罵『番仔』。我們說話的腔調不一樣，生活習慣也不一樣，像是洗澡、刷牙，小時候在山上沒有這種規律的習慣，所以難免會有體味，就連老師經過都會問我有沒有洗澡。」有趣的是少時因口音被嘲弄的多馬斯，此刻說起話來卻字正腔圓。他說是都市生活磨去了腔調，他笑稱如今每回前往山區部落探訪時，這口都市腔反倒成了族人調侃的話題。 運用「穿越 」手法增添故事趣味性 在高中擔任國文老師的多馬斯，受訪時說起話來也像在教課，但不是那種說教式的權威語氣，而是有種一股腦兒想分享的熱誠。他沒有受訪老手那種幹練算計，問他什麼，常常說著說著話題就轉走，自顧自說起想說的。他就像悠遊在山林裡那陣自由自在的微風，天南地北遼遠開闊。這樣的性格也反映在他作品的多樣性當中。 多馬斯的創作，不論是放在原住民文學甚或整個華文創作領域中都顯得自成一格。雖然他的創作幾乎全是以原住民文化為背景，但他靠著情節與敘事手法上的複雜多變，用相同養分開出不同的花。對原住民文學不遺餘力的他，曾參與山海文化雜誌社舉辦的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散文組評選，與同為評審的巴代(左起)、駱以軍、楊翠、簡齊儒合影。好比此刻正在鏡文學網站上連載中的《獨白》，故事由國中校園少男與少女間若有似無的曖昧展開，卻因為少女在畢業前夕慘遭訓導主任性侵而未能開花結果。成年後的兩人在故鄉再度碰頭，陷入回憶的兩人，緩緩道出當年的悲劇如何讓他們不得不提前成長面對現實。多馬斯以一段原住民青少年的酸甜愛戀為起頭，帶出部落少男少女從山林走入社會的哀愁。字裡行間彷彿能聞到山林裡的青草味，卻也嗅得出一絲與現實搏鬥的血腥味。 而另外一部連載作品《異空間飛行》更是一部極具野心的史詩鉅作。他運用時下流行的「穿越」手法，描述一名飛行員在部隊演習時意外穿越時空，回到一九三零年的霧社山區。一頭霧水的飛官遇見了純真的賽德克族女孩，兩人跨越文化與時代的隔閡，產生奇妙的共鳴。多馬斯在《異空間飛行》中以虛實交錯的敘事手法，還原當年原住民族與日本帝國激烈交戰的悲壯。《異空間飛行》宏大的主題及歷史背景與魏德聖導演的電影《賽德克‧巴萊》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多馬斯貫穿古今的魔幻寫實手法，卻又替嚴肅的歷史故事增添了幾分驚喜。 泰雅族的根本精神：永續經營 多樣化的主題與創作手法，讓多馬斯的作品比起刻板印象中的原住民文學更為易讀，也多了些娛樂性，然而娛樂他人並非他寫作的初衷。寫了十幾年的多馬斯說，時至今日，他仍是為自己、為族群而寫。最近醉心於栽種有機作物的他笑稱，自己其實最嚮往的是在山林過著耕讀生活，但偏偏他是個有使命感的大叔，利用正職空檔日以繼夜地寫，無非就是希望能透過作品讓族群延續。儘管完全恢復傳統已是不切實際的奢望，但至少要能將傳統的核心價值留下。那麼對他而言，泰雅族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呢？多馬斯說是「gaga」。「gaga」為泰雅族語，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解釋，難以用漢字直接對應翻譯。多馬斯說，「gaga」的根本精神，其實就是永續經營。 最近醉心於栽種有機作物的他笑稱，自己其實最嚮往的是在山林過著耕讀生活，但偏偏他是個有使命感的大叔，利用正職空檔日以繼夜地寫，無非就是希望能透過作品讓族群延續。 「很多人對原住民有很多誤解，例如覺得我們狩獵是破壞生態的行為。但其實原住民有很嚴謹的規範，好比說春夏是動物交配的季節，因此嚴禁狩獵。如果我們把山裡的資源都用完了，明年怎麼辦呢？很多人批評原住民不儲蓄，但山裡的資源都已準備好了，我們為什麼要儲蓄？社會對原住民的誤解，其實是因為漢人與日本政府強行將他們的價值觀加入原住民族，導致如今成了四不像。」從開始訪談以來始終談笑風生的多馬斯，說起原住民議題時神情顯得嚴肅，語氣也略為激昂了起來。 「全世界的少數族群都正在被強勢族群弱化消滅，從語言到傳統價值都在慢慢 崩塌。年輕一代的原住民雖然還保有原住民的臉孔，但卻已經沒有原住民的靈魂。語言藏有一個族群的古老密碼，形成語言需要非常長的時間，但是要消滅卻很簡單，一個『說國語運動』就幾乎讓原住民母語滅絕。所以我希望至少透過文字，讓讀者了解原住民的歷史與傳統。」多馬斯說道。 唯有新舊交融才能帶來生之氣息 多馬斯罩身上的原住民傳統圖騰花樣，是他妻子揉合傳統自創的圖樣。而他的創作，就像這些圖騰一樣，用行動實踐傳統，也在傳統中尋找新生。正因為背負著這樣的使命感，多馬斯的創作不走老路，堅持以創新手法將原住民文學帶出新生命。但他也承認，寫了十幾年下來，雖然在文學界掙到了該有的地位，但作品卻只能在學術界流傳，成為研究生的論文題材，多少有些可惜。既然他的初衷是透過作品替原住民發聲，那麼想辦法提高作品能見度就成為最實際的課題。多馬斯直率地說：「我們都自爽啊，作品都只在這圈子裡轉來轉去。有些老人家甚至連電腦都不會用，該如何推銷自己的作品？我寫了這麼多年，也得過一些獎，不敢說自己寫得如何。但這次跟鏡文學合作，內心確實再度燃起一股念頭，心想或許可以試著行銷自己，把作品推出去。畢竟這是時代的趨勢。」 二零零六年，多馬斯曾以《雪國再見》獲得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推薦獎，當時他在得獎感言中寫下這樣一段文字：「對我的族群來說，回顧近兩百年來的歷史，似乎與悲劇脫離不了關係，悲的因子來自侵略者與殖民者所延續百年來的不堪，凌辱了整個族群的完整的存在意識，時至今日我們已經是不折不扣的黃昏民族且血肉模糊，有無存在只消一念之間罷了。療傷止痛也許是我這一輩最大的使命，漸漸的慢慢的積極的走出歷史的陰霾，從強勢族群的夾縫中找尋一絲絲曙光，建構出族群的主體意識，說不定這個時代是原住民族再生的時代。」該篇感言距今已有十一年，問起多馬斯，十一年過去了，這段悲壯的文字依然能代表他對族群現況的想法嗎？多馬斯沉默地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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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飲馬人：讓鬼復自己的仇，來彌補人世間的缺憾
立即閱讀最新作品：《鬼島故事集》貳・玩伴飲馬人平常的打扮總讓人忍不住多看兩眼：頭梳髮髻、手戴佛珠，寬鬆的袍子，像是要上哪收妖降魔的道士。然他又不喜直接露臉見人，遇見需要曝光的場合，他便像永遠戴著大鼻眼鏡的宅女小紅一樣，將馬首面具往自己頭上一套，再怎麼悶熱也耐得了。他說他一向如此，以一種形式上的高調，來維持現實的低調。 現今多數讀者對飲馬人的認識來自他從2015年5月起的臉書粉絲專頁與ptt-marvel板的每日神異小說連載，殊不知他早在十多年前就以「飲馬」之名，浩浩蕩蕩地出過字數驚人的校園武俠小說。只是繆斯女神開他一個玩笑，在他初試啼聲不久後旋即離去，經過漫長的歲月之後才又回到他身邊，助他寫下《首部曲．靈異先生》、《湖濱大飯店》兩部「鬼島故事集」系列作品。雖然與過去的校園武俠類型有別，但節奏一樣明快，故事也俐落依然，「差別在於以前第一本書用的筆名是『飲馬』，還不是人。現在是人了。」他笑著說。 飲馬人的寫作，與他的人也有著雷同的氣氛：以最易吸引讀者興趣的型態，佐以部分幽默搞怪的設定，將你我再熟悉不過的場景情節，說成一個新故事。「重新寫作，剛開始是先寫一部以歐洲吸血鬼為主題的作品，寫完之後意猶未盡，覺得創作的興奮好像回來了，很開心，想繼續寫點什麼，不知道為什麼，就想寫鬼故事。」他不喜歡直接露臉見人，遇見需要曝光的場合，他便將馬首面具往自己頭上一套，再怎麼悶熱也耐得了。「我以前是不敢寫鬼故事的。」飲馬人一臉嚴肅謹慎。「我相信有鬼，我覺得寫鬼故事就是在進行招喚。我不是怕，而是認為他們真的存在，所以不要輕易玩火自焚，不要招惹靈界。」畢竟開關一旦啟動會引來什麼，誰都不知道。 然而一直有股莫名的動力驅使著他，讓他決定將筆往神異領域探去。「正式動筆之前，我腦子裡浮現的第一個畫面是我阿公過世時，我們在燒紙紮屋的景象，於是我就從這裡著手。」寫著寫著，「鬼島故事集」的主角阿弦就被他寫出來了。真實世界的英雄 身為主角，阿弦其實鳥鳥的、弱弱的，一點都不像擔得起什麼大局的模樣。事實上把飲馬人創造的角色一字排開，要說沒有一個稱頭也不為過。「我不寫超級英雄，在我故事裡的這些人，往往不會什麼靈通神通，甚至還會被別人耍得團團轉。」他總是敘寫一個個平凡的更生人，經過挫折、低潮，慢慢改邪歸正。「他們是英雄，只不過是很失敗的英雄。」飲馬人說，這才是真實世界，也才更貼近一般大眾。 但他又讓阿弦像那些名偵探一樣，老是遇到光怪陸離的事，日子過得不甚安寧。「你不覺得臺灣是個很適合寫鬼故事的地方嗎？我相信在這座島上的人，每個都有一缸子的鬼故事可以講。」──我的叔叔的阿姨的鄰居的朋友看得到、我學校在日本時代是墳場、我念的小學以前是刑場……諸如此類的吹噓或耳語，常常是人們在聚會時拿來熱場的起手式。「更直接一點，當我告訴你：『我跟你講一對母女的故事』，和『欸我跟你說個鬼故事』，哪一句更能引起興趣？」就像看恐怖片總是雙手摀臉又忍不住從指縫中偷看，多數人對靈異故事又愛又怕，神祕、詭異、八卦感，充滿十足的娛樂性。「對我來說，寫連載小說是自娛娛人，開心就好。」與其在意文壇地位或文學評價，飲馬人更希望寫出和其他人不一樣的鬼故事，在大眾領域得到更多共鳴。 「他們是英雄，只不過是很失敗的英雄。」飲馬人說，這才是真實世界，也才更貼近一般大眾。 於是他寫鬧鬼，寫招魂，寫魔神仔，還誤打誤撞地寫出一幢真實存在的靈異飯店。行文結合在地宮廟、王爺信仰、乩童背景、神將文化，從荒郊野外到都會豪宅，哪裡有鬼，他就往哪裡寫；神、鬼、在地、土味交融一氣，為臺灣神異小說打造出一片嶄新風貌。 張牙舞爪下的苦衷 說諧星不好笑是犯其大忌，但如果你對飲馬人說「你的鬼故事一點也不恐怖」，他倒不以為忤。「我的重點不是嚇人，恐怖的敘述都是看劇情所需才出現。」他慢條斯理地解釋，「而且我相信鬼之所以要嚇人多半有苦衷，與其單純賣弄嚇人情節，我更想探究這個鬼為什麼要嚇人。」脫去那些青面獠牙、腐臉亂髮，再駭人的鬼，懷著的也許是一顆飽受委屈的心、一段不被了解的過去。「當我們抽絲剝繭，瞭解那些背後的故事，你就不會害怕，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同情。」這是飲馬人最想塑造的溫暖，從來都不只是販賣恐怖而已。 手拿著親筆揮毫的墨跡：「這是我的信念與目標！」 何況有誰真的見過鬼嗎？總是在鬼故事創造出來的反差當中，才知道原來最恐怖、最險惡的都是人，不是鬼。「現實世界有太多不公平，太多不能說話的冤魂，太多正義無法伸張。」也許並沒有鬼，也許鬼不會替自己追討正義，但人們心中永遠都會渴求那股正義的存在。「假使天道不彰，那我就投射在一個鬼身上，讓鬼復自己的仇，來彌補人世間的缺憾。」這才是飲馬人撰寫「鬼島故事集」的初衷。 「我還是比較偏傳統一點，會想把一些我們從小聽到大的傳說、老一輩對我們耳提面命的古早叮嚀、人生警示，融入小說當中。那都是很溫暖的智慧，也有著相當強大的力量，不只能和主角碰撞出新的情境，還能加強作品的說服力。」他總笑稱自己還是帶有一點講善勸惡的老派期望。或許在這凡事求新求快的時代，唯有老派才耐人深究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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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林剪雲：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
立刻閱讀：「叛之三部曲」《忤》聊到二二八事件，林剪雲先回憶起她還在念大學時，回到屏東老家的夏日某天。「那時放假，我返鄉回家，穿著短褲在床邊半坐半躺。躺著躺著也沒什麼事，突然我一個念頭，想到之前在圖書館某本書上看到二二八事件這個詞，但絲毫不知來龍去脈。我就隨口問了在旁邊的老爸：『阿爸，啥密是二二八事件？』我爸那時手上不知道在忙什麼，聽到這句話，像被什麼打到一樣，停下手上的事，一言不發地走過來。我本來以為他要拉一把椅子坐下好好告訴我什麼是二二八，沒想到他脫了腳上的木屐、直接往我大腿用力一揮，啪地一聲清脆響亮；然後丟下一句話：『拗蓋攏麥賽出企外靠供加！』（以後在外面不可以講到這個）」從小學三年級起總是名列前茅、不曾被父親痛打過的林剪雲，竟然在上了大學、成年之後，因為「二二八事件」這五個字，被老爸拿木屐招呼，痛到她當場飆淚。「你就知道在那個年代，這件事是禁忌到什麼程度了。」 一段空白的歷史少女時期的林剪雲，對於台灣歷史的空白，早已燃起熾烈的好奇心。那約莫是1977年，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學校教科書一派歌舞昇平、讚頌領導英偉；黨外運動則在全台各地日漸風火蓬勃。校園高牆將屬於台灣的黑歷史隔絕在外，同年年底中壢事件拉起往後街頭運動的序幕，美麗島事件再隔兩年就要發生，空氣中則不時流動著白色恐怖的肅殺。一般人遭到長輩如此喝斥後應當退縮，但那一記痛擊讓反骨的林剪雲燃起更熾烈的好奇心。「我想知道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怎麼會這麼嚴重？」更有甚者，她開始意識到台灣史並不像學校教的那樣，而是有著好大一塊空白，或說黑幕。這讓她早早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台灣的近代史寫完。將近40年前埋下的種籽，到現在才結出第一顆果實。這段醞釀的期間，林剪雲從1989年第一部長篇作品《火浴鳳凰》出版以來，不只小說，還編劇本，如《火中蓮》、《斷掌順娘》、《路長情更長》等，從有線台到無線台都有她的成果。特別是無線台的編劇經驗，因為每部戲都是將真人實事搬上螢幕，林剪雲自此從閉門造車的小說家，變成到處與人聊天的採訪者，甚至有過寫一檔戲就訪上一百多個人。「我的採訪工夫，可以說是從編劇這邊所累積的。」而這些工夫，到了「叛之三部曲」要準備開花結果時，便紮紮實實地派上了用場。「叛之三部曲」首部《忤》是浩浩蕩蕩16萬字的鉅著，故事從1946年說起，圍繞在屏東萬丹首富鼎昌商號李仲義後代李其昌，與其子李子慶、李子毓家族，以及自泉州冒死渡過黑水溝來台打拚、輾轉落腳萬丹販售小食的林伯仲，兩條主線，一富一庶，細細勾勒起當年台灣南方的豐饒繁盛，呈現有錢人家和一般百姓在政局動亂之時，個別面臨的艱辛與危險。十多年來，林剪雲真正花在書寫的時間上並不多，很多時間是用來考據、用來傷心、用來難過。 《忤》的事件主軸即是二二八。為了寫出最接近實際的情節，林剪雲字字句句詳加訪談、考證，從大戶人家使用的物品，到底層民眾的日常生計，一事一物都追查得上窮碧落下黃泉。民生瑣事即已用力如此，遑論那些牽動人心的歷史。回溯起來，《忤》最初始的電腦檔案，竟早在2003年就已存檔。十多年來，林剪雲真正花在書寫的時間上並不多，「很多時間是用來考據、用來傷心、用來難過。」林剪雲本身就是屏東萬丹在地人，對自己的考據成果也相當自信；但傷心難過，又是怎麼回事？真實比小說更令人傷心問題一拋，林剪雲略有停頓，再開口時竟語帶哽咽。「因為這些人就是生活在我周遭的人。」原來在《忤》當中，主角子毓留下的遺腹子，是林剪雲的鄰居兼同學。「我從來沒見過像她這麼美，卻又這麼孤獨寂寞的女孩子。我從旁看著她，愈感受到這家人的孤苦伶仃。所以當我在寫李家的遭遇時，我自己都很崩潰。」雖然兩人早已失聯，但林剪雲對子毓之女的悲痛共感，至今仍相當深刻。 小說中寫到的三棧西洋紅樓，現已拆除。然而《忤》的書寫還是面臨查證上的困難。「台灣近代史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事件無從查起，除了盡力挖掘史料，還要拜訪很多耆老。」先不說近代台史研究者基於立場不同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走訪地方耆老所得的內容也不完全正確，更多的是吞吞吐吐含糊其詞，或直接丟來一句「抹記啊啦」。即使解嚴業已30年，即使現代台灣號稱民主自由，許多走過那段黑歷史的人們，提起往事仍舊選擇三緘其口。畢竟在當年，就連沉默，都不見得是明哲保身的解藥。可能林剪雲比其他歷史小說創作者幸運的一點是，其他人必須消化諸多文獻，才寫得出一個故事，但她就成長於她筆下的大營裡。「我看過有錢人的生活，也看過底層人的生活。當我面對這一團各說各話的混亂時，我就看身邊人的遭遇是什麼，去回溯出哪種說法更接近真相。」她從真實的人物出發，撰寫他們的境遇，再往上與歷史層層相扣，渾然天成地造就了這部各項細節都能栩栩如生的作品。我只是呈現台灣人一路以來的尋覓與掙扎三部曲分別定名為《忤》、《逆》、《叛》，第二部預計以美麗島事件為主軸，第三部則落定在太陽花學運，都是顛覆政府當局的事件，用現在的話講，無非是著眼於「暴民們」，但也可看出在不同時期，叛亂者從「唯一死罪」，如今可站上公堂，爭取更多民主權益。這是時代的演變。 然不少學者如李敏勇、戴寶春，都對林剪雲的規畫表示擔憂，認為無論美麗島或太陽花，都尚未真正入史，要寫成歷史小說言之過早，容易引起爭議。「但怎樣才算歷史？歷史小說又該怎麼定義？這也是我很想追問的。」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時間太接近，很多當事人或其家屬都還在，很多事情也尚未水落石出，弄得不好，林剪雲還可能因此鬧出官司。不少人建議她改寫已經蓋棺論定者，以免惹禍上身。「但我想寫的是事，不是人。而且從近代史到現代史，是真的和我們息息相關的。或許寫沒有人會跳出來指指點點的東西會比較安全，只是那樣的話，近的事情不就永遠沒人寫了嗎？」只要扯上政治，不免就萬般艱難，永遠都有人要你表態，要你選邊站。「的確有讀者說我在《忤》當中對日本的責難不夠深。但我該寫的都寫了。該有什麼感想、什麼結論，是讀者自己要去想的。」身為小說作者，最大的責任是把故事講好，而非藉文批判，甚至宣揚自己的立場。「如果我要批判，那我應該寫的是政論，不是小說。」「這些人、這些故事本來就存在，我只是確認史實之後，把它們寫出來。我沒有特別要去指責或說服什麼，我只是呈現當代的狀況，呈現各世代台灣人一路以來的尋尋覓覓、掙扎、犧牲。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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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特寫】林慶祥：我只是寫了三個想回家的人
【書評】 現實一種，台灣警察小說的現形/翟翱「小弟是妳的，伊是恁張簡家的孤子，對志雄來說，伊小弟幾百個，不差這一個，阿瑞仔也不是會幫公司賺錢的幹部，講卡歹聽，恁小弟生雞蛋的無，放雞屎的有，減一個沒差，飼太多擱呷了米。若對我來說，偷偷放小瑞走，是犯法的，會害我嘸頭路，妳隨便到警政署檢舉，我就下課了，尚蓋好是恁小弟乎黑道的殺手打死，嘿嘿！攏無證據，我就安全了，但為何我要告訴你這些？因為人是有感情的，要講義氣，我陳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則，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氣魄，我嘛不輸他，阮攏是愛伊好、驚伊死」。 他最後再補一記回馬槍：「阿妹仔，我今天跟你講的話，妳去跟志雄講嘛嘸要緊，但是，未來的代誌安怎變化，無人知道，我勸妳對任何人攏要有所保留，聽聽就好，對我、對志雄攏仝款（同樣），妳尚好連我嘛莫全部相信，妳自己判斷，但別忘了，如果妳覺得需要我這個老大的時陣，可以來找我，我是警察，有法律約束跟立場，我不是流氓，不需要靠殺手恐嚇擄肉（綁票）來賺錢」。 短短兩段敘述，或可稍稍拼湊出故事的樣貌：對話者一男一女，女方的弟弟小瑞是黑道老大志雄的小弟；發話的男方是個刑警，在此無法判斷官階，主要目標是小瑞；而女方因弟弟的關係成了夾心餅，誰都信，也誰都不信。 這只是林慶祥首部長篇小說《刑警教父》中的一個場景，但已足夠讓人嗅到這部小說當中的氣味：警察、黑道、江湖、義氣、勾心鬥角、爾虞我詐，與不得已。 沒有英雄的世界 林慶祥的小說裡沒有俊男美女。他筆下的警察們，沒有誰是可以一次打十個的不死英雄，也沒有出入槍林彈雨還能一臉痞樣談笑風生的最佳男主角。在《刑警教父》裡，無論是警界的刑事小隊長陳江、黑道大亨陳志雄，或是雙方因著不同目的共同鎖定的頭號槍擊要犯小瑞，沒有一個是英挺偉岸的角色（在聊到若作品改拍成影視劇該由誰來演出時，林慶祥針對小瑞一角還特別強調：不能是帥哥）。卻也因此，書中情節的種種描述，都不再是螢幕／銀幕那端的雲端想像，而是拳拳到肉、黑白兩道的血淋淋人生。在當代為數不多的台灣犯罪小說中，《刑警教父》的出現，無疑為社會寫實路數的類型作品添了一枚生力軍。 警政線跑了十多年的林慶祥，說老還不至於，但早也累積了一大資料庫的故事等著倒出。「我想寫這部小說想了很多年。應該說，從我知道這些事，就一直想把它寫成小說。」搖筆桿的人，多半抱著寫小說的夢，何以拖沓到年近半百才以新人之姿出道？「年輕時有很多時間可以寫。那時還沒結婚，那個年代在日報工作，壓力也不像現在這麼大。但說真的，那個年紀，寫小說哪有比去酒店喝酒、比跟黑道、業者、警察混在一起好玩？怎麼可能下班乖乖回家寫小說？當然是朋友喊了就走啊。」林慶祥說話豪爽，直率且坦白，「尤其那時警紀風氣很差，我只要打三通電話，一定會有人正在酒店喝酒，叫你趕快過去。你還會回家寫小說嗎？時間就這樣蹉跎了。」 在高雄市政府任職，每天與媒體打交道，與記者兄弟聚餐，那時喝酒也比寫小說重要。初入行的記者，人脈重於文筆，「剛開始忙著建立自己的名聲，擔心認識的人不夠多。」記者最計較自己的聯絡資源夠不夠廣，遇到刑案知不知道要問誰、能不能問到對的人？為什麼別人問得到自己問不到？為什麼這個分局的隊長會把訊息透露給誰，就是不告訴你？凡此種種，都關係著記者生涯的光明順暢與否。「所以你會把很多心力花在這裡，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也是自己愛玩。」畢竟沒有人就沒有線、沒有來源。「所以年輕時的確過得比較……紙醉金迷吧。」他乾笑，流露出一點尷尬。「但寫小說的念頭一直在，午夜夢迴時會很愧對，幹，自己怎麼這麼不認真、這麼鬼混。也想過要先寫點短篇小說，但都沒想到什麼好的idea……」講沒兩句他又大手一揮：「啊其實都只是想想而已啦，還不就是懶。」他放棄替自己洗白了。 不看好也要完成 2011年前後，林慶祥幫高雄市長陳菊打完選戰後離開市府。「當時在家連續糜爛了好多天，每天都跑出去喝酒。突然某天一個念頭闖進來：幹，我如果再不寫，這輩子永遠都不會動手了。於是電腦打開，想了開頭，就寫了。」他頓了一下，不無擔心地問了一句：「所以開頭很弱喔？」 還來不及回答他弱或不弱，他又喃喃地自白，「寫到一半時無以為繼，不知道怎麼寫，中間停了好久。寫到後來甚至會覺得：它值得寫嗎？我寫得完嗎？這麼爛，值得再寫下去嗎？」每一章寫罷，林慶祥都沒有多邁進一步的喜悅，而是從自己的寫作能力到技巧，各種自我質疑反覆不斷。「一直到後半我才有點自信要把它寫完。」但不是終於認為自己寫得好，「那時想的是：即使真的很爛，總也要把一件事情完成。」是這樣的信念推著《刑警教父》走向結局。「我自己從頭到尾都沒有很看好它。」他說。 每一個想動筆寫小說的人，心裡一定有你關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關心的。 「會寫不下去的另一個原因是，最初我只有隱約的想法和人物，沒有先想好大綱，也沒有結局，那種『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走』的情況真的很痛苦。而且我太耽溺於自己對警界生態的瞭解，光是開頭的監聽我就寫了一大堆。這都不是好事。」對自己寫作上的缺失，林慶祥看得比誰都清楚；而「第二本一定要把大綱都弄好再動筆」這句話，在整場訪談中大概出現了八百次，足見這種「邊演邊生劇本」是多麼折磨。 善惡無關黑白 然也因為林慶祥對警界生態的瞭若指掌，讓《刑警教父》擁有難以摧折的堅實骨架。他在台灣警紀風氣由濁轉清的關鍵時期進入新聞圈，那段警察比黑道還囂張的年代，他雖未能躬逢其盛，卻也耳聞不少。警政新聞的長期磨練，讓他懂得什麼時候可以適當探究，什麼時候可以硬起來翻桌；什麼時候該放軟打聲招呼，而什麼時候該閉上嘴。這些都滲入了小說裡，成了血肉。「寫警察，這是我最熟悉的題材，我和這些人也是有感情的。」 「我對警察很熟，一直想寫的也是警察的故事。每一個想動筆寫小說的人，心裡一定有你關心的事。警察就是我所關心的。」 在林慶祥的小說裡，無論是遊走黑白兩道的刑事小隊長陳江、試圖金盆洗手的黑道老大陳志雄，或亡命天涯的小瑞，都有雙手染血的時分，也有顯露人性光輝的瞬間。「這部小說裡幾乎沒有好人，也沒有誰是真正的壞人。只有三個想回家的人。」陳江想安全下莊退休養老，志雄想海撈一筆拍拍屁股走人，小瑞想回到故鄉侍奉雙親。他們各懷鬼胎，也各有心軟。黑道不全為惡，警察更不是永遠的正義代表。在林慶祥所認識的警察中，不乏陳江這樣一手犯著某些惡行，轉過身面對本業又兢兢業業者。「貪汙索賄、智勇雙全，都可能並存在同一個人身上。很多英勇殉職的警察也是很黑啊，平常違法的事情一件都沒少幹過，碰上要拚命的時候，熱血一沸騰也是往前衝。所以你要怎麼論定一個人？」 所以又回到陳江對小瑞胞姊講的話：「……人是有感情的，要講義氣，我陳江在江湖上站得起，不只靠警察身份，是我敢相挺、有原則，志雄有伊作老大的氣魄，我嘛不輸他，阮攏是愛伊好、驚伊死」。置身白道，卻與黑道相互比擬、爭一口氣，刑事教父比誰都要更懂得翻雲覆雨；善惡之間，或許連一線之隔，都稱不上。 資深記者談記者：關於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 年輕時的他，在馬祖服役留影，當年為了放假回台灣，寫違心之論的小說，還真的放了兩航次的返台假。在和林慶祥聊他的工作經歷時，他先講結論： 「我這輩子只幹過兩個工作，一個就是記者，一個就是應付記者的人。」 林慶祥是宜蘭孩子。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覺得在家鄉不好求職，就跑到台北找工作，找了兩個月還是沒著落。某天一個朋友邀他到台中家裡喝酒過夜，次日一早兩人買了份報紙坐到麥當勞看台中的地方徵才廣告，發現有家《震撼》雜誌在徵記者，就去了，自此踏上新聞路。「我從沒想過要當記者，一生隨波逐流。」他笑。 從泡茶聊天到公事公辦 在《震撼》雜誌待了一個多月，老闆跑了；1996年年底輾轉到彼時剛復刊的《台灣日報》，從環保、區里新聞開始跑，之後轉到警政線，一待近10年，累積了他絕大多數的資源與人脈。2006年《台灣日報》收山後，他到《民眾日報》沾了一下，隨後進入公部門任職，成為他口中的「應付記者的人」。過幾年撤出公部門，重新披上記者戰袍，回到新聞現場。 20年前當記者，和現在幾乎是完全不同的生態。「小時候多可憐啊，（為了新聞）每天晚上都要去陪警察泡茶，還帶宵夜去請他們吃，坐到三更半夜。」警政線的記者與警察關係亦敵亦友，有親密換帖的時刻，也很容易因立場相對而起衝突。和警察日夜「搏諾」（台語，意指建立交情），不只是為了不知哪天會到來的大新聞做準備，更是彼此之間的信任感。「當然我們和警察還是會互譙：『幹，條子都靠不住』、『媽的，這些記者，說變臉就變臉』，但信任感都還是在。」然現在的年輕記者與警察，大家都成了行禮如儀的上班族，少了互動，也省了獨家。一切都由秘書室發新聞稿，或用LINE發群組。公事公辦，不需攀附談交情，但也缺了衝激的火花。 「現在的記者，坦白說，比較沒有實力。想（用報導）修理人，也不知道從何下筆，修理不到痛處，人家也不會怕你。這個社會很現實，很多東西都是交換來的，你有實力人家就會尊重你。警察也是。」 即時當道，技藝不再 伏案桌前，以十五年來與警察朝夕相處的經驗，寫下精采絕倫的《刑警教父》所以現在記者比較好當嗎？「難。」林慶祥簡單吐出一個字。老鳥如他，也同樣面臨著即時新聞的壓力。「現在報社重視即時，比重視一般新聞更甚，很多新聞專業就這樣被犧牲掉了。」已經不是先求有再求好，而是有了就好。「你不能否認新聞它是一門技藝。從題目為何產生、怎麼寫、怎麼瞭解事情的輪廓、怎麼表現，都是技藝所在。」但現在這門技藝的原則和工法，為了搶時效、充版面，往往被迫省略。「就像做鞋。一雙好的鞋，該怎麼縫、該縫幾針，要做到才穿得耐久。假如隨便縫一縫，只求有個鞋樣，當然穿不到幾天就壞了。」林慶祥搖搖頭，噴出一口煙，不知是替年輕同業嘆息，還是替自己。 說起鄉民最常嘲弄的那句話「少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林慶祥還是搖頭。「記者這個行業，入行門檻很低，而且是愈來愈低。但無論時代怎麼變，要當個好的記者，永遠是那麼難。」感覺上這個職業一直被貶低，「但你會發現，社會上有三種人，只要一提起，大家都沒好話，可是一出事，又很希望自己有這樣的朋友，就是民代、警察、記者。為什麼？因為這三種人有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簡單幾句，帶出記者令人又愛又恨的原罪。林慶祥把手上的菸彈熄，不再多說。再問他，那怎樣是好記者？他沉默好半晌。 「沒有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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