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僅27歲的林于如被控謀殺自己的母親、婆婆和丈夫，經過最高法院進行生死辯論後，判處死刑定讞。當時媒體大幅報導其犯案過程與動機，稱她為「驚世媳婦」，但數家媒體與判決書的故事版本卻各有出入。

由鏡文學出版的《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是目前擔任鏡文學文化組採訪主任、資深記者胡慕情多次往返監獄，或以書信採訪林于如本人及此案相關人士後，所撰寫的報導文學作品。書中，我們看到作者整理的採訪資料、判決書文本，甚至取得林于如親筆自傳，多方觀點並陳，各有各的說法，而真相難明。

或許本書要告訴我們的不是一個真相或一個答案，而是了解到其他更難以釐清的「未知」。3月31日於台北現流冊店舉辦的新書講座「真相之外，其他可能的探問與釐清——胡慕情、胡淑雯對談《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除了邀請本書作者胡慕情，也特別邀請近年投入白色恐怖書寫的作家胡淑雯對談，本文為這場講座對談的内容節錄。

▲ 胡慕情：「社會大眾要能夠維持『說不知道』的特質或能力。」

「社會大眾要能夠維持『說不知道』的特質或能力。如果一件事情是重要的、是我們想要釐清楚的，我們得要有這樣的餘裕去承認未知。」

說這句話的人是記者胡慕情，也是《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的作者。讀過她任何報導作品的讀者都不難看出，胡慕情絕不是一個輕言「不知道」的人。

在《黏土》裡，她詳盡分析土地徵收背後的種種政治與經濟條件。在報導〈血是怎麼冷卻的〉，她專訪湯姆熊隨機殺人案的兇手，帶領讀者看見曾文欽「活得那麼痛苦，不如殺個人來死」此一想法如何形成，與家庭、求學、就業過程中的困境有何關聯。至於〈失控的心靈〉，則是描繪虐死信徒的日月明功內部動態，具體呈現其間種種的恐懼、恨意以及自我合理化。

所以，翻開她的新書《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多數讀者的動機很可能也是想藉此掌握台灣史上第四位女性死刑犯的身世背景，了解林于如究竟為何殺害母親、婆婆以及丈夫，成為大眾媒體中所謂的「驚世媳婦」，並從中得出一個充分的解釋。而胡慕情也說，這本書她想維持的狀態，是告訴讀者「我一直在問為什麼」。

然而或早或晚，讀者將發現答案竟終究仍是「我不知道」。

針對這樣的答案，對談人胡淑雯如此描述她閱讀的體驗：一開始，她自承「有一種追劇的快感」，甚至不妨說是帶著某種窺視的好奇心，但隨著持續閱讀，卻發現這個好奇心是無法被滿足的。

「我發現的是作者的疑惑」，胡淑雯說。「第一次讀，我感覺這是一部反高潮的作品，因為我沒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但一段時間後，我發現我非常珍惜這種寫作態度：這是跟『膚淺的無知』不一樣的『未知』，是窮盡一切可能性去『知』，但仍有所不知。我很珍惜和感謝這個作品以這種方式結束。」

這本書要我們接受的，是我們有時無法這麼自信

確實，胡慕情採訪了所有能想像且能找到的受訪者，甚至與林于如溝通、周旋許久之後，終於取得她本人親自撰寫、長達十萬字的自述，接著挑揀重點，編輯成兩萬字的版本，呈現在讀者面前。

偏偏，面對這個案例，即使她蒐集了幾乎所有能找到的資料，仍有太多關鍵的疑點無法釐清。胡淑雯解析，作者和讀者其實同樣面對著兩大問題：「第一，我們想要確認她自述的事情的真實性；第二，我們也想要確認這些事情對她的影響力、跟她犯的罪有什麼關係，然而這兩個疑問我們都沒有辦法確認。」

胡淑雯心中最在意的，是林于如在自述裡提及兄長對她多次性侵。「這本書開頭不久就有提到林于如沒有辦法好好地在原生家庭待下去，我讀到她有強烈離家需要的時候，心裡就在想：是不是又有家內性侵的事情發生？」胡淑雯說。

但後來讀到林于如指證歷歷、並且以此解釋自己的一些選擇之後，胡淑雯卻又警覺這一切未必可以照單全收：「許多家內性侵案是小孩長大後，用別人的回憶重構，比如事情發生時當事人太小、對性沒有理解，只知道有身體接觸；當他長大成熟、社會也足夠成熟後，他才有那個話語，去說出原來他當時害怕、討厭的感覺是什麼樣的。」

其實不只性侵案件如此，胡淑雯補充說她曾訪談過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對事件的記憶也會受到日後出現的說法和敘事而有所影響。既然如此，她不得不去反覆思考：林于如是否也有可能是在「重建一個模糊的身心記憶、一個曖昧不明的身心創傷」，而且是隨著「社會往前進、不斷揭發過去我們不理解的事物」的過程，回頭去建構那些當初她所不能理解的經歷？

然而，即使事件的經過難以確知，這些材料和閱讀依然能讓我們看見一些什麼。胡淑雯說：「我在讀胡慕情跟林于如的互動時，可以感受到林于如的人生似乎到了某個點之後，身心狀態有種『放放』（hòng-hòng，不上心）的感覺，有種對現實生活失去實在感。」

兩人聊到的例子是林于如自稱年輕時多受黑道大哥愛護，一通電話就可呼叫上百位兄弟為她助陣。這樣不合理也不必要的自我拉抬，胡淑雯形容：「聽來反而如同漫畫情節，與其追問究竟是謊言還是實話，不如說更像是一個憨查某想的憨故事，充滿著幻夢。」而這也反映了林于如的生存狀態——一種混亂的狀態。

「了解這種種的混亂，並不足以讓我理解她為什麼會犯下罪行」，胡淑雯說。「然而這個閱讀經歷仍是有意義的，這種種混亂讓我知道，這個人犯了這些罪，犯了這些罪的是一個怎樣的人。也讓我思考，當我要說她邪惡的時候﹐我有沒有自信？當我要說她蛇蠍、狡猾的時候，我有沒有自信？我會說，我沒有自信。」

「而這很可能就是這本書要我們……接受的。」說到這句話，胡淑雯沉吟一秒，找到了最能精準表達她想法的那一個詞彙。

▲ 胡慕情表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同時，就是知道『自己知道多少』，走的每一步才是穩的。」

承認「沒有辦法」，我們走的每一步才是穩的

「對，我就是在告訴大家『我沒有辦法』。」聽了胡淑雯的評論，胡慕情這樣回應。這種對於未知、對於混亂的「接受」並非胡慕情寫作的初衷，但最終確實成了胡慕情非常在乎的事。

「我原先設想，寫作的某種作用是能當溝通的工具」，胡慕情坦承，「身為記者，報導是希望大家讀了會有思考，思考了又會有行動」。這在過去的作品當中多少都能實現，但在面對林于如時卻不斷碰壁，「沒有辦法」反倒成了不斷出現的關鍵詞。

「包含老闆要我交稿，我沒有辦法；包含好不容易找到林于如，但沒有得到她的回應，我沒有辦法；包含拿到了她的自傳，但沒有辦法判斷；包含沒有辦法找到公共性，會不斷質疑寫作有沒有用、到底是為了什麼。」胡慕情補充。

胡慕情想表達的，是她必須承認自己「沒有辦法」給出充足的解釋。胡慕情在訪問隨機殺人案時，一位受訪者願意見面，卻給不出答案，幾年後他才知道，自己似乎感到有義務回應社會，卻又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需要回應，「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要答案』會給一個人帶來痛苦」，胡慕情說。

但這甚至不是「要答案」可能導致的唯一問題。她反省，面對各種各樣的案件，人們常常或者為了利益、或者為了價值，在發生後「站在本來的角度去思考，都會堅持說一些話」。

而這背後的驅動力，很可能在於想要成為「拯救者」——若借用胡淑雯的說法，這種心理狀態無非是「希望有進度，希望有下一步，可能是正義、可能是和解」——所以要先斷言誰是或不是壞人，或者總是訴求建立「一個高大上的社會安全網」，但這張網子該接住的人到底長怎樣，許多時候明明有太多的未知。

對此，胡慕情反問：「這個『我們一定要些什麼』的立場是不是應該先放下？」或者，就如胡淑雯所說，《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在做的事其實是拒絕「對生命喊口號」，所以不對線索做無謂的榨取以及連綴，而是對「未知」有所覺察，並且保持敬畏。當然這也不是「墮入道德虛無，就說是羅生門、真相本來就不可知」，依然是盡其所能地嘗試知道更多、更深、更完整，乃至於最終仍勇敢地說出「我真的不知道」。

之所以必須這麼說，並不只是為了避免扭曲現實，其本身更是一件有建設性的事情。「那些不知道、那些挫敗都被承認之後，才能比較知道我們要做什麼」，胡慕情解釋，「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同時，就是知道『自己知道多少』，走的每一步才是穩的。」

胡淑雯也同樣如此相信：「能朝這個方向前進，對我或我們這個社會來說，是何其重要的事情。」

撰文謝達文 ◆ 攝影現流冊店 ◆ 責編林潔珊